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新西兰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2009年评选的“中国缘·十大国际友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1927年来到上海并从此留居中国60年。其间他在甘肃山丹生活工作近10年，甘肃省政府于1985年授予他“甘肃省荣誉公民”称号，他把山丹作为他的第二故乡，他同山丹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他，就是第二故乡的特殊游子——路易·艾黎。
  新西兰人国际友人路易·艾黎，1897年12月2日出生，1927年4月21日来到中国，此后长期居住中国。他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奋斗了整整60年。20世纪30年代，路易·艾黎积极参加上海国际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并向国外撰写了大量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文章。抗日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并发起组织了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成为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自救、支援抗战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在那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他为供应战时军需民用、特别是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游击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40年代，他在甘肃省山丹县创办了以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理论联系实际为办学宗旨的培黎工艺学校，吸收劳动人民子弟，为新中国的黎明培养了一批能吃苦、讲实干的技术人才。他同山丹人民一起生活了9年，1953年回到北京定居。新中国成立后，路易·艾黎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各国人民友好事业。他热爱新中国，宣传新中国，为发展中国人民同新西兰及各国人民间的友谊、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新西兰人民和广大国际友人的尊敬和爱戴，曾受到我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宋庆龄、邓颖超等的亲切会见。1982年路易·艾黎85岁寿辰时，北京市政府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1987年12月因病逝世于北京，邓小平为他题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一）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路易·艾黎从1927年至1938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消防处任防火督察、工业督察长等职。在此期间，他目睹了许多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和中国工人遭受剥削和压迫的悲惨情景。反动统治者对人民群众的残暴镇压，更促使他决心投入中国人民变革社会的斗争。1934年他参加了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他在愚园路的住所成为党的地下工作者的碰头地点和避难所，上海地下党曾在他的顶楼架设过秘密电台。他还和史沫特莱、刘鼎等多方设法为红军购买医疗器械和药品。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他冒险去太原，为中国共产党兑换红军在陕西缴获的地方钞票。美国友人格兰尼奇夫妇主办进步英文刊物《中国呼声》期间，他是积极的支持者和撰稿人。与当时文化界左翼人士鲁迅、茅盾、丁玲、胡愈之等广泛接触。20世纪40年代前后，他致力于创办培黎工艺学校，为新中国的黎明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新中国成立后，路易·艾黎继续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为丰富故乡（山丹）人民的文化生活，使其“了解社会的起源与发展，懂得我们的过去与将来，从而达到四化的目的”，使故乡“能成为丝绸之路旅游的一站”，进而“增进多国的友谊”（艾黎语）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路易·艾黎在华60年，始终与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同中国的革命前辈建立了真挚的友谊，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精力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人民。
  （二）工业合作社的创始人。1938年初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艾黎与埃德加·斯诺和佩格·斯诺等中外友人发起“工合”运动，制定了在非敌占区建立工业合作社的计划，以此支援抗战。这项计划从一开始便得到宋庆龄和共产党的支持。5月，艾黎辞去在上海的职务去武汉；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表面上支持“工合”，任命艾黎为行政院咨询“工合”工作的技术顾问。1939年1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简称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成立，艾黎为委员，并担任实地工作秘书。曾先后去菲律宾、缅甸、新加坡等地为“工合”筹募资金。1939年至1942年期间，艾黎全力投入“工合”工作，经常奔走于中国西北、川康、滇黔、湘桂、赣闽粤、浙皖、晋豫等抗战后方的城镇农村，组织和发展当地的工业合作社，在陕甘宁边区的延安、新四军根据地中心的茂林都设有“工合”事务所。艾黎为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和向前线临时工厂输送技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9年至1940年，艾黎两次到延安，受到毛泽东亲切接见。1939年毛泽东和叶挺同志分别写信给“工合”国际委员会，高度赞扬了工合运动对抗战做出的贡献。据统计，截至1942年，“工合”在整个非敌占区总计建立了约两千个大小不同的合作社和作坊，生产数十种民用消费品和部分军需品。由于“工合”积极支持抗日，许多领导人和社员遭到迫害，国民党指责艾黎与共产党有联系，于1942年9月解除了他的行政院技术顾问的职务。但是，艾黎并没有因为解除职务而放弃他的理想，离开他的事业。他依然以“工合”国际委员会实地工作秘书的身份，不辞辛劳地继续工作着。
  （三）为中国的黎明而培训人才。“工合”运动开展起来以后，各地急需各类技术人员，急需有能力有经验的负责人。于是，“工合”决定举办训练班，为合作社培养技术员和指导员。艾黎把这种培训班叫做“工合”培黎学校，培黎是为纪念一位美国人约瑟夫·贝利——一个献身中国教育，提倡独立思考、进行创造性劳动的老人。同时，培黎还有“为中国黎明培训人才”的意思。
  第一所培黎学校，是1940年在江西赣县创办的。学校的建立，为这一地区的合作社输送了一批技术骨干。1942年以后，艾黎转向培训“工合”管理和技术干部的工作，同英国记者乔治·何克在陕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此后，艾黎开始在全国各地试办培黎学校。学校是为普通的合作社徒工或逃难的工农子弟而设的。培训主要围绕着生产部门进行。每天有半天时间用于生产学习，教学生如何利用和开发当地可以利用的资源。另半天上课，讲理论。整个学制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整体，至少要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部分物品。
  1944年该校迁到甘肃省山丹县，一度发展到近600人的规模，设有近20个供学生实习的生产组，实行半工半读、理论结合实际的教学方针，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在山丹培黎学校，学生们在没有技术员的条件下，自己动手，在实践中摸索。艾黎同他们一起研究，共同解决技术难题，然后编成讲义，油印出来发给大家。同时，艾黎不断根据学校的发展，增加实践项目，使学生们学到更多的实践经验。培黎学校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工程技术人才。艾黎教育思想实质是对怎样培养具有实践技能和创造精神的技能人才的探索教育思想。艾黎在山丹十年的办学过程中，所开展的通过“手脑并用”的实践方式实现“创造分析”的教育目标的伟大探索，已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探析艾黎教育思想，给了我很多的启迪：一是以人为本是教育的本质，艾黎教育思想的本质是促进人的发展；二是创新是教育的灵魂，艾黎“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教育思想具有创新性；三是爱是教育成功的关键，艾黎教育思想是浸透了爱的教育思想。艾黎和他领导的教师在不断探索创造性教育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精神、道德品格、管理能力、劳动能力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创业精神、实践精神、奉献精神、追求教育理想的不懈精神，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启示。
  1949年解放大西北时，艾黎调拨学校所有卡车，帮助运送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为解放玉门等地做出了贡献，受到彭德怀同志的高度赞赏。1953年，学校迁往兰州，改名兰州培黎石油技工学校，艾黎为名誉校长。多年来，该校培养的技术人才遍及全国各地，为中国的石油和工业战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不畏强权的校长。1946年的一天，培校的两个学生赶着两辆大车拉东西时，被士兵拦住，说要征用车辆，学生强调用车必须经过校长同意，士兵不听，还打了学生，艾黎接到报告后勃然大怒，率领学生赶到驻军营部理论，迫使营长列队让学生指认扣车士兵，最后打了扣车士兵四十军棍，并向学校赔礼道歉方才了事。一次，国民党士兵以培校通共为由要查封学校，艾黎义正词严，驳得军方理屈词穷，同时拿出张治忠将军令才使学校免遭查封。山丹解放前夕，国民党残兵横行无忌，为保护学校和学生，艾黎组织学生搞“演习”带着车队到野外“拉练”，给外界造成了校内“全副武装”的假象，致使那些散兵游勇在校门口止步，才保住了山丹培校这片乐土。
  （五）学生心中的慈父。艾黎一生未婚，很多不同国籍的女性仰慕他的品德和才干，大多因志虽同而道不合，最后止于做终生好友。他的学生们曾问过他个中的缘由，他说，有了家就有了麻烦，就不能好好做事了。20年代他在内蒙古和洪湖的救灾工作中，收养了失去父母的孤儿阿兰和迈克，在抚养他们成人后，送到延安去参加抗战；40年代在山丹办学时，又在乔治·何克不幸病逝后，继养了母亲病故、父亲为革命逃亡延安的聂家四兄弟；新中国成立后他抚养革命烈士邓中夏的侄儿邓邦镇完成美术学业，为他成家立业创造条件。在养子们的心里，“艾黎不是一个伟人，但他是我们的父亲。他总是很和善，很少动手打学生，即便学生犯了错，处罚时他也从不打脸打头，但多的时候是带着玩笑性质的，甚至会扒掉裤子打屁股，打完了学生也不生气，权当是个乐子。他还亲自给学生理发，有的学生不愿理，他就来个‘艾黎式的幽默’——拿剃刀从脑袋正中剃上一刀，然后挥挥手说：‘就这样，很好看啦，去吧！’学生们哭笑不得，只好请求他剃成光头。为了维持学校正常运转，父亲曾忍痛卖过汽车。不仅如此，看到学生们吃不饱，他用他母亲的1万美金退休金，购置了生活用品。”从那时候起，艾黎就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家庭，由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们组成的艾黎中国大家庭，晚年给了他家的温暖与欢乐。山丹培校培养出来的几百名学生，不时从全国各地传来工作有成的好消息，使他精神上得到极大慰藉。
  （六）为重建培校而奔波。艾黎晚年最感欣慰的事，莫过于工合的恢复和山丹培黎学校的重建。为实现这两个愿望，他等了35年。原以为，这两项起于抗战年代，一度蜚声海内外的事业，能在新中国建设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不料解放后培校迁至兰州，改成石油部下属的石油技工学校，工合协会被“大一统”统入中华全国合作总社，为支援工合而在香港组成的工合国际委员会停止活动。一时间，工合和山丹培校销声匿迹。但艾黎和他当年的工合战友始终坚信，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曾经被民众所欢迎，代表公平、公正、民主等合作社价值观的工合，培养能“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实用人才的山丹培黎学校，都是利国利民、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好事。借助改革开放好时机，在中央和甘肃地方政府，以及国内外热心人的支持下，二者终于在艾老在世时，得到恢复重建。1987年4月，他长期努力重建的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正式开学，他任名誉校长。为募集学校所需的资金、设备，他在国际上做了大量工作。这项计划受到甘肃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新西兰政府、人民和各国友人也给予了热情的帮助。艾黎晚年还为恢复“工合”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83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恢复，艾黎被推选为名誉顾问。1987年，中断工作35年的“工合”国际委员会也重新组建，艾黎任主席，亲自领导了该会的日常工作。
  （七）对第二故乡的厚爱。晚年的艾黎生活是幸福的。1978年以后他不断调查研究，就中国的环境保护、经济建设、资源和青年思想教育、就业等问题提出意见与建议，力求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做出贡献。他的晚年致力于写作，他一生写下了大量诗文，还翻译了不少中国优秀的古诗和现代诗，已出版的著作和译作共66本，最后一本著作是《艾黎自传》。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艾黎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的了解，学识广博，对中国人们的事业有坚定的信念，对老一辈革命家感情很深。艾黎对他的第二故乡山丹的感情尤其深厚，在他的晚年曾七次回山丹，看望他的第二故乡的乡亲，寻觅他工作生活了十年的故居。
  从80年代起，友协帮他把数十年搜集和珍藏的近4000件中国古文物和艺术品，陆续运往山丹，作为他留给第二故乡的赠礼，了却了他一大心愿。于1982年起在新建的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展出。1984年他又促成山丹县培黎图书馆的建设，并捐赠了大批图书。
  （八）历史给予的评价。艾老一生做人的基本信条是“给予”，而不是“索取”。因此，不论他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能不喜不惧，泰然处之。他献身造福中国人民的事业是心甘情愿的，毫无保留的、不求回报的。他从这种“给予”中得到满足，即使在得不到理解时，也能照既定目标一往无前地走下去，从战胜困难中充实自己的生活。他在回答一些青年人“为什么你要留在中国”时说：“是中国给了我生活的目的，一个值得我为之奋斗的事业和内容日益丰富的岁月”。他为“能在千百万人民的队伍中有一个位置而感到自豪”，他认为“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没有什么比这报酬更大”。在今天，也许有人会把艾黎看作，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理想主义者”，其实艾黎是最讲“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他当年所做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为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为了干成这些事，他做出了重大的个人牺牲，承受了各种误解和政治压力，忍受了战乱中四处奔走的艰辛带来的病痛，几次大难不死，直至新中国的黎明。
  艾黎无私奉献，苦干实干的一生，在晚年获得了应得的回报。他多方面的成就赢得了众多的荣誉头衔，包括作家、诗人、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教育家、“工合之父”、中新关系架桥人、英女王社会服务勋章获得者、北京市、甘肃省荣誉公民以及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文学荣誉博士学位等各种荣誉学位等等。1977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艾黎80岁生日宴会上的贺词中，尊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战士、老朋友、老战友”，总结他一生的贡献说：“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五十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这是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在华一生的崇高评价。
  （九）回归故乡的游子。1960年，路易·艾黎离国27年首次回到新西兰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他当年的举动，艾黎不时读到一些媒体的偏激之辞。然而，到1972年艾黎再次回到家乡，他发现更多新西兰人开始理解中国，关注中国的发展建设，赞赏他在中国几十年的奉献。最令路易·艾黎高兴的是，他这次回国不久，新西兰同中国正式建交。从基督城驱车50公里，到达路易·艾黎的故乡——斯普林菲尔德镇。车刚一进城，便看到路边一个醒目的标志：路易·艾黎纪念园。纪念园正中是一尊石像，表现的是路易·艾黎当年在山丹培黎学校向孩子们传授知识、技能的情景。石像左下角刻着两行小字：路易·艾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新西兰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路易·艾黎不仅是中新友谊的象征，还在他有生之年不遗余力地推动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在他的倡导下成立的新中友协，几十年来在加强两国关系方面，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曾任新中友协会长达10年的云达忠说，当年路易·艾黎前往中国的时候，还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青年，然而他不顾战乱年代的艰苦，甘愿留在中国，努力解除当地人民的困苦。这种博大的爱心和国际主义精神，使艾黎成为新西兰人的自豪。
  艾黎晚年欢度过90岁寿辰之后，因患脑血栓并发心功能衰竭医治无效，于1987年12月27日在北京溘然长逝，终年90岁。按照他的遗嘱，他的骨灰撒在他的第二故乡山丹。至此，第二故乡山丹的特殊游子——路易·艾黎，在山丹这片充满希望和亲情的热土上安息了。
  （十）艾黎教育思想永放光芒。2009年9月10日，在纪念路易·艾黎诞辰110周年，庆祝山丹培黎学校建校65周年之际，甘肃省教育厅在山丹培黎学校主持召开了路易·艾黎教育思想研讨会。新西兰驻华大使包逸之、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惠娥、山丹培校名誉校长云忠达以及省市有关领导和大使代表团、新西兰毛利人——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新中友协代表团、新中友协丝路代表团、艾黎国外亲属以及山丹培黎学校老校友代表团和学校师生共300多人参加研讨会。
  研讨会上，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惠娥、山丹培校名誉校长云忠达、艾黎国外亲属代表、山丹培黎学校的老校友及师生代表等进行了发言。有关代表团还向学校赠送了纪念品。
  省教育厅王萍副厅长讲话指出，路易·艾黎1927年来到中国，六十年如一日，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始终如一、孜孜不倦地忘我工作，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他和甘肃人民朝夕相处整整十年，把山丹作为他的第二故乡。我们为有这样一位国际友人而感到骄傲。上世纪40年代，艾黎在山丹创办了培黎学校，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探索创造性教育实践。他所选择的是一条在教育领域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在培黎学校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艾黎教育思想，其基本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教育学生树立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献身精神；二是提出了“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教育思想；三是要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农村；四是提出学生是学校的主人，并通过半工半读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早当家”的能力；五是依靠集体力量办学。这五个方面集中体现了的艾黎教育思想，正如艾黎在《探索性教育纪实》的《前言》中写道：“是对教育思想的探索，也是对培养有实践技能和创造精神的人才的一种探索”。这些教育思想对今天我们的职业教育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希望山丹培校在以后的办学中，能够继续遵循艾黎“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教育思想，继承和发扬艾黎的教育精神，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专业改造，拓宽服务面向，珍惜对外合作资源，发挥学校办学优势，为张掖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使艾黎教育思想在山丹这片热土上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