山丹县图书馆 内容
史前文明的星火——四坝文化
翻开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四坝文化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一样占有重要位置。四坝文化作为中国史前文化考古中一种独特而稀有的文化类型，因其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古弱水河畔，对研究古弱水流域和河西地区的史前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但是，由于诸多因素和条件所限，四坝滩遗址自发现命名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进行过大规模考古发掘，而同类型的文化遗址除玉门火烧沟等少数几处墓地被保护性发掘外，在河西走廊还未曾找到更多四坝文化类型的史前聚落遗址，致使考古界对四坝文化的研究一直很难深入。
四坝文化，是公元前2000年主要分布于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一种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山丹县四坝滩，故被考古界命名为“四坝文化”。四坝滩遗址是甘肃三大史前文化遗址中发现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也是新中国建立初期最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四坝滩遗址，位于山丹河（古弱水）西南岸至川口河东岸的四坝滩上，规模较大，总面积约40多平方公里。1947年，被山丹培黎学校师生垦荒开渠时首次发现，遂由民国甘肃省政府派文物专家裴文中一行来山丹实地考察。面对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陶器碎片和灰层，专家们赞叹不已，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几千年前，山丹的先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过。”但限于当时的条件，遗址未能进行考古发掘，专家们只得抱憾而去。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专家建议下，把山丹四坝滩遗址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即于1953年再次派考古专家组来山丹对四坝滩文化遗址作局部考察发掘，共清理出文化灰坑3处，堆积层厚0.6米～3米；出土文物中比较完整的有各类陶器、石器和少量骨器。陶器中素面较多，部分彩陶纹饰清晰，图案对称精美，线条简洁流畅，说明当时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相当的制陶和彩绘技术。石器中有石刀、石斧、石锄和敲砸、刮削器等。最具代表性的是一把石锄和石斧，形体较大，磨制光滑，刃口锋利，上端均有直径38毫米的柄孔，说明使用时可能安装过木制手柄；从磨制的精细程度看，令人很难相信是出自4000年前的古人之手。在如此精美的文物面前，我们只能叹服，早在4000年前的四坝先民们不仅学会了制作陶器供生活使用，而且懂得用坚硬的石块打磨工具为生产生活服务。正是他们，用智慧的双手点燃了古代文明的星火，也延续了今天现代文明的文化渊源。
1953年发掘该遗址时，存量最多的是红陶残片和叠压在一起的灰坑，尤其发现了一只直径约8厘米的陶制纺轮和两处窑址。专家依此推测，该遗址很可能是新石器时代一处较大规模的制陶作坊。但从后来山丹县境内陆续发现的其他四坝文化类型遗址看，也不尽然。如壕北滩遗址也出土了类似四坝遗址的大量红陶碎片、窑址、炉灶和石臼等生活用具；东乐山羊堡滩遗址除发现有2处陶窑和大量陶片外，也出土了较大的石锄及大量子母砖；还有花寨楼庄的过会台遗址，除散落大量的夹沙红陶片外，同样发现有石铲和石敲砸器，灰坑中还存有多种兽骨。从这些遗址中陶器与生产生活用具混杂的现象分析，上述遗址不仅仅是单一的制陶作坊，还应该是先民们的生活聚居地。而代表四坝文化的四坝滩遗址中除了大量陶器外，同样有石斧、石锄等生产生活用具存在，更应该是较大规模的制陶和部族聚落遗址。单看那锋利带柄的石斧和与今天形体相似的石锄，我们不能不联想到4000年前的先民们早已在用磨制的石斧砍柴伐树，用带把的石锄翻土种植，用锋利的石刀刮削农具、摘取谷物或剥杀猎物……四坝滩作为先民们的生活聚落遗址，还有一条重要依据就是所处的地理位置。
四坝滩位于山丹古弱水南岸和川口河东岸之间开阔平台上，三面环水，便于人类生存。史载“大禹导弱水至合黎”——山丹祁家店立有《禹导弱水碑》。这里用一“导”字耐人寻味。导，不同于一般的挖和治，民间传说，大禹导弱水前，龙首山与瞭高山相连一脉，山丹盆地一片汪洋。为先民生存计，大禹率众九九八十一天，凿开两山连接处，贯通河道，这才导弱水西流，才有了后来供人类繁衍生息的四坝滩、壕北滩和山羊堡滩这些古文明腹地。现在四坝滩西岸的水平流沙沉积层就是当年被水淹没的地理见证。由此可以看出，史前四坝文化时期，这里水流充足，土地肥沃，植被丰茂，既适宜农耕又易于渔猎，是人类生存的好地方。如四坝出土的彩陶图案中就有类似耕地的平行波折纹、水域波浪纹，还有月牙形的鱼头纹和网状纹，这些图形纹饰自然来源于他们的生活场景，也是先民们耕种土地和打鱼狩猎的文物见证。
1987年，省文物考古队保护性发掘了民乐六坝滩东灰山遗址，专家们根据出土文物（陶石器）的面貌、特征分析研究认为，该遗址与山丹四坝滩遗址完全相同，当属同一文化时期，并由此断定，这是又一处较大规模的典型四坝文化类型遗址。该遗址的发掘，为深入探究四坝文化的内涵、特征提供了有价值的物证。如遗址中发现的窖藏炭化了的小麦、大麦、糜、粟籽粒，进一步证明四坝文化时期的先民早已从事农耕生产了，不仅种植糜粟，而且会种小麦、大麦，这在全国都属罕见发现。再考察东灰山与四坝滩遗址出土的各种石器的磨损痕迹和光滑程度，足见当时使用石制农具已相当熟练，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也达到了一定水平。同时，依照人逐水草而居的规律，专家们还推测出邻近山丹古弱水的六坝东灰人的居住地很可能就在山丹四坝滩上，或常年迁徙来往于水流湍湍的弱水河畔。如果专家的这一推论成立，居弱水中上游的四坝滩被视为古弱水流域的人类集中聚居地就更有依据了。由此推测，周围的壕北滩、山羊堡滩、民乐六坝的东灰山等，都应是四坝文化部落的分支或同部落的分居点，他们可能早就融为一体，或相互往来，传授技艺，交换食物，过着原始的部落聚居生活。
这里，如果我们把四坝文化视为史前人类文明的星火，那么，它点燃和照亮的不仅仅是弱水流域，而应该是整个河西走廊，乃至西部大地。
2003年，一个惊人的消息轰动了中国考古界——四坝文化的火种在河西走廊西端的酒泉被发现。
举世瞩目的西气东输工程进入甘肃境内施工阶段，同期展开沿线文物调查工作的省文物专家组在酒泉西河滩工地意外发现了一处大规模史前文化遗存。经发掘清理，有房舍遗址33处，储藏窖31处，烧烤坑321处，陶窑4处及大量珍贵文物。专家考证，该遗址确属早期四坝文化聚落遗址。这一意外收获着实令专家们兴奋不已，因为苦苦寻找了半个多世纪的四坝文化同期遗存终于在距四坝遗址300公里外的西端被发现。这一重大发现，填补了我国考古界的一项重要空白，见证了20世纪50年代考古专家对四坝文化的研究推测。证明早在4000年前，甘肃河西走廊就已经发育了独具地方特征的青铜文化。由此我们确信，4000年前的四坝文化火种不只是烧到玉门火烧沟，而且确实点燃过整个河西走廊。
综上所述，四坝滩文化遗址虽未进行过大规模考古发掘，但其同类遗址的相继发现同样令考古界振奋，为河西人民所自豪。尤其是西河滩遗址的发掘，已为深入研究四坝文化提供了重要物证和相关线索，对认识四坝文化的丰富内涵、地域特征及文化分期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随着考古界对四坝文化的深入研究，对史前河西走廊的人类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生产基础、社会形态、民族构成、观念世俗、文化交流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必将获得重大突破，取得新的进展。
（陈希儒）
先民蹒跚走来
上篇 远古至唐代
先秦以前 山丹的山水，最早见于历史著作的是弱水。《尚书·禹贡》记述：“（禹）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弱水上源即山丹河，下游即与山丹河汇流的黑河。禹的时代，“导”弱水似乎是一种传说，但从这句话中可以推测到源于山丹的弱水，在秦以前是一条水源充沛，径流大的河，才会名见于经传。从地形和生态环境上看，山丹县境南端耸立着祁连山系的冷龙岭，海拔4448米，终年积雪，滋润了大草滩和山丹大部分耕地。龙首山是北境屏障，阻绝了巴丹吉林沙漠的南移。隆起于县境东南的焉支山，海拔3976米，松杉茂密，植被良好，是寺沟河、流水沟等的水源涵养林地。可以想像，在2000多年前，山丹绝对是森林葱郁，水草丰茂，适宜孳牧牲畜的理想乐园。
1947年，考古学家裴文中应山丹培黎工艺学校校长路易·艾黎的邀请，来山丹四坝滩考察并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界定名为“四坝文
化”。1988年，县博物馆文物工作者在县城西北17公里处龙首山口子西侧的草场洼，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群，其中有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彩陶、玉、石器物。足可证明，这里的先民活动，可以上溯到夏商时代。
秦时（距今约2200多年）西戎一个叫月氏（rouzhi）的部族，赶走了乌孙族，独占了河西走廊，游移于祁连敦煌之间。他们没有长期定居的村落城邑，随着畜群逐水草丰美之处移徙放牧，叫做“行国”。司马迁《史记》说，当时月氏有一二十万能弯弓善射的骑士，可见国力强盛，人口众多。那时的大草滩上，焉支山麓，弱水两岸，不少较为开化的月氏人在此繁衍生息，放牧畜群。
公元前209年，北方匈奴族头曼单于（chányú，匈奴最高首领）送他的儿子冒顿（mòdu）到月氏做人质，后冒顿逃回匈奴，杀父自立，称冒顿单于。他加强内部组织，健全军事制度，国势逐步强盛。冒顿首先向东灭亡了活动在今内蒙、东北的东胡，接着向西击败了月氏。汉文帝前元三至四年（公元前177年－公元前176年），冒顿再次击败月氏，迫使其西迁。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联合乌孙，大举进攻月氏，杀月氏王，月氏大部被迫移徙至今新疆西部伊犁河流域及迤西地区，叫大月氏。残留部众入祁连山与羌人杂居，叫小月氏。河西地区被匈奴占有，山丹县境属匈奴右贤王下属的浑邪王管辖。因而，历史上把河西地区叫作“匈奴右地”。
汉初建县 匈奴强大了，它的地盘东达今蒙古国乔巴山，西至哈萨克斯坦东部的额尔齐斯河上游，北起俄罗斯的贝加尔湖，南抵我国内蒙古自治区阴山山系与呼和浩特市。匈奴在蒙古国乌兰巴托设单于庭，统率拥有30多万能骑善射将士的劲旅，严重威胁西汉王朝。汉文帝刘恒和汉景帝刘启一边防御匈奴的侵袭，一边发展生产，恢复经济。经过40年的努力，国库充实，军事力量逐渐加强。到汉武帝刘彻时，开始执行主动出击，集中力量用兵匈奴的战略方针。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三月，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骑兵万人，从陇西郡（今甘肃临洮）出发，经青海河湟地区，沿今大通河，穿大斗拔谷（今民乐扁都口），过焉支山千余里，与匈奴激战。俘虏浑邪王子，缴获休屠王祭天金人，大获全胜。河西大捷鼓舞了汉武帝的信心。同年夏，又派霍去病和公孙敖从北地郡（今甘肃庆阳、环县）出发，分兵两路进攻匈奴。霍去病经今宁夏、内蒙南部，过居延泽（今内蒙额济纳旗的东西居延海），南折抵〓（lu）得（今张掖市西北），跨河西走廊，攻祁连山，俘虏匈奴单桓、酋涂诸王及王母、王子59人，相国以下将军、都尉63人，匈奴在河西的力量被彻底击溃。同年秋，匈奴伊稚斜单于对河西浑邪王、休屠王损兵折将，丧失土地的败绩大为恼火，要杀掉他们。二人恐惧不安，派人与汉联系，准备投降。汉武帝派霍去病率兵迎降。但后来休屠王反悔了，霍去病便率精锐部队急行军与浑邪王会见，杀了休屠王，合并部众数万人降汉。朝廷安排他们在今黄河河套以北边塞地区驻牧，名为“属国”。短短一年内，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历史学家称霍去病为“断匈奴右臂，张中国之掖（腋）”的英雄。那一年他才20岁！
军事胜利为政权建设开辟了道路。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河西地区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郡，在今山丹境内置删丹、日勒二县，隶属张掖郡。至此，山丹历史揭开新的一页，真正成为汉王朝的一部分。
此后，汉王朝又用兵西域，河西便成为东西交通干线，使节商旅，往来不绝，与20多年前张骞通西域时相比，气象迥然。
有了政府和驻军，随之而来的是粮饷供应问题。为了巩固边防，寓兵于农，汉王朝实行戍边屯田和移民屯田，即“军屯”和“民屯”。张掖、酒泉置郡以后，连同上郡、朔方、西河（包括今陕西绥德、榆林以北黄河西岸和内蒙河套一带）等边境地区设田官，共派戍边士卒60万人屯田，这是张掖军屯的开始（《史记·平准书》）。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汉王朝再次选调退役军官率领部队屯田张掖郡。军屯的田卒既守边又种田，国家供给他们生产和生活资料，收获全部上缴国家。移民来边地屯田的多是内地贫苦农民或犯法罪人及其家属，由国家供给农具、种子，他们向国家交纳地租。山丹县境东部的日勒县（治所在今峡口东古城洼）曾置都尉治泽索谷，就是戍边屯田兼而有之的军屯组织。《居延汉简》中记载，当时已普遍使用牛耕，并有垄（埂子）畎（垄间小沟，种植作物）轮换耕作的“代田”。
西汉时，山丹地区由畜牧社会进入农业社会。这一重大的进步，迅速促进了山丹的生产发展和人口繁衍。西汉时，张掖郡有24000多户，近9万居民，山丹地区（删丹、日勒二县）当时至少有上万人口了。
战乱割据 安定繁荣的局面，极为短暂。西汉末年，国势渐弱，国家对边境控制已感鞭长莫及。匈奴时刻窥测形势，企图再起。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匈奴单于派犁汙王探察边境虚实，认为当时的汉王朝，酒泉、张掖兵力薄弱，如出兵袭取，就能收复失地。于是右贤王、犁汗王率4000骑兵，分三路入侵日勒、乌兰（今张掖市甘州区碱滩乡的东古城）、番禾（今永昌县），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出兵迎击，大破匈奴，逃脱者仅数百人，犁汗王被归附汉朝的匈奴义沮渠王射死。
王莽代汉，建立了新朝。为巩固政权，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分兵十二路同时出击。派奋武将军王骏、定胡将军王晏出张掖。百姓转运粮秣兵器，官吏督促严急，完不成任务用军法处置。删丹、日勒地处边塞要冲，人民苦于应征转输。
公元23年，王莽政权摇摇欲坠。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北）人隗嚣起兵响应刘玄，聚众10万，杀死王莽官吏，占据陇西、武都、金城和河西四郡。删丹、日勒被隗嚣割据。
东汉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年），平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人窦融被刘玄任命为张掖属国都尉。后来，行使河西五郡大将军职权。窦融结交地方豪杰，联络羌族胡人，实行宽松平和的政策，努力发展生产，上下团结，势力渐盛。他整顿边防，训练士兵，一旦匈奴入侵，他与各郡互相声援。内地人民因逃荒或避乱，多来归附地，删丹人民也得到了短暂的休养生息。10年后，窦融和河西五郡太守到洛阳朝见光武帝刘秀。而后，删丹开始奉行东汉王朝的政令。
从2世纪初起，羌族侵扰又成为删丹的一大威胁。108年正月，羌族一度占领张掖、日勒。120年，上郡（今陕西榆林一带）沈氏种羌入武威、删丹，西掠张掖。162年冬，滇那种羌又入侵，删丹饱受战乱之苦。
东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凉州领属的河西四郡因距首府陇县（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遥远，加上寇盗梗阻，黄河天险，要求另行置州，以便统辖。东汉王朝另以河西地区置雍州，分张掖郡地置西郡，治所在日勒，辖删丹县。据青海《互助县志》记载，互助曾属西郡所辖，可知西郡境域曾延伸到青海部分地区。
其实，经受了184年黄巾军起义打击的献帝政权，对于豪强割据，已无力顾及。曹魏代汉后，西平（今西宁市）太守麴演联合河西反抗曹丕。张掖张进、酒泉黄华各自捉拿郡太守起兵响应。金城（治所在今永靖西北）太守苏则出兵进攻张掖，杀死张进。曹丕黄初二年（221年），驻牧在今民乐、肃南地区的卢水胡首领治元多等攻删丹、日勒、显美（治所在今永昌县城东），东至武威，凉州刺史张既率兵进击。显美决战，胡兵溃退，斩杀俘获胡兵数以万计。虽经两战平定了河西，但两次战火都波及删丹，使删丹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破坏。
五凉纷争 晋朝灭魏后，对河西的控制更是力不从心。先后入侵河西的有鲜卑、匈奴、氐、羌各族，持续达170余年。陷于战乱焚掠之中的删丹、日勒，真可谓疮痍满目。
鲜卑族由塞北迁入河西，晋初日渐强盛，首领秃发树机能勇敢多谋，在金山（今民乐洪水附近）战败晋凉州刺史苏愉。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年），树机能部将若罗拔能等杀晋凉州刺史杨欣于丹岭（《甘宁青史略》注：疑即山丹岭，山丹有焉支山），朝廷震动。晋武帝派马隆率军西征，且战且进。到武威，鲜卑族一些部落投降，树机能战败，被部下杀死。
此后是张轨所建前凉。惠帝永宁元年（301年），西晋王朝任命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张轨为凉州刺史。张轨联合汉族和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稳定当地秩序，扩建姑臧（今武威）城，保卫州境，兴建学校，河西地区一度安定。345年，他的孙子张骏称假（“假”是代理的意思）凉王，势力更为强盛，占有河西、新疆东部和宁夏西部地区，删丹属前凉。
这一时期，西郡行政建置有所变动。《晋书·地理志》记载：“西郡，统县五，为日勒、删丹、仙堤、万岁、兰池”。日勒县城在今老军乡的古城洼。删丹县境在今清泉镇、东乐乡一带，县城位置无考。仙堤县城在今山丹县东十里铺。万岁县位于今县境南部，县治为东汉窦融所筑万岁城，确址不详。
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氐族人苻坚建立的前秦政权进攻前凉，围姑臧，前凉国君张天锡兵败投降；前秦占有河西，删丹归前秦。
386年，前秦大将吕光（氐族）征服西域30余国东还，前秦凉州刺史梁熙畏惧其兵势强盛，便置兵防御。吕光攻武威，城破，杀梁熙，自任凉州刺史。河西郡县多降吕光，惟独西郡太守宋泮坚守日勒，拒不投降，后城破被俘，宋泮被杀。
前凉张天锡投降前秦后，趁383年苻坚兵败淝水之战的时机，又投奔东晋。其次子张大豫国亡时藏匿河西，后聚众数千攻吕光，占昌松郡（今武威东南），进逼武威，被吕光击败。张大豫从西郡裹胁百姓5000余户东逃临洮。此后，吕光自称凉州牧、酒泉公，建后凉政权，删丹归属后凉。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387年），后凉张掖太守彭晃反对吕光，吕光亲率骑兵3万，倍道兼行，经日勒、删丹进攻张掖，城破杀晃。
东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后凉吕光杀尚书沮渠罗仇与其弟三河太守沮渠麴粥，由此，引出了北凉国主沮渠蒙逊。沮渠蒙逊是匈奴沮渠王的后裔，以官为姓，驻牧于临松（今民乐县南古）一带，史称卢水胡。罗仇被杀，侄子沮渠蒙逊趁办丧事之机，结盟起兵，反对吕光，攻占临松郡，屯兵金山（今民乐洪水镇）。吕光派儿子吕纂率兵讨伐，在匆谷（删丹县境）打败蒙逊，蒙逊逃入山中。蒙逊族兄沮渠男成乃后凉将军，闻听蒙逊起兵，亦在乐涫（今酒泉市东）聚众数千响应。酒泉太守垒澄讨伐男成，兵败身亡。男成围攻建康（今高台县），派使者劝建康太守段业共同反对吕光，段业拒绝。双方对峙20多天，后凉援兵不至。段业本与吕光近臣不和，此时心怀疑惧，以致动摇，最后与男成妥协。男成等拥戴段业为凉州牧、建康公，另立政权，史称北凉。不久，沮渠蒙逊率部众投奔段业，被任命为镇西将军。
同一年，鲜卑族秃发树机能的后裔秃发乌孤占金城（今皋兰县西北）、西平（今青海西宁），自称西平王。黄河南鲜卑族十二部大人（部落首领）都来归附，遂势力强盛，史称南凉。段业任命的敦煌太守李暠，400年自称凉公，史称西凉。这样，在今天兰州以西至敦煌的河西走廊地带及青海河湟之间，当时氐、匈奴、鲜卑、汉族均曾建立过割据政权，彼此争夺兼并，战乱连年，日勒、删丹地区更是首当其冲，成为厮杀的战场。
398年，段业派沮渠蒙逊进攻西郡，部下多有顾虑，蒙逊说：“西郡地处焉支山要冲地带，不可不取。”蒙逊率兵东经删丹，包围日勒，引水灌城。城溃，俘后凉西郡太守吕纯，声威大振。当时，后凉吕光的张掖太守吕弘坐镇张掖，段业派沮渠男成与王德进攻，吕弘慑于北凉的威势，弃城引兵东走，北凉国都迁入张掖。
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夏，后凉吕光派太子吕绍和吕纂伐北凉，段业向南凉王秃发乌孤求救，南凉派大将利鹿孤和后凉降将杨轨率兵救援。吕绍看到南、北凉协力对己，自怯军力不敌，欲从三门关（在今山丹县北龙首山，俗名大口子）沿山东还。吕纂说沿山撤退示弱于人，会自取败亡，不如结阵迎敌，敌人畏我可不战而退。吕绍遂引兵向敌。段业准备发起攻势，沮渠蒙逊说：“杨轨背叛吕光，今凭借鲜卑力量，有觊觎之心，不可靠；吕绍重兵深入，乃‘置之死地而后生’，不可轻敌。现在不战安若泰山，战则危若累卵。”段业按兵不动，吕绍也撤兵东还。删丹、日勒人民虽免于锋镝之灾，但大兵集结，转输支应，早已疲困不堪。
段业看到沮渠蒙逊勇谋过己，便让门下侍郎马权代蒙逊任张掖太守。马权也是豪俊之士，深受段业器重，蒙逊很不安，便对段业说：“天下英雄您不必担心，要紧的是提防马权！”昏庸的段业，竟借故杀了马权。蒙逊又进一步离间段业与自己族兄沮渠男成的关系，目的是把段业的辅佐大臣除掉，自己好取代段业。他先是向沮渠男成表态，要联手除掉段业，让男成做北凉王。男成说：“段业原本孤身一人，是我们拥立的，而且待我们如同鱼水，谋害他会自取灭亡。”蒙逊便另设计谋，请求任西安（今甘州区硷滩乡东古城）太守。段业乐意他出居外职，便答应了。
蒙逊先约沮渠男成同祭兰门山，暗地里又派人告诉段业，男成要利用祭山活动造反，糊涂的段业就逮捕了男成。男成向段业揭发了蒙逊的阴谋，并建议他假戏真唱，将计就计，宣布男成罪状，假言被杀，蒙逊定然造反，然后让自己率兵讨伐，定可平息叛乱。段业不听，杀死男成。于是沮渠蒙逊哭着对部下说：“我兄长忠于段王，可是无辜被杀，各位能为他报仇吗？”男成一向为部下拥戴，将士愤恨泪下，响应起事。向南到了氐池（今民乐县），已聚兵万人，北凉的将军和羌胡首领多起兵支持蒙逊。401年5月，蒙逊攻张掖，守将出降，段业被杀。蒙逊自称凉州牧、张掖公，代段业成为北凉国主，他大封官吏，任命段业降将田昂为西郡太守。
406年，南凉秃发傉（nu）檀伐沮渠蒙逊，蒙逊据城坚守，傉檀掠日勒、删丹、赤泉（今民乐洪水南），抢收当地成熟庄稼后撤军。
407年秋，秃发傉檀又集结胡人和汉族兵士50000，进攻沮渠蒙逊。至西郡，双方战于均石（《资治通鉴》注：西郡界），傉檀大败，蒙逊进围南凉西郡太守杨统于日勒，杨统出降。这次战事的规模远远超出西郡及其周边地区的承受能力，傉檀曾一度运谷40000石，供给西郡，可见双方耗费不赀。410年，秃发傉檀又派左将军枯木等进攻北凉，掠临松居民1000多户后退兵。此后，蒙逊率2万骑东征。在焉支山麓驻扎期间，北方胡人首领率部下3000多人归降，蒙逊声势愈盛，至西郡，步骑已达3万。东抵显美，裹胁几千户居民西归。傉檀追至穷泉（在今永昌县境），蒙逊乘其屯驻未稳，壁垒未成便发起攻击，傉檀大败，仅以单骑奔还。蒙逊乘胜进围姑臧，傉檀请和。
411年，蒙逊进攻姑臧（今武威），城破，俘南凉守将焦朗。进而伐南凉，围乐都（今青海乐都），三旬未破，秃发傉檀以子安周为人质，蒙逊退兵。
不久，傉檀又进攻北凉，五路进兵，至番禾（今永昌县）掠5000户居民东归。当日风雨阴晦，蒙逊追兵猝至，傉檀败走，北凉军又围困乐都，傉檀以子染干为人质请和，蒙逊退兵。
412年10月，蒙逊迁都姑臧。11月，自称河西王。之后，蒙逊继续进攻南凉，并向西凉用兵。420年，沮渠蒙逊与西凉国主李歆在蓼泉（今临泽）重兵决战，李歆兵败被杀，蒙逊占领酒泉。李歆弟敦煌太守李恂据守敦煌，蒙逊筑堤壅水灌敦煌城，李恂自杀，部将宋承等投降。蒙逊屠敦煌，西凉灭亡。
南朝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西秦国主乞伏炽磐（鲜卑族）派太子暮末、征北将军木弈干等率步骑3万出貂渠谷（位置不详），攻占河西白草岭、临松郡，打败北凉军，徙居民2万余口东归，今山丹、民乐那时遭严重破坏。次年4月，乞伏炽磐令平远将军叱卢犍等袭击北凉镇南将军沮渠白蹄。在临松战斗中白蹄被俘，西秦军再次胁迫居民5000余户移居袍罕（今甘肃临夏）。
426年8月，西秦乞伏炽磐伐河西，派太子乞伏暮末率军3万攻西安（今甘州区东古城）、番禾（今金昌市永昌县）。沮渠蒙逊一面发兵抵御，一面与夏主（十六国之一，匈奴族所建，都长安，占有陕西北部及内蒙的一部分）赫连昌联络，请夏国进攻西秦的苑川（今甘肃靖远西南）、南安（今甘肃陇西以东），秦兵撤退。
431年，北魏（鲜卑族拓跋部在今山西北部与内蒙部分地区所建）太武帝拓拔焘册封沮渠蒙逊为凉王，辖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北凉一时拥有河西地区与青海东部，此乃其鼎盛时期。
433年，沮渠蒙逊病死姑臧。439年，北魏灭北凉。沮渠蒙逊自397年起兵至病故的37年中，几乎把全部精力投放到战争之中，堪称一代枭雄。但从民本思想上讲，真是“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在五凉纷争期间，日勒、删丹的百姓暮惊烽火，朝死锋镝，逃窜流徙的不知道有多少，那时的焉支山下，弱水两岸，恐怕真的是“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了。
沮渠蒙逊招揽人才，提倡儒学，努力接受汉族文化。他的劝农令和一些诏书，文辞可观。他还译佛经，兴佛寺，促进文化交流，这些都是值得记述的。
五凉纷争还有一段尾声，主角是秃发保周。414年，南凉亡于西秦，秃发傉檀的儿子秃发保周投奔沮渠蒙逊，后奔北魏。北凉灭亡后，北魏使保周为张掖王，分占各郡，删丹、日靳属北魏。谁知保周不顾都是鲜卑族的同种关系，就在北魏灭北凉的439年冬，率诸部鲜卑，据张掖叛北魏。440年4月，保周屯兵删丹，北魏派永昌王拓跋健率兵讨伐。7月，在番禾击破保周，保周窘迫自杀。
隋唐时期 581年，杨坚废北周静帝自立，建立隋朝。当时北方基本平定，河西各族争战亦日渐缓和。五凉时，设置郡县过多，仅今张掖市甘州区、山丹县、民乐县境内，就设有张掖郡、西安郡、西郡、祁连郡、临松郡、金山郡等。西郡约与今山丹县境相当，设山丹、弱水、仙堤、万岁、兰池五县，真是“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户不满千，二郡分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隋文帝改张掖郡为甘州，领三县：酒泉县（今张掖市甘州区和临泽县）、山丹县、福禄县（今高台县和酒泉市）。隋炀帝大业时，改甘州为张掖郡，领张掖（酒泉县改）、删丹（山丹县改）、福禄三县。原来的临松县（今民乐县南古城一带）并入张掖，金山县（今民乐县洪水镇一带）并入删丹。此外，《新唐书·地理志》将同城守捉（驻今内蒙额济纳旗）记入删丹境内。王秉德先生《张掖东古城说古》记，“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安北都护所属金徽州都督仆固始为乱，大批同罗，仆骨族难民逃入甘州边境，武后命侨置安北都护府于甘州删丹县同城’”。同城距删丹有千里之遥，当时出于何种考虑而如此建置，不得而知。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2月，隋炀帝杨广从洛阳出发，经长安至西平（今青海西宁），40万大军平定吐谷浑。6月，越祁连至张掖，登焉支山，会见西域高昌王麴伯雅、伊吾（今哈密一带）吐屯设（突厥族守伊吾官名）等27国使者，并令武威、张掖官民穿上新衣前来迎接，借以夸耀隋王朝的富庶和强盛。西域王公献地数千里，隋炀帝成功实现了“不动兵车，混一戎夏”的战略。
耀威巡边并没有挽救隋王朝的崩溃。隋朝末年，各地义军纷纷起义，拥兵自重的隋朝官员也都割据一方，称帝称王。617年，金城郡（今兰州）家资巨万的金城府校尉薛举，劫持金城令郝瑗发兵，囚禁驱逐隋朝官员，据陇西全境，自称秦帝。7月，武威鹰扬府司马李轨约众起事，结纳民间豪杰，派部将安修仁联合突厥、吐谷浑，自称河西大凉王。李轨和薛举将军常仲兴在昌松（武威、古浪之间）会战，常军败没，李轨占有河西五郡，删丹为李轨割据。
618年，李渊逼隋恭帝禅位，当了皇帝。李渊当然不会忘记河西地区，他派密使送书信给李轨，称其为“从弟”。李轨大喜过望，派弟李懋到长安朝贡，李渊封李轨为凉州总管、凉王。619年，李渊听说李轨自称皇帝，给自己的表章上竟然写“皇从弟大凉皇帝臣轨”，这就难以容忍了。5月，李渊派安兴贵（李轨部将安修仁的长兄）来凉州策反。李轨任命安兴贵为左右卫大将军。安兴贵劝李轨学东汉窦融，归顺入朝，李轨不听。安兴贵和修仁暗地里联络吐谷浑、突厥等进攻李轨，李轨势穷请降，被押送长安处死。从此，河西平定，删丹属唐。
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李世民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率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等五路大军并联合突厥契苾部进攻吐谷浑。双方在青海湖之北与黄河源积石山之西的地区多次激战，吐谷浑伏允可汗兵败为部下所杀。唐王朝立伏允之子慕容顺为西平郡王、吐谷浑可汗。历时2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为新建立的唐王朝解除了西境边患，李世民的欣喜是可以想像的。“秋七月，遣使劳诸将于大斗拔谷”（《资治通鉴》）。据此可知，当时的扁都口大军云集，战后休整，人唱凯歌，日照金甲，自是一番欢庆胜利的热烈景象。
吐谷浑对河西的威胁解除后，接着又是吐蕃入侵，相持了120多年。
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吐蕃大将悉诺逻攻入大斗拔谷，进犯甘州。他们以掠夺人畜财物为目的，拿不走的房舍全烧光了事，删丹县遭受严重破坏。次年春，凉州都督王君?（chuo）率兵随其后。大雪天，吐蕃士兵冻死不少，从积石军（今青海贵德）西归。君?派人抄小路深入敌后，烧路边草，悉诺逻到大非川（青海湖南），马无饲草，死亡过半。唐军追到青海湖之西，破吐蕃军。
728年，吐蕃再次侵入删丹，河西节度使肖嵩（驻武威）派左金吾将军杜宾客率强弩手4000人，在祁连城（今民乐永固）截击，自晨至暮，驰突杀伤。吐蕃一名大将被俘，军士溃散，逃入山中，哭声遍野。
几乎同时，焉支山上再添一道景观——宁济公祠。封建帝王多爱封祀山神，仿佛此举可使神灵坐镇名山，福佑一方。唐玄宗在封东岳泰山、北岳恒山之后，又认定焉支山在张掖、武威两郡之间，“积高之势，四面千里”。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封焉支山神为宁济公，命太子少保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建宁济公祠堂于焉支山南麓，由当时名士杨炎撰写了碑记（王秉德先生辑录入《张掖春秋》二集）。碑记中说，每年盛秋文武官员祀神之时，同时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其中“金鼓七校，车徒十万……大阅兵于山外”。这些记述，虽不免于夸张，但规模之大，一定是非同一般的祭典。从那时起，删丹焉支山的宁济公祠（俗名中山寺），每年农历六月六日前来朝拜的人们便络绎不绝，至今已成定俗。
但山神并没能护佑删丹。就在建庙10年后，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10月，吐蕃围凉州（今武威），河西节度使杨志烈不得军心，士无斗志，最终败退，主将杨志烈西奔甘州（今张掖）。后被西突厥沙陀部杀死。至此，吐蕃占据删丹。
此后的87年中，删丹劳动人民为蕃汉奴隶主或农奴主放牧种田，世代为奴。吐蕃奴隶主强迫汉人改换发式服装，只许每年元旦穿戴唐衣冠祭拜祖先，祭完仍须换装。杜牧《河湟》“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诗句；元稹乐府《缚戎人》“眼穿东日望尧云，肠断正朝（元旦）梳汉发”诗句，正是置身战地的边陲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3月，沙州（今敦煌）人张议潮结交豪俊，举行起义，吓跑沙州吐蕃守将，克复沙州。大中五年（851年）10月，张议潮派其兄张议泽至长安献沙、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11州图籍（表示献土地称臣民），唐王朝任命他为归义军节度使，删丹复归于唐。872年，张议潮病逝长安。
20多年后，崛起于今蒙古及俄罗斯贝加尔湖一带的回纥族西迁。其时唐朝政局动荡不安，无暇顾及河西地区的局势。河西孤立。回纥攻占甘州，立有可汗，史称“甘州回鹘”，删丹由回鹘驻牧。
经受长期战乱，删丹疮痍满目，元气大伤。《新唐书·地理志》载，此时甘州只有6284户，22092人，与西汉时比较，地域虽略有缩小，而户数人口却均减少了3/4！
下篇 西夏至民国
西夏蒙元 唐末历五代至宋初的100多年中，删丹始终为回鹘控制。到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西夏灭回鹘，占甘州，删丹又属西夏。南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成吉思汗占河西，删丹又归属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如从872年算起，至纳入元朝版图止，删丹在354年间是与中央政权隔绝的。
甘州回鹘和中原政府的交往不外请封号、请婚和偶而进贡方物等，唐、五代及北宋政府也多给予封号或赐婚，以示羁縻，回鹘对占领地区，仍自行其是。
继回鹘之后，占领河西的是党项羌族建立的夏国，也叫西夏。西夏本姓拓跋，驻牧于陕北、宁夏等地。唐初归顺，唐太宗赐姓李，表示优宠。北宋太宗赵光义为拢络党项族，召见首领李继捧，赐姓赵，改名保忠。其弟李继迁，出走夏州（内蒙伊克昭盟一带），与宋对抗，迁徙无常，日渐强大。李继迁死后，其子赵德明不断侵扰边境，对甘州回鹘威胁更大。1028年5月，西夏王赵德明令其子元昊引兵袭破甘州回鹘夜洛隔可汗，夺甘州，占删丹。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赵元昊继父自立，建官制，订法律，整顿军事，创制文字，翻译儒家著作，始具建国规模。1035年，西夏在甘州设甘肃监军司、镇夷郡、宣化府，以删丹为甘肃军，总共布置兵力3万人，防备吐蕃、回鹘，足见当时删丹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关于删丹县城的位置，道光本《山丹县志》记，西夏时开始于今址建城。之前删丹古城位置，诸说纷纭，有说在今花寨子乡的寺沟，又说在霍城附近。其实以前城邑建设，多从军事需要考虑，边境尤其如此。汉武帝时，删丹县草莱新辟，四野未靖，县城随军事司令部相地设置，筑堡以守望，逐步形成城邑。这些城邑的兴废，与各时期的军事实力的强弱相伴随。
唐末五代，中原政权无力西顾；吐蕃回鹘又多以帐幕逐水草驻牧，城垣倾圮，汉时删丹古城遂湮没无考。如果从〓得古城、乌兰、仙堤县城与日勒郡治的设置看，基本上是北倚龙首山、面临弱水滨形成一条交通线。汉唐时，在今山丹县城或附近筑城，无论从军事或交通的角度讲，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前几年，山丹一中施工时发现唐墓一座，墓主为韩姓武骑都尉。墓铭中说到，该墓位于删丹县城之西的甘峻乡，唐删丹城就在今县城附近，这一发现似可印证上述观点。
从872年到1226年，在回鹘、西夏占有删丹的354年中，由于文献少，史料少，要了解当时删丹历史，困难很多。《宋史·地理志》不包括河西。当时发生在这里的事皆记入《外国传·夏国》中，且极为简略。作为“本国”的西夏，历史著述更少。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山丹悬隔绝域时代。要进一步认识当时的历史，只有等待将来的考古发现与新的研究成果了。
南宋理宗宝庆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一年，西夏末主宝义元年（1226年），蒙古成吉思汗分兵东西两路夹攻西夏。他所率领的东路军驻浑垂山（今酒泉市北），名为避暑，实际上四出抄掠。五月，破肃州。六月，移师甘州。从征将领察罕之父曲也怯律为西夏守甘州，察罕射书劝降，并求见其弟。察罕遣使晓谕城中早降，曲也怯律副将阿绰等杀害怯律全家和蒙古使者，据城坚守。城破，成吉思汗要全部活埋守城夏军与居民，察罕劝谏，说百姓无辜，便只杀死阿绰等人。蒙古占有删丹，由元帅按竺迩镇守。此时，改删丹为山丹。
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蒙哥可汗（宪宗）死后，忽必烈在开平（内蒙古多伦北的石别苏木）继大汗位。他的幼弟阿里不哥在漠北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称帝，密约关中、陇、蜀等地将领响应。忽必烈派廉希宪与汪良臣防备。9月，阿里不哥派将领阿蓝答儿劫夺六盘山府库后，至甘州与浑都海会合。忽必烈派将军八春、汪良臣与诸王哈丹率军进讨。此时，山丹守帅按竺迩年事已高，已把军队交给儿子。战事在即，他却毅然引兵出战。双方激战于山丹耀碑谷（今县城西北大口子），大风扬沙，天色晦暗。午后，大破叛军，俘杀阿蓝答儿、浑都海，西部平定。
蒙古族是从塞北来的游牧民族，处于氏族社会末期，他们不懂得保护劳动力，战争进程中杀戮过甚。蒙古王公在占领地区大量侵夺耕地，要么使之荒芜，变为牧场；要么强迫汉人为农奴或佃户，粗放耕种。如果大汗把某一地区分封为他们的领地，就握有更大的权力，几乎是独立的国君。元初，山丹是阿只吉大王（察合台之孙，封威远王）的领地。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阿只吉大王行山丹城事”，封建领主与军政大权兼而有之，他的权力更大了。至元七年后，忽必烈专门诏令山丹直接隶属甘肃行省，仍设达鲁花赤（蒙语，路、府、州、县的行政长官）主持政务。封建领主与地方长官各立门户，相互制约，集权情况大概稍好一些。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升山丹为州。
此前约一二十年，蒙古汗国已意识到农业的作用，派董文用任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主持兴水利，垦农田。自从浑都海叛乱之后，百姓惊恐，往往窜匿山谷。董文用在城邑通衢张贴安民告示，人心稍定。《元史·董文用传》说他，“垦中兴（今宁夏银川）、西凉、甘、肃、瓜、沙等州之土为水田若干，于是民之归者户四五万，悉授田种，颁农具”。这些举措，对山丹地区的农业恢复，自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重筑山丹城，周长一里二百六十步。
元代，对山丹影响较大的是驿站。古代，叫驿传，蒙语称为“站赤”。为了“通达边情，布宣号令”，蒙元政府特别重视驿递的管理，经由河西的国际驿道尤为重要。专门供应驿站差役费用的叫“站户”，设提领、驿令等官管理，不与民户相混。如有缺额，由民户补充。《元史·兵志》记载，“沿途站户三五户供应马一匹，十三户供车一辆，一切公用杂物，全由站户支应。过往官员食宿供应，都有明文规定，如正使住宿，每顿支米一斤、面一斤、羊肉一斤，酒一升，路过减半，随从另有标准”。事实上，除过往官员信使外，中外僧人、色目（西域各民族）商人的接待，官物及官吏私物的运输，全部压在站户身上。设于山丹城内的青寺驿，养马80匹，牛30头，驴30头，供食用的羊150只，规模不小。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政府给山丹城等驿钞千锭为本金，取利息，添补驿站费用，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永昌站户饥，卖子及奴产者甚众，命甘肃省赎还，给米赈之”（《元史·世祖纪十三》）。支差到了鬻儿卖女，已是山穷水尽的绝境。所以，站户逃亡日多，政府不得不从诸王封地的民户中补充，令投下户也按一般民例支应驿站徭役。驿站保证国际驿道畅通，促进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功绩不可抹煞，但驿道沿途却洒遍了人民的血汗和泪水。
明代开发 元政府横征暴敛与民族压迫的政策，由于军事力量的削弱而失去了支撑点。顺帝时，以刘福通等为首的红巾军起义，动摇了元朝的统治。之后，郭子兴义军中的朱元璋脱颖而出，力挫群雄，于1368年称帝，定都南京，是为明太祖。
明军北进，直捣大都，元顺帝于同年闰七月逃往塞外。元左丞相、河南王扩廓帖木儿（又名王保保）在太原被明军击败，退居甘肃。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明将徐达、李文忠、冯胜征讨王保保。四月，元军大败，王公及文武官员1860余人与将士8万被俘，王保保仅与妻、子数人北逃和林。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分兵三路远征朔漠，徐达自雁门关出趋和林，李文忠出应昌（在今内蒙），宋国公冯胜为征西将军，取甘肃（今河西地区）。六月，冯胜至兰州，部将傅友德率轻骑5000人趋西凉（今武威），败元将失剌罕之兵。至永昌，败元太尉朵儿只巴。西进扫林山（今地不详），杀元平章不花，降太尉锁纳儿，元甘州守将上都驴献城迎降，平章委弃城逃走。甘州平，山丹入明版图。
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置山丹卫，任命庄得为都指挥，下领五所。
元顺帝于洪武三年（1370年）死后，他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孙子脱古思帖木儿先后继位，时常出没塞下，为明边患。约在明成祖永乐初年（1403年），被鬼力赤（非元主后裔）篡位，称可汗，去国号，改称鞑靼。此后20多年，蒙古族另一部落瓦剌兴起，河西地区边警时起，战祸连绵。据新版《甘肃省志·大事记》和光绪本《山丹县志》载，自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至思宗崇祯元年（1628年）的192年中，鞑靼、瓦剌入犯甘州达37次，直接侵扰山丹的有8次。
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五月，蒙古阿台朵儿只伯犯山丹，指挥陈玘战死。
天顺五年（1461年）八月，鞑靼部孛来犯山丹、甘州、凉州，守将都督毛忠率军抵御，适逢援兵至，鞑靼部败退。
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八月，鞑靼达延汗（又叫小王子）进犯山丹、番禾。
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十月，达延汗入侵山丹，再犯甘州，甘州副总兵在柴沟击败达延汗。
明世宗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鞑靼兵自青海返回内蒙，掠番禾，不久袭扰山丹。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八月，鞑靼3万骑攻番禾、凉州，后进围甘州14天始退，战火波及山丹。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鞑靼部进攻山丹卫，大败明军，千户谢天赉、指挥王卿、刘继忠、百户黄堂等战死。
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秋，原驻牧于镇番（今民勤）昌宁湖一带的鞑靼部青把都儿移驻龙首山，意在挑衅，被巡抚田乐击败。
此外，还有明世宗嘉靖三年（1523年），回部首领脱脱木儿的暴乱。至于小股盗边或过境抢掠而史志未载的，当若干倍于此，山丹居民遭受的战乱之苦，是无法计数的。
明太祖很重视边防建设。在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移陕西行都司于甘州，并添设挂印总兵官镇守，辖12卫和4个守御千户所，包括西至肃州，东至青海西宁的广大地区。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都指挥庄得扩建山丹卫城，共7里209步，高2.8丈，厚3.5丈。城壕深9尺，阔2.5丈。辟东南西3门，建箭楼7座，筑逻铺28处。明神宗万历十九年（1591年），山丹地震，损毁城墙。次年，补筑倾颓城垣，增筑南关，东西与南城墙相当。清高宗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山丹大水，冲毁南关城墙。次年，知县王亶望修复。
经明清两代多年经营建设，县城东、南、西诸街路面宽阔，两侧多为商铺，高脊重檐，廊庑整齐，寺观坛阁，错落于街巷间。头坝、二坝、四坝诸渠，流经南关、王家什子及城区东北部，有“三龙穿城”的美誉。城内田园散布，夏日清荫森森，秀禾畦畦，风光宜人。1958年后，为了公私用地，城墙大部被拆。至今，仅存山丹一中内无量阁台基一段。
山丹境内，汉代已筑有长城，今倾圮遗址尚存。明世宗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巡抚都御史（省级军政长官，驻张掖）杨博亲自勘察筹划，修筑边墙。自山丹教场（东门外）起至古城洼（今绣花庙十五里口）界牌（山丹永昌分界处）止，共筑边墙19995丈，计111里，其中包括龙首山至红寺儿及山丹段。工程项目有：1．筑墙。大墙底阔1.2丈，项阔6尺，实台高1.35丈，裙墙3.5尺，共高1.7丈。中墙较矮，共高1.5丈；2．挖壕堑。壕口宽2丈，深2丈；3．削崖掘阱。崖柞是依山构筑的防御工事，削陡山崖，下掘陷阱。或于阱中立竖木（称为柞鄂，本为捕兽装置），崖高阱深各3丈左右，阻障军行；4．砌叠水。山口多有溪涧，于溪口中砌石做叠水，高1.4丈，叠水下凿石井，深丈余，水可流而人不可越；5．备垒木。战时从山上滚下撞击敌军；6．凿石梯。历经24年，于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完成。经430多年风雨侵蚀及人为破坏，城墙大都颓倾，今山丹县新河村北尚保存数10里明代边墙，是河西地区最完好的。现这里建有长城文物陈列馆，游览历史陈迹的人不少。
烽燧，又名烽候，是边防用烽燧报警的土堡哨所。报警有两种信号：白天放烟叫“燧”，夜间举火叫“烽”。山丹境内筑烽候，与筑边墙同时开始，也是杨博委派属员督修的。烽燧定点至关紧要，不但要扼冲据险，更须选好制高点，居高望远，在一定区域内起瞰制作用。山丹卫领墩69处，守瞭军310名。烽燧分军事烽燧、苑马寺烽燧（保护牧场马群）、驿站烽燧与屯庄烽燧4类。形制为覆斗形，底部边长8米～10米，顶部边长6米～8米，高度依地势而定，4米～10米不等。守瞭军极为辛苦，不避烈日风寒，不分晴雨昼夜，值班守望，不敢懈怠，稍有违犯，即军法从事。那些犯罪谪戍的更是辛苦，连按期更换轮休的机会都没有。
明政府还重视村落堡寨的防守设施建设。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都御史廖逄节主持接帮城堡工作。接帮城堡有石硖口、丰城铺、东花寨堡、卢家寨堡、新开坝堡、暖泉、范家营、杨家坝与今属民乐县的四家儿堡、赵刚堡、三堡等。接筑高5尺～1.5丈不等，连旧城墙共高3.5丈；加帮底阔7尺～1丈，顶阔6尺～7尺不等。添筑敌角台、悬楼、敌角楼、墩房、水洞共134座。如遇小股匪乱，这些村堡有一定防守能力。民国末期，芦堡的城墙、角台、悬楼、瓮圈、地道等，尚属完好。
明代农业中，屯田制的完善对发展经济有一定的历史作用。明太祖洪武初年（1368年），实行军屯、民屯，“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洪武）三十五年定科则：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明史·食货志》）。明世祖永乐初年（1403年），定赏罚条例：12石之外，以超产6石为比率，多者赏钞，缺者罚俸。
明时，山丹移民人数无可考查。但民间广为流传，先祖是明洪武年间由山西洪洞大槐树下来的，有些还是“白菜军”。因为蒙古人撤回大漠之后，河西地区空旷无人，为充实边防，需大量移民，百姓又不愿来，就罗织罪名，偷拔人家一棵白菜，也要充军河西。各地移民集中到山西洪洞县，便整队出发，那里有棵大槐树，便永远留在背井离乡的移民记忆之中了。
过了100多年，屯田的弊端显露出来了。明世宗嘉靖时，甘肃巡抚、都御史杨博给皇帝上奏章，说甘肃州屯田“种未入土，名已入册，或人已在逃，粮犹如故”；“（官府）不知虏至则不得耕牧，水淤则不能灌溉……官司一例追征，更无分别。（百姓）未受富饶之利，先罹剥肤之害，以故宁甘贫窭，不敢承认（承担开垦耕种的责任）”（《甘州府志·艺文·查处屯田计安地方疏》）。朝廷采纳杨博的建议，对抛荒的田地，听其尽力开垦，永不起科（征收田赋）；原来征税的土地，荒芜日久，仍要用力开垦的，屯户应纳粮食，一律免征。又过了20年，都御史廖逄节会同总督戴才呈报朝廷，指明影响屯田的还有其他原因：军屯的士兵已确定，但未给田地；给了田地的，又缺乏耕牛籽种；有人依仗官府，霸占水利，强夺粮食。他们建议荒地召人尽力开垦，五年后征税。各营堡卫所于驻军中抽调1/5，每名拨地25亩，朝廷供给耕牛籽种，秋收后交粮15石。若遇荒年，只按实产征收，不得逼令包赔，以致逃亡。
明代，河西地区边患严重，人口锐减。山丹卫在太祖洪武年间居民6363户，人12720口。至世宗嘉靖年间，相距约150年，户数减为1551户，少了3/4；居民5406口，少了1/2强（《甘镇志·岁计》）。其原因一方面因战争频仍，居民非死即逃；另一方面由于屯田弊端甚多，农民不得已离开土地而另谋生路。杨博、廖逄节等采取轻徭薄赋、缓和矛盾以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自然是正确的。
总括起来看，明代对河西农垦还是比较重视的。如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年），陕西行都司辖区有屯兵3.35万人，屯田1.63万余顷，收成二分输官，八分留给屯兵。甘州、山丹等地因气候寒冷，四月雪消方可耕种，苗刚结穗寒霜已降，军士缺粮，朝廷调凉州等地储粮接济仍不足。明宣宗宣德六年（1431年），朝廷派官来河西调查豪强官僚占地霸水问题，派御史等官专掌水利，兼收屯粮。年底，又命监察御史来巡视屯田水利。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年），朝廷逮捕侵占甘州屯田、削减军饷的甘肃总兵官周玉、巡抚都御史马续和太监傅德。
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年），巡抚都御史刘璋命山丹卫都指挥武振组织民力，修白石崖渠。工程情况及效益虽不明了，但也可说明，当时地方官员对农田水利的重视。
由于农业较有发展，明代，山丹卫纳官粮4675石（《甘镇志·岁计》）。
清代荣悴 明思宗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破潼关，占西安，攻克平凉等地。遣将贺锦、田见秀等攻取陕北、陇东地区，进占安定、会宁、秦安，移兵向兰州，兰州守将迎降。十二月，渡黄河，庄浪、凉州二卫降，进围甘州。巡抚林日瑞联合羌人，严阵以待。林率领副将郭天吉扼守河岸，冰封河，义军踏冰过河，直抵甘州城下。林日瑞入城坚守，适逢大雪，守城士兵手足皲裂，辛苦埋怨。义军在雪上掘坎，乘夜强攻，城破。林日瑞和总兵官马〓等拒降被杀。义军将领辛恩忠占领山丹。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英亲王阿济格招抚河西。自此，山丹人民受清廷管辖。
山丹南与青海为邻。清世祖顺治八年（1651年），甘肃总兵官张勇为交换马匹、皮张，在洪水（今民乐县城，时属山丹）开放市场，与蒙、藏各族交易。清圣祖康熙四年（1665年），青海额鲁特部（蒙古族）首领怀阿尔赖乘机与其兄弟3人，率部众驱马数千，移帐于白石崖口外的野马川。怀阿尔赖部下亦牧亦兵，有3000多人能舞刀射箭。不久怀阿尔赖部北进，很快占据焉支山。多次谈判，怀阿尔赖仍坚持不肯离开大草滩，清政府只得增派部队，驻守大草滩，双方对峙，甘凉间交通梗阻。后张勇部将王进宝奇兵掩袭，突发大炮，怀阿尔赖的马匹受惊，腾越不能控制，清军鼓噪呐喊，地动山摇，额鲁特军队溃散南逃，大草滩终于收复。这次战斗，在山丹民间流传甚广，近于传奇。为巩固边防，清王朝于圣祖康熙十年（1671年）在永固（今民乐永固）建城堡，任命王进宝为副将，屯兵驻守。并在马营墩（今民乐）设守备，驻马步军148名，连同前在此设置的黑城营（今霍城）守备、洪水参将，以及稍晚部署的山丹营游击、硖口营守备、大马营游击等，形成联防，解除边患。
翻开《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陕西布政使司的山丹卫，北越龙首山是鞑靼，南至祁连山外是额鲁特蒙古，西出嘉峪关就是吐鲁番部，南北边境线相距约100公里，真个是地处前线的边境要冲。这种情况的改变，不能不归功于清代康、雍、乾三朝的开拓扩张。1636年前后，皇太极为便于包围侵略明王朝，先征服了漠南（今内蒙古）蒙古部。圣祖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亲率大军在昭莫多（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大败称雄20年、控制天山南北路和蒙古国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逼得他第二年自杀，解决了北部威胁。当噶尔丹与清军久战之时，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占有伊犁，助清攻噶尔丹，逐步成为西域大部落。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策妄派兵南侵西藏，于第二年攻陷拉萨，杀害藏族政治首领，囚禁达赖喇嘛。1720年，清军由四川、青海两路援藏，策妄兵败归伊犁。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尧等征服青海额鲁特蒙古的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出逃漠北，统一青海。清高宗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将军兆惠率军进占伊犁。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军进攻天山南麓伊斯兰教首领大、小和卓，取得最后胜利。至此，内、外蒙古、天山南北麓、西藏、青海地区均归清王朝版图。地处边境前沿的山丹也成为清的一部分。
清政府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减轻农民负担。清初，丁粮或丁银（按成年男性征收的人头税）与田粮（按地亩征收的农业税）分别征收，富者田连阡陌而丁口甚少，贫者无论丁口多寡，而田无一垄，负担不均，穷的越困苦。圣祖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规定，依照上年各地所报丁数，固定税额，并入田赋，还规定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不仅简化了稽征手续，也给贫苦人民减免了一些负担。清朝多次豁免丁银田赋，自清世祖顺治六年（1649年）至德宗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230多年中，共给山丹县减免26次（光绪本《山丹县志》）。
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经山丹人民千百年的经营规划，山丹至清代已形成系统分明的渠道与灌区。全县分五大渠系，县城南的是草湖渠，源于马营各泉源沮洳的是暖泉渠，源于黑城泉头的是东中渠，源于祁连山的是童子渠，靠山水形成径流的是慕化渠（后两渠今属民乐县，叫童子坝河与大堵麻河灌区）。五大渠下分干渠14道，灌田11.42万亩。一套严密的水规章程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
19世纪中期的清宣宗道光年间，山丹户数达15082户，人口为93493人（见光绪本《山丹县志》）。与明世宗嘉靖时比较，户数增加1倍多，人口增加7倍多。
山丹官办教育，见于志书的最早为明代。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都御史马昂重修山丹卫学。明宪宗成化四年（1468年），都御史徐廷璋增修山丹卫学。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都御史刘璋修山丹卫学。清高宗乾隆初年（1736年），知县祁安期、苏泰建山丹书院。乾隆十六年（1751年），知县李复发改建，称仙堤书院。乾隆五十年（1785年），知县明福建龙峰书院。宣宗道光元年（1821年），知县颜廷彦移修于县城东南隅。德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改书院为小学堂，并增办蒙养学堂多处。这些知县或捐出自己俸银，或划出荒田出租，或发动绅民捐助，筹集资金，维持学校开支和购置图书。他们常到书院检查并亲自讲学，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宣宗道光十一年（1831年），知县黄璟以荒地成立“科举盘费义田”，把地租收入用来资助贫寒子弟参加科举的盘费，这些政绩，都记载于县志之中。
对山丹县影响很大而且破坏严重的是清穆宗同治四年至十三年（1865年—1874年）的兵燹。同治二年（1863年），宁夏回民马应龙组织回军在金积堡起义，河陇震动。河西地区汉族地主官绅惊慌失措，河西地区地方民团、回民义军、官军之间的相互攻杀、屠戮由此开始。
十年战乱，回汉间怨毒日深，回汉无辜百姓死伤无数。山丹县蒙受的灾难，决不是“深重”二字能概括得了的。左宗棠也承认：“甘肃频兴兵燹，孑遗仅存，往往百数十里人烟断绝！”经过德宗光绪34年的休养生息，至宣统元年（1909年），山丹知县张瀛学上报山丹地理调查表，按村分别统计户数人口，山丹全县（包括今属民乐县的童子坝灌区和大堵麻河灌区的几十个村镇）户数为20294户，人口为78614人，比道光中期的93493人，仍然少了近15000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56个兄弟民族在祖国大家庭中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共同创造的欣欣向荣的局面来之不易。面对这些历史陈迹，我们不仅要总结过去的教训，更重要的是应该珍惜美好的今天。
民国衰微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终于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由于它的不彻底性，对旧制度触动不大，山丹因偏僻闭塞，亦没有激起多大的波澜。民国期间，对山丹影响最深的莫过于马仲英和马步芳的统治。
马仲英原是宁海军第11营代理营长。民国17年（1928年），马仲英起兵反冯玉祥，自西宁入循化，劫公款，放囚犯，围攻河州城，被冯军刘郁芬击退。1929年2月，马仲英退至临潭、卓尼，被国民军李松昆和藏民司令黄正清追击，又退回青海，经由贵德、湟源西进。3月1日（农历正月二十日），马仲英率部2000多人由扁都口出山，甘凉卫戍司令部步兵连长任元奎在炒面庄（今属民乐县）堵截，力竭战死。马部经永固北下，进据山丹县城，纵兵抢掠，山丹首富万兴成东家尤国元被吊拷烧烫，索要藏银致死。马仲英遂于3月10日前后至永昌，因民团击毙其旅长马彦海，马仲英竟杀死民团团长和城内男子2000多人。3月15日破民勤城，又屠杀4600余人。后至宁夏，被国民军吉鸿昌击溃，马仲英出走北平、天津，部队被吉鸿昌收编。1930年10月，马仲英潜至宁夏，收拾残部，重返河西。甘州马谦部下的驻山丹骑兵团团长马文祥迎接于凉州丰乐堡。此时，马仲英已聚众数千人，经山丹入甘州。11月，驱逐甘肃警备司令马谦（马仲英旧部），并其部众，自称甘宁青保安总司令，成立“河西省行政委员会”，自任主席，设八大处，撤换含山丹在内的11县县长。
盘踞青海的马步芳早已垂涎河西。此时，他征得西北绥靖主任顾祝同的同意，追剿马仲英。1931年4月11日，马步芳与马仲英在三堡交火，马仲英败退肃州，马步芳进驻张掖。当时，冯玉祥旧部雷振邦旅尚留驻张掖，马步芳借口训话，将该部220多人诱至甘州提督院内用大刀砍杀。至此，马步芳实现了统治河西的梦想。
大局已定，马步芳所部三旅驻扎山丹、民乐。以后，国民党政府派马步青率陆军骑兵第五师（后改第五军）驻武威，所部分驻河西各县。山丹为张掖驻军一百师辖区，师长韩起功，凶狠贪婪，苛求无厌，集军政财权于一身，为虐长达10年之久。
这10年中，甘肃政局不稳，省政府主席也似走马灯般地调换。10年间，任甘肃省主席（按在任前后顺序）有孙连仲、马鸿宾、孙蔚如、邵力子、朱绍良、于学忠、朱绍良、贺耀祖、朱绍良、谷正伦，人均任职不过一年，自然难有建树。这样，就给马家军留出了为所欲为的空子。如果用历史发展观来分析他们的统治特点，那是标准的军阀割据的封建专制。
首先是军人干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马步芳将河西专员、县长驱逐，杀害酒泉保安司令徐络文、临泽县长樊万令，他另派专员、县长。他的亲信马良任山丹县长，堂弟马步鸾为团长，驻扎山丹（时称黑马队）。他们沆瀣一气，独霸一方。其间虽也有省政府委派来县长，却只能受驻军挟制，不敢违拗。驻军营连长到县政府坐索粮饷，如同上级，气焰嚣张。
其次是不择手段地掠夺财富。民国21年（1932年），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委员长孙蔚如令河西16县供应新编九师马步芳部给养，这无异给河西人民套上了枷锁。他所属的团、营、连均可向当地政府索取，稍不满足，就拘捕吊打。基层乡长、保长被系于马脖子上随意折磨。另外是催“草头税”。马家军向养羊户征草头税，无定期，无定额，只要驻军军官下乡，说是收草头税，不持任何证件，随意提出数额。在农民再三哀求下，送上狐皮、羔皮、银元、鸦片烟等，才昂然离去，并不给任何收条，下次来仍照样勒索。农民苦不堪言。还有“抓逃兵”，只要某村某姓有一人在马家军当兵，不论是否真正逃跑，只要有一纸证明，抓逃兵的就会让全村同姓亲族不得安宁，扬言抓丁替补，勒索满足方肯罢休。民国26年（1937年），修甘新公路，国民党政府委任马步青为督办，负责红城子以西甘肃境内路段的施工和管理。马步青侵吞国家投资，强行征发民伕，令民伕自带口粮工具，无偿筑路。山丹县境近百公里路段半为荒漠，民工风餐露宿，忍受饥寒，直到1940年底方告结束。其他临时支差，多如牛毛。1936年，红西路军转战河西，马步芳、马步青以三个骑兵旅并纠合地方民团围追堵截。次年3月，西路军终因久战疲劳，给养不足，气候严寒和兵员无法补充等不利因素而失败。马家军以“清乡”为名，搜捕掉队红军官兵，若无所获，便以收枪支、抓壮丁等借口，讹诈百姓。10年专制统治，造成民心恐惧。1941年冬，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来河西视察，亲眼看到河西人民在马家军压榨下的痛苦生活，回重庆后，说服蒋介石调马步青为青海柴达木屯垦督办并令率部前往，改由蒋介石嫡系的骑兵第十师谭辅烈部驻防张掖，辖山丹等县。马家军虽走，但所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据当时山丹县政府统计，民国31年（1942年），全县户数仅6704户，人口40257人，比清宣统元年（1909年）的78614人竟少了38357人。
1949年初，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为挽救败局，蒋介石又想借助专制暴虐的马家军。5月，他任命马步芳为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企图依靠西北诸马，阻遏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进。马步芳就职时扬言，“破产保产，拼命保命，挽救危机，确保西北”。在兰州地区筑工事，抓壮丁，调集6万兵力组成青海兵团，又令马鸿逵组成宁夏兵团，互为犄角。由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任总指挥，进守平凉，负隅顽抗。但历史不容许马步芳再做“西北侯”的美梦。解放军进军神速，自7月24日至8月11日，共歼灭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部属及甘、青两省保安团、队11900余人。马步芳龟缩兰州，据防死守。8月25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向兰州马家军发起全面进攻，下午占领沈家岭、狗洼山、营盘岭、窦家山至古城岭、马家山主要阵地，马家军在兰州以南、以东部署的兵力整个冰消瓦解。次日，兰州全城解放。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三军十九团自青海出扁都口，解放山丹，永远结束了封建势力对山丹人民的统治，永远结束了封建统治者制造的民族间长期猜疑、仇杀的历史。
站在21世纪的新起点上，回顾山丹历史，总是别有一番滋味。生活在这片沃土上的各民族的先行者们，既经历了金戈铁马、战乱相继的凄苦岁月，也曾有过铸剑为犁，安居乐业的太平时期。不论怎样，他们对山丹的开发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郭兴圣）
和着时代的脉博共振
在闻名遐迩的丝绸古道上，山丹，宛如河西走廊蜂腰地带一颗璀璨的明珠，点亮了无数南来北往者的心灯。这里勤劳朴实的各族人民，矢志不移，合奏着加快发展的雄浑乐章，始终与历史的脉搏共振动。
一
1936年底，辗转西进的红西路军，在这里建立过苏维埃政权。虽说是历史一撇，毕竟使这里落后闭塞的边陲人民很早就感受到了当家作主的曙光。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三军十九团解放山丹县城。3天后，留派21名军队干部在山丹开展新政权筹建工作，全县龙山、中山、天山3区27乡的基层政权相继建立。1950年1月26日，山丹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宣告劳动人民长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结束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开始。从此，山丹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50年9月，毛泽东主席寄来代表证，邀请路易·艾黎赴北京参加国庆1周年观礼。正是这位在山丹工作、生活了10年，熟悉当地山山水水的新西兰友人，把山丹人民的深情厚谊带到北京。正当人民为芦堡乡的省劳模郭兴清和在全省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会上夺魁的东街校教师周国玺自豪的日子，培黎工艺学校告别了诸多外国友人情有独钟的第二故乡，于1953年迁往兰州，改称西北石油技工学校。刚刚挺起了腰杆的山丹人民，又经历了1954年2月11日早晨8时30分发生的7.3级地震。这次灾难，全县死亡50人，伤329人，造成大量房屋倒塌、牲畜伤亡。1956年，山丹人民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办起《山丹报》和山丹县广播站，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新闻媒体。第二年9月，祁家店水库竣工的日子里，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途经山丹，更使劳动者们精神鼓舞。一年后，全国树立“三面红旗”，兴起大炼钢铁、大办民兵师等热潮，不仅所有的山丹人吃起了食堂餐，还深切体会了“全民皆兵”的滋味。9月，全县撤销乡建置，设红旗、红光、红星3个人民公社。在人们开始向自然生态“叫板”、围猎黄羊2000多只的欢呼声中，县里开始精简干部，实行下放劳动锻炼。这以后，山丹农田施起了化肥，粮食却连年歉收。“宁让人吃草，不叫红旗倒”的口号，震颤了干涸的土地，令无数过来人不堪回首。1962年元旦，分设山丹、民乐两县。两年后，山丹全县分设11个人民公社。1966年起，山丹和全国一样湮没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
迈出10年的沼泽，山丹又沉浸在1976年拨乱反正后第一个粮食总产突破亿斤的喜庆年。从此，曾经黯淡无光的史页上，又满载着山丹人民不懈奋斗的辉煌业绩。1979年，改革春风把山丹728名地富反坏分子的“帽子”一扫而去。从1958年便开始曾三起三落的李桥水库建设工程，此时基本告竣。这座有效库容1416万立方米的水库，为全县大部分农田灌溉和群众用水带来了福音。1980年，750个生产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人们挥手告别了“大锅饭”岁月，甩开膀子搞生产。这一年，古朴雅素的山丹烙画开始“打”了出去。1981年，正当汁多味甜的苹果梨落户山丹的时候，距县城西南5公里的瞭高山顶又建起了10瓦电视差转台（后安装50瓦差转机），县内大部分地方可收看张掖电视台转播节目。1982年，山丹全县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山丹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干劲十足地投入家乡建设，使山丹经济社会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二
山丹，位于甘肃省西部河西走廊中段，东靠永昌，西邻民乐，南以祁连山与青海省为界，北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接壤，东南过西大河水库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皇城区毗邻，西北与张掖市碱滩乡相连。位于东经100°41′～101°42′，北纬37°50′～39°03′，东西宽89公里，南北长136公里，面积5402.43平方公里。境内祁连山耸立于南，焉支山雄踞于东，龙首山屏障于北，丘峦起伏，沟壑纵横。除山区外，县境南部、东部为冲洪积平原，中部为槽形地带的冲积平原，高山区为褶皱低山丘陵，东北龙首山南麓为波状地丘陵，北部红寺湖地区为封闭型沟谷平原，全境自东南而西北缓斜坡降。
山丹810万亩土地，当地管辖三分之二，另有三分之一归中牧山丹马场使用。这里气候干燥，土地缺水，主要产粮区平川区年降水稀少而蒸发量大。1953年至2003年的50年中，干旱成灾严重的年份有14年，其余均为少雨年份；且季节分布不均，春夏季易旱，气温时空变异较大，常见的自然灾害如干旱、早晚霜冻、干热风、暴雨及大风等，时常危害农事活动，影响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山丹处于河西走廊地震带，地震频繁，当地人有“二十年一大震”之说。
山丹，建国初属武威专区。1955年后，属张掖专区。2002年起，属地级张掖市。全县现辖7乡4镇，115个行政村，4.2万户，20余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4.7万，有汉、回、藏、满等12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792人。县内有93922部队、山丹培黎学校、中牧山丹马场、山丹农场、山丹矿业公司、山丹粮食中转储备库、山丹焦化厂、张掖市山丹水泥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军队与省、市驻丹单位和企业。
山丹储量丰富的煤炭为这里的工矿企业生产提供了资源条件，利用率较高的硅石成为诸多建筑建材企业的基础用料。储量可观的高岭土、铁矿石、白云岩、石英沙等10多种矿产资源，也为人们开采利用提供了方便。
来到山丹，登临林壑优美、“不是黄山胜似黄山”的焉支山，纵情水草丰茂、花香宜人，号称“世界第一大马场”的中牧山丹马场等景点，尽可饱览绚丽多彩的自然景观，亦可一睹这里历经千百年沧桑且保存完好的汉明长城、山丹大佛，观瞻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艾黎与何克陵园、长城文物陈列馆等人文景观。
三
改革开放以来，山丹县经济社会发展较快，全县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2000年，山丹县生产总值提前7年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2003年10月25日的5.8级和6.1级两次地震虽然造成38881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但经过全县干部群众携手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仍然增长220元，达到3221元；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则达到5826元。
民国时期，因水利失修，加上山丹农业技术落后，85万多亩可耕农田在1949年粮食产量尚不足1000万公斤。20世纪50年代初，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当地开始改良品种，使用农药，改进农具，至1956年粮食产量已近4000万公斤。1958年，搞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大炼钢铁、“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平调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泛滥，土地、房屋、牲畜、农具随意调拨，大批劳力外调，加之自然灾害，农业遭到严重破坏，饥馑持续3年之久。1962年，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农业逐步恢复。“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县干部群众坚持兴修水利，平整农田，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在农村实行以家庭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县人民政府调整大农业、粮油种植和农副业结构，开展大面积小麦丰产田试验，在大马营、霍城、花寨子、李桥等乡沿山地区推广优良小麦、油菜等农作物品种，全县普遍使用化肥，促进了农业丰收。进入新世纪，在加快全县产业富民进程中，形成了油料、啤酒大麦、脱毒马铃薯、油纤亚麻和草畜5个特色产业，壮大了瑞源麦芽、芦堡亚麻、羊肉加工和脱毒马铃薯种薯培育等一批“农”字号龙头企业，并把“福来沃”羊肉、“亚奇”系列亚麻产品、“焉支玉”种薯等特色农产品注册商标，推向了市场。
山丹是干旱缺水县，产流区主要为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和水源涵养林地焉支山区，主要河流有马营河、霍城河、寺沟河以及山丹河等，全县年平均自产自用水资源1.24亿立方米。欲求农业发展，必先着手水利建设。
民国时期，全县灌溉渠道残损，渗漏严重，无蓄水设施，冬季河水漫流，夏秋雨洪泛滥，青苗期则严重缺水，常常“守干沟”。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始终如一地坚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截至2004年，国家共投资1亿多元，群众自筹资金2000多万元，整治干、支渠900公里，衬砌700多公里，逐步形成了纵横交错的节水灌溉网线。李桥水库经过实施加固除险工程后，效益尤为显著。全县有效灌溉面积40万亩，占现有耕地的47％，保灌面积30万亩，较民国时期扩大1倍多。由于特定的水文地质条件，地面水和地下水互相转化，多次重复利用，地下水可开采量0.46亿立方米。目前，地下水已呈下降趋势，干旱缺水问题日益严重。
全县自然植被，由于干旱、大量开荒和过度采樵已日渐缩小并呈现退化趋势。新中国成立后，重视自然林区抚育更新和防虫治病，并营造农田林网。2002年起，山丹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的有利时机，积极退耕还林30万亩，沿山群众可享受8年的补助粮款，加上75.5万亩的天然林，全县森林覆盖率也逐步提升到13.8％。
山丹县矿产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有发展工业的优势。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煤、陶瓷虽略具规模，均系手工生产。1954年，西安煤矿基本建设局在平坡筹建山丹煤矿。1958年投产，年产量30万吨左右。1957年5月，山丹电厂竣工发电，最高年发电量2216.8万度（1960年），是为山丹现代工业之始。1958年“大跃进”期间，大办工业，一时采煤、冶炼、修理、加工诸业并举。因论证不足，设计不周，施工草率，不久大多关停并转，却为以后山丹工业的发展铺垫了基础。1970年起，山丹工业逐步恢复，水泥、炼铁、焦化、耐火等厂先后投产，又开办炭黑、磷肥、粉丝、榨油诸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企业管理改革，实行经营承包和风险抵押承包，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职工都有了责任感，为生产经营增添了活力。1988年末，全县国营工业中，省属的有山丹焦化厂、山丹煤矿，地区所属的有山丹化工厂、山丹水泥厂、东水泉煤矿，县属的主要有羊虎沟煤矿、石湾子煤矿、陶瓷厂、农修厂、龙首化工厂、玻璃厂、炭黑厂、印刷厂等。山丹县矿产资源丰富，大宗的农副产品也为工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且有30多年办小型工业的经验；但资金短缺，技术设备落后，深加工不足，产品单一，企业应变能力差。从生产、销售全过程看，经济效益低，潜力尚有待挖掘。1978年，农村体制改革，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建材、建筑、运输、修理、食品、粮油加工诸业竞相兴办。可惜好景不长，20世纪90年代，山丹各类企业陷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发展“低谷”，普遍出现了停产、半停产等萎缩现象。从2001年起，全县用2年时间，基本完成了47户国有集体企业和6户列为试点的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115户乡镇企业的改革，并积极营造投资和创业的发展环境，使这些经历改制阵痛的企业如大病初愈，重现盎然生机。2003年，全县工业企业13年来首次实现整体扭亏为盈。2004年，山丹县注重发展抓项目、企业抓改革，又吸引资金3.5亿元，启动70多个项目开工建设，花草滩煤田开发、黑山铁矿开采、山泥集团技术改造等项目纷纷“上马”，为拉动山丹经济的快速发展培植了财源，注入了活力，全县工业发展出现了“更上一层楼”的喜人局面。
山丹居民由单一的从事农业、小手工业向多种职业转化始于20世纪50年代。其中，大部分从事现代工业、交通、采矿、电力诸业。1978年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民重视商品经济，由世代务农转向多种经营。2004年初，山丹个体工商户发展到近5000户，非公经济占到全县GDP的1/3。同时，劳务输出异军突起，全县有90余个劳务企业每年带领4.6万人外出务工。“打工”的山丹人凭着勤劳和智慧，把全国各地特别是西部阿克塞等地的丰硕收入带回家来，劳务创收成为山丹人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全县农机化作业水平显著提高，而且农机劳务化程度跃居全省前列。在山丹，平均2户就有1台农用机械，山丹农民靠着勤劳的双手，告别了“二牛抬杠”的生产历史，充分发挥机械优势提高生产生活水平，大批农机成为人们干活的必备工具、赚钱的重要依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助手”。经过多年建设，山丹交通有了长足发展，国道312线、兰新铁路复线横贯县境，地方道路四通八达。全县115个行政村全部开通了公共汽车，走路坐车，出门“打的”，已经成为山丹人的一个日常生活习惯。全县已形成了统一、开放、整齐、有序的道路运输市场。
全县城镇化进程也不断加快。县城建起楼房140余幢，居民增加到6万人，分6个社区居住，绿化、亮化、净化、美化标准逐年提升。家用电器及高档商品畅销不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至2004年，全县还安置各类城镇下岗失业人员1765人，使1/6的城市居民享受起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优惠政策。
山丹的教育、文化、卫生、科技基础差，起点低。民国时期，仅有初中1所，学生不足百人，完小7所，每校一、二百人不等。1944年，中国“工合”培黎工艺学校迁址山丹，由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任校长，这一举措对山丹县教育、工业颇有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积极发展教育，经过恢复、发展，以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几番曲折。20世纪80年代，山丹教育开始稳步发展。进入新世纪，全县基础教育实施素质教育的步伐明显加快，全县现有各类学校137所，在校师生1.3万人，实现了“两基”达标，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高校录取人数自2001年突破百名大关后逐年增加。教师和全县干部职工，以及农村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也迅速兴起，参与人数逐年增多。全县体育活动由县教体局组织，历年参加地区以上运动会，女排获两次冠军，男排获一次亚军，田径、柔道、摔跤等项目破地区纪录11项。县体育运动中心还被列为省自行车训练基地。1998年，山丹相继被评为全国“体育先进县”和全省“文化先进县”，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体育活动，已成为全县群众的自觉行为。
1980年后，山丹县医疗卫生事业得到根本改观。县医院门诊楼、住院部楼、中医医院综合楼、防保综合楼相继建成。通过世界银行贷款，增加医疗设备如B超、脑电图、胃镜、膀胱镜及床边监护仪等，医疗质量明显提高。民国时期，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天花、白喉，20世纪50年代基本消灭。地方病如布病、地甲病、氟病等，80年代也已有效控制。进入新世纪，随着政府对卫生事业投入的加大，大批先进医疗设备进入山丹县并用于临床治疗，山丹卫生机构预防疾病、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能力明显增强。2003年，山丹县取得了抗击非典型性肺炎的胜利，并被列为全省第一批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县，山丹农村群众优先享受国家和省、市、县合作医疗优惠政策。
1982年后，山丹县科学技术活动正常化。先后成立各级各类专业学会、协会，创建科技、文明乡村，评选示范户，构筑了健全完善的群众性创建活动机制。2001年—2002年度，山丹被评为“全国科技先进县”。2004年，科技在全县工农业生产中的贡献率达45％以上。
目前，山丹县有文化馆、电影院、广播站、电视卫星地面接收站、工人俱乐部等。各乡设文化站，霍城、东乐、芦堡、花寨各建有固定座位的影剧院。1982年，艾黎捐赠中国古代文物3800余件，建成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1984年，为纪念原培黎学校英籍教导主任何克，新建山丹培黎图书馆，使山丹文、图、博三馆齐全，位居全省前列。进入新世纪，全县有80％以上的村实现了“五改五通四有四化”，村容村貌大为改观，文明水平显著提高。
迎着21世纪朝气蓬勃的曙光，山丹经济发展步伐矫健，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山丹已融入西部大开发的浪潮，正在舒展明天更加灿烂的画卷……
（黄建胜）
翻开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四坝文化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一样占有重要位置。四坝文化作为中国史前文化考古中一种独特而稀有的文化类型，因其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古弱水河畔，对研究古弱水流域和河西地区的史前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但是，由于诸多因素和条件所限，四坝滩遗址自发现命名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进行过大规模考古发掘，而同类型的文化遗址除玉门火烧沟等少数几处墓地被保护性发掘外，在河西走廊还未曾找到更多四坝文化类型的史前聚落遗址，致使考古界对四坝文化的研究一直很难深入。
四坝文化，是公元前2000年主要分布于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一种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山丹县四坝滩，故被考古界命名为“四坝文化”。四坝滩遗址是甘肃三大史前文化遗址中发现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也是新中国建立初期最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四坝滩遗址，位于山丹河（古弱水）西南岸至川口河东岸的四坝滩上，规模较大，总面积约40多平方公里。1947年，被山丹培黎学校师生垦荒开渠时首次发现，遂由民国甘肃省政府派文物专家裴文中一行来山丹实地考察。面对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陶器碎片和灰层，专家们赞叹不已，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几千年前，山丹的先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过。”但限于当时的条件，遗址未能进行考古发掘，专家们只得抱憾而去。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专家建议下，把山丹四坝滩遗址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即于1953年再次派考古专家组来山丹对四坝滩文化遗址作局部考察发掘，共清理出文化灰坑3处，堆积层厚0.6米～3米；出土文物中比较完整的有各类陶器、石器和少量骨器。陶器中素面较多，部分彩陶纹饰清晰，图案对称精美，线条简洁流畅，说明当时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相当的制陶和彩绘技术。石器中有石刀、石斧、石锄和敲砸、刮削器等。最具代表性的是一把石锄和石斧，形体较大，磨制光滑，刃口锋利，上端均有直径38毫米的柄孔，说明使用时可能安装过木制手柄；从磨制的精细程度看，令人很难相信是出自4000年前的古人之手。在如此精美的文物面前，我们只能叹服，早在4000年前的四坝先民们不仅学会了制作陶器供生活使用，而且懂得用坚硬的石块打磨工具为生产生活服务。正是他们，用智慧的双手点燃了古代文明的星火，也延续了今天现代文明的文化渊源。
1953年发掘该遗址时，存量最多的是红陶残片和叠压在一起的灰坑，尤其发现了一只直径约8厘米的陶制纺轮和两处窑址。专家依此推测，该遗址很可能是新石器时代一处较大规模的制陶作坊。但从后来山丹县境内陆续发现的其他四坝文化类型遗址看，也不尽然。如壕北滩遗址也出土了类似四坝遗址的大量红陶碎片、窑址、炉灶和石臼等生活用具；东乐山羊堡滩遗址除发现有2处陶窑和大量陶片外，也出土了较大的石锄及大量子母砖；还有花寨楼庄的过会台遗址，除散落大量的夹沙红陶片外，同样发现有石铲和石敲砸器，灰坑中还存有多种兽骨。从这些遗址中陶器与生产生活用具混杂的现象分析，上述遗址不仅仅是单一的制陶作坊，还应该是先民们的生活聚居地。而代表四坝文化的四坝滩遗址中除了大量陶器外，同样有石斧、石锄等生产生活用具存在，更应该是较大规模的制陶和部族聚落遗址。单看那锋利带柄的石斧和与今天形体相似的石锄，我们不能不联想到4000年前的先民们早已在用磨制的石斧砍柴伐树，用带把的石锄翻土种植，用锋利的石刀刮削农具、摘取谷物或剥杀猎物……四坝滩作为先民们的生活聚落遗址，还有一条重要依据就是所处的地理位置。
四坝滩位于山丹古弱水南岸和川口河东岸之间开阔平台上，三面环水，便于人类生存。史载“大禹导弱水至合黎”——山丹祁家店立有《禹导弱水碑》。这里用一“导”字耐人寻味。导，不同于一般的挖和治，民间传说，大禹导弱水前，龙首山与瞭高山相连一脉，山丹盆地一片汪洋。为先民生存计，大禹率众九九八十一天，凿开两山连接处，贯通河道，这才导弱水西流，才有了后来供人类繁衍生息的四坝滩、壕北滩和山羊堡滩这些古文明腹地。现在四坝滩西岸的水平流沙沉积层就是当年被水淹没的地理见证。由此可以看出，史前四坝文化时期，这里水流充足，土地肥沃，植被丰茂，既适宜农耕又易于渔猎，是人类生存的好地方。如四坝出土的彩陶图案中就有类似耕地的平行波折纹、水域波浪纹，还有月牙形的鱼头纹和网状纹，这些图形纹饰自然来源于他们的生活场景，也是先民们耕种土地和打鱼狩猎的文物见证。
1987年，省文物考古队保护性发掘了民乐六坝滩东灰山遗址，专家们根据出土文物（陶石器）的面貌、特征分析研究认为，该遗址与山丹四坝滩遗址完全相同，当属同一文化时期，并由此断定，这是又一处较大规模的典型四坝文化类型遗址。该遗址的发掘，为深入探究四坝文化的内涵、特征提供了有价值的物证。如遗址中发现的窖藏炭化了的小麦、大麦、糜、粟籽粒，进一步证明四坝文化时期的先民早已从事农耕生产了，不仅种植糜粟，而且会种小麦、大麦，这在全国都属罕见发现。再考察东灰山与四坝滩遗址出土的各种石器的磨损痕迹和光滑程度，足见当时使用石制农具已相当熟练，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也达到了一定水平。同时，依照人逐水草而居的规律，专家们还推测出邻近山丹古弱水的六坝东灰人的居住地很可能就在山丹四坝滩上，或常年迁徙来往于水流湍湍的弱水河畔。如果专家的这一推论成立，居弱水中上游的四坝滩被视为古弱水流域的人类集中聚居地就更有依据了。由此推测，周围的壕北滩、山羊堡滩、民乐六坝的东灰山等，都应是四坝文化部落的分支或同部落的分居点，他们可能早就融为一体，或相互往来，传授技艺，交换食物，过着原始的部落聚居生活。
这里，如果我们把四坝文化视为史前人类文明的星火，那么，它点燃和照亮的不仅仅是弱水流域，而应该是整个河西走廊，乃至西部大地。
2003年，一个惊人的消息轰动了中国考古界——四坝文化的火种在河西走廊西端的酒泉被发现。
举世瞩目的西气东输工程进入甘肃境内施工阶段，同期展开沿线文物调查工作的省文物专家组在酒泉西河滩工地意外发现了一处大规模史前文化遗存。经发掘清理，有房舍遗址33处，储藏窖31处，烧烤坑321处，陶窑4处及大量珍贵文物。专家考证，该遗址确属早期四坝文化聚落遗址。这一意外收获着实令专家们兴奋不已，因为苦苦寻找了半个多世纪的四坝文化同期遗存终于在距四坝遗址300公里外的西端被发现。这一重大发现，填补了我国考古界的一项重要空白，见证了20世纪50年代考古专家对四坝文化的研究推测。证明早在4000年前，甘肃河西走廊就已经发育了独具地方特征的青铜文化。由此我们确信，4000年前的四坝文化火种不只是烧到玉门火烧沟，而且确实点燃过整个河西走廊。
综上所述，四坝滩文化遗址虽未进行过大规模考古发掘，但其同类遗址的相继发现同样令考古界振奋，为河西人民所自豪。尤其是西河滩遗址的发掘，已为深入研究四坝文化提供了重要物证和相关线索，对认识四坝文化的丰富内涵、地域特征及文化分期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随着考古界对四坝文化的深入研究，对史前河西走廊的人类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生产基础、社会形态、民族构成、观念世俗、文化交流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必将获得重大突破，取得新的进展。
（陈希儒）
先民蹒跚走来
上篇 远古至唐代
先秦以前 山丹的山水，最早见于历史著作的是弱水。《尚书·禹贡》记述：“（禹）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弱水上源即山丹河，下游即与山丹河汇流的黑河。禹的时代，“导”弱水似乎是一种传说，但从这句话中可以推测到源于山丹的弱水，在秦以前是一条水源充沛，径流大的河，才会名见于经传。从地形和生态环境上看，山丹县境南端耸立着祁连山系的冷龙岭，海拔4448米，终年积雪，滋润了大草滩和山丹大部分耕地。龙首山是北境屏障，阻绝了巴丹吉林沙漠的南移。隆起于县境东南的焉支山，海拔3976米，松杉茂密，植被良好，是寺沟河、流水沟等的水源涵养林地。可以想像，在2000多年前，山丹绝对是森林葱郁，水草丰茂，适宜孳牧牲畜的理想乐园。
1947年，考古学家裴文中应山丹培黎工艺学校校长路易·艾黎的邀请，来山丹四坝滩考察并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界定名为“四坝文
化”。1988年，县博物馆文物工作者在县城西北17公里处龙首山口子西侧的草场洼，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群，其中有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彩陶、玉、石器物。足可证明，这里的先民活动，可以上溯到夏商时代。
秦时（距今约2200多年）西戎一个叫月氏（rouzhi）的部族，赶走了乌孙族，独占了河西走廊，游移于祁连敦煌之间。他们没有长期定居的村落城邑，随着畜群逐水草丰美之处移徙放牧，叫做“行国”。司马迁《史记》说，当时月氏有一二十万能弯弓善射的骑士，可见国力强盛，人口众多。那时的大草滩上，焉支山麓，弱水两岸，不少较为开化的月氏人在此繁衍生息，放牧畜群。
公元前209年，北方匈奴族头曼单于（chányú，匈奴最高首领）送他的儿子冒顿（mòdu）到月氏做人质，后冒顿逃回匈奴，杀父自立，称冒顿单于。他加强内部组织，健全军事制度，国势逐步强盛。冒顿首先向东灭亡了活动在今内蒙、东北的东胡，接着向西击败了月氏。汉文帝前元三至四年（公元前177年－公元前176年），冒顿再次击败月氏，迫使其西迁。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联合乌孙，大举进攻月氏，杀月氏王，月氏大部被迫移徙至今新疆西部伊犁河流域及迤西地区，叫大月氏。残留部众入祁连山与羌人杂居，叫小月氏。河西地区被匈奴占有，山丹县境属匈奴右贤王下属的浑邪王管辖。因而，历史上把河西地区叫作“匈奴右地”。
汉初建县 匈奴强大了，它的地盘东达今蒙古国乔巴山，西至哈萨克斯坦东部的额尔齐斯河上游，北起俄罗斯的贝加尔湖，南抵我国内蒙古自治区阴山山系与呼和浩特市。匈奴在蒙古国乌兰巴托设单于庭，统率拥有30多万能骑善射将士的劲旅，严重威胁西汉王朝。汉文帝刘恒和汉景帝刘启一边防御匈奴的侵袭，一边发展生产，恢复经济。经过40年的努力，国库充实，军事力量逐渐加强。到汉武帝刘彻时，开始执行主动出击，集中力量用兵匈奴的战略方针。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三月，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骑兵万人，从陇西郡（今甘肃临洮）出发，经青海河湟地区，沿今大通河，穿大斗拔谷（今民乐扁都口），过焉支山千余里，与匈奴激战。俘虏浑邪王子，缴获休屠王祭天金人，大获全胜。河西大捷鼓舞了汉武帝的信心。同年夏，又派霍去病和公孙敖从北地郡（今甘肃庆阳、环县）出发，分兵两路进攻匈奴。霍去病经今宁夏、内蒙南部，过居延泽（今内蒙额济纳旗的东西居延海），南折抵〓（lu）得（今张掖市西北），跨河西走廊，攻祁连山，俘虏匈奴单桓、酋涂诸王及王母、王子59人，相国以下将军、都尉63人，匈奴在河西的力量被彻底击溃。同年秋，匈奴伊稚斜单于对河西浑邪王、休屠王损兵折将，丧失土地的败绩大为恼火，要杀掉他们。二人恐惧不安，派人与汉联系，准备投降。汉武帝派霍去病率兵迎降。但后来休屠王反悔了，霍去病便率精锐部队急行军与浑邪王会见，杀了休屠王，合并部众数万人降汉。朝廷安排他们在今黄河河套以北边塞地区驻牧，名为“属国”。短短一年内，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历史学家称霍去病为“断匈奴右臂，张中国之掖（腋）”的英雄。那一年他才20岁！
军事胜利为政权建设开辟了道路。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河西地区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郡，在今山丹境内置删丹、日勒二县，隶属张掖郡。至此，山丹历史揭开新的一页，真正成为汉王朝的一部分。
此后，汉王朝又用兵西域，河西便成为东西交通干线，使节商旅，往来不绝，与20多年前张骞通西域时相比，气象迥然。
有了政府和驻军，随之而来的是粮饷供应问题。为了巩固边防，寓兵于农，汉王朝实行戍边屯田和移民屯田，即“军屯”和“民屯”。张掖、酒泉置郡以后，连同上郡、朔方、西河（包括今陕西绥德、榆林以北黄河西岸和内蒙河套一带）等边境地区设田官，共派戍边士卒60万人屯田，这是张掖军屯的开始（《史记·平准书》）。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汉王朝再次选调退役军官率领部队屯田张掖郡。军屯的田卒既守边又种田，国家供给他们生产和生活资料，收获全部上缴国家。移民来边地屯田的多是内地贫苦农民或犯法罪人及其家属，由国家供给农具、种子，他们向国家交纳地租。山丹县境东部的日勒县（治所在今峡口东古城洼）曾置都尉治泽索谷，就是戍边屯田兼而有之的军屯组织。《居延汉简》中记载，当时已普遍使用牛耕，并有垄（埂子）畎（垄间小沟，种植作物）轮换耕作的“代田”。
西汉时，山丹地区由畜牧社会进入农业社会。这一重大的进步，迅速促进了山丹的生产发展和人口繁衍。西汉时，张掖郡有24000多户，近9万居民，山丹地区（删丹、日勒二县）当时至少有上万人口了。
战乱割据 安定繁荣的局面，极为短暂。西汉末年，国势渐弱，国家对边境控制已感鞭长莫及。匈奴时刻窥测形势，企图再起。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匈奴单于派犁汙王探察边境虚实，认为当时的汉王朝，酒泉、张掖兵力薄弱，如出兵袭取，就能收复失地。于是右贤王、犁汗王率4000骑兵，分三路入侵日勒、乌兰（今张掖市甘州区碱滩乡的东古城）、番禾（今永昌县），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出兵迎击，大破匈奴，逃脱者仅数百人，犁汗王被归附汉朝的匈奴义沮渠王射死。
王莽代汉，建立了新朝。为巩固政权，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分兵十二路同时出击。派奋武将军王骏、定胡将军王晏出张掖。百姓转运粮秣兵器，官吏督促严急，完不成任务用军法处置。删丹、日勒地处边塞要冲，人民苦于应征转输。
公元23年，王莽政权摇摇欲坠。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北）人隗嚣起兵响应刘玄，聚众10万，杀死王莽官吏，占据陇西、武都、金城和河西四郡。删丹、日勒被隗嚣割据。
东汉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年），平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人窦融被刘玄任命为张掖属国都尉。后来，行使河西五郡大将军职权。窦融结交地方豪杰，联络羌族胡人，实行宽松平和的政策，努力发展生产，上下团结，势力渐盛。他整顿边防，训练士兵，一旦匈奴入侵，他与各郡互相声援。内地人民因逃荒或避乱，多来归附地，删丹人民也得到了短暂的休养生息。10年后，窦融和河西五郡太守到洛阳朝见光武帝刘秀。而后，删丹开始奉行东汉王朝的政令。
从2世纪初起，羌族侵扰又成为删丹的一大威胁。108年正月，羌族一度占领张掖、日勒。120年，上郡（今陕西榆林一带）沈氏种羌入武威、删丹，西掠张掖。162年冬，滇那种羌又入侵，删丹饱受战乱之苦。
东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凉州领属的河西四郡因距首府陇县（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遥远，加上寇盗梗阻，黄河天险，要求另行置州，以便统辖。东汉王朝另以河西地区置雍州，分张掖郡地置西郡，治所在日勒，辖删丹县。据青海《互助县志》记载，互助曾属西郡所辖，可知西郡境域曾延伸到青海部分地区。
其实，经受了184年黄巾军起义打击的献帝政权，对于豪强割据，已无力顾及。曹魏代汉后，西平（今西宁市）太守麴演联合河西反抗曹丕。张掖张进、酒泉黄华各自捉拿郡太守起兵响应。金城（治所在今永靖西北）太守苏则出兵进攻张掖，杀死张进。曹丕黄初二年（221年），驻牧在今民乐、肃南地区的卢水胡首领治元多等攻删丹、日勒、显美（治所在今永昌县城东），东至武威，凉州刺史张既率兵进击。显美决战，胡兵溃退，斩杀俘获胡兵数以万计。虽经两战平定了河西，但两次战火都波及删丹，使删丹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破坏。
五凉纷争 晋朝灭魏后，对河西的控制更是力不从心。先后入侵河西的有鲜卑、匈奴、氐、羌各族，持续达170余年。陷于战乱焚掠之中的删丹、日勒，真可谓疮痍满目。
鲜卑族由塞北迁入河西，晋初日渐强盛，首领秃发树机能勇敢多谋，在金山（今民乐洪水附近）战败晋凉州刺史苏愉。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年），树机能部将若罗拔能等杀晋凉州刺史杨欣于丹岭（《甘宁青史略》注：疑即山丹岭，山丹有焉支山），朝廷震动。晋武帝派马隆率军西征，且战且进。到武威，鲜卑族一些部落投降，树机能战败，被部下杀死。
此后是张轨所建前凉。惠帝永宁元年（301年），西晋王朝任命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张轨为凉州刺史。张轨联合汉族和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稳定当地秩序，扩建姑臧（今武威）城，保卫州境，兴建学校，河西地区一度安定。345年，他的孙子张骏称假（“假”是代理的意思）凉王，势力更为强盛，占有河西、新疆东部和宁夏西部地区，删丹属前凉。
这一时期，西郡行政建置有所变动。《晋书·地理志》记载：“西郡，统县五，为日勒、删丹、仙堤、万岁、兰池”。日勒县城在今老军乡的古城洼。删丹县境在今清泉镇、东乐乡一带，县城位置无考。仙堤县城在今山丹县东十里铺。万岁县位于今县境南部，县治为东汉窦融所筑万岁城，确址不详。
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氐族人苻坚建立的前秦政权进攻前凉，围姑臧，前凉国君张天锡兵败投降；前秦占有河西，删丹归前秦。
386年，前秦大将吕光（氐族）征服西域30余国东还，前秦凉州刺史梁熙畏惧其兵势强盛，便置兵防御。吕光攻武威，城破，杀梁熙，自任凉州刺史。河西郡县多降吕光，惟独西郡太守宋泮坚守日勒，拒不投降，后城破被俘，宋泮被杀。
前凉张天锡投降前秦后，趁383年苻坚兵败淝水之战的时机，又投奔东晋。其次子张大豫国亡时藏匿河西，后聚众数千攻吕光，占昌松郡（今武威东南），进逼武威，被吕光击败。张大豫从西郡裹胁百姓5000余户东逃临洮。此后，吕光自称凉州牧、酒泉公，建后凉政权，删丹归属后凉。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387年），后凉张掖太守彭晃反对吕光，吕光亲率骑兵3万，倍道兼行，经日勒、删丹进攻张掖，城破杀晃。
东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后凉吕光杀尚书沮渠罗仇与其弟三河太守沮渠麴粥，由此，引出了北凉国主沮渠蒙逊。沮渠蒙逊是匈奴沮渠王的后裔，以官为姓，驻牧于临松（今民乐县南古）一带，史称卢水胡。罗仇被杀，侄子沮渠蒙逊趁办丧事之机，结盟起兵，反对吕光，攻占临松郡，屯兵金山（今民乐洪水镇）。吕光派儿子吕纂率兵讨伐，在匆谷（删丹县境）打败蒙逊，蒙逊逃入山中。蒙逊族兄沮渠男成乃后凉将军，闻听蒙逊起兵，亦在乐涫（今酒泉市东）聚众数千响应。酒泉太守垒澄讨伐男成，兵败身亡。男成围攻建康（今高台县），派使者劝建康太守段业共同反对吕光，段业拒绝。双方对峙20多天，后凉援兵不至。段业本与吕光近臣不和，此时心怀疑惧，以致动摇，最后与男成妥协。男成等拥戴段业为凉州牧、建康公，另立政权，史称北凉。不久，沮渠蒙逊率部众投奔段业，被任命为镇西将军。
同一年，鲜卑族秃发树机能的后裔秃发乌孤占金城（今皋兰县西北）、西平（今青海西宁），自称西平王。黄河南鲜卑族十二部大人（部落首领）都来归附，遂势力强盛，史称南凉。段业任命的敦煌太守李暠，400年自称凉公，史称西凉。这样，在今天兰州以西至敦煌的河西走廊地带及青海河湟之间，当时氐、匈奴、鲜卑、汉族均曾建立过割据政权，彼此争夺兼并，战乱连年，日勒、删丹地区更是首当其冲，成为厮杀的战场。
398年，段业派沮渠蒙逊进攻西郡，部下多有顾虑，蒙逊说：“西郡地处焉支山要冲地带，不可不取。”蒙逊率兵东经删丹，包围日勒，引水灌城。城溃，俘后凉西郡太守吕纯，声威大振。当时，后凉吕光的张掖太守吕弘坐镇张掖，段业派沮渠男成与王德进攻，吕弘慑于北凉的威势，弃城引兵东走，北凉国都迁入张掖。
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夏，后凉吕光派太子吕绍和吕纂伐北凉，段业向南凉王秃发乌孤求救，南凉派大将利鹿孤和后凉降将杨轨率兵救援。吕绍看到南、北凉协力对己，自怯军力不敌，欲从三门关（在今山丹县北龙首山，俗名大口子）沿山东还。吕纂说沿山撤退示弱于人，会自取败亡，不如结阵迎敌，敌人畏我可不战而退。吕绍遂引兵向敌。段业准备发起攻势，沮渠蒙逊说：“杨轨背叛吕光，今凭借鲜卑力量，有觊觎之心，不可靠；吕绍重兵深入，乃‘置之死地而后生’，不可轻敌。现在不战安若泰山，战则危若累卵。”段业按兵不动，吕绍也撤兵东还。删丹、日勒人民虽免于锋镝之灾，但大兵集结，转输支应，早已疲困不堪。
段业看到沮渠蒙逊勇谋过己，便让门下侍郎马权代蒙逊任张掖太守。马权也是豪俊之士，深受段业器重，蒙逊很不安，便对段业说：“天下英雄您不必担心，要紧的是提防马权！”昏庸的段业，竟借故杀了马权。蒙逊又进一步离间段业与自己族兄沮渠男成的关系，目的是把段业的辅佐大臣除掉，自己好取代段业。他先是向沮渠男成表态，要联手除掉段业，让男成做北凉王。男成说：“段业原本孤身一人，是我们拥立的，而且待我们如同鱼水，谋害他会自取灭亡。”蒙逊便另设计谋，请求任西安（今甘州区硷滩乡东古城）太守。段业乐意他出居外职，便答应了。
蒙逊先约沮渠男成同祭兰门山，暗地里又派人告诉段业，男成要利用祭山活动造反，糊涂的段业就逮捕了男成。男成向段业揭发了蒙逊的阴谋，并建议他假戏真唱，将计就计，宣布男成罪状，假言被杀，蒙逊定然造反，然后让自己率兵讨伐，定可平息叛乱。段业不听，杀死男成。于是沮渠蒙逊哭着对部下说：“我兄长忠于段王，可是无辜被杀，各位能为他报仇吗？”男成一向为部下拥戴，将士愤恨泪下，响应起事。向南到了氐池（今民乐县），已聚兵万人，北凉的将军和羌胡首领多起兵支持蒙逊。401年5月，蒙逊攻张掖，守将出降，段业被杀。蒙逊自称凉州牧、张掖公，代段业成为北凉国主，他大封官吏，任命段业降将田昂为西郡太守。
406年，南凉秃发傉（nu）檀伐沮渠蒙逊，蒙逊据城坚守，傉檀掠日勒、删丹、赤泉（今民乐洪水南），抢收当地成熟庄稼后撤军。
407年秋，秃发傉檀又集结胡人和汉族兵士50000，进攻沮渠蒙逊。至西郡，双方战于均石（《资治通鉴》注：西郡界），傉檀大败，蒙逊进围南凉西郡太守杨统于日勒，杨统出降。这次战事的规模远远超出西郡及其周边地区的承受能力，傉檀曾一度运谷40000石，供给西郡，可见双方耗费不赀。410年，秃发傉檀又派左将军枯木等进攻北凉，掠临松居民1000多户后退兵。此后，蒙逊率2万骑东征。在焉支山麓驻扎期间，北方胡人首领率部下3000多人归降，蒙逊声势愈盛，至西郡，步骑已达3万。东抵显美，裹胁几千户居民西归。傉檀追至穷泉（在今永昌县境），蒙逊乘其屯驻未稳，壁垒未成便发起攻击，傉檀大败，仅以单骑奔还。蒙逊乘胜进围姑臧，傉檀请和。
411年，蒙逊进攻姑臧（今武威），城破，俘南凉守将焦朗。进而伐南凉，围乐都（今青海乐都），三旬未破，秃发傉檀以子安周为人质，蒙逊退兵。
不久，傉檀又进攻北凉，五路进兵，至番禾（今永昌县）掠5000户居民东归。当日风雨阴晦，蒙逊追兵猝至，傉檀败走，北凉军又围困乐都，傉檀以子染干为人质请和，蒙逊退兵。
412年10月，蒙逊迁都姑臧。11月，自称河西王。之后，蒙逊继续进攻南凉，并向西凉用兵。420年，沮渠蒙逊与西凉国主李歆在蓼泉（今临泽）重兵决战，李歆兵败被杀，蒙逊占领酒泉。李歆弟敦煌太守李恂据守敦煌，蒙逊筑堤壅水灌敦煌城，李恂自杀，部将宋承等投降。蒙逊屠敦煌，西凉灭亡。
南朝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西秦国主乞伏炽磐（鲜卑族）派太子暮末、征北将军木弈干等率步骑3万出貂渠谷（位置不详），攻占河西白草岭、临松郡，打败北凉军，徙居民2万余口东归，今山丹、民乐那时遭严重破坏。次年4月，乞伏炽磐令平远将军叱卢犍等袭击北凉镇南将军沮渠白蹄。在临松战斗中白蹄被俘，西秦军再次胁迫居民5000余户移居袍罕（今甘肃临夏）。
426年8月，西秦乞伏炽磐伐河西，派太子乞伏暮末率军3万攻西安（今甘州区东古城）、番禾（今金昌市永昌县）。沮渠蒙逊一面发兵抵御，一面与夏主（十六国之一，匈奴族所建，都长安，占有陕西北部及内蒙的一部分）赫连昌联络，请夏国进攻西秦的苑川（今甘肃靖远西南）、南安（今甘肃陇西以东），秦兵撤退。
431年，北魏（鲜卑族拓跋部在今山西北部与内蒙部分地区所建）太武帝拓拔焘册封沮渠蒙逊为凉王，辖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北凉一时拥有河西地区与青海东部，此乃其鼎盛时期。
433年，沮渠蒙逊病死姑臧。439年，北魏灭北凉。沮渠蒙逊自397年起兵至病故的37年中，几乎把全部精力投放到战争之中，堪称一代枭雄。但从民本思想上讲，真是“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在五凉纷争期间，日勒、删丹的百姓暮惊烽火，朝死锋镝，逃窜流徙的不知道有多少，那时的焉支山下，弱水两岸，恐怕真的是“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了。
沮渠蒙逊招揽人才，提倡儒学，努力接受汉族文化。他的劝农令和一些诏书，文辞可观。他还译佛经，兴佛寺，促进文化交流，这些都是值得记述的。
五凉纷争还有一段尾声，主角是秃发保周。414年，南凉亡于西秦，秃发傉檀的儿子秃发保周投奔沮渠蒙逊，后奔北魏。北凉灭亡后，北魏使保周为张掖王，分占各郡，删丹、日靳属北魏。谁知保周不顾都是鲜卑族的同种关系，就在北魏灭北凉的439年冬，率诸部鲜卑，据张掖叛北魏。440年4月，保周屯兵删丹，北魏派永昌王拓跋健率兵讨伐。7月，在番禾击破保周，保周窘迫自杀。
隋唐时期 581年，杨坚废北周静帝自立，建立隋朝。当时北方基本平定，河西各族争战亦日渐缓和。五凉时，设置郡县过多，仅今张掖市甘州区、山丹县、民乐县境内，就设有张掖郡、西安郡、西郡、祁连郡、临松郡、金山郡等。西郡约与今山丹县境相当，设山丹、弱水、仙堤、万岁、兰池五县，真是“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户不满千，二郡分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隋文帝改张掖郡为甘州，领三县：酒泉县（今张掖市甘州区和临泽县）、山丹县、福禄县（今高台县和酒泉市）。隋炀帝大业时，改甘州为张掖郡，领张掖（酒泉县改）、删丹（山丹县改）、福禄三县。原来的临松县（今民乐县南古城一带）并入张掖，金山县（今民乐县洪水镇一带）并入删丹。此外，《新唐书·地理志》将同城守捉（驻今内蒙额济纳旗）记入删丹境内。王秉德先生《张掖东古城说古》记，“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安北都护所属金徽州都督仆固始为乱，大批同罗，仆骨族难民逃入甘州边境，武后命侨置安北都护府于甘州删丹县同城’”。同城距删丹有千里之遥，当时出于何种考虑而如此建置，不得而知。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2月，隋炀帝杨广从洛阳出发，经长安至西平（今青海西宁），40万大军平定吐谷浑。6月，越祁连至张掖，登焉支山，会见西域高昌王麴伯雅、伊吾（今哈密一带）吐屯设（突厥族守伊吾官名）等27国使者，并令武威、张掖官民穿上新衣前来迎接，借以夸耀隋王朝的富庶和强盛。西域王公献地数千里，隋炀帝成功实现了“不动兵车，混一戎夏”的战略。
耀威巡边并没有挽救隋王朝的崩溃。隋朝末年，各地义军纷纷起义，拥兵自重的隋朝官员也都割据一方，称帝称王。617年，金城郡（今兰州）家资巨万的金城府校尉薛举，劫持金城令郝瑗发兵，囚禁驱逐隋朝官员，据陇西全境，自称秦帝。7月，武威鹰扬府司马李轨约众起事，结纳民间豪杰，派部将安修仁联合突厥、吐谷浑，自称河西大凉王。李轨和薛举将军常仲兴在昌松（武威、古浪之间）会战，常军败没，李轨占有河西五郡，删丹为李轨割据。
618年，李渊逼隋恭帝禅位，当了皇帝。李渊当然不会忘记河西地区，他派密使送书信给李轨，称其为“从弟”。李轨大喜过望，派弟李懋到长安朝贡，李渊封李轨为凉州总管、凉王。619年，李渊听说李轨自称皇帝，给自己的表章上竟然写“皇从弟大凉皇帝臣轨”，这就难以容忍了。5月，李渊派安兴贵（李轨部将安修仁的长兄）来凉州策反。李轨任命安兴贵为左右卫大将军。安兴贵劝李轨学东汉窦融，归顺入朝，李轨不听。安兴贵和修仁暗地里联络吐谷浑、突厥等进攻李轨，李轨势穷请降，被押送长安处死。从此，河西平定，删丹属唐。
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李世民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率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等五路大军并联合突厥契苾部进攻吐谷浑。双方在青海湖之北与黄河源积石山之西的地区多次激战，吐谷浑伏允可汗兵败为部下所杀。唐王朝立伏允之子慕容顺为西平郡王、吐谷浑可汗。历时2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为新建立的唐王朝解除了西境边患，李世民的欣喜是可以想像的。“秋七月，遣使劳诸将于大斗拔谷”（《资治通鉴》）。据此可知，当时的扁都口大军云集，战后休整，人唱凯歌，日照金甲，自是一番欢庆胜利的热烈景象。
吐谷浑对河西的威胁解除后，接着又是吐蕃入侵，相持了120多年。
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吐蕃大将悉诺逻攻入大斗拔谷，进犯甘州。他们以掠夺人畜财物为目的，拿不走的房舍全烧光了事，删丹县遭受严重破坏。次年春，凉州都督王君?（chuo）率兵随其后。大雪天，吐蕃士兵冻死不少，从积石军（今青海贵德）西归。君?派人抄小路深入敌后，烧路边草，悉诺逻到大非川（青海湖南），马无饲草，死亡过半。唐军追到青海湖之西，破吐蕃军。
728年，吐蕃再次侵入删丹，河西节度使肖嵩（驻武威）派左金吾将军杜宾客率强弩手4000人，在祁连城（今民乐永固）截击，自晨至暮，驰突杀伤。吐蕃一名大将被俘，军士溃散，逃入山中，哭声遍野。
几乎同时，焉支山上再添一道景观——宁济公祠。封建帝王多爱封祀山神，仿佛此举可使神灵坐镇名山，福佑一方。唐玄宗在封东岳泰山、北岳恒山之后，又认定焉支山在张掖、武威两郡之间，“积高之势，四面千里”。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封焉支山神为宁济公，命太子少保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建宁济公祠堂于焉支山南麓，由当时名士杨炎撰写了碑记（王秉德先生辑录入《张掖春秋》二集）。碑记中说，每年盛秋文武官员祀神之时，同时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其中“金鼓七校，车徒十万……大阅兵于山外”。这些记述，虽不免于夸张，但规模之大，一定是非同一般的祭典。从那时起，删丹焉支山的宁济公祠（俗名中山寺），每年农历六月六日前来朝拜的人们便络绎不绝，至今已成定俗。
但山神并没能护佑删丹。就在建庙10年后，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10月，吐蕃围凉州（今武威），河西节度使杨志烈不得军心，士无斗志，最终败退，主将杨志烈西奔甘州（今张掖）。后被西突厥沙陀部杀死。至此，吐蕃占据删丹。
此后的87年中，删丹劳动人民为蕃汉奴隶主或农奴主放牧种田，世代为奴。吐蕃奴隶主强迫汉人改换发式服装，只许每年元旦穿戴唐衣冠祭拜祖先，祭完仍须换装。杜牧《河湟》“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诗句；元稹乐府《缚戎人》“眼穿东日望尧云，肠断正朝（元旦）梳汉发”诗句，正是置身战地的边陲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3月，沙州（今敦煌）人张议潮结交豪俊，举行起义，吓跑沙州吐蕃守将，克复沙州。大中五年（851年）10月，张议潮派其兄张议泽至长安献沙、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11州图籍（表示献土地称臣民），唐王朝任命他为归义军节度使，删丹复归于唐。872年，张议潮病逝长安。
20多年后，崛起于今蒙古及俄罗斯贝加尔湖一带的回纥族西迁。其时唐朝政局动荡不安，无暇顾及河西地区的局势。河西孤立。回纥攻占甘州，立有可汗，史称“甘州回鹘”，删丹由回鹘驻牧。
经受长期战乱，删丹疮痍满目，元气大伤。《新唐书·地理志》载，此时甘州只有6284户，22092人，与西汉时比较，地域虽略有缩小，而户数人口却均减少了3/4！
下篇 西夏至民国
西夏蒙元 唐末历五代至宋初的100多年中，删丹始终为回鹘控制。到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西夏灭回鹘，占甘州，删丹又属西夏。南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成吉思汗占河西，删丹又归属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如从872年算起，至纳入元朝版图止，删丹在354年间是与中央政权隔绝的。
甘州回鹘和中原政府的交往不外请封号、请婚和偶而进贡方物等，唐、五代及北宋政府也多给予封号或赐婚，以示羁縻，回鹘对占领地区，仍自行其是。
继回鹘之后，占领河西的是党项羌族建立的夏国，也叫西夏。西夏本姓拓跋，驻牧于陕北、宁夏等地。唐初归顺，唐太宗赐姓李，表示优宠。北宋太宗赵光义为拢络党项族，召见首领李继捧，赐姓赵，改名保忠。其弟李继迁，出走夏州（内蒙伊克昭盟一带），与宋对抗，迁徙无常，日渐强大。李继迁死后，其子赵德明不断侵扰边境，对甘州回鹘威胁更大。1028年5月，西夏王赵德明令其子元昊引兵袭破甘州回鹘夜洛隔可汗，夺甘州，占删丹。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赵元昊继父自立，建官制，订法律，整顿军事，创制文字，翻译儒家著作，始具建国规模。1035年，西夏在甘州设甘肃监军司、镇夷郡、宣化府，以删丹为甘肃军，总共布置兵力3万人，防备吐蕃、回鹘，足见当时删丹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关于删丹县城的位置，道光本《山丹县志》记，西夏时开始于今址建城。之前删丹古城位置，诸说纷纭，有说在今花寨子乡的寺沟，又说在霍城附近。其实以前城邑建设，多从军事需要考虑，边境尤其如此。汉武帝时，删丹县草莱新辟，四野未靖，县城随军事司令部相地设置，筑堡以守望，逐步形成城邑。这些城邑的兴废，与各时期的军事实力的强弱相伴随。
唐末五代，中原政权无力西顾；吐蕃回鹘又多以帐幕逐水草驻牧，城垣倾圮，汉时删丹古城遂湮没无考。如果从〓得古城、乌兰、仙堤县城与日勒郡治的设置看，基本上是北倚龙首山、面临弱水滨形成一条交通线。汉唐时，在今山丹县城或附近筑城，无论从军事或交通的角度讲，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前几年，山丹一中施工时发现唐墓一座，墓主为韩姓武骑都尉。墓铭中说到，该墓位于删丹县城之西的甘峻乡，唐删丹城就在今县城附近，这一发现似可印证上述观点。
从872年到1226年，在回鹘、西夏占有删丹的354年中，由于文献少，史料少，要了解当时删丹历史，困难很多。《宋史·地理志》不包括河西。当时发生在这里的事皆记入《外国传·夏国》中，且极为简略。作为“本国”的西夏，历史著述更少。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山丹悬隔绝域时代。要进一步认识当时的历史，只有等待将来的考古发现与新的研究成果了。
南宋理宗宝庆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一年，西夏末主宝义元年（1226年），蒙古成吉思汗分兵东西两路夹攻西夏。他所率领的东路军驻浑垂山（今酒泉市北），名为避暑，实际上四出抄掠。五月，破肃州。六月，移师甘州。从征将领察罕之父曲也怯律为西夏守甘州，察罕射书劝降，并求见其弟。察罕遣使晓谕城中早降，曲也怯律副将阿绰等杀害怯律全家和蒙古使者，据城坚守。城破，成吉思汗要全部活埋守城夏军与居民，察罕劝谏，说百姓无辜，便只杀死阿绰等人。蒙古占有删丹，由元帅按竺迩镇守。此时，改删丹为山丹。
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蒙哥可汗（宪宗）死后，忽必烈在开平（内蒙古多伦北的石别苏木）继大汗位。他的幼弟阿里不哥在漠北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称帝，密约关中、陇、蜀等地将领响应。忽必烈派廉希宪与汪良臣防备。9月，阿里不哥派将领阿蓝答儿劫夺六盘山府库后，至甘州与浑都海会合。忽必烈派将军八春、汪良臣与诸王哈丹率军进讨。此时，山丹守帅按竺迩年事已高，已把军队交给儿子。战事在即，他却毅然引兵出战。双方激战于山丹耀碑谷（今县城西北大口子），大风扬沙，天色晦暗。午后，大破叛军，俘杀阿蓝答儿、浑都海，西部平定。
蒙古族是从塞北来的游牧民族，处于氏族社会末期，他们不懂得保护劳动力，战争进程中杀戮过甚。蒙古王公在占领地区大量侵夺耕地，要么使之荒芜，变为牧场；要么强迫汉人为农奴或佃户，粗放耕种。如果大汗把某一地区分封为他们的领地，就握有更大的权力，几乎是独立的国君。元初，山丹是阿只吉大王（察合台之孙，封威远王）的领地。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阿只吉大王行山丹城事”，封建领主与军政大权兼而有之，他的权力更大了。至元七年后，忽必烈专门诏令山丹直接隶属甘肃行省，仍设达鲁花赤（蒙语，路、府、州、县的行政长官）主持政务。封建领主与地方长官各立门户，相互制约，集权情况大概稍好一些。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升山丹为州。
此前约一二十年，蒙古汗国已意识到农业的作用，派董文用任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主持兴水利，垦农田。自从浑都海叛乱之后，百姓惊恐，往往窜匿山谷。董文用在城邑通衢张贴安民告示，人心稍定。《元史·董文用传》说他，“垦中兴（今宁夏银川）、西凉、甘、肃、瓜、沙等州之土为水田若干，于是民之归者户四五万，悉授田种，颁农具”。这些举措，对山丹地区的农业恢复，自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重筑山丹城，周长一里二百六十步。
元代，对山丹影响较大的是驿站。古代，叫驿传，蒙语称为“站赤”。为了“通达边情，布宣号令”，蒙元政府特别重视驿递的管理，经由河西的国际驿道尤为重要。专门供应驿站差役费用的叫“站户”，设提领、驿令等官管理，不与民户相混。如有缺额，由民户补充。《元史·兵志》记载，“沿途站户三五户供应马一匹，十三户供车一辆，一切公用杂物，全由站户支应。过往官员食宿供应，都有明文规定，如正使住宿，每顿支米一斤、面一斤、羊肉一斤，酒一升，路过减半，随从另有标准”。事实上，除过往官员信使外，中外僧人、色目（西域各民族）商人的接待，官物及官吏私物的运输，全部压在站户身上。设于山丹城内的青寺驿，养马80匹，牛30头，驴30头，供食用的羊150只，规模不小。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政府给山丹城等驿钞千锭为本金，取利息，添补驿站费用，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永昌站户饥，卖子及奴产者甚众，命甘肃省赎还，给米赈之”（《元史·世祖纪十三》）。支差到了鬻儿卖女，已是山穷水尽的绝境。所以，站户逃亡日多，政府不得不从诸王封地的民户中补充，令投下户也按一般民例支应驿站徭役。驿站保证国际驿道畅通，促进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功绩不可抹煞，但驿道沿途却洒遍了人民的血汗和泪水。
明代开发 元政府横征暴敛与民族压迫的政策，由于军事力量的削弱而失去了支撑点。顺帝时，以刘福通等为首的红巾军起义，动摇了元朝的统治。之后，郭子兴义军中的朱元璋脱颖而出，力挫群雄，于1368年称帝，定都南京，是为明太祖。
明军北进，直捣大都，元顺帝于同年闰七月逃往塞外。元左丞相、河南王扩廓帖木儿（又名王保保）在太原被明军击败，退居甘肃。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明将徐达、李文忠、冯胜征讨王保保。四月，元军大败，王公及文武官员1860余人与将士8万被俘，王保保仅与妻、子数人北逃和林。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分兵三路远征朔漠，徐达自雁门关出趋和林，李文忠出应昌（在今内蒙），宋国公冯胜为征西将军，取甘肃（今河西地区）。六月，冯胜至兰州，部将傅友德率轻骑5000人趋西凉（今武威），败元将失剌罕之兵。至永昌，败元太尉朵儿只巴。西进扫林山（今地不详），杀元平章不花，降太尉锁纳儿，元甘州守将上都驴献城迎降，平章委弃城逃走。甘州平，山丹入明版图。
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置山丹卫，任命庄得为都指挥，下领五所。
元顺帝于洪武三年（1370年）死后，他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孙子脱古思帖木儿先后继位，时常出没塞下，为明边患。约在明成祖永乐初年（1403年），被鬼力赤（非元主后裔）篡位，称可汗，去国号，改称鞑靼。此后20多年，蒙古族另一部落瓦剌兴起，河西地区边警时起，战祸连绵。据新版《甘肃省志·大事记》和光绪本《山丹县志》载，自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至思宗崇祯元年（1628年）的192年中，鞑靼、瓦剌入犯甘州达37次，直接侵扰山丹的有8次。
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五月，蒙古阿台朵儿只伯犯山丹，指挥陈玘战死。
天顺五年（1461年）八月，鞑靼部孛来犯山丹、甘州、凉州，守将都督毛忠率军抵御，适逢援兵至，鞑靼部败退。
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八月，鞑靼达延汗（又叫小王子）进犯山丹、番禾。
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十月，达延汗入侵山丹，再犯甘州，甘州副总兵在柴沟击败达延汗。
明世宗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鞑靼兵自青海返回内蒙，掠番禾，不久袭扰山丹。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八月，鞑靼3万骑攻番禾、凉州，后进围甘州14天始退，战火波及山丹。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鞑靼部进攻山丹卫，大败明军，千户谢天赉、指挥王卿、刘继忠、百户黄堂等战死。
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秋，原驻牧于镇番（今民勤）昌宁湖一带的鞑靼部青把都儿移驻龙首山，意在挑衅，被巡抚田乐击败。
此外，还有明世宗嘉靖三年（1523年），回部首领脱脱木儿的暴乱。至于小股盗边或过境抢掠而史志未载的，当若干倍于此，山丹居民遭受的战乱之苦，是无法计数的。
明太祖很重视边防建设。在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移陕西行都司于甘州，并添设挂印总兵官镇守，辖12卫和4个守御千户所，包括西至肃州，东至青海西宁的广大地区。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都指挥庄得扩建山丹卫城，共7里209步，高2.8丈，厚3.5丈。城壕深9尺，阔2.5丈。辟东南西3门，建箭楼7座，筑逻铺28处。明神宗万历十九年（1591年），山丹地震，损毁城墙。次年，补筑倾颓城垣，增筑南关，东西与南城墙相当。清高宗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山丹大水，冲毁南关城墙。次年，知县王亶望修复。
经明清两代多年经营建设，县城东、南、西诸街路面宽阔，两侧多为商铺，高脊重檐，廊庑整齐，寺观坛阁，错落于街巷间。头坝、二坝、四坝诸渠，流经南关、王家什子及城区东北部，有“三龙穿城”的美誉。城内田园散布，夏日清荫森森，秀禾畦畦，风光宜人。1958年后，为了公私用地，城墙大部被拆。至今，仅存山丹一中内无量阁台基一段。
山丹境内，汉代已筑有长城，今倾圮遗址尚存。明世宗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巡抚都御史（省级军政长官，驻张掖）杨博亲自勘察筹划，修筑边墙。自山丹教场（东门外）起至古城洼（今绣花庙十五里口）界牌（山丹永昌分界处）止，共筑边墙19995丈，计111里，其中包括龙首山至红寺儿及山丹段。工程项目有：1．筑墙。大墙底阔1.2丈，项阔6尺，实台高1.35丈，裙墙3.5尺，共高1.7丈。中墙较矮，共高1.5丈；2．挖壕堑。壕口宽2丈，深2丈；3．削崖掘阱。崖柞是依山构筑的防御工事，削陡山崖，下掘陷阱。或于阱中立竖木（称为柞鄂，本为捕兽装置），崖高阱深各3丈左右，阻障军行；4．砌叠水。山口多有溪涧，于溪口中砌石做叠水，高1.4丈，叠水下凿石井，深丈余，水可流而人不可越；5．备垒木。战时从山上滚下撞击敌军；6．凿石梯。历经24年，于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完成。经430多年风雨侵蚀及人为破坏，城墙大都颓倾，今山丹县新河村北尚保存数10里明代边墙，是河西地区最完好的。现这里建有长城文物陈列馆，游览历史陈迹的人不少。
烽燧，又名烽候，是边防用烽燧报警的土堡哨所。报警有两种信号：白天放烟叫“燧”，夜间举火叫“烽”。山丹境内筑烽候，与筑边墙同时开始，也是杨博委派属员督修的。烽燧定点至关紧要，不但要扼冲据险，更须选好制高点，居高望远，在一定区域内起瞰制作用。山丹卫领墩69处，守瞭军310名。烽燧分军事烽燧、苑马寺烽燧（保护牧场马群）、驿站烽燧与屯庄烽燧4类。形制为覆斗形，底部边长8米～10米，顶部边长6米～8米，高度依地势而定，4米～10米不等。守瞭军极为辛苦，不避烈日风寒，不分晴雨昼夜，值班守望，不敢懈怠，稍有违犯，即军法从事。那些犯罪谪戍的更是辛苦，连按期更换轮休的机会都没有。
明政府还重视村落堡寨的防守设施建设。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都御史廖逄节主持接帮城堡工作。接帮城堡有石硖口、丰城铺、东花寨堡、卢家寨堡、新开坝堡、暖泉、范家营、杨家坝与今属民乐县的四家儿堡、赵刚堡、三堡等。接筑高5尺～1.5丈不等，连旧城墙共高3.5丈；加帮底阔7尺～1丈，顶阔6尺～7尺不等。添筑敌角台、悬楼、敌角楼、墩房、水洞共134座。如遇小股匪乱，这些村堡有一定防守能力。民国末期，芦堡的城墙、角台、悬楼、瓮圈、地道等，尚属完好。
明代农业中，屯田制的完善对发展经济有一定的历史作用。明太祖洪武初年（1368年），实行军屯、民屯，“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洪武）三十五年定科则：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明史·食货志》）。明世祖永乐初年（1403年），定赏罚条例：12石之外，以超产6石为比率，多者赏钞，缺者罚俸。
明时，山丹移民人数无可考查。但民间广为流传，先祖是明洪武年间由山西洪洞大槐树下来的，有些还是“白菜军”。因为蒙古人撤回大漠之后，河西地区空旷无人，为充实边防，需大量移民，百姓又不愿来，就罗织罪名，偷拔人家一棵白菜，也要充军河西。各地移民集中到山西洪洞县，便整队出发，那里有棵大槐树，便永远留在背井离乡的移民记忆之中了。
过了100多年，屯田的弊端显露出来了。明世宗嘉靖时，甘肃巡抚、都御史杨博给皇帝上奏章，说甘肃州屯田“种未入土，名已入册，或人已在逃，粮犹如故”；“（官府）不知虏至则不得耕牧，水淤则不能灌溉……官司一例追征，更无分别。（百姓）未受富饶之利，先罹剥肤之害，以故宁甘贫窭，不敢承认（承担开垦耕种的责任）”（《甘州府志·艺文·查处屯田计安地方疏》）。朝廷采纳杨博的建议，对抛荒的田地，听其尽力开垦，永不起科（征收田赋）；原来征税的土地，荒芜日久，仍要用力开垦的，屯户应纳粮食，一律免征。又过了20年，都御史廖逄节会同总督戴才呈报朝廷，指明影响屯田的还有其他原因：军屯的士兵已确定，但未给田地；给了田地的，又缺乏耕牛籽种；有人依仗官府，霸占水利，强夺粮食。他们建议荒地召人尽力开垦，五年后征税。各营堡卫所于驻军中抽调1/5，每名拨地25亩，朝廷供给耕牛籽种，秋收后交粮15石。若遇荒年，只按实产征收，不得逼令包赔，以致逃亡。
明代，河西地区边患严重，人口锐减。山丹卫在太祖洪武年间居民6363户，人12720口。至世宗嘉靖年间，相距约150年，户数减为1551户，少了3/4；居民5406口，少了1/2强（《甘镇志·岁计》）。其原因一方面因战争频仍，居民非死即逃；另一方面由于屯田弊端甚多，农民不得已离开土地而另谋生路。杨博、廖逄节等采取轻徭薄赋、缓和矛盾以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自然是正确的。
总括起来看，明代对河西农垦还是比较重视的。如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年），陕西行都司辖区有屯兵3.35万人，屯田1.63万余顷，收成二分输官，八分留给屯兵。甘州、山丹等地因气候寒冷，四月雪消方可耕种，苗刚结穗寒霜已降，军士缺粮，朝廷调凉州等地储粮接济仍不足。明宣宗宣德六年（1431年），朝廷派官来河西调查豪强官僚占地霸水问题，派御史等官专掌水利，兼收屯粮。年底，又命监察御史来巡视屯田水利。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年），朝廷逮捕侵占甘州屯田、削减军饷的甘肃总兵官周玉、巡抚都御史马续和太监傅德。
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年），巡抚都御史刘璋命山丹卫都指挥武振组织民力，修白石崖渠。工程情况及效益虽不明了，但也可说明，当时地方官员对农田水利的重视。
由于农业较有发展，明代，山丹卫纳官粮4675石（《甘镇志·岁计》）。
清代荣悴 明思宗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破潼关，占西安，攻克平凉等地。遣将贺锦、田见秀等攻取陕北、陇东地区，进占安定、会宁、秦安，移兵向兰州，兰州守将迎降。十二月，渡黄河，庄浪、凉州二卫降，进围甘州。巡抚林日瑞联合羌人，严阵以待。林率领副将郭天吉扼守河岸，冰封河，义军踏冰过河，直抵甘州城下。林日瑞入城坚守，适逢大雪，守城士兵手足皲裂，辛苦埋怨。义军在雪上掘坎，乘夜强攻，城破。林日瑞和总兵官马〓等拒降被杀。义军将领辛恩忠占领山丹。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英亲王阿济格招抚河西。自此，山丹人民受清廷管辖。
山丹南与青海为邻。清世祖顺治八年（1651年），甘肃总兵官张勇为交换马匹、皮张，在洪水（今民乐县城，时属山丹）开放市场，与蒙、藏各族交易。清圣祖康熙四年（1665年），青海额鲁特部（蒙古族）首领怀阿尔赖乘机与其兄弟3人，率部众驱马数千，移帐于白石崖口外的野马川。怀阿尔赖部下亦牧亦兵，有3000多人能舞刀射箭。不久怀阿尔赖部北进，很快占据焉支山。多次谈判，怀阿尔赖仍坚持不肯离开大草滩，清政府只得增派部队，驻守大草滩，双方对峙，甘凉间交通梗阻。后张勇部将王进宝奇兵掩袭，突发大炮，怀阿尔赖的马匹受惊，腾越不能控制，清军鼓噪呐喊，地动山摇，额鲁特军队溃散南逃，大草滩终于收复。这次战斗，在山丹民间流传甚广，近于传奇。为巩固边防，清王朝于圣祖康熙十年（1671年）在永固（今民乐永固）建城堡，任命王进宝为副将，屯兵驻守。并在马营墩（今民乐）设守备，驻马步军148名，连同前在此设置的黑城营（今霍城）守备、洪水参将，以及稍晚部署的山丹营游击、硖口营守备、大马营游击等，形成联防，解除边患。
翻开《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陕西布政使司的山丹卫，北越龙首山是鞑靼，南至祁连山外是额鲁特蒙古，西出嘉峪关就是吐鲁番部，南北边境线相距约100公里，真个是地处前线的边境要冲。这种情况的改变，不能不归功于清代康、雍、乾三朝的开拓扩张。1636年前后，皇太极为便于包围侵略明王朝，先征服了漠南（今内蒙古）蒙古部。圣祖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亲率大军在昭莫多（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大败称雄20年、控制天山南北路和蒙古国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逼得他第二年自杀，解决了北部威胁。当噶尔丹与清军久战之时，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占有伊犁，助清攻噶尔丹，逐步成为西域大部落。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策妄派兵南侵西藏，于第二年攻陷拉萨，杀害藏族政治首领，囚禁达赖喇嘛。1720年，清军由四川、青海两路援藏，策妄兵败归伊犁。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尧等征服青海额鲁特蒙古的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出逃漠北，统一青海。清高宗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将军兆惠率军进占伊犁。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军进攻天山南麓伊斯兰教首领大、小和卓，取得最后胜利。至此，内、外蒙古、天山南北麓、西藏、青海地区均归清王朝版图。地处边境前沿的山丹也成为清的一部分。
清政府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减轻农民负担。清初，丁粮或丁银（按成年男性征收的人头税）与田粮（按地亩征收的农业税）分别征收，富者田连阡陌而丁口甚少，贫者无论丁口多寡，而田无一垄，负担不均，穷的越困苦。圣祖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规定，依照上年各地所报丁数，固定税额，并入田赋，还规定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不仅简化了稽征手续，也给贫苦人民减免了一些负担。清朝多次豁免丁银田赋，自清世祖顺治六年（1649年）至德宗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230多年中，共给山丹县减免26次（光绪本《山丹县志》）。
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经山丹人民千百年的经营规划，山丹至清代已形成系统分明的渠道与灌区。全县分五大渠系，县城南的是草湖渠，源于马营各泉源沮洳的是暖泉渠，源于黑城泉头的是东中渠，源于祁连山的是童子渠，靠山水形成径流的是慕化渠（后两渠今属民乐县，叫童子坝河与大堵麻河灌区）。五大渠下分干渠14道，灌田11.42万亩。一套严密的水规章程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
19世纪中期的清宣宗道光年间，山丹户数达15082户，人口为93493人（见光绪本《山丹县志》）。与明世宗嘉靖时比较，户数增加1倍多，人口增加7倍多。
山丹官办教育，见于志书的最早为明代。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都御史马昂重修山丹卫学。明宪宗成化四年（1468年），都御史徐廷璋增修山丹卫学。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都御史刘璋修山丹卫学。清高宗乾隆初年（1736年），知县祁安期、苏泰建山丹书院。乾隆十六年（1751年），知县李复发改建，称仙堤书院。乾隆五十年（1785年），知县明福建龙峰书院。宣宗道光元年（1821年），知县颜廷彦移修于县城东南隅。德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改书院为小学堂，并增办蒙养学堂多处。这些知县或捐出自己俸银，或划出荒田出租，或发动绅民捐助，筹集资金，维持学校开支和购置图书。他们常到书院检查并亲自讲学，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宣宗道光十一年（1831年），知县黄璟以荒地成立“科举盘费义田”，把地租收入用来资助贫寒子弟参加科举的盘费，这些政绩，都记载于县志之中。
对山丹县影响很大而且破坏严重的是清穆宗同治四年至十三年（1865年—1874年）的兵燹。同治二年（1863年），宁夏回民马应龙组织回军在金积堡起义，河陇震动。河西地区汉族地主官绅惊慌失措，河西地区地方民团、回民义军、官军之间的相互攻杀、屠戮由此开始。
十年战乱，回汉间怨毒日深，回汉无辜百姓死伤无数。山丹县蒙受的灾难，决不是“深重”二字能概括得了的。左宗棠也承认：“甘肃频兴兵燹，孑遗仅存，往往百数十里人烟断绝！”经过德宗光绪34年的休养生息，至宣统元年（1909年），山丹知县张瀛学上报山丹地理调查表，按村分别统计户数人口，山丹全县（包括今属民乐县的童子坝灌区和大堵麻河灌区的几十个村镇）户数为20294户，人口为78614人，比道光中期的93493人，仍然少了近15000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56个兄弟民族在祖国大家庭中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共同创造的欣欣向荣的局面来之不易。面对这些历史陈迹，我们不仅要总结过去的教训，更重要的是应该珍惜美好的今天。
民国衰微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终于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由于它的不彻底性，对旧制度触动不大，山丹因偏僻闭塞，亦没有激起多大的波澜。民国期间，对山丹影响最深的莫过于马仲英和马步芳的统治。
马仲英原是宁海军第11营代理营长。民国17年（1928年），马仲英起兵反冯玉祥，自西宁入循化，劫公款，放囚犯，围攻河州城，被冯军刘郁芬击退。1929年2月，马仲英退至临潭、卓尼，被国民军李松昆和藏民司令黄正清追击，又退回青海，经由贵德、湟源西进。3月1日（农历正月二十日），马仲英率部2000多人由扁都口出山，甘凉卫戍司令部步兵连长任元奎在炒面庄（今属民乐县）堵截，力竭战死。马部经永固北下，进据山丹县城，纵兵抢掠，山丹首富万兴成东家尤国元被吊拷烧烫，索要藏银致死。马仲英遂于3月10日前后至永昌，因民团击毙其旅长马彦海，马仲英竟杀死民团团长和城内男子2000多人。3月15日破民勤城，又屠杀4600余人。后至宁夏，被国民军吉鸿昌击溃，马仲英出走北平、天津，部队被吉鸿昌收编。1930年10月，马仲英潜至宁夏，收拾残部，重返河西。甘州马谦部下的驻山丹骑兵团团长马文祥迎接于凉州丰乐堡。此时，马仲英已聚众数千人，经山丹入甘州。11月，驱逐甘肃警备司令马谦（马仲英旧部），并其部众，自称甘宁青保安总司令，成立“河西省行政委员会”，自任主席，设八大处，撤换含山丹在内的11县县长。
盘踞青海的马步芳早已垂涎河西。此时，他征得西北绥靖主任顾祝同的同意，追剿马仲英。1931年4月11日，马步芳与马仲英在三堡交火，马仲英败退肃州，马步芳进驻张掖。当时，冯玉祥旧部雷振邦旅尚留驻张掖，马步芳借口训话，将该部220多人诱至甘州提督院内用大刀砍杀。至此，马步芳实现了统治河西的梦想。
大局已定，马步芳所部三旅驻扎山丹、民乐。以后，国民党政府派马步青率陆军骑兵第五师（后改第五军）驻武威，所部分驻河西各县。山丹为张掖驻军一百师辖区，师长韩起功，凶狠贪婪，苛求无厌，集军政财权于一身，为虐长达10年之久。
这10年中，甘肃政局不稳，省政府主席也似走马灯般地调换。10年间，任甘肃省主席（按在任前后顺序）有孙连仲、马鸿宾、孙蔚如、邵力子、朱绍良、于学忠、朱绍良、贺耀祖、朱绍良、谷正伦，人均任职不过一年，自然难有建树。这样，就给马家军留出了为所欲为的空子。如果用历史发展观来分析他们的统治特点，那是标准的军阀割据的封建专制。
首先是军人干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马步芳将河西专员、县长驱逐，杀害酒泉保安司令徐络文、临泽县长樊万令，他另派专员、县长。他的亲信马良任山丹县长，堂弟马步鸾为团长，驻扎山丹（时称黑马队）。他们沆瀣一气，独霸一方。其间虽也有省政府委派来县长，却只能受驻军挟制，不敢违拗。驻军营连长到县政府坐索粮饷，如同上级，气焰嚣张。
其次是不择手段地掠夺财富。民国21年（1932年），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委员长孙蔚如令河西16县供应新编九师马步芳部给养，这无异给河西人民套上了枷锁。他所属的团、营、连均可向当地政府索取，稍不满足，就拘捕吊打。基层乡长、保长被系于马脖子上随意折磨。另外是催“草头税”。马家军向养羊户征草头税，无定期，无定额，只要驻军军官下乡，说是收草头税，不持任何证件，随意提出数额。在农民再三哀求下，送上狐皮、羔皮、银元、鸦片烟等，才昂然离去，并不给任何收条，下次来仍照样勒索。农民苦不堪言。还有“抓逃兵”，只要某村某姓有一人在马家军当兵，不论是否真正逃跑，只要有一纸证明，抓逃兵的就会让全村同姓亲族不得安宁，扬言抓丁替补，勒索满足方肯罢休。民国26年（1937年），修甘新公路，国民党政府委任马步青为督办，负责红城子以西甘肃境内路段的施工和管理。马步青侵吞国家投资，强行征发民伕，令民伕自带口粮工具，无偿筑路。山丹县境近百公里路段半为荒漠，民工风餐露宿，忍受饥寒，直到1940年底方告结束。其他临时支差，多如牛毛。1936年，红西路军转战河西，马步芳、马步青以三个骑兵旅并纠合地方民团围追堵截。次年3月，西路军终因久战疲劳，给养不足，气候严寒和兵员无法补充等不利因素而失败。马家军以“清乡”为名，搜捕掉队红军官兵，若无所获，便以收枪支、抓壮丁等借口，讹诈百姓。10年专制统治，造成民心恐惧。1941年冬，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来河西视察，亲眼看到河西人民在马家军压榨下的痛苦生活，回重庆后，说服蒋介石调马步青为青海柴达木屯垦督办并令率部前往，改由蒋介石嫡系的骑兵第十师谭辅烈部驻防张掖，辖山丹等县。马家军虽走，但所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据当时山丹县政府统计，民国31年（1942年），全县户数仅6704户，人口40257人，比清宣统元年（1909年）的78614人竟少了38357人。
1949年初，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为挽救败局，蒋介石又想借助专制暴虐的马家军。5月，他任命马步芳为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企图依靠西北诸马，阻遏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进。马步芳就职时扬言，“破产保产，拼命保命，挽救危机，确保西北”。在兰州地区筑工事，抓壮丁，调集6万兵力组成青海兵团，又令马鸿逵组成宁夏兵团，互为犄角。由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任总指挥，进守平凉，负隅顽抗。但历史不容许马步芳再做“西北侯”的美梦。解放军进军神速，自7月24日至8月11日，共歼灭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部属及甘、青两省保安团、队11900余人。马步芳龟缩兰州，据防死守。8月25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向兰州马家军发起全面进攻，下午占领沈家岭、狗洼山、营盘岭、窦家山至古城岭、马家山主要阵地，马家军在兰州以南、以东部署的兵力整个冰消瓦解。次日，兰州全城解放。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三军十九团自青海出扁都口，解放山丹，永远结束了封建势力对山丹人民的统治，永远结束了封建统治者制造的民族间长期猜疑、仇杀的历史。
站在21世纪的新起点上，回顾山丹历史，总是别有一番滋味。生活在这片沃土上的各民族的先行者们，既经历了金戈铁马、战乱相继的凄苦岁月，也曾有过铸剑为犁，安居乐业的太平时期。不论怎样，他们对山丹的开发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郭兴圣）
和着时代的脉博共振
在闻名遐迩的丝绸古道上，山丹，宛如河西走廊蜂腰地带一颗璀璨的明珠，点亮了无数南来北往者的心灯。这里勤劳朴实的各族人民，矢志不移，合奏着加快发展的雄浑乐章，始终与历史的脉搏共振动。
一
1936年底，辗转西进的红西路军，在这里建立过苏维埃政权。虽说是历史一撇，毕竟使这里落后闭塞的边陲人民很早就感受到了当家作主的曙光。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三军十九团解放山丹县城。3天后，留派21名军队干部在山丹开展新政权筹建工作，全县龙山、中山、天山3区27乡的基层政权相继建立。1950年1月26日，山丹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宣告劳动人民长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结束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开始。从此，山丹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50年9月，毛泽东主席寄来代表证，邀请路易·艾黎赴北京参加国庆1周年观礼。正是这位在山丹工作、生活了10年，熟悉当地山山水水的新西兰友人，把山丹人民的深情厚谊带到北京。正当人民为芦堡乡的省劳模郭兴清和在全省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会上夺魁的东街校教师周国玺自豪的日子，培黎工艺学校告别了诸多外国友人情有独钟的第二故乡，于1953年迁往兰州，改称西北石油技工学校。刚刚挺起了腰杆的山丹人民，又经历了1954年2月11日早晨8时30分发生的7.3级地震。这次灾难，全县死亡50人，伤329人，造成大量房屋倒塌、牲畜伤亡。1956年，山丹人民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办起《山丹报》和山丹县广播站，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新闻媒体。第二年9月，祁家店水库竣工的日子里，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途经山丹，更使劳动者们精神鼓舞。一年后，全国树立“三面红旗”，兴起大炼钢铁、大办民兵师等热潮，不仅所有的山丹人吃起了食堂餐，还深切体会了“全民皆兵”的滋味。9月，全县撤销乡建置，设红旗、红光、红星3个人民公社。在人们开始向自然生态“叫板”、围猎黄羊2000多只的欢呼声中，县里开始精简干部，实行下放劳动锻炼。这以后，山丹农田施起了化肥，粮食却连年歉收。“宁让人吃草，不叫红旗倒”的口号，震颤了干涸的土地，令无数过来人不堪回首。1962年元旦，分设山丹、民乐两县。两年后，山丹全县分设11个人民公社。1966年起，山丹和全国一样湮没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
迈出10年的沼泽，山丹又沉浸在1976年拨乱反正后第一个粮食总产突破亿斤的喜庆年。从此，曾经黯淡无光的史页上，又满载着山丹人民不懈奋斗的辉煌业绩。1979年，改革春风把山丹728名地富反坏分子的“帽子”一扫而去。从1958年便开始曾三起三落的李桥水库建设工程，此时基本告竣。这座有效库容1416万立方米的水库，为全县大部分农田灌溉和群众用水带来了福音。1980年，750个生产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人们挥手告别了“大锅饭”岁月，甩开膀子搞生产。这一年，古朴雅素的山丹烙画开始“打”了出去。1981年，正当汁多味甜的苹果梨落户山丹的时候，距县城西南5公里的瞭高山顶又建起了10瓦电视差转台（后安装50瓦差转机），县内大部分地方可收看张掖电视台转播节目。1982年，山丹全县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山丹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干劲十足地投入家乡建设，使山丹经济社会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二
山丹，位于甘肃省西部河西走廊中段，东靠永昌，西邻民乐，南以祁连山与青海省为界，北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接壤，东南过西大河水库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皇城区毗邻，西北与张掖市碱滩乡相连。位于东经100°41′～101°42′，北纬37°50′～39°03′，东西宽89公里，南北长136公里，面积5402.43平方公里。境内祁连山耸立于南，焉支山雄踞于东，龙首山屏障于北，丘峦起伏，沟壑纵横。除山区外，县境南部、东部为冲洪积平原，中部为槽形地带的冲积平原，高山区为褶皱低山丘陵，东北龙首山南麓为波状地丘陵，北部红寺湖地区为封闭型沟谷平原，全境自东南而西北缓斜坡降。
山丹810万亩土地，当地管辖三分之二，另有三分之一归中牧山丹马场使用。这里气候干燥，土地缺水，主要产粮区平川区年降水稀少而蒸发量大。1953年至2003年的50年中，干旱成灾严重的年份有14年，其余均为少雨年份；且季节分布不均，春夏季易旱，气温时空变异较大，常见的自然灾害如干旱、早晚霜冻、干热风、暴雨及大风等，时常危害农事活动，影响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山丹处于河西走廊地震带，地震频繁，当地人有“二十年一大震”之说。
山丹，建国初属武威专区。1955年后，属张掖专区。2002年起，属地级张掖市。全县现辖7乡4镇，115个行政村，4.2万户，20余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4.7万，有汉、回、藏、满等12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792人。县内有93922部队、山丹培黎学校、中牧山丹马场、山丹农场、山丹矿业公司、山丹粮食中转储备库、山丹焦化厂、张掖市山丹水泥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军队与省、市驻丹单位和企业。
山丹储量丰富的煤炭为这里的工矿企业生产提供了资源条件，利用率较高的硅石成为诸多建筑建材企业的基础用料。储量可观的高岭土、铁矿石、白云岩、石英沙等10多种矿产资源，也为人们开采利用提供了方便。
来到山丹，登临林壑优美、“不是黄山胜似黄山”的焉支山，纵情水草丰茂、花香宜人，号称“世界第一大马场”的中牧山丹马场等景点，尽可饱览绚丽多彩的自然景观，亦可一睹这里历经千百年沧桑且保存完好的汉明长城、山丹大佛，观瞻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艾黎与何克陵园、长城文物陈列馆等人文景观。
三
改革开放以来，山丹县经济社会发展较快，全县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2000年，山丹县生产总值提前7年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2003年10月25日的5.8级和6.1级两次地震虽然造成38881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但经过全县干部群众携手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仍然增长220元，达到3221元；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则达到5826元。
民国时期，因水利失修，加上山丹农业技术落后，85万多亩可耕农田在1949年粮食产量尚不足1000万公斤。20世纪50年代初，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当地开始改良品种，使用农药，改进农具，至1956年粮食产量已近4000万公斤。1958年，搞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大炼钢铁、“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平调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泛滥，土地、房屋、牲畜、农具随意调拨，大批劳力外调，加之自然灾害，农业遭到严重破坏，饥馑持续3年之久。1962年，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农业逐步恢复。“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县干部群众坚持兴修水利，平整农田，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在农村实行以家庭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县人民政府调整大农业、粮油种植和农副业结构，开展大面积小麦丰产田试验，在大马营、霍城、花寨子、李桥等乡沿山地区推广优良小麦、油菜等农作物品种，全县普遍使用化肥，促进了农业丰收。进入新世纪，在加快全县产业富民进程中，形成了油料、啤酒大麦、脱毒马铃薯、油纤亚麻和草畜5个特色产业，壮大了瑞源麦芽、芦堡亚麻、羊肉加工和脱毒马铃薯种薯培育等一批“农”字号龙头企业，并把“福来沃”羊肉、“亚奇”系列亚麻产品、“焉支玉”种薯等特色农产品注册商标，推向了市场。
山丹是干旱缺水县，产流区主要为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和水源涵养林地焉支山区，主要河流有马营河、霍城河、寺沟河以及山丹河等，全县年平均自产自用水资源1.24亿立方米。欲求农业发展，必先着手水利建设。
民国时期，全县灌溉渠道残损，渗漏严重，无蓄水设施，冬季河水漫流，夏秋雨洪泛滥，青苗期则严重缺水，常常“守干沟”。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始终如一地坚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截至2004年，国家共投资1亿多元，群众自筹资金2000多万元，整治干、支渠900公里，衬砌700多公里，逐步形成了纵横交错的节水灌溉网线。李桥水库经过实施加固除险工程后，效益尤为显著。全县有效灌溉面积40万亩，占现有耕地的47％，保灌面积30万亩，较民国时期扩大1倍多。由于特定的水文地质条件，地面水和地下水互相转化，多次重复利用，地下水可开采量0.46亿立方米。目前，地下水已呈下降趋势，干旱缺水问题日益严重。
全县自然植被，由于干旱、大量开荒和过度采樵已日渐缩小并呈现退化趋势。新中国成立后，重视自然林区抚育更新和防虫治病，并营造农田林网。2002年起，山丹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的有利时机，积极退耕还林30万亩，沿山群众可享受8年的补助粮款，加上75.5万亩的天然林，全县森林覆盖率也逐步提升到13.8％。
山丹县矿产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有发展工业的优势。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煤、陶瓷虽略具规模，均系手工生产。1954年，西安煤矿基本建设局在平坡筹建山丹煤矿。1958年投产，年产量30万吨左右。1957年5月，山丹电厂竣工发电，最高年发电量2216.8万度（1960年），是为山丹现代工业之始。1958年“大跃进”期间，大办工业，一时采煤、冶炼、修理、加工诸业并举。因论证不足，设计不周，施工草率，不久大多关停并转，却为以后山丹工业的发展铺垫了基础。1970年起，山丹工业逐步恢复，水泥、炼铁、焦化、耐火等厂先后投产，又开办炭黑、磷肥、粉丝、榨油诸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企业管理改革，实行经营承包和风险抵押承包，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职工都有了责任感，为生产经营增添了活力。1988年末，全县国营工业中，省属的有山丹焦化厂、山丹煤矿，地区所属的有山丹化工厂、山丹水泥厂、东水泉煤矿，县属的主要有羊虎沟煤矿、石湾子煤矿、陶瓷厂、农修厂、龙首化工厂、玻璃厂、炭黑厂、印刷厂等。山丹县矿产资源丰富，大宗的农副产品也为工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且有30多年办小型工业的经验；但资金短缺，技术设备落后，深加工不足，产品单一，企业应变能力差。从生产、销售全过程看，经济效益低，潜力尚有待挖掘。1978年，农村体制改革，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建材、建筑、运输、修理、食品、粮油加工诸业竞相兴办。可惜好景不长，20世纪90年代，山丹各类企业陷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发展“低谷”，普遍出现了停产、半停产等萎缩现象。从2001年起，全县用2年时间，基本完成了47户国有集体企业和6户列为试点的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115户乡镇企业的改革，并积极营造投资和创业的发展环境，使这些经历改制阵痛的企业如大病初愈，重现盎然生机。2003年，全县工业企业13年来首次实现整体扭亏为盈。2004年，山丹县注重发展抓项目、企业抓改革，又吸引资金3.5亿元，启动70多个项目开工建设，花草滩煤田开发、黑山铁矿开采、山泥集团技术改造等项目纷纷“上马”，为拉动山丹经济的快速发展培植了财源，注入了活力，全县工业发展出现了“更上一层楼”的喜人局面。
山丹居民由单一的从事农业、小手工业向多种职业转化始于20世纪50年代。其中，大部分从事现代工业、交通、采矿、电力诸业。1978年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民重视商品经济，由世代务农转向多种经营。2004年初，山丹个体工商户发展到近5000户，非公经济占到全县GDP的1/3。同时，劳务输出异军突起，全县有90余个劳务企业每年带领4.6万人外出务工。“打工”的山丹人凭着勤劳和智慧，把全国各地特别是西部阿克塞等地的丰硕收入带回家来，劳务创收成为山丹人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全县农机化作业水平显著提高，而且农机劳务化程度跃居全省前列。在山丹，平均2户就有1台农用机械，山丹农民靠着勤劳的双手，告别了“二牛抬杠”的生产历史，充分发挥机械优势提高生产生活水平，大批农机成为人们干活的必备工具、赚钱的重要依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助手”。经过多年建设，山丹交通有了长足发展，国道312线、兰新铁路复线横贯县境，地方道路四通八达。全县115个行政村全部开通了公共汽车，走路坐车，出门“打的”，已经成为山丹人的一个日常生活习惯。全县已形成了统一、开放、整齐、有序的道路运输市场。
全县城镇化进程也不断加快。县城建起楼房140余幢，居民增加到6万人，分6个社区居住，绿化、亮化、净化、美化标准逐年提升。家用电器及高档商品畅销不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至2004年，全县还安置各类城镇下岗失业人员1765人，使1/6的城市居民享受起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优惠政策。
山丹的教育、文化、卫生、科技基础差，起点低。民国时期，仅有初中1所，学生不足百人，完小7所，每校一、二百人不等。1944年，中国“工合”培黎工艺学校迁址山丹，由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任校长，这一举措对山丹县教育、工业颇有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积极发展教育，经过恢复、发展，以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几番曲折。20世纪80年代，山丹教育开始稳步发展。进入新世纪，全县基础教育实施素质教育的步伐明显加快，全县现有各类学校137所，在校师生1.3万人，实现了“两基”达标，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高校录取人数自2001年突破百名大关后逐年增加。教师和全县干部职工，以及农村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也迅速兴起，参与人数逐年增多。全县体育活动由县教体局组织，历年参加地区以上运动会，女排获两次冠军，男排获一次亚军，田径、柔道、摔跤等项目破地区纪录11项。县体育运动中心还被列为省自行车训练基地。1998年，山丹相继被评为全国“体育先进县”和全省“文化先进县”，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体育活动，已成为全县群众的自觉行为。
1980年后，山丹县医疗卫生事业得到根本改观。县医院门诊楼、住院部楼、中医医院综合楼、防保综合楼相继建成。通过世界银行贷款，增加医疗设备如B超、脑电图、胃镜、膀胱镜及床边监护仪等，医疗质量明显提高。民国时期，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天花、白喉，20世纪50年代基本消灭。地方病如布病、地甲病、氟病等，80年代也已有效控制。进入新世纪，随着政府对卫生事业投入的加大，大批先进医疗设备进入山丹县并用于临床治疗，山丹卫生机构预防疾病、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能力明显增强。2003年，山丹县取得了抗击非典型性肺炎的胜利，并被列为全省第一批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县，山丹农村群众优先享受国家和省、市、县合作医疗优惠政策。
1982年后，山丹县科学技术活动正常化。先后成立各级各类专业学会、协会，创建科技、文明乡村，评选示范户，构筑了健全完善的群众性创建活动机制。2001年—2002年度，山丹被评为“全国科技先进县”。2004年，科技在全县工农业生产中的贡献率达45％以上。
目前，山丹县有文化馆、电影院、广播站、电视卫星地面接收站、工人俱乐部等。各乡设文化站，霍城、东乐、芦堡、花寨各建有固定座位的影剧院。1982年，艾黎捐赠中国古代文物3800余件，建成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1984年，为纪念原培黎学校英籍教导主任何克，新建山丹培黎图书馆，使山丹文、图、博三馆齐全，位居全省前列。进入新世纪，全县有80％以上的村实现了“五改五通四有四化”，村容村貌大为改观，文明水平显著提高。
迎着21世纪朝气蓬勃的曙光，山丹经济发展步伐矫健，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山丹已融入西部大开发的浪潮，正在舒展明天更加灿烂的画卷……
（黄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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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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