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这就是山丹！
  山丹县——一个孕育了世界最大的马场（也称“山丹军马场”）、孕育了河西名山焉支山的地方，一个因此而颇具名气的中国西部县域。
  山丹县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北内陆腹地，甘肃省千里河西走廊中段，张掖市、武威市交会处，隶属甘肃省张掖市。山丹是有“金张掖”之称的张掖市的东大门，也是出“银武威”西行的必经之地。县境东靠金昌市永昌县，西邻民乐县，西北与张掖市甘州区接壤，东南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皇城区相连，南以祁连山冷龙岭与青海省为界，北过龙首山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相望。地理坐标为东经100°41′—101°42′，北纬37°50′—39°03′。全县土地面积5402.43平方公里。2013年全县人口近21万，辖清泉、位奇、霍城镇和东乐、陈户、老军、李桥、大马营乡8个乡镇，110个村民委员会，6个社区居委会，全年实现生产总值近39亿元，完成大口径财政收入近4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2亿元，实现劳务收入近9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8269.4元。
  山丹马场、焉支山让山丹名扬四方，山丹与山丹马场、焉支山则休戚与共，一路走来，相伴至今。
  一、甘凉咽喉，走廊蜂腰
  山丹县向来以地势险峻著称。境内祁连山耸立于南，大黄山雄踞于东，龙首山屏障于北。丘峦起伏，沟壑纵横，山与川相接，绿洲与戈壁相连。县域东西宽89公里，南北长136公里。海拔最高点在祁连山冷龙岭，为4444米；最低点在东乐乡西屯沙河，为1549米。古代，这里是出西域、走新疆的唯一通道，史称“甘凉咽喉、走廊蜂腰”。西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后，山丹便成为中原通向西域的重要驿站，是古代“丝绸之路”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春三月，骠骑将军霍去病受武帝派遣率领万骑西征，在今山丹霍城镇安营扎寨，过焉支山大破匈奴，实现了自己“匈奴未破，何以家为”的理想抱负，为焉支山增添了几分英雄色彩。失去焉支山的匈奴人感叹：“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国道227线的建成，向西经民乐县出扁都口可以直达青海，向北经阿拉善右旗可通达内蒙古自治区，连接内蒙古高原、华北平原；向西北通过312国道、连霍高速公路、兰新铁路复线直达新疆，通往霍尔果斯；向东南直达连云港及华东各省市，再分支通往京津等地。山丹是亚欧大陆桥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小城市。
  二、历史悠久，风光秀美
  山丹境内置县，始于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始名删丹县，北魏改名山丹县，隋复更名删丹。北宋入西夏版图，置甘肃军。元代改为“山丹”，置山丹州，“山丹”之称自此沿用至今。明初废州置山丹卫。清代改置山丹县，属甘州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属武威专区，1955年后属张掖专区、张掖地区、张掖市。
  在山丹两千多年的置县历史中，有一半时间被称为“删丹”——“据旧志载，删丹古城在焉支山谷地近钟山寺处，‘以晓日出映，丹碧相间如删字’，又名删丹山，而县以此得名”（《山丹县志》）。
  追溯山丹先民的足迹，较之于两千多年的建县历史，则更久更远。《商书·禹贡》载：“禹导弱水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境内四坝文化遗迹考古发现，早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青铜器时期（中原夏纪年时期），
  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秦之前，这里曾是匈奴等诸多马背草原民族的孳牧乐园和繁衍生息的天然场所。明洪武九年（1376年），诏令晋中、晋南居民移居陕西、甘肃河西，实现民屯，为屯军戍边增加人口，壮大边防兵员，“山西大槐树”从此成为山丹人民的寻根问祖之地。明初到底向山丹迁移了多少人口，已无从考证，但却是山丹人口大量迁徙繁衍的开始，也是诸多山丹家谱、族谱人文纪事的开始。
  悠久的历史、秀美的自然风光与厚重的人文传承相伴相生。焉支山、军马场、汉明长城、大佛寺和艾黎系列文物，是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的完美结合，现已逐步演绎而成“焉支风、马场梦、长城魂、艾黎情、佛山缘”五大旅游品牌，山丹由此成为河西走廊乃至甘肃、大西北风景独特的旅游胜地。每年7、8月份，来自兰州、武威、金昌、嘉峪关、酒泉等周边地区乃至国内外的游人纷至沓来，一拨接着一拨，焉支山、军马场由此宁静不在，成为理想的避暑之地和游览场所。仅2013年全县接待境内外游客164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过6亿元，旅游业对县域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
  风光旖旎的焉支山为西部历史文化名山，是大自然播撒于祁连山中段的一座最美的奇山异峰。焉支山原名“阏氏山”“胭脂山”“燕支山”，山丹本地人又称为“大（dài）黄山”，盖因此山盛产一种可作为胭脂使用的草类和中草药大黄而致。焉支山总面积680平方公里，主峰毛帽山海拔3978米。隋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巡张掖，驾临山丹焉支山，会见西域二十七国王公使臣，汇集中西商贾奇货异珍，召开“万国博览会”，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唐天宝十二年（753年），唐玄宗李隆基封禅天下名山时，封焉支山神为“宁济公”，并建宁济公祠，使这座并不很大的山跻身中国名山之列。自20世纪80年代开发建设以来，焉支山道路、交通等旅游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年接待能力超过百万人次，成为国家AAAA级森林公园。2013年，该景区被评为“甘肃省十大最美品牌景区景点”。
  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为焉支山挥毫泼墨，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文佳句，焉支山成为诗人笔下尽抒豪情的代名词。唐代诗人杜审言、陈子昂、高适、岑参、王维、李白、韦应物等，都有歌吟焉支山的作品。李白在其诗作《幽州胡马客歌》中写道：“虽居燕支山，不道朔雪寒。妇女马上笑，颜如赪玉盘。翻飞射鸟兽，花月醉雕鞍……”韦应物在他的《调笑令》中描述：“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这些诗句描绘出一幅幅古代游牧民族跃马扬鞭焉支山的壮美画卷。历代文人描写焉支山的诗文留于文献者亦不少，清代山丹知县许乃谷的《仲春登焉支山查勘松林放歌》、清代诗人徐思靖的《题焉支山要津》、张掖贡生高缙的《焉支山赋》和当代诗人曹永安的《雨后胭脂山》，都是佳作。当代大量山丹人歌吟焉支山的散文、诗歌等，都从不同侧面和角度描写讴歌了焉支山的秀美。
  山丹马场是世界最大最古老的马场。这里地势平坦，水草丰美，孕育了蜚声中外的山丹马场，尤其是大马营草原，作为祁连山草原的主体部分，盛夏时金灿灿的油菜花一开，被誉为“金黄的莲花草原”“黄金牧场”，《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因此将祁连山草原评为中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始建于汉武帝时期的山丹皇家大马场，历经两千多年，养育良驹宝骥无数，成就了无数英雄的立马横刀梦。两千多年来形成的马场文化，也为今天转型发展的山丹马场增添了厚重的历史色彩。时至今日，山丹马场仍是外界认识和了解山丹的一张名片。20世纪70年代前后，380多名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知识青年在此上山下乡，插队落户。20世纪80年代以来，《牧马人》《文成公主》《王昭君》《蒙根花》等数十部影视剧相继在这里拍摄，使山丹马场成为全国影视外景拍摄基地之一。
  山丹境内蜿蜒并行、横贯全境东西的汉明长城，是国内至今保存最完整的土筑汉明长城，被考古界誉为“露天长城博物馆”。始建于北魏的山丹大佛寺，拥有全国室内最大的释迦牟尼泥塑贴金坐佛，也是游览者的必到之处。近年来，借助旅游资源优势，县上连续多年成功举办“四月四”大佛寺庙会、“六月六”钟山寺庙会等活动；创作发行《山丹旅游》《山丹美食》等系列丛书，制作“五彩山丹”琉璃四件套等旅游文化纪念品，山丹旅游风生水起，声名鹊起。
  三、工业领先，蓄势待发
  山丹县煤炭、黏土、铁、石灰岩、硅石、滑石、金、银、白云岩、花岗石等矿产资源较为丰富，有发展传统工业的基础。元代，境内开始采煤用煤。明清时期，陶瓷、采矿、榨油、铁木器制作、皮毛加工、采煤、冶炼、砖瓦等有一定发展。1943年，路易·艾黎在山丹创办培黎工艺学校，开办纺织、制鞋、印染、陶瓷以及煤炭开采、造纸、皮革制作等工艺，学校用汽车发电机发电（后改用蒸汽机），为县内有电之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煤炭部所属山丹煤矿，甘肃省冶金厅所属山丹焦化厂，张掖地区（张掖市）所属东水泉煤矿、山丹水泥总厂、山丹铁厂、山丹化工厂等纷纷建成或落户山丹，带动山丹工业的发展。县属农具修造厂、面粉厂、食品厂、陶瓷厂、玻璃厂、榨油厂、炭黑厂等相继建成投产，前后达20余家。1978年开始，羊虎沟煤矿、石湾子煤矿、山丹磷肥厂、山丹榨油厂等国有企业和清泉水泥厂、位奇水泥厂等社办企业相继建成。到1989年，全县工业企业达51家（国营12家、二轻6家、乡镇企业33家）。
  1999年以来，工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投资10亿元以上，建成投资上千万元、销售收入上3000万元的项目32个，完成一般技术改造项目45个。日产1000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黑山铁矿、腾达西铁冶金公司、高原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金山啤酒原料有限责任公司、瑞源啤酒原料有限责任公司、张掖市山丹铁骑水泥公司等一批骨干项目相继建成。全县销售收入上亿元的项目达到3个，利税上千万元的有4个、各类工业企业达到97个。20世纪90年代中期，山丹县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列为全省四大建筑建材基地。
  进入2010年以来，工业经济增速年均23％以上，工业对全县经济的贡献率达46％，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达48％，拉动GDP增长6％以上。通过多年发展，初步形成煤炭开采、新型建材、冶炼化工、特色农产品加工四大主导产业。正在开发建设的风电、水电、煤矸石发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产业势头强劲。以长山子、东水泉、灿兴矿业为主的矿山开采企业20个，年产原煤135万吨、精金粉1万吨、石灰石150万吨；以铁骑集团、青龙管业、丰源节水材料为主的新型建材企业28个，年产水泥150万吨、耐火砖150万块；以腾达西铁、恒泰炉料、宏定元为主的冶炼化工企业18个，年产硅铁10万吨、硫化碱3万吨；以金山啤酒原料、芋兴粉业、丹马油脂、康源清真牛羊肉加工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31个，年加工麦芽7万吨、全粉2万吨、食用油8万吨、饲草5万吨、牛羊肉2万吨。把招商引资作为加快工业经济发展的助推剂，成功引进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的陕西黄河矿业公司投资162亿元，建设花草滩循环经济产业区；引进国家重点煤炭企业甘肃窑街集团投资7亿元，新建年产90万吨的长山子煤矿；引进重庆啤酒集团投资7000万元，新建年产5万吨麦芽生产线；引进海南天聚、浙江正泰、北京锋电能源开发公司投资20亿元，开发兴建东乐滩百万千瓦级光伏发电项目。这些项目陆续建成投产，不仅壮大了山丹工业经济的规模实力，而且在调整工业结构、促进产业化经营、安置城乡剩余劳动力、增加财政税收等方面起到带动作用。
  四、干旱缺水，农牧兼顾
  山丹县域属大陆性高寒半干旱气候，太阳辐射强，日照时数长，气温低，昼夜温差大；降水量少而集中，季节分布不均，蒸发量大，湿度小，无霜期短。年平均气温6.5℃，年均蒸发量是降水量的12倍之多，是甘肃省18个干旱县之一，也是河西地区“四县一片”（古浪、民勤、山丹、民乐）干旱区。
  山丹地处石羊河水系和黑河水系的分水岭处，境内除东部、南部山区外，均属黑河流域。水资源主要来自降水和南部祁连山、中部大黄山的融雪补给，河流主要有源于祁连山北麓和大黄山区的马营河、霍城河、寺沟河、流水沟河、山丹河以及北部龙首山浅山区的小沟小岔等季节性间歇河流。全县水资源总量近2亿立方米，除西大河出境水，自产自用水资源1.24亿立方米，人均占有不足600立方米，分别是全国、全省和全市人均占有量的27％、52％、48％。全县耕地面积85.71万亩，播种面积60万亩左右，其中有效灌溉面积36万余亩、保灌面积30万亩左右，按有效灌溉面积计算，亩均水资源不足400立方米。水资源重复利用率高达14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届县委、县政府立足干旱缺水的实际开展兴水治水。20世纪50年代末，
  建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甘肃省第一座中型水库——祁家店水库，后开工兴建李桥、寺沟等水库及马营河总干渠、东西干渠等渠道，进行白石崖、后稍沟引水渠和马营河、霍城河、祁家店等灌区重点干渠改建衬砌，整治沟道、平整土地、衬砌地头闸，开展田间配套工程。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县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开展以治水改土为内容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工兴建三十六道沟、流水口、瓷窑口等水库，改建马营河、霍城河灌区干支渠道。同时在清泉、位奇、东乐乡镇掀起抗旱打井高潮，井灌面积随之增加。由于缺乏全面规划和合理布局，大规模凿井取水造成山丹河沿岸泉源干涸，祁店水库径流不足而灌溉面积萎缩，井灌代替河灌，局部地下水超采严重。90年代，制定并着手实施马营河流域水利规划，按“南保青龙、中建绿洲、北锁黄龙”的要求，上游抓引水，田间抓配套，全县抓节水，农村修渠道，完成白石崖渠道改建、后稍沟管网工程、流水口水库加固、寺沟水库加固加高、东乐群井汇流雨水集流以及干支渠改建、农田配套、节水灌溉等一批工程。在水利管理上，坚持以防旱抗旱为中心，重点抓好计划用水，推进节约用水，协调并进抓好工程管理、水资源管护等工作，提高灌溉效益。开发天上水，切实管好地面水，合理开采地下水，节约水资源，为工农业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水资源环境。
  进入21世纪以来，抓好用好国家投资重点向基础设施建设倾斜机遇，对李桥、祁家店、寺沟、流水口等中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新建北台子、东湾湖等小型水库，组织实施马营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寺沟灌区农业综合开发水利骨干、农村安全饮水及中小河流治理等一批水利工程项目，全县灌溉水利用率达53％左右，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0％以上。一大批水利工程建成投入使用，农业生产条件改善，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全县生产生活用水安全有了保障。
  高寒半干旱的气候、河灌井灌并存的现实，决定了全县农村经济发展中种植业和畜牧业兼而有之，呈并驾齐驱的态势。
  2013年，全县有效灌溉面积达35.56万亩，保灌面积近30万亩，粮食总产量18万吨，油料总产量1.55万吨，分别是1989年的1.19倍、1.32倍、2.7倍、1.03倍，1949年的2.3倍、6.4倍、18倍和26倍。全县种植业产值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4％，比1989年增长34倍，年均增长16％，主导产业基本形成了以清泉、位奇、陈户、东乐等乡镇为主的优质小麦、啤酒大麦生产基地，以大马营、霍城、李桥等乡镇为主的脱毒马铃薯、油菜、双孢菇生产基地。高原夏菜、中药材、葵花、双孢菇、红提葡萄等特色产业在种植业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全县草原面积494万亩，占总面积的66.5％，草原生态资源丰富，保持较为完好。主要分布在红寺湖、老军等地，其他乡镇也均具有一定数量的草原面积，其中清泉镇红寺湖村农牧民主要靠养殖业为生。由于干旱少雨，气候冷凉，地域广阔，多系荒漠化和山地、灌丛草甸草原，畜牧业历史悠久，尤其是养羊业，不仅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调整全县农村经济结构和增加农民收入的主导产业。1989年以来，全县肉羊存栏保持两位数增长，羊产业在全省的位次提升。2009年，位居全省下大养羊强县之一，2013年成为全省现代畜牧业全产业链肉羊产业示范县，是全省重要的羊肉生产供给基地。山丹羊肉以营养丰富、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无腥膻异味而声名远播。2013年，“山丹羊肉”被国家工商部门认定为著名地理商标。
  山丹境内降水稀少，植被稀疏。结构简单，覆盖率低，呈现典型的荒漠植被特征。走廊平原多为沙生植被、散生灌木或人工栽培的用材林、经济林、防护林，以小叶白杨树居多，国槐等风景树近些年发展较快。在山区，植被垂直分布，由山麓到山顶，依次出现灌丛草原带、森林草原带。植物资源有乔木、灌木、草木、花卉、菌类等，其中农作物30余种、林果木70种、野生植物70种、药用植物47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森林覆盖率为5.2％,2005年为13.82％，2013年达27.97％。地方特色产品资源主要有麻黄、秦艽、枸杞、甘草、发菜、黄参、蕨麻、蘑菇、益母草等。全县分布野生脊椎动物近300种，其中有雪豹、马麝、黑鹳、金雕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0种，豺、石貂、草原斑猫、荒漠猫、猞猁、马鹿、鹅喉羚、黄羊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30种。
  五、劳务发达，能人带动
  干旱半干旱的气候、人均耕地少的实际，决定了山丹农民要想发家致富就必须走出家门，他们为此走向县外、市外、省外，走出国门，由此催生了一大批山丹能人，进而发展为能人经济、劳务经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历届县委、县政府极力培育能人典型，努力通过能人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山丹劳务经济和能人集群的快速形成和发展。2005年12月，山丹县被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确定为第一批全国劳务输出工作示范县。2007年1月，山丹县被省政府授予全省劳务经济工作先进县。
  山丹能人和劳务经济发轫于改革开放之初。催生了一拨接一拨以致富创业为代表的山丹能人。1978年前后，为摆脱贫困，芦堡、静安、郇庄等生产大队的社员在大队（村）社干部的带领下，大胆走出家门，在青海花土沟、格尔木等地，住地窝子，啃干馍馍，淘得山丹农民西部创业的“第一桶金”，芦堡、静安大队率先在全县致富，青海花土沟成为山丹能人最早的发祥地。几乎是同时，张启仁等建筑能人脱颖而出，逐步进入青海、新疆等地的偏远石油基地，并以管道、土石方开挖为依托，开始涉足建筑行业，并站稳脚跟。以陈户乡周世贵、梁廷辉等为代表的第二拨农民工大军更是不甘贫困，毅然决然地走向环境恶劣、被称为“生命禁区”的酒泉阿克塞及青海祁连等地的深山石棉矿，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创业，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石棉能人、石棉老板，一个又一个家庭通过到石棉矿打工发家致富，带动一方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县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批工业、乡镇企业的领军人物在地方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先行者、“领头羊”的角色，“山丹能人”由此声名远播。到世纪交接前后，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和对“三农”投入的加大、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尤其是随着山丹县招商引资、营造发展环境力度的加大，一批已经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能人从苦力型劳务中成功转身，由传统的石棉开采、土石方开挖转向农田承包、种植养殖等领域，以副补农、以工补农，返乡二次创业。至2008年，郇维禄等17人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发研究会、中国扶贫基金会评为全国创业之星。2008—2009年，薛应祥等15人被评为全省创业带头人。
  2009年，县委、县政府明确提出“抢抓机遇、培育特色、能人带动、科学发展”战略，并于2010年2月成立山丹能人协会，吸收会员120多人，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能人在山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综合带动效应，“能人”尤其是劳务能人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引领山丹经济发展、投身山丹公益事业等方面的作用更加凸显。山丹大地上，不同领域、各个层面涌现出的“山丹能人”在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投资规模效应和能量“裂变”作用越来越大，“山丹能人”的标杆作用得以显现。此时，一批来自县内外的能人抓住机遇，开始介入和投身到科技含量较高、实力更强的农副产品加工、啤酒麦芽生产、牛羊肉分割加工、新型建筑建材生产、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以不凡的业绩成为全县经济发展的新的带动者，周伟、周金丽、祝振先、郝俊平、邹永丰、刘克雄、王积明、张金铭等人是其中的佼佼者。多年的实践证明，在山丹，正是有这些敢想敢闯、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能人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山丹涌现出的庞大能人群体，为山丹赢得了荣誉，扩大了山丹的影响力和知名度。1995年以来，仅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发研究会、中国扶贫基金会评为“全国创业之星”的就达17人，15人被评为全省创业带头人。至2013年，全县拥有资产亿元以上的3户，千万元以上的50户，百万至千万元的510户。2009年下半年，县政协对全县致富能人调查摸底，共有致富能人283人；县地方史志部门通过连续性的年鉴编辑和地情资料编写，收录以致富能人为主体的各方面能人320余人。这些人创业早、魄力大、影响深远，不仅在发家致富、振兴地方经济中走在前面，同时大部分人热心公益事业，在捐资助学、修桥铺路、扶老助残、爱心奉献等方面成绩突出，带动作用大，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六、各业并进，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犹如春风化雨，为山丹这个千年古县注入勃勃生机，带来了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巨大进步，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齐头并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普通百姓的子女开始走进学堂，山丹始有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70年代开始村村有小学，乡乡设初中，一乡一高中；1980年开始各乡高中逐步撤销），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1989年以来，经过较大规模的两次中小学布局调整，整合优化教育资源。2000年，针对城区人口增多的实际，新建培校初中部；2010年，马场总场中学高中部整体搬迁至县城；2010年又将培校初中部和南关小学合并办学，建成南关学校；2009年动工新建育才中学，2011年实施招生，把农村中除马场中学和山丹三中外的霍城中学等6所初级中学和农场学校等4所九年制初中班并入山丹育才中学，利用原初中校舍设立为乡镇中心小学，全县形成了1所高中、2所初中、3所九年制学校和9所一乡一中心小学的格局。至2013年，全县拥有国家级重点中专1所、高级中学1所、普通中学5所、小学21所，在校学生23941人；在园幼儿4869人。2013年向全国各类高等专业院校输送新生1558人，高考录取率达98.05％，山丹籍学子考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实现零的突破。向中等专业学校输送新生人数逐年增加。
  悠久的历史，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了独特的山丹文化。山丹有声情并茂的音乐舞蹈“山丹太平车舞”、被誉为旋在酒杯中的西域少数民族舞蹈“胡腾舞”、惊险奇绝的“高台舞狮”、气势恢宏的“舞大龙”等民间表演艺术；有别具一格而又古朴典雅的民间工艺美术“山丹烙画”“麦秸画”及民间剪纸；还有世代相传的民间说唱艺术“山丹宝卷”、山丹民歌和遗存丰富的民间故事、民间谚语、民间歌谣等口头文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群众文化生活日益丰富。至1988年，县城建有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工会俱乐部、新华书店、专业秦腔剧团、电影院等，乡镇均设有文化站、影剧院、电影队。以歌舞厅为主的文化娱乐业，以图书、音像制品发行为主的文化出版物销售业和以网吧为主的互联网上网服务业等个体、私营为主体的文化市场日趋繁荣。一年一度的迎新春社火调演、元宵灯展、消夏周末群众文艺演出、送文化下乡已形成品牌。以中老年为主的广场舞、健身操等健身娱乐活动蓬勃兴起，群众性舞蹈、声乐、戏曲、曲艺舞台展演、比赛和美术书法创作展览日趋活跃，广大专业、业余作者的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创作成果屡见省市报刊。
  2000年后，随着一批文化惠民工程相继落地，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倍添活力。焉支山、军马场旅游文化观光节文艺演出，县歌舞团赴兰州、北京慰问山丹老乡文艺演出，县电视台主办的电视春节晚会，成为新的文化亮点。以硖口古城过街楼、汉明长城除险加固、博物馆馆藏水陆画修复为代表的一批文物保护项目顺利实施，省、市、县三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审定保护扎实推进。《焉支山》杂志创刊并发行，广告、装潢、广场歌舞方兴未艾，文化产业初步形成。有多人多次获甘肃省文学创作最高奖项“敦煌文艺奖”“黄河文艺奖”。《张掖日报》农村版《西部山丹》创刊，发行504期。县歌舞团整合为演艺公司，艺术表演团体、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广播电台、电视台等设施日臻完善，广播和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均为100％，有线电视用户达2万户。启动并编纂完成《山丹县志》《山丹军马场志》《山丹县水利志》《山丹县教育志》《山丹农场志》《山丹县人民代表大会志》等多部志书和山丹年鉴系列丛书以及《山丹史话》《天南地北山丹人》等地情资料。
  医疗卫生事业稳步发展。县人民医院建成门诊综合楼，中医院实施整体搬迁，并建成门诊、住院等综合楼，妇幼保健站建成集办公、业务用房于一体的高标准综合大楼，建成清泉社区卫生院。至2013年，全县设置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209个，其中有二级甲等综合医院、二级甲等中医医院、一级甲等妇幼保健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等医疗卫生机构5家，8个乡镇均建有卫生院、乡镇计生办；110个村均建有卫生室，社区建有卫生服务中心、服务站；9家驻丹企业建有医疗机构。建成民营专科、综合医院2所，城乡个体诊所66所。2013年，全县卫生技术人员近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1200多张，
  科技在工农业、教育和医疗卫生中的作用凸显。
  城乡居民出行更加方便快捷。20世纪80年代，自行车逐步普及，摩托车开始走入富裕家庭；2000年前后，芦堡村部分率先致富的农户开始购置小轿车。2013年，全县营运客车保有量、客运周转量大幅提高，最大限度满足了城乡群众需求。邮政业务总量、电信业务收入稳步增长，固定电话用户、移动电话用户、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此消彼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消费支出均比上年有两位数或者接近两位数的增长。
  七、艾黎情深，第二故乡
  山丹的高知名度，也与一位外国友人息息相关，这位外国友人就是2009年被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单位授予“十大国际友人”荣誉称号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
  路易·艾黎20世纪20年代来到中国，40年代落户山丹，是当时少有的选择定居在封闭落后大西北小县城的外国人。中国政府对艾黎的评价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新西兰著名社会活动家”。在山丹老百姓的心目中，这位高鼻梁、蓝眼睛、一生不曾婚娶的高大魁梧的男人，始终面带微笑，始终平易近人，始终和蔼可亲，始终是高大可敬又朴实可亲的长者形象。作为工合事业的倡导者和创始人，40年代，路易·艾黎将培黎工艺学校从陕西迁至山丹，为践行他的“工合”事业和理想，他在山丹开工厂、办学校、建农场，与山丹人民同甘共苦10年之久，结下深厚情谊，深情地称山丹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在路易·艾黎的大量故事、事迹、照片中，不仅有工厂中劳作的场景，学校里忙碌的背影，农场中耕作的身影，更多的还是他与生活艰辛的农人交谈，与衣衫褴褛的孩子嬉戏，在车间与学徒、师生交流的场景。路易·艾黎倡导的“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教学实践，为甘肃河西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石油工业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其教育思想也与中国当代职业教育相吻合，解决了学生学习和工作中眼高手低的问题。在路易·艾黎的晚年，他将自己多年收藏的4000多件文物全部捐赠给山丹，丰富了山丹的文物馆藏。如今，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培黎图书馆、艾黎与何克陵园、艾黎系列文物和与之相关的景区景点，历经风雨积淀，不仅是人们全方位了解路易·艾黎生平的一张文化名片，也成为山丹珍贵的历史遗产和文化旅游品牌。
  路易·艾黎在山丹的10年，是他人生历程中付出心血和汗水最多的10年。这10年，是他率先把西方工业文明引入山丹，使山丹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汽车、拖拉机、发电机，第一次有了电灯照明、机器制陶、机械化纺织，第一次有了西医看病、做手术等“新生事物”。在山丹，艾黎把自己和山丹人民牢牢地拴在了一起，与山丹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定居北京后，百忙中的路易·艾黎又七次回到山丹，每次都是怀着极大的兴趣看山丹变化、寻亲访友、解决山丹需求，留下很多佳话。他要求身后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山丹大地上。他常说：“我一生中最满意的一段时间，就是在甘肃山丹同农村青年一起的那些日子。”
  八、古往今来，人才辈出
  纵观山丹历史，两千多年来有近一半岁月为五凉、吐蕃、回鹘、西夏占据，经济屡遭破坏。闭塞导致落后，人文历史尽皆消沉剥蚀于风雨兵燹之中。虽如此，人才见之于历代正史者、散逸于史志资料、文献者仍有不少。明清之时，有兴修水利、率部拓疆守边的威远将军武振，涉足行武而潜心治学、终成一代儒宗的周蕙，谙熟韬略、御敌靖边的兵部尚书王允中，秉公执法、不阿权贵的蓟北参政道王建侯。清代，有屡涉行阵、保卫南国边疆的武将谢治，擅长书法丹青的周家志、周家惠兄弟，晓音律、善书画的发塔寺住持释炳霞，拒匪保堡寨、人称英雄的王开国，以及专务岐黄并精于妇科、伤寒的何俊章等。民国时，有弃官归乡，致力家乡教育、水利的驻京众议员张全贞；热心水利、教育等公益事业，钻研医学，擅长妇科，并以单方治大病著称的常立纲；钻研油画、水粉画，以人物肖像、田园风光画见长的王孝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山丹政通人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各级各类人才不断涌现，他们当中，有精于汉简书艺的著名书法家、书法史学家赵正；转战玉门、大庆、胜利油田，为石油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高级领导干部欧阳义；急公好义、时刻为群众和他人着想的老干部代表彭述寿；潜心研
  究农作物育种、栽培，成效卓著，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曾任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青海省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的陈集贤；教书育人、热心地方史志编修的文化学者郭兴圣；酷爱文化艺术事业，退休后仍热心为群众文化活动提供指导服务、在推广基层基础群众文化工作中成绩突出的陈裕德；从军报国，服务军队和国防建设事业的正师职（大校）军官刘承先、马有忠；国内著名皮肤病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研究所）院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宝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石文典；江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程发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吕家珑；青海大学副校长、总督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赵明；著名手风琴演奏家，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教授吴学禹；岩石力学与工程古遗址研究保护专家，先后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在书法、绘画上取得不俗成就，跻身全省名家行列的陈希儒、巨潮；致力于汉语言文字教学与研究，在河西方言研究方面成果丰硕的河西学院教授何茂活；激情创作，屡获甘肃省“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及《诗刊》等著名文学刊物奖项，被授予“甘肃诗歌八骏”的诗人梁积林；在亚洲和全国场地自行车比赛中多次为国争光、屡获殊荣的罗晓玲。此外，雷铭、刘希模等山丹籍人士也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突出贡献，等等。
  1989—2013年，山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的局面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善，人民日益迫切的发展需求同水资源短缺的矛盾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水资源与耕地供需矛盾仍十分突出；农业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依然不足，严重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现代农业在徘徊中前进，整体性突破不大。工业经济高新产业、新型产品开发创新能力不足，缺乏生机活力。经过世纪之交的企业改制，企业经济结构、组织结构、法人治理结构发生较大变化，提高了部分企业的生产效率，精简了富余人员，但离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仍然差距很大。新型产业发展步伐缓慢，发展后劲不足；对经济发展具有龙头带动作用的重大工业项目少，部分工业企业依靠消耗资源生存，环保压力大。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缺少龙头企业的支撑。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缓慢，经营方式粗放，在经济、税收中占比小、贡献小，对县域经济、城乡群众收入提高的拉动作用小。人才队伍匮乏，总量少，内生动力不足。干部队伍的工作理念、工作作风、责任意识不强，慵懒散慢依然存在。综合起来就是，改革没有大的突破，县域经济总量小而弱，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不大，县域经济发展特色不明显，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不能有效实施，城乡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不平衡，部分困难群众的生活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