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继刘邦之后的又一位很有作为的布衣（佃农）出身的君王。他统治的31年间（公元1367年至公元1398年），采取了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强民富国的措施，诸如兴修水利、推行屯田、开辟田野、减轻徭役、增殖户口等方略，奠定了明初盛世的基础。朱元璋常告诫地方官吏说：“天下刚刚平定，百姓财力都很困乏，像刚学飞的小鸟，拔不得羽毛；如新栽的树木，碰不得根系，应该让他们休养生息，搞好生产。”同时，他诏令各级官吏把“开辟田亩、增殖人口”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把“发展农桑”作为治绩，整肃官吏，违者降职、处罚。
  按照上述治国方略，为了医治战乱创伤，疏散稠密人口，开发宽闲之地，尽快恢复经济，巩固统治，朱元璋采纳了户部郎中刘九皋“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的奏章，选人口稠密“表里山河”“北通幽燕，南达秦蜀，东连齐鲁，西抵河陇”的山西洪洞县为重点移民区，按照“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颁诏迁令。
  在明初的近半个世纪里，洪洞县迁徙移民18次之多。移民们在驿道要冲的唐代广济寺院的大槐树下，集中填发凭照。遣徙始发，对民怨冲天者强行胁迫，对拒不服从者严刑重罚，移民们向鄂、苏、皖、豫、鲁、冀、陕、甘等地迁徙，尤其是迁向西北的移民，沿着漫漫丝绸古道，晓行夜宿，奔波劳顿，移民们背缚双手，绳索串联，差官押解，受尽了路途艰辛人间疾苦……
  移民到达陕西行都司指挥使司，分辖各卫所按凭照管理，甘肃镇之山丹卫对移民进行挑选，移民户籍与军队编为一体，家家有正军一名，也有余丁，而且祖孙袭承。大批迁徙移民，为了生存，只得开荒产粮，屯田土地。因此，正军耕种的军屯和余丁耕种的民屯，对山丹卫屯田业的发展发挥了开发性作用。据《明史·食货志》载，洪武初实行军屯、民屯，“其制：移民就宽乡、或招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树植。”《甘镇志》载：嘉靖间，都御史杨博为保障军屯、民屯生产之安全，防御来扰之敌掠劫，在山丹卫令筑“屯庄墩五十九座”，由住堡寨中屯民“一二十家或四五十家督令共筑一墩，每墩设一总甲提调。墩成，编集近民更迭望，若警报一至，大城四路，各发柴烽信炮传示各乡，即敛生畜屯据本墩，庶聚甚速，清野甚易。”时，建制有章，管理有序。据《甘州府志》载：“每大堡设屯长一人，屯副一人，小堡设屯长一人”。
  为引灌溉，界定山丹河及上游马营河、霍城河、寺沟河之渠灌面积，并召集戍屯民众千人，引祁连山白石崖之水灌地，杨博还亲自督监疏修白石崖水道，“自是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泉不壅塞”（《暖泉水利·建五闸龙王庙碑记》）。
  由于民屯的快速发展，《甘镇志·岁计》载，山丹卫洪武中有户6363，人口12720，可谓盛众。但是，在民屯的百余年中，边患频繁，军屯搁置，豪门仗势，霸占水利，民屯荒芜；赋税苛急，屯田无利，军民多逃亡谋生。至嘉靖年间户数锐减至1551，人口少至5406，景象萧疏。
  山丹屯田制在嘉靖末年虽基本破坏，但史实充分证明，明初移民政策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内地移民在山丹的开发，增进了民族融合，促进了农牧生产，固守了西部边寨，保障了古丝绸之路的畅通。物换星移，人更代革，山丹父老乡亲，散聚在明代残留的老白杨树下，同吟父辈们留下的“问咱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老家在哪里，大槐树下老鸹窝”的歌谣，亦或脱去袜子，抬起双脚，凿凿比划着祖先遗传下来的小拇指上加小指的辨认老乡的唯一标志，丝丝亲近之情，怀故之情，客籍之情便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