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一、远古时代
  《尚书·禹贡》记述：“（禹）导弱水，至于合黎，馀波入于流沙。”多数学者认为，由于生产力的限制，禹的时代“导”弱水是不可能的。但从这句话中可以推测到源于山丹的弱水，在秦以前是一条水源充沛、径流远长的大河，才能名见于经传。那时山丹森林葱郁，水草丰茂，是孳牧牲畜的理想乐园。
  从地形上看，县境南端耸立着祁连山系的冷龙岭，海拔4448米，终年积雪。夏日消融，滋润了县境大部分耕地。龙首山是北境屏障，阻绝了巴丹吉林沙漠的南移。隆起于县境东南的大黄山（古称焉支山），海拔3976米，松杉茂密，植被良好，是寺沟河、流水沟等的水源涵养林地。由于它的分割，县境由东南向西北垂降，与张掖、酒泉连成狭长平原，是东西交通的孔道。这些因素，对山丹历史，不论是经济、政治和军事，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7年，考古学家裴文中应山丹培黎工艺学校校长路易·艾黎之邀，来山丹四坝滩考察，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1988年，县博物馆工作者王自刚、王治安等人，在县城西北17公里处龙首山口子西侧的草场洼，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群，其中有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彩陶及玉石器物，证明这里的先民活动，可以上溯到夏商时代。
  据《史记》记载，秦时（约距今2200多年）西戎的一个叫月氏的部族，逐走了乌孙族，独占了河西走廊，游牧于祁连、敦煌之间。他们没有长期定居的村落城邑，随着畜群逐水草丰茂之处作短暂的居留，遂称为“行国”。《史记》说月氏有一二十万能弯弓善射的骑士，可见其国力强盛，人口兴旺。由此可以想象，2200多年前，大黄山下，弱水两岸，不少较为开化的月氏人在此放牧畜群，繁衍生息。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北方匈奴族头曼单于（匈奴最高首领），送到月氏作人质的儿子冒顿逃回匈奴，杀父自立，称为冒顿单于。他加强内部组织，健全军事制度，国势渐盛。中国楚汉相争，无力北顾，冒顿东向灭亡了活动在今内蒙古、东北的东胡，西向击败了月氏。汉文帝前元三年至四年（约公元前177年），冒顿单于彻底击败月氏，迫使西迁。大部移徙今新疆西部伊犁河流域及迤西一带，叫大月氏；余部入祁连山与羌人杂居，叫小月氏。河西被匈奴占据，史称“匈奴右地”。他们的生活与月氏族无大差异，仍然是放牧牛羊，走马射箭，羶肉酪浆，以充饥渴的奴隶制社会。
  二、汉初内附
  匈奴强大了，经常侵扰汉朝边境，杀害吏民，掠夺人畜。汉武帝刘彻时，由于“文景之治”采取发展生产，恢复经济的政策，府库充盈，军事力量逐渐加强，武帝开始执行主动出击，集中力量用兵匈奴的战略方针。
  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三月，汉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骑兵万人，从今临洮（当时为陇西郡）出发，经青海河湟地区，沿浩门水（今大通河），穿大斗拔谷（今民乐扁都口），过焉支山千余里，与匈奴激战，俘虏浑邪王子，缴获休屠王祭天时供奉的金人，斩首八千余。
  春季河西大捷鼓舞了汉武帝开拓疆域的信心，同年夏，他又派霍去病和公孙敖从北地郡（今甘肃庆阳、环县）出发，分兵两路进攻匈奴。霍去病经今宁夏、内蒙古南部，逾居延泽（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南折抵觻得（今张掖市西北），跨河西走廊，攻祁连山，俘获匈奴单桓、酋涂诸王及王母、王子59人，相国以下将军、都尉63人，降2500余人，斩首三万余，匈奴在河西的力量被彻底击溃。
  是年秋，匈奴伊稚斜单于对河西浑邪王、休屠王两次失利，折损人马数万大为恼火，要杀掉他们。二人恐惧不安，打算降汉，汉政府派霍去病迎降。休屠王反悔了，浑邪王杀死他，合并了他的部众投降汉朝。从此，河西开始成为汉王朝的土地，在这里设武威、酒泉二郡，删丹县属武威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武威郡地设张掖郡，在今山丹县境内置删丹、日勒二县，日勒县治在今硖口以东的古城洼。至此，删丹真正隶属于汉帝国，成了中国的一部分。
  汉政府用兵西域，河西成为东西交通的干线，使节商旅，相望于道，较之二十多年前张骞“凿空”通西域时，自是另一种气象了。
  有了驻军，随之而来的是军粮供应问题。“千里不运粮，百里不运草”，由内地转运自然不是长久之计，河西屯田便应运而生。《汉书·武帝纪》记载，元鼎六年置河西四郡，大量汉人移民屯田戍边。《史记·平准书》记载，置张掖、酒泉郡，连同上郡、朔方、西河设置田官，派戍边士卒六十万人屯田。前者叫“民屯”，多是内地贫苦农民、犯法人和他们的家属；后者叫“军屯”。二者的区别是民屯的农民由国家借给农具、种子，向国家交纳地租。军屯的田卒既守边又种田，国家供给他们生产和生活资料，收获则全部缴国家。《汉书·地理志》记载，日勒县置都尉治泽索谷，很可能就是戍边屯田兼而有之的军屯组织。《居延汉简》中记载，当时已使用牛耕，并有垄（埂子）畎（垄间小沟，种植作物）轮换耕作的“代田”。
  西汉时山丹地区由畜牧社会进入农业社会，这是重大进步，它迅速促进生产发展，人口繁衍。西汉时张掖郡有二万四千多户，近九万居民，山丹地区（删丹、日勒二县）至少当有上万人口了。
  三、战乱与割据时代
  安定繁荣的局面，极为短暂。西汉末年，国势渐弱，对边境的控制已感鞭长莫及。匈奴时刻窥测形势，力图再起。
  据《资治通鉴》载，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匈奴单于派犁汗王探察边境虚实，认为汉朝酒泉、张掖兵力薄弱，如出兵挑衅，即可收复失地。于是右贤王、犁汗王率四千骑兵分三路入侵日勒、屋兰（今张掖东南）、番和（今永昌县），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出兵迎击，大破匈奴，逃脱者只有数百人，犁汗王被归附汉朝的匈奴义渠王射死。
  王莽代汉，建立了新朝，想立威匈奴，巩固政权。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兵分十二路同时出击匈奴。派奋武将军王骏、定胡将军王晏出张掖，百姓转运粮秣兵器，官吏督促严急，完不成任务军法制裁。删丹、日勒地处边塞要冲，人民苦于应征转输。
  新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政权摇摇欲坠，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北）人隗嚣起兵响应刘玄，聚众十万，杀死王莽官吏，派兵占据陇西、武都、金城及河西四郡，删丹为隗嚣割据。
  公元25年，平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人窦融被刘玄任命为张掖属国都尉，他结交地方豪杰，联络羌族胡人，后来行使河西五郡大将军职权。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赞他政策宽松平和，社会秩序安定，上下团结，生产日盛。他训练士兵，整顿边防，一旦匈奴入侵，他与诸郡互相声援。因此，内地人民为了逃荒或避乱，多来归附，删丹人民也获得了短暂的休养生息。过了十年，窦融和河西五郡太守到洛阳朝见东汉皇帝，删丹开始奉行东汉政府政令。
  从公元2世纪初起，羌族侵扰又是删丹县的一大威胁。东汉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正月，羌族占据张掖、日勒。安帝永宁元年，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沈氏种羌入武威、张掖。桓帝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冬，滇那种羌又入侵，删丹饱受战乱之苦。
  东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凉州领属的河西四郡因距离首府陇县（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遥远，加上盗寇梗阻，黄河天险，要求另行置州，以利领属。东汉在河西置雍州，分张掖郡地设西郡，治所在日勒，建制随之升格。
  四、五凉纷争
  晋朝灭魏，对河西更是鞭长莫及，先后入侵河西的有鲜卑、匈奴、氐、羌等族，战乱持续了一百七十多年，陷于战乱焚掠之中的删丹、日勒，真可谓疮痍满目了。
  鲜卑族是由塞北迁入河西的，晋初日渐强盛，酋长秃发树机能勇敢多谋，在金山（今民乐洪水附近）战败晋凉州刺史苏愉。晋武帝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树机能部将若罗拔能等杀晋凉州刺史杨欣于丹岭（《甘宁青史略》注：疑即山丹岭，山丹有焉支山），朝廷震动。晋武帝派马隆率军西征，且战且进。到武威，鲜卑族一些部落投降，树机能战败被部下杀死。
  此后，张轨割据（前凉）。晋惠帝永宁元年（公元301年），西晋任张轨为凉州刺史，他扩建姑臧（今武威）城，保卫州境，曾获一度安定。公元345年，张轨之孙张骏称假凉王（“假”是代理的意思），势力强盛，占有河西、新疆东部和宁夏西部地区，删丹属前凉。
  氐族人苻坚的前秦政权，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进攻西凉，围姑臧，前凉张天锡兵败投降，前秦占据河西，删丹又归前秦。
  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前秦大将吕光（氐族）征服西域三十余国东还，前秦凉州刺史梁熙畏惧他兵势强盛，置兵防御。吕光攻武威，城破，杀梁熙，自任凉州刺史。河西郡县大多投降吕光，唯西郡太守宋泮坚守日勒，拒不投降，后城破被俘，不屈而死。
  张天锡投降前秦后，在淝水之战中（公元383年）投奔东晋。他的次子张大豫藏匿河西，后聚众数千人，攻吕光，占昌松郡（今甘肃武威东南），进逼武威，被吕光击败。张大豫自西郡裹胁百姓五千余户东去临洮。此后，删丹为吕光割据，归属后凉。
  太元十二年（公元387年），后凉张掖太守彭晃叛吕光，光亲率骑兵三万，倍道兼行，经删丹县境征晃，城破杀晃。
  东晋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后凉吕光杀尚书沮渠罗仇（匈奴族）及其弟三河太守沮渠麴粥，罗仇侄沮渠蒙逊利用为其叔办丧事的机会，聚众叛光，结盟起兵，攻占临松郡（今民乐南古城），屯据金山。吕光派儿子吕纂率兵讨伐，在匆谷（在删丹县，具体位置不详）打败蒙逊，蒙逊逃入山中。蒙逊族兄男成为后凉将军，闻蒙逊起兵，也在乐涫（在今酒泉东）集中数千人响应。酒泉太守垒澄讨伐男成，兵败身死。男成围攻建康（今高台县），派使者劝建康太守段业反对后凉，段业拒绝。相持二十多天，后凉援兵不至。段业与吕光近臣不和，心怀疑惧，不安动摇，与男成妥协。男成等拥戴段业为凉州牧，建康公，另立政权，史称北凉。不久，沮渠蒙逊率部投奔段业，业任命他为镇西将军。
  同年，鲜卑族秃发树机能的后代秃发乌孤占金城（今皋兰县西北）、西平（今青海西宁），自称西平王，黄河南鲜卑十二部大人（部落首领）都来归附，势力强盛，史称南凉。在今天兰州以西至酒泉的走廊地带和青海河湟之间，氐、鲜卑、匈奴的割据政权鼎足相峙，争夺兼并，战乱时起。
  东晋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段业使沮渠蒙逊攻西郡，部下有疑虑，蒙逊说：“西郡地处丹岭要冲，不可不取。”蒙逊率兵包围日勒，引水灌城。城溃，俘后凉西郡太守吕纯，声威大振。
  当时，后凉吕弘守张掖，段业遣沮渠男成与王德进攻，吕弘慑于北凉威势，弃城引兵东走。段业不听蒙逊劝阻，率兵追击，反为吕弘所败。段业筑西安城（在今山丹之西），派将军臧莫孩为西安太守。蒙逊认为臧莫孩勇而无谋，知进忘退，筑城实为筑坟，极力劝谏。段业不听，不久为吕纂所败。
  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夏，后凉吕光派太子吕绍与吕纂伐北凉，段业向南凉王秃发乌孤求救，南凉派大将利鹿孤和后凉叛将援业。吕绍看到南北两个凉国协力对付自己，军力不敌，想从三门关（在山丹县，俗名大口子）沿山东还。吕纂说：“沿山撤退示弱于人，会自取败亡，不如结阵迎敌，敌人畏我可不战而退。”吕绍引兵向敌，段业准备发起攻势，蒙逊说：“杨轨背叛吕光，今凭借鲜卑力量，有觊觎之心，不可靠；吕绍重兵深入，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不可敌。现在不战安若泰山，战则危若累卵。”段业按兵不动，吕绍也撤兵东还。删丹、日勒人民虽免于锋镝之灾，但大兵集结，转输支应，已是疲困不堪了。
  说到沮渠蒙逊，他的确是匈奴族中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占有河西大部并积极活动了近四十年，影响深远。《晋书·沮渠蒙逊载记》从三个角度评价他，一是有学识，懂历史天文，有谋略，会耍手腕；二是才智过人，常为国君疑忌；三是他深知自己的处境，在羽毛未丰时老是游玩饮酒，装出一副无能的样子。概括来说，他是一个认识清醒、手段诡谲、穷兵黩武、贪得无厌的兼并者。
  首先，他进谗言除去政敌马权。段业看到蒙逊谋勇胜已，让门下侍郎马权代蒙逊任张掖太守。马权也是一方豪杰，深受段业器重。蒙逊很不安，对段业说：“天下英雄不必担心，要提防的还是马权。”昏庸的段业竟杀了马权。
  其次，他离间段业与沮渠男成，终使男成被杀。他对男成说：“段业缺乏英明果断的才智，不是拨乱反正的英主，我们的对手索嗣、马权，现在都死了，我想除掉段业让兄长为王。”男成说：“段业原本孤身一人，是我们拥立的，待我们如同鱼水，谋害他会招灾败亡。”蒙逊另有打算，要求任西安太守，段业乐意他出居外职，答应了。
  蒙逊约男成同祭兰门山，暗地里却派人告诉段业：“男成打算利用休假日作乱，他如要求祭兰门山，我的话就应验了。”到时男成果然提出要祭兰门山，段业就逮捕了他。男成揭发了蒙逊的阴谋，并建议段业假戏真唱，将计就计，宣布男成罪状，假言被杀。蒙逊一定造反，然后让自己讨伐他，定可取胜。段业不听，杀死男成。蒙逊哭着对部下说：“我兄长忠于段王，可是无辜被杀，各位能为他报仇吗？再说，我们拥护他，为的是让大家安宁，现在这里一片混乱，他能整治得了吗？”男成一向为部下拥戴，将士愤恨不已，响应起事。向南到了氐池（今民乐县），已聚兵万人，北凉的将军和羌胡大豪多起兵响应蒙逊。公元401年5月，蒙逊至张掖，守将出降，段业被杀。蒙逊自称凉州牧、张掖公，任命段业降将田昂为西郡太守。
  公元407年，南凉秃发傉檀伐沮渠蒙逊，蒙逊据城坚守，傉檀掠赤泉（《资治通鉴》注：在张掖氐池县北。当在今山丹、民乐接壤处），芟其禾苗而还。9月，秃发傉檀又集胡人汉族之众五万，伐沮渠蒙逊，至今山丹境，双方战于均石（《资治通鉴》注：西郡界），傉檀大败。蒙逊进围南凉西郡太守杨统于日勒，杨统出降。这次战事的规模，远远超出西郡及其周围地区的承受能力，傉檀曾一次运谷四万石，供给西郡，可想双方耗费不赀。
  公元410年，秃发傉檀又派左将军枯木等伐沮渠蒙逊，掠临松千余户而还。此后，蒙逊率二万骑东征，在焉支山麓驻扎，北方胡人首领率部三千余人归降，声势愈盛，至西郡，步骑已达三万。东抵显美（今永昌县东南），掠数千户西归。傉檀追至穷泉（在永昌县境），蒙逊乘其屯驻未稳、壁垒未成而发起攻击，傉檀大败，仅以单骑奔还。蒙逊乘胜进围姑臧（今武威），傉檀请和。
  公元411年，蒙逊进攻姑臧，城破，俘守将焦朗，伐南凉，围乐都（今青海乐都）。三旬未破，秃发傉檀以子安周为质，蒙逊退兵。
  不久，傉檀又伐沮渠蒙逊，五路进兵，至番和（今永昌县与山丹县接界处），掠五千户而还。时昏雾风雨，蒙逊追兵猝至，傉檀败走，蒙逊进围乐都，傉檀以子染干为质请和。
  当年冬，蒙逊又率轻骑袭击李暠在今酒泉、敦煌间建立的西凉。李暠坚守不战，蒙逊粮尽退兵，被暠子李歆截击，蒙逊大败，将军沮渠百年被俘。
  公元412年10月，蒙逊迁于姑臧，11月，自称河西王。
  公元413年4月，蒙逊圈南凉乐都，南凉湟河（乐都之南）太守文支降蒙逊。傉檀以大尉俱延为质请和。蒙逊西向进攻苕藋的卑和（在青海湖）、乌啼（居张掖删丹县金山之西）二部，俘二千余户。
  公元414年，南凉秃发傉檀远征青海湖之西的唾契汗、乙弗等部，据有苑川郡（今靖远西南兰州市之东）的西秦王乞伏炽磐（鲜卑族）袭取乐都，傉檀无家可归，窘迫无计，降西秦，南凉亡。傉檀子保周等投奔沮渠蒙逊，后又投北魏，魏以保周为张掖王。
  公元415年，沮渠蒙逊攻占西秦广武郡（今永登东南），击溃西秦截堵部队，斩其将领。
  公元417年，沮渠蒙逊遣将袭乌啼部，大破之，又击卑和部，卑和投降。此后不久，蒙逊遣其张掖太守诈降西凉，诱李歆，蒙逊率三万人伏于蓼泉。李歆发觉后引兵西还，蒙逊追击，歆与战于解支涧，大破蒙逊军，斩首七千余级。蒙逊筑建康城（今高台），置卫戍部队。
  公元418年，蒙逊又引兵伐西凉，芟其秋稼而还。
  公元420年，刘裕代东晋称帝，南北朝开始，但西北战乱，仍有增无减。蒙逊欲伐西凉，先引兵攻西秦浩门多用兵青海，诱西凉李歆出兵。歆率步骑三万袭张掖，蒙逊返师与歆激战于蓼泉（今临泽），歆兵败被杀，蒙逊占领酒泉。
  公元421年，沮渠逊蒙攻敦煌，筑堤壅水灌敦煌城。西凉敦煌太守李恂求降，不许，恂自杀，部将宋承等举城降，蒙逊屠敦煌。
  公元424年，西秦乞伏炽磐派太子暮末，率征北将军木弈干等步骑三万出貂渠谷（位置不祥），攻占河西白草岭飞临松郡，徙民三万余口而还，今民乐、山丹南部，遭严重破坏。
  次年4月，乞伏炽磐遣平远将军叱卢犍等袭北凉镇南将军沮渠白蹄。地临松之战中，白蹄被俘，徙民五千余户至枹罕（今甘肃临夏）。
  公元426年8月，西秦乞伏炽磐伐北凉，太子乞伏暮末率步骑三万攻西安（山丹之西）、番和（今永昌县），沮渠蒙逊一面发兵抵御，一面与夏主（十六国之一，都长安，占有陕西北部及内蒙的一部分）赫连昌联络，请夏攻西秦的苑川、南安（今甘肃陇西以东），秦兵始退。
  公元431年，北魏（鲜卑族拓跋部在今山西北部及内蒙古所建）太武帝拓跋焘册封沮渠蒙逊为凉王，辖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西海、金城、西平（青海西宁）七郡，是北凉鼎盛时期。
  公元433年，沮渠蒙逊病死于姑臧。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沮渠蒙逊自公元397年起兵至病死的37年中，几乎把全部精力投放到战争之中，他点燃的战火，遍及整个河西走廊和青海河湟一带。为一己之私，不惜长期制造民族冲突，致使战祸纠结，被饥馑折磨得只剩一口气的各族人民暮惊烽火，朝死锋镝，造成“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惨状。
  《晋书》说蒙逊“虽能制命（发号施令）一隅，抑亦备诸凶德者矣”，不是没有道理的。
  五凉纷争还有一段尾声，主角是秃发保周。公元414年南凉亡于西秦，秃发傉檀的儿子保周投奔沮渠蒙逊，后奔北魏。北凉最后国君沮渠牧犍降魏，北魏使保周为张掖王，分占各郡，删丹、日勒属北魏。谁知保周不顾都是鲜卑族的同种关系，竟在北魏灭北凉的同年11月，率诸部鲜卑，据张掖叛魏。公元440年4月，保周屯驻删丹，北魏遣永昌王拓跋健督诸将讨伐。7月，魏军于番禾击破保周，保周败走，窘迫自杀。
  五、隋唐时期
  隋代在山丹境内发生的一件大事是“炀帝西巡”。隋文帝杨坚在公元581年废北周静帝自立，建隋朝。他在位的20多年中，注重发展生产，提倡节俭，改革税制，抑制豪强，人民稍得休养生息。他的儿子杨广，杀父夺取帝位，是历史上有名的浪子和暴君。他凭借父亲浴血经营20多年积累的财富和民力，为所欲为：大兴土木，开边黩武，酒色荒淫，纵情游玩。公元609年2月，杨广从洛阳至长安，4月，渡黄河，至西平郡（今青海西宁）检阅部队，出击吐谷浑，获胜。准备西巡张掖，先命大臣裴矩以重利诱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一带）王麴伯雅、伊吾（今新疆哈密一带）吐屯设（突厥族守伊吾官名）等，召使入朝。6月，至张掖，登燕支山（山丹大黄山），麴伯雅、吐屯设及西域27国使者伏路旁谒见。杨广让他们身穿绸缎、饰佩金玉，焚香奏乐，载歌载舞。又命武威、张掖的男女前来观看，衣服车马不漂亮的，地方官检查督促，务求华美新艳。一时间车如流水、马似蛟龙，道路拥塞，亘绵不绝者数十里。有一天，他登上观风行殿（这是宇文恺为他设计制造的，殿下设轮轴，离合便利，分开可以单独行动，合并成大殿可容纳数百人），展出众多文物，让西域王公升殿宴饮。奏九部乐（来自今印度、朝鲜及新疆各地的音乐），演鱼龙戏。《中国通史简编》的描写是：“有舍利兽先来跳跃。忽然水满街道，到处是鼋鼍龟鳖，又有鲸鱼喷雾，掩蔽日光，转眼化为黄龙，长七八丈。又二人分左右行走，头上各顶一条长竿，竿上有人舞动，两竿上人同时跳到对方竿上……”宴会后赏赐丰盛，夸耀中国的富庶。东还时经大斗拔谷（今民乐扁都口），山路险峻狭隘，人马鱼贯而入。时大风雪，天色晦暗，随行的文武大臣饥寒沾湿，夜深赶不到营地，士卒冻死大半，马驴死者十之八九。
  杨广还命令自长安诸县以至西北各郡，皆转运物资供给塞外，每年以亿万计。路途险远，时遇寇匪，人畜死亡，不可胜记。运送不到的，地方官吏督催严急，直至破产流离。《资治通鉴》记载：“由是百姓失业，西方先困矣。”
  耀威巡边并没有挽救隋王朝的命运，几乎就在同时，义军蜂起，拥兵自重的隋朝官员也割据一方，称帝称王。公元617年（炀帝大业十三年），兰州（金城郡）骁勇绝伦、家资巨万的金城府校尉薛举，劫持金城令郝瑷发兵，囚禁驱逐隋朝官员，据陇西全境，自称秦帝。7月，武威鹰杨府司马李轨聚众起事，结纳民间豪杰，派部将安修仁联合突厥、吐谷浑，自称河西大凉王。西突厥阙可汗降轨，声势渐盛。李轨与薛举将军常仲兴在武威与古浪接壤的吕松郡会战，常军败没，李轨占有河西五郡，删丹为李轨割据。
  公元618年，隋西戎使者曹琼据甘州，诱使突厥阙可汗降隋拒轨。被李轨击败，流徙大斗拔谷，与吐谷浑相联合，遣使内附唐朝。不久，被李轨消灭。
  李渊在这一年，逼隋恭帝禅位，当了皇帝。他对游离势力采取宽容态度，招抚诱降，腾出手来消灭敌对势力。8月，遣密使来武威，送书信给李轨，称为“从弟”。李轨大喜过望，派弟李懋到长安朝贡，李渊以轨为凉州总管，封为凉王。
  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11月，听到李轨自称皇帝，李渊哪能容忍。公元619年5月，他派安兴贵（李轨部将安修仁之兄）来武威，李轨任命为左右卫大将军。兴贵劝李轨学东汉窦融，归顺入朝，李轨不听。兴贵与修仁暗地里联络吐谷浑、突厥等部进攻李轨，轨势穷请降，被押送长安处死。至此，河西平定，删丹属唐。
  公元634年（贞观八年），唐太宗李世民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率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等五路大军并联合突厥契苾部进击吐谷浑。双方在青海湖之北与河源积石山之西的地区多次激战，吐谷浑伏允可汗兵败被左右所杀。唐政府立伏允子慕容顺为西平郡王、吐谷浑可汗。历时两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为新建立的唐帝国解除了西境边患，李世民的欣喜是可以想象的。《资治通鉴》载：“（贞观九年）秋七月……上遣使劳诸将于大斗拔谷。”可知当时的扁都口大军云集，战后休整，人人唱凯歌，日照金甲，别是一番欢庆胜利的热烈景象。
  吐谷浑的威胁消除了，接着又是吐蕃入侵，相持约120多年。
  公元726年（唐明皇开元十四年），吐蕃大将悉诺罗攻大斗拔谷，进犯甘州。他们以掠夺人畜财物为目的，带不走的连房舍烧光了事，对民乐、山丹地区的破坏严重。次年春，凉州都督王君率兵随其后。大雪天，吐蕃士兵冻死不少，从积石军（今青海贵德）西归。君派人抄小路深入敌后，烧路边草，悉诺罗到大非川（青海湖南），马无饲草，死亡过半。唐军追至青海湖之西，破吐蕃军。
  公元728年8月，吐蕃再次侵入删丹，河西节度使肖嵩（驻武威）派左金吾将军杜宾客率强弩手四千，在祁连城（今民乐马营墩）截击，自晨至暮，驰突杀伤，吐蕃一名大将被俘，军士溃散，窜入山中，哭声遍野。
  公元764年（唐代宗广德二年）10月，吐蕃围凉州（今武威），河西节度使杨志烈不得军心，士无斗志，志烈力不支西奔甘州（今张掖），被西突厥沙陀部杀死，吐蕃占删丹。此后的87年中，删丹人民为蕃汉奴隶主或农奴主放牧种田，世代为奴。吐蕃奴隶主强迫汉人改换发式服装，只许每年元旦穿戴唐衣冠拜祖先，祭完仍须更换。
  公元848年（唐宣宗大中二年）3月，沙州（今敦煌）人张义潮结交豪俊，举行起义，吓跑沙州吐蕃守将，克复沙州。大中五年十月，张义潮遣其兄张议泽至长安献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11州图籍（表示献土地称臣民），唐政府任命他为归义军节度使。删丹复归于唐。
  仅仅过了20多年，崛起于今蒙古及苏联贝加尔湖一带的回纥族西迁。公元872年，张义潮病逝于长安。唐朝政局动荡不安，无暇西顾，河西孤立，回纥攻据甘州，立有可汗，史称“甘州回鹘”。
  经受长期战乱，删丹疮痍满目，元气大伤。《新唐书·地理志》载甘州只有6284户，22092人，与西汉时相比，地域虽有缩小，而户数人口均减少了四分之三。
  六、悬隔绝域
  唐末历五代以至宋初的150年中，删丹始终为回鹘控制。
  到宋仁宗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西夏灭回鹘，占甘州，删丹又属西夏。南宋理宗宝庆二年（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占有河西，删丹归属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如从公元872年算起，至纳入元帝国版图止，共354年与中原政权隔绝。
  甘州回鹘和中原政府的交往不外请封号、请婚，偶尔也进贡方物。唐、五代及北宋政府也多给予封号或赐婚，以示羁縻。回鹘对占领地区，仍自行其是。
  继回鹘之后，统治河西近200年之久的是西夏，是党项羌建立的国家。他们生活在陕北、宁夏等地，本姓拓跋。唐初归顺，唐太宗赐姓李，表示优宠。北宋太宗赵光义，为笼络党项族，召见首领李继捧，赐姓赵，更名保忠。其弟李继迁，出走夏州（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与宋对抗，迁徙无常，日渐强大。李继迁死后，其子赵德明不断侵扰边境，对甘州回鹘威胁尤甚。宋仁宗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5月，西夏王赵德明遣其子元昊引兵袭破甘州回鹘夜洛隔可汗王，夺甘州，占删丹。
  宋仁宗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赵元昊继父自立，建官制，订法律，整顿军事，创制文字，始具建国规模。公元1035年，西夏以甘州为镇夷郡，置宣化府，以删丹为甘肃军，置三万人防备吐蕃、回鹘，足见删丹当时在军事上的重要位置。
  关于删丹城址，《山丹县志》（道光本）记载，西夏时始于今址建城。删丹古城位置，也众说纷纭，有的说在今花寨寺沟，又说在今霍城附近。其实以前的城邑建设，多从军事需要考虑，在边境尤其如此。汉武帝时，删丹县草莱新辟，四野未靖，县城随军事司令部相地设置，筑坞壁以守望，即为城邑雏形。不过这些城邑、烽燧的兴废，与各时期军事实力的强弱相伴随。唐末五代，无力西顾，兵备废弛，城垣倾圮，自汉以来的删丹古城遂湮没无考。今县城地处弱水源头，东西交通要冲，南与吐蕃相拒，北与蒙古诸部对峙，西夏政府在此置军设防，在原有自然村落的基础上兴筑城堡，自属必然。
  回鹘、西夏是以游牧为主的国家，处于奴隶制社会，对农业生产并不十分重视，文化也远为落后。从中原政府看，五代各朝迫于契丹压力，宋代与西夏长期战争，损失惨重，只好以银、绢、茶等换取西夏表面“称臣”，希图苟安。
  《宋史·地理志》不包括河西，那时发生在这里的事记入《外国传·夏国》。作为“本国”的西夏，于公元1038年始创文字，流行时间短，文献少，史料少，我们要了解当时删丹历史，困难很多。因此，从公元872年回鹘据有删丹至公元1226年蒙古攻西夏，占删丹，长达350多年，可以说是悬隔绝域时代。
  七、蒙元时代
  公元1226年（南宋理宗宝庆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一年，西夏末主宝义元年），蒙古成吉思汗分兵东西两路夹攻西夏。成吉思汗率领之东路军驻浑垂山（今酒泉市北），名为避暑，实则四出抄掠。5月，破肃州。6月，移师甘州。从征将领察罕之父曲也怯律为西夏守甘州，察罕射书劝降，并求见其弟。弟登城相见。察罕遣使晓谕城中早降，怯律副将阿绰等杀怯律全家及蒙古使者，并力抗拒。城破，成吉思汗要全部活埋守城夏军与居民，察罕劝谏，说百姓无辜，阿绰等被杀。删丹为蒙古所占有，由蒙古元帅按竺迩镇守。
  蒙古汗国世祖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蒙哥（宪宗）死后，忽必烈在开平继大汗位。他的幼弟阿里不哥在漠北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称帝，密约关中、陇、蜀等地将领响应。忽必烈派廉希宪、注良臣防备。
  9月，阿里不哥派将领阿蓝答儿在劫夺六盘山府库后至甘州与浑都海会合，忽必烈遣将八春、汪良臣与诸王哈丹率军进讨。按竺迩老了，已把军队交给儿子。战事在即，他引兵出战，双方激战于删丹耀碑谷（今县城西北大口子），大风，昼晦，午后大破叛军，俘杀阿蓝答儿、浑都海，西部平定。
  《元史·昔里铃部传》载，成吉思汗围肃州，久不下，他下令屠城（攻陷后屠杀全城军民）。守城者是成吉思汗爱将昔里钤部之兄，钤部请求赦免他兄家族。城破后，成吉思汗只让钤部在杀人的地方认领家族亲人（原文是“惟听钤部求其亲族家人于死所”），得免死者106户，并发还田产家业。
  元初，删丹是阿只吉大王（察合台之孙，封威远王）的领地。忽必烈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阿只吉大王行山丹城事”。封建领主、军政大员兼而有之，他的权力更大了。刚过了七年，忽必烈专门诏令山丹直接隶属甘肃行省，仍设达鲁花赤（蒙语，路、府、州、县的行政长官）主持政务。封建领主与地方政府各立门户，相互制约，情况大概稍好一些。此时，删丹改名“山丹”。
  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升山丹为州。
  在此以前约一二十年，蒙古汗国中央已意识到农业的作用，选派董文用任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主持兴水利、垦农田。自从浑都海叛乱之后，百姓惊恐，往往窜匿山谷。文用首先安定民心，在城邑通衢张贴安民告示，人心稍定。《元史·董文用传》说他“垦中兴（今宁夏银川一带）、西凉、甘、肃、瓜、沙等州之土为水田若干，于是，民之归者户四五万，悉授田种，颁农具。”
  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多重筑山丹城，周长一里二百六十步。
  元代，对山丹影响较大的是驿站，古代，叫驿传，蒙语称为“站赤”。为了“通达边情，布宣号令”，蒙元政府特别重视驿递的管理，经由河西的国际驿道尤为重要。专门供驿站差役费用的叫“站户”，设提领、驿令等官管理，不与民户相混。如有缺额，由民户补充。《元史·兵志》载，沿途站户三五户供应马一匹，十三户供车一辆，一切公用杂物，全由站户自备。过往官员食宿供应，虽有明文规定，如正使住宿，每顿支米一升，面一斤，羊肉一斤，酒一升等，路过减半，随从另有标准。事实上除过往官员信使外、中外僧人、色目（西域各民族）商人的接待，官物及官吏私物的运输，全部压在站户身上。设于山丹城内的“青寺”驿，养马80匹，牛30头，驴30头，供食用的羊150只，规模不小。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元政府给山丹城等驿钞千锭为本金，取利息，供驿站费用，仍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元史·世祖纪十三》载：“永昌站户饥，卖子及奴产者甚众，命甘肃省赎还，给米赈之。”支差到了鬻儿卖女地步，已是山穷水尽，所以站户逃亡者甚多，政府不得不从诸王封地的民户中补充，令投下户也按一般民例支应驿站徭役，保证国际驿道畅通，促进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驿站的历史功绩不可抹杀，但驿道沿途却洒落了人民的血汗和泪水。
  八、明代开发
  元朝的统治由于军事力量的衰弱而失去支撑点。顺帝时以刘福通等为首的红巾军起义，动摇了元朝的统治。接着郭子兴义军中的朱元璋脱颖而出，力挫群雄，于公元1368年称帝，定都南京，是为明太祖。明军北进，直捣大都，元顺帝于是年闰七月逃往塞外。元左丞相、河南王扩廓帖木儿（又名王保保）在太原被明军击败，退居甘肃。明将徐达、李文忠、冯胜等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征讨王保保，四月，元军大败，王公及文武官员1860余人与8万将士被俘，王保保仅与妻、子数人北遁和林（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朱元璋分兵三路远征朔漠，徐达自雁门关出趋和林，李文忠出应昌（在今内蒙古），宋国公冯胜为征西将军，取甘肃（今河西地区）。六月，冯胜至兰州，部将傅友德率轻骑5000人趋西凉（今武威），败元失刺罕之兵，至永昌，败元太尉朵儿只巴。西进扫林山（今地不详），杀元平章不花，降太尉锁纳儿等。元将上都驴率所部吏民830余户迎降。冯胜兵攻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随后攻瓜、沙二州（今安西、敦煌），甘州平，山丹入明版图。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置山丹卫，以庄得为都指挥。下领5所。
  元顺帝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死后，其子爱猷识理达腊、孙脱古思帖木儿先后继立，时出没塞下，为明边患。约在明成祖永乐初（公元1403年），鬼力赤（非元主后裔）篡立，称可汗，去国号，改称鞑靼。此后二十多年，蒙古族另一部落瓦剌兴起后，河西地区边警时起，战祸连绵。据新版《甘肃省志·大事记》和《山丹县志》（光绪本）载，自明英宗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至思宗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的192年中，鞑靼、瓦剌入犯河西达37次，直接侵扰山丹的有8次。
  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五月，蒙古阿台朵儿只伯犯山丹，指挥陈玘战殁。
  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八月，鞑靼部孛来犯山丹、甘州，凉州守将都督毛忠率军抵御，适逢援兵至，寇退去。
  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八月，鞑靼达延汗（又叫小王子）进犯山丹、永昌。
  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十月，达延汗犯山丹，再犯甘州，甘州副总兵击败达延汗于柴沟。
  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鞑靼兵自青海还，掠永昌，不久犯山丹。
  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八月，鞑靼三万骑攻永昌、凉州，后进围甘州十四天始退，战火波及山丹。
  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鞑靼部进攻山丹卫，大败明军。千户谢天赉、指挥王卿、刘继忠、百户黄堂等战死。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秋，原驻牧于镇番昌宁湖一带的鞑靼部青把都儿移驻龙首山，意在窥伺，被巡抚田乐击走。
  至于小股盗边，过境抄掠而史志未载的，当若干倍于此。为了守边安民，修城郭，筑边墙，置烽燧，也就事属必然了。
  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指挥庄得扩建山丹卫城。在旧城1里260步的基础上展筑，共7里209步，高2.8丈，厚3.5丈。城壕深9尺，阔2.5丈。辟东南西三门，建箭楼7座，筑逻铺28处。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山丹地震毁城垣。次年，补筑倾颓城垣，增筑南关，与南城墙相当。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山丹大水，冲毁南关城墙。次年，知县王亶望修复。
  经明清两代500多年经营建设，县城东、南、西诸街，路面宽阔，两侧多为商铺，高脊重檐，廊庑整齐。寺观坛阁，错落于街巷间。头坝、二坝、四坝诸渠，流经南关、王家什子及城区东北，有“三龙穿城”之誉。城内田园散布，夏日清荫森森，秀禾畦畦，风光宜人。1958年后，公私用地，多拆除城墙，至今仅存山丹一中内无量阁台基一段。
  山丹境内，汉代已筑有长城，今倾圮只留遗址。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巡抚都御史（省级军政长官）杨博亲自勘察筹划，修筑边墙。据《甘镇志·兵防》载，自山丹教场（东门外）起至古城洼（今绣花庙十五里）界牌（山丹县分界处）止，共筑边墙19995丈，计111里，其中包括龙首山至红寺儿及山丹段。工程项目有：1．筑墙。大墙底阔1.2丈、顶阔6尺，实台高1.35丈，裙墙3.5尺，共高1.7丈。中墙较矮，共高1.5丈。2．挖壕堑。壕口宽2丈，深2丈。3．削崖掘阱。崖柞是依山构筑的防御工事，削陡山崖，下掘陷阱，或于阱中立竖木（称为柞鄂），崖高阱深各3丈左右，阻碍军行。4．砌叠水。山口多有溪涧，于溪口中砌石做叠水，高1.4丈，叠水下凿石井，深丈余，水可流而人不可越。5．备垒木。战时从山上滚下撞击敌军。6．凿石梯。历经24年，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完成。
  烽燧，又名烽候，边防用烽燧报警的土堡哨所。报警有两种信号，白天放烟叫“烽”，夜间举火叫“燧”。山丹境内筑烽候，与筑边墙同时开始，也是杨博委派属员督修的。烽燧定点至关紧要，不但要扼冲据险，更需选好制高点，居高望远，在一定地域内起瞰制作用。《甘镇志·兵防》载，山丹卫领墩69处，守瞭军310名。烽燧分驿站烽燧、苑马寺烽燧（保护牧场和马群）、军事烽隧与屯庄烽燧4类。形制为覆斗形，底部边长8至10米，顶部边长6至8米，高依地势而定4至10米不等。“跨山为墩，上建墩棚四楹，周围墙堑，足备不测”。（摘引自《山丹明代烽燧的调查与研究》，张陇、王自刚文。见《西北史地》1989年3期）。守瞭军极为辛苦，夏不得避烈日，冬不得避风寒，不分昼夜，值班守望，如稍懈怠违制，即军法处置。那些犯法谪戍的，更是辛苦，连按期更换的机会都没有。
  除了兵部领导的军事烽隧和卫、所领导的屯庄烽燧外，明政府也重视村落堡寨的防务设施。《甘镇志·兵防》载，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都御史廖逄节主持接帮城堡工作。接帮城堡有石硖口、丰城铺、东花寨堡、卢家寨堡、新开坝堡、暖泉、范家营、杨家坝等（另有今属民乐县的四家儿堡、赵刚堡、三堡）。接筑高5尺至1.5丈不等，连旧城墙共高3.5丈；加帮底阔7尺至1丈不等，顶阔6至7尺不等。添筑敌角台、悬楼、敌角楼、墩房、水洞共134座。如遇小股匪乱，有一定防守能力。民国时，芦堡的城墙、角台、悬楼、瓮圈、地道等，尚属完好，可借以了解明代山丹村堡的防御设施。
  明代农业，屯田制的完善与坚持有一定的历史作用。
  《明史·食货志》载，洪武初就实行军屯、民屯，“其制：移民就宽乡、或招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树植（传授种植技术）……定科则（纳税标准）：军田一分正粮12石。”永乐初年，定赏罚条例，12石之外，以超产6石为比率，多者赏钞，缺者罚俸。
  过了100多年，甘肃巡抚都御史杨博给皇帝上奏疏，对河西地区的屯田做了详细的评估，他说：“会集父老问之，咸以为往年兴复屯田，或种未入土，名已入册；或人已在逃，粮犹如故。（官府）不知虏（敌人）至则不得耕牧，水淤则不能灌溉。其从来抛荒之地……永不起科，官司一概追征，更无分别，未受富饶之利，先罹（遭受）剥肤之苦。以故宁甘贫窭（贫穷）不敢承认（承担开垦耕种的责任）。”从这段话可以看清三点：1．屯田已废，才说“往年兴复屯田”。2．催征赋税苛急，屯户受剥肤之苦。3．农民宁受贫穷，也不种屯田。对此，杨博奏明朝廷，将原来抛荒田地，听其尽力开垦，永不起科。原来征税的土地，荒芜日久，仍要用力开垦的，屯户应纳粮食，一律免征。又过了20年，都御史廖逄节会同总督戴才呈报朝廷，指明影响屯田的还有三个原因：1．军屯的士兵已确定，但未给田地。2．给了田地的，又缺乏耕牛籽种。3．有的倚仗官府，霸占水利，强夺粮食。他们又提出荒地召人尽力开垦，五年后再征税。无人承种的荒田，各营堡卫所于驻军中抽调百分之二十，每名拨地25亩，政府供给耕牛种子，秋收后交粮食15石，若遇荒年，只按实产数，不得逼令包赔，以致逃亡。
  明代，河西地区因边患严重，人口锐减。《甘镇志·岁计》载，山丹卫洪武中有户6363，人口12720，至嘉靖中（相距约150年）户数锐减至1551，少了四分之三，人口为5406，少了二分之一强。这一方面由于嘉靖年间战乱仍频，居民非死即逃，另一方面因屯田制弊端甚多，农民离开田地而另谋生路。杨博、廖逄节等采取轻徭薄赋，缓和矛盾以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自然是正确的。
  总括起来看，明代在河西的农垦政策是比较宽松的。如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陕西行都司辖区有屯兵3.35万人，屯田1.63万余顷，收成二分输官，八分给屯兵。而甘州山丹等6卫气候寒冷，四月雪消方可耕种，苗始秀（出穗）而霜已降，军士缺粮，朝廷以凉州等地储备粮接济不足。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朝廷派官来河西调查豪强官僚占地霸水问题，派御史等官专掌水利，兼收囤粮。年底，又命监察御史来甘州巡视屯田水利。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朝廷逮捕侵占甘州屯田，削减军饷的甘肃总兵官周玉、巡抚马续和太监傅德。
  还有，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都御史刘璋命山丹卫都指挥武振组织民力，修白石崖渠，工程情况及效益虽不明了，也足以证明当时地方官员重视农田水利的识见。
  由于农业较有发展，明时山丹卫年须纳粮4,675石（见《甘镇志·岁计》）。
  九、清代荣悴
  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李自成破潼关、占西安，攻克平凉等地。遣将贺锦、田见秀等往攻三秦（今陕北、陇东地区），先后攻取安定、会宁、秦安等地。移兵向兰州，兰州开城迎降。十二月，渡黄河，凉州、庄浪（今永登）二卫投降，进围甘州。巡抚都御史林日瑞闻警，联合羌人，严阵以待。他率领副将郭天古等扼守河岸，冰封河，义军踏冰过河，直抵甘州城下。林日瑞入城坚守，适逢大雪，守城者手足皲裂，辛苦埋怨。义军在雪上掘坎，乘夜强攻。城破，林日瑞被俘，拒降，连同总兵官马爌等人被杀。义军将领辛思忠占领山丹。第二年，李自成入北京，明崇祯帝自缢于景山。清军随即占北京，于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初，占陕西、陇东。六月，英亲王阿济格招抚河西，自此，山丹人民受清廷管辖。
  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甘州回民米剌印、丁国栋发动反清斗争。米、丁原为明驻甘州军官，降清后，米任抚标副将，驻守甘州。二人乘东南地区复明反清之机，以反对清政府调回军入川，镇压巴东农民军和强迫剃头留辫为号召，利用重阳节酒会之际，诱杀巡抚张文衡、总兵刘良臣等，据甘州，占凉州，控制河西。次年闰四月，米剌印率大军进占兰州，拥立明延长王朱识镕，声势愈盛，先后攻克渭源，狄道（今临洮）、河州、洮州、岷州，直趋巩昌（今陇西）。清三边总督孟乔芳与平西将军兆祺、户部尚书额塞等率精兵逼进兰州，义军退守凉州。五月下旬，义军在永昌水泉堡与清军遭遇，米剌印被杀害。丁国栋率余部退守甘州，被围半年之久。不支，突围退至肃州。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十一月，城破，丁国栋等被俘，后遭杀害。
  山丹南与青海为邻，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甘肃总兵张勇为交换马匹、皮张，在洪水（今民乐县城）开市，与蒙藏各族交易。康熙四年（公元1655年），青海额鲁特部（蒙古族）首领怀阿尔赖，乘机与其兄弟三人，率部众驱马数千，移帐于白石崖口外的野马川。怀阿尔赖的部下亦牧亦兵，有三千多人能舞刀射箭，不久北进占据焉支山。甘肃提督张勇，想慑以威势。一天，怀阿尔赖等人与清廷边吏进行谈判，久而不决。张勇从后帐出来，引马开道，仪仗整齐，扈从众多，前后传呼。他镇压米刺印起义，勇气过人，在当时名声很大。张勇严责怀阿尔赖擅徙近地，梗阻交通，蓄意挑衅，朝廷不容。这下把怀阿尔赖等人镇住了，谢罪而去。之后，仍不肯离去。清政府后来派达赖喇嘛前来勘定分界，理藩院（中央主管民族事务的部门）大臣及地方军政人员一齐参与谈判，都认为大草滩是内地，不能侵占。怀阿尔赖拔佩刀砍地叫嚷：“前明汉人江山，唯独我不能得一片土，天生我还有什么用！”坚持不肯离大草滩。于是清政府增加部队，驻守于大草滩。不久，甘凉间交通阻隔，双方军垒相对，无可缓和。一日，双方正在谈判，张勇部将王进宝，突发大炮，怀阿尔赖等马匹受惊，腾越不能控制，清军士鼓噪呐喊，地动山摇，额鲁特军队溃散南奔。老弱妇幼，落后者或俘或杀，收复了大草滩。民间传说的王进宝鞭扫定羌庙，指的就是这次战斗。
  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在永固（今民乐永固）建城堡，任王进宝为副将，屯兵驻守。并在马营墩（在今民乐）设守备，置马步军148名。连同前此设置的黑城营（今霍城）守备，洪水（今民乐县城）参将，以及设置稍晚的山丹营游击、硖口营守备、大马营游击等，形成联防，边患解除。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共历130多年。由于政局稳定，民族矛盾日趋缓和，清政府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减轻农民负担。清初，丁粮或丁银（按成年男性征收的人头税）与田粮（按地亩征收的农业税）分别征收，富者田连阡陌，而丁口甚少，贫者丁口无论多寡，而田无一垄，因而负担不均。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规定，依照上年各地所报丁数，固定税额，并入田赋。雍正时继续推行。同时规定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不仅简化了稽征手续，也给贫苦人民减免了一些负担。在豁免丁银田赋方面，《山丹县志》（光绪本）载，自顺治六年至光绪十三年的230多年中，共减免26次，其中以康、雍、乾三朝为多。但这些蠲免，正如修志者听说，赋税已征收过半，减免的诏令才下达，下年减免的有时早已征完；官吏侵吞中饱，只以零星数字抄示乡下，农民受益甚少。可是较之明末在正赋之外，加征“辽饷”（抵抗东北满族后金的战费）、“剿饷”、“练饷”（镇压农民起义军费）的负担，总是轻松一些了。
  水利建设方面，《甘肃省志》记载，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陕甘总督杨应琚奏，在乾隆年间多重视河西走廊水利的发展，形成较系统的内陆河灌区。河西渠道约217条，长百余里或十余里，灌溉面积达3.5万余顷。《山丹县志》也相应记载了嘉庆、道光时筑堤植树，修订水利章程的事。
  生产好转了，人口自然蕃息。据《山丹县志》（道光本）记载，道光年问，山丹户数15082，人口93493，与明嘉靖时比较，户数增加1倍多，人口增加7倍多。
  山丹教育事业，在清代开始起步。明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都御史马昂重修山丹卫学，因缺乏资料，体制规模不详。清代，几位县知事（县长）既欣赏山丹学童的聪明，又慨叹山丹教育的落后，就创造条件，发展教育。据《山丹县志》（道光本）所记，乾隆时知县苏泰捐钱购买草湖各坝田地出租，每年收租粮7石有零，作为师长脩金（工资）。嘉庆时知县明福查出东中、暖泉、童子各坝荒山旱地百余亩，给承租人发给“试种成效执照”，每年收租粮150多石，每石卖钱1200文，修缮书院一所，房屋十多间。成效最著的是道光初年知县颜廷彦，贵州人，进士出身。他首先带头捐俸银600两，发动全县士绅庶民捐钱2000贯（按当时价格折合粮食1000多石），在城南角买田姓地，建房60多间，次年，移龙峰书院（后称仙堤书院）于此。节余了1500贯，交付商人生息，每年获利180贯，作师长脩金、书院开支，并助学生灯火。道光十一年（公元1331年），知县黄璟在东中、暖泉等坝查有荒山旱地数百亩，给承租人发给“科举盘费义田执照”，每年收租20多石，加上廪生王面槐捐出黑城石家泉旱地一处，每年收租钱15贯，资助贫寒子弟参加科举盘费。黄王崇，山西人，举人出身，他购书数十种，藏于仙堤书院，供学生阅读。这是山丹有图书馆之始。他在公余之暇著文立说，还经常去给学生讲课。他离任之后，山丹人民在名宦祠刻石纪念。
  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山丹教育事业空前发展，全县教师队伍1166多人，中小学在校学生达22955人，年支教育经费330万元，真是泱泱大观。可是一两百年前这些文化种子的传播者，是以自身的努力，捐廉俸，兴教育，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很值得我们纪念和借鉴。
  十、民国诸马
  1911年8月，旅居甘州的东乐人王良卿，与受孙中山派遣来河西进行革命活动的王莲清（河南人），联结帮会和部分农民，计划于中秋节举行起义，不料事泄，二王及帮会首领30余人惨遭杀害，株连者达两三百人。
  1912年2月12日，清朝宣统皇帝溥仪正式宣告退位，“中华民国”成立，山丹地区变化革新情况，因资料甚少，无法记叙。稍后，对山丹乃至河西影响较大的要算马家军的发迹与统治了。
  马步芳、马步青，甘肃河州（今临夏县）人，他们的祖父马海晏，在同治初年投奔反清义军马占鳌部下。后随马占鳌投降清朝，1900年又随董福祥甘军入卫京师。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马海晏和他的儿子马麒守卫正阳门（今前门）左侧，与侵略军血战。慈禧太后由北京逃向西安，马海晏、马麒和马安良（马占鳌的儿子）随驾卫护，得到慈禧的赏识。后来马麒被安排在甘肃，驻扎在今青海化隆，升任循化营参将。1912年，清帝退位，马麒到了兰州。是年夏，他贿赂甘肃都督赵惟熙，攫取了西宁镇总兵。以后他巴结甘肃督军张广建，于1925年当上了甘边宁海镇守使。这时他招兵买马，组成36营的“宁海军”。1925年10月，冯玉祥国民军势力进入甘肃，冯部孙连仲进驻西宁，国民党中央做出宁夏、青海分别建省的决定，孙任主席。这时马步芳已当了团长，竭力巴结孙连仲部下高树勋，不惜杀害无辜，以求邀功，果然取得了高的信任。1929年9月，冯玉祥与蒋介石矛盾激化，冯意在中原决战，调孙连仲、高树勋率部东下。高由西宁动身前，把马步芳调入西宁，马麒也当上了青海省政府主席，可以说是意得志满。
  跟马步芳同一曾祖父的马仲英，原来是宁海军第11营代理营长，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5月2日与姐夫马虎山、弟马仲杰起兵反冯，自西宁入循化，劫公款，放囚犯，入导河（今临夏县）县，曾三次围攻河州城（今临夏市），后被冯部刘郁芬击溃。民国十八年（1929年）2月，马仲英部到临潭、卓尼，被国民军李松昆及藏民司令黄正清追击，马部又退入青海，经由贵德、湟源西进。3月1日（农历正月二十日），马仲英率部2000多人由扁都口出山，甘凉卫戍司令部步兵连连长任元奎于炒面庄（在民乐县）堵截，力竭战死，马部经永固北下，进掘山丹县城。
  马仲英刚起兵时，给自己的军队叫了个很可怕的名称：“黑虎吸冯军”，人称他是“尕司令”。发展到后来，一方面由于各地敌对势力的打击，另一方面他只知攻城略地，焚杀掠夺，成了典型的“流寇”。他从山丹东下，于3月10日前后至永昌。因民团击毙其旅长马彦海，马仲英怒杀民团团长杨介臣及城内男子2000余人。3月15日（农历二月初五日），破民勤城，竟屠杀4600多人。据目击者王新潮在《马仲英屠民勤》一文中所记，在文庙、东蹯庙被杀的多是老弱妇孺，其残暴可以想见。后至宁夏，被国民军吉鸿昌击溃，出走北平、天津，部队被吉鸿昌收编。
  民国十九年（1930年）10月，马仲英潜至宁夏，收拾残部，重返河西。甘州马谦部驻山丹骑兵团长马文祥派人送银币500元，仲英怒，令文祥率部迎接。马文祥自迎于凉州丰乐堡。不久，马仲英又聚众千余人，经山丹境向甘州，十一月，驱逐甘肃警备司令马谦（马仲英旧部），并其部众，占据甘州。
  十二月，马仲英自任甘宁青保安总司令，成立“河西省行政委员会”，自任主席，设八大处，撤换含山丹在内的11县县长。
  马步芳早已垂涎河西，此时，他征得西北绥靖主任顾祝同的同意，追剿马仲英。他先派一个团开赴武威，接着亲率部队，追击马仲英。
  民国二十年（1931年）4月11日，马步芳由扁都口突击马仲英，激战于三堡之南，马仲英败退肃州。失败后他曾派人要求马步芳缓攻，马步芳回答：“这是公事，不能因为我们是兄弟，以私废公。”从此可以看出他驱除马仲英占河西的野心。
  赶走马仲英，马步芳进驻张掖。这时冯玉祥旧部雷中田旅的雷振邦部队尚留驻张掖，4月15日，马步芳借口训话，将该团官佐220多人诱至原甘州提督院内，令部下用大刀砍杀，无一幸免。尸骸狼藉，血肉模糊，事隔数日，腥气不散。
  大局已定，马步芳所属三旅驻扎山丹、民乐。随后，国民党政府派马步青率陆军骑兵第五师（后为第五军）驻武威，所部分驻河西各县。山丹为张掖驻军100师防区，师长韩起功，凶狠贪婪，诛求无厌，集军政财权于一身，为虐长达十年之久。
  马家军驻河西的十年中，甘肃政局不稳，省政府主席也似走马灯般你上我下。十年间的主席有孙连仲、马鸿宾、孙蔚如、邵力子、朱绍良、于学忠、贺耀租、谷正伦等，人均任职不过一年，自然不会有什么建树，这给马家军留出空隙，为所欲为。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马步芳就将河西所有专员、县长驱逐，杀酒泉保安司令徐络文、临泽县长樊万令，另派专员、县长。所以那时的县长见了驻军营、连长，如同见了上级，唯命是听。马家军随意摊派“兵站”。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一月，孙蔚如（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委员长）令河西十六县供应新编九师马步芳部给养，无异给人民套了枷锁。师旅团营连均可向地方政府索取给养，稍不满足，就拘捕吊拷。另外是抓逃兵，只要某村某姓有一人在马家军当兵，不论是否真正逃亡，只要有一纸证明，全村某姓户族均不得安宁，勒索满足方可罢休。还有催“草头”，即向养羊等户征草原税，无定额，无定期。拉夫支差也是山丹人民的一大负担。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起修甘新公路，马家驻军军长马步青侵吞国家投资，却强行征发民夫，自带口粮工具，无代价筑路，其他临时支差，多如牛毛。尤其1936年红军西上之后，马家军以“清乡”为名，搜捕掉队红军，无所获，则以收枪支、抓壮丁等借口，鱼肉人民。在那时候，农村群众及乡长、保长，从不敢向来催款抓兵的人要什么“介绍”“证明”，只要身穿“二尺五”（老百姓对军服的蔑称）多讲几句河州话，就是“老爷”，一切照办。小孩子哭闹不休，大人只要说“马家队伍来了”，就立刻住声。为害之甚，真可说是“深入人心”了。到了1941年冬，国民党政府调马步青为青海柴达木屯垦督办，令率部前往。蒋介石嫡系的骑兵第十师谭辅烈部驻防张掖，辖山丹等县，军人干政的局面结束，情况稍好。
  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任命马步芳为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企图依靠西北诸马，阻遏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进。马步芳在就职时扬言“破产保产，拼命保命，挽救危机，确保西北”。在兰州地区筑工事、抓壮丁，调集6万兵力组成青海兵团，又令马鸿逵组成宁夏兵团，互为犄角，进守平凉，由马步芳儿子马继援任总指挥，负隅顽抗。历史不容许马步芳再做“西北侯”的美梦了。解放军进军神速，自7月24日至8月11日，共歼灭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部属及甘、青两省保安团、队11900多人，马步芳龟缩兰州，据防死守。8月25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向兰州的马家守军发起全面总攻，下午占领自沈家岭、狗娃山、营盘岭、窦家山至古城岭、马家山主要阵地，马家军在兰州以南、以东部署的防御工事冰消瓦解。次日，兰州全城解放。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三军十九团自青海出扁都口，解放山丹，永远结束了封建势力对山丹人民的统治，也永远结束了封建统治者制造的各族人民互相猜疑、仇杀的历史。
  ——郭兴圣·原载《山丹文史资料》（政协山丹县委员会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