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第一节 军马生产
  1950年1月，西北军区军牧部先后派来12名干部整顿马场业务，任命各级指导员，对原有人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3月，军牧部派工作团入场帮助整顿组织，恢复生产。4月，成立场务管理委员会，组成5个分场：农事分场管理农田6154亩；马营沟分场放牧6个羊群、3个牛群；甘泉子、大河坝、石圈子3个分场共放牧33个马群，马场生产步入正轨。
  1954年，改供给制为企业化管理，实行经济核算。总后勤部要求马场“适应国家经济与国防建设需要，以企业化经营，1956年达到自给自足并争取上缴利润”。是年，场政委王承先赴苏联考察顿河马的饲养管理。1955年，草料已实现自给自足，牧业总产值66.3万元，占总产值的84.2％，并上缴利润61.1万元。
  1960年，由于执行“以牧为纲，农牧并举；以猪为纲，鸡猪并举；以种畜为纲，土洋并举。大力发展鸡、猪、马、牛、羊，同时又要大抓饲料，发展农业，既要增产，又要节约”的方针，改变了以军马为主的生产格局。军马成活率降至39.4％，军马存栏仅8090匹。
  1961年底马场重新归军，遵照军委“以军马（骡）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方针，军马生产又有较大的发展。到1965年，军马存栏数上升到1.364万匹，比1949年增长39.71％，比1961年增长68.6％，繁殖存活率提高到64.1％。
  1964年，二场马三队繁殖成活率达81.7％，该队的第十群，高达90.1％，创造了全军军马生产最高生产率。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山丹军马场遵照军委指示进行正面教育，生产得以正常进行。1967年，平均每一牧工养马20.1匹，各岁马骡较上年降低成本1.4％—5.5％。1968年末全场存栏马1.7658万匹，成活马驹3824匹。1971年底马匹存栏达到高峰，共2.0256万匹，后因压缩生产，存栏下降。1977年末存栏1.2916万匹，出场骡马4018匹，产驹成活3219匹，繁殖成活率89.34％。10年中，平均总增率上升为23.4％，军马保育水平达到99％。
  1978年，遵照“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和国家经济、军队建设的需要，积极调整牧业生产内部结构，不断深化体制改革，推行各种经营承包责任制。除继续抓好军马生产，适当压缩马匹数量外，重点发展牛羊。马匹每年平均递减4.7％，繁殖成活率基本稳定在83—88％之间，保育率99％以上。1988年，养马7743匹。1979年5月，总场场长张连城赴新西兰、澳大利亚考察草原建设，牛羊改良及畜产品加工。1982年，组织科技人员对马场畜牧业资源全面调查并制定区划，为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对畜牧业生产起了推动作用。
  40年来，山丹军马场共出场骡马11.5924万匹，为国防和社会主义建设及援外工作做出卓有成效的贡献。
  马匹品种改良 1950年，由于近亲繁殖、草场退化和马匹营养不良等原因，军马体高较5年前平均降低2—3厘米，为了改善马匹的血缘关系，1951年购入伊犁种公马100匹，开始试行人工授精。1953年购入顿（河）种公马57匹，一面纯种繁殖，一面与蒙古马杂交。至1955年，已有8个改良群，共计3654匹，基本改变了品种混杂、体质羸弱的恶性循环。
  由顿河马杂交改良，虽有一定成效，但这种马饲养条件高，抗病能力弱，不适合军事服役的需要。马场于1961年10月成立了“山丹马”育种委员会，拟出规章草案，确定工作项目，设立繁殖配种、饲养管理、发育观测、鉴定、调教、防疫和秘书等组，各分场设育种小组及相应机构，实施育种方案。
  1967至1981年军马局多次召开山丹马育种会议，研究出现的问题，制订新方案并付诸实施。24年来，经历回交（60年代）、模交（70年代）和自群繁殖培育3个阶段，山丹马于1984年培育成功。7月14日，在军马总场召开山丹马品种鉴定验收及科研成果鉴定会，邀请有关院校、科研、生产以及地区、县业务部门和军队共16个单位的17名专家、教授组成品种鉴定委员会。鉴定会认为山丹马适合我国国情与部队实战需要，生态类型为高原草地型，经济类型为兼用型，较重者适于挽用，较轻者快步骑乘与轻挽力均佳，善走对侧快步，迅力和持久力较好。抗病力强，生长发育快，血统来源清楚，遗传性稳定，繁殖性能好。特别是“00”号公马，能将其特征、特性稳定地遗传给后代。经鉴定委员会确定，作为一个新品种，定名为“山丹马”。之后，又组成山丹马科技成果鉴定委员会，认为山丹马的育成是一项重大的科研成果，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可以在全国和全军较大区域内推广，国家授予科技进步一等奖。在此基础上，委员会又制定了山丹马选育提高方案，并付诸实施。
  第二节 牛羊生产
  1949年，军牧场仅有牛59头，羊2305只。1955年，存栏牛284头，羊2242只。
  1958年，上级指示把场区内长期混牧的牧户公私合营，合并入场的马613匹，牛2432头，羊2.3969万只，骡15匹，驴8头，骆驼6峰。
  1960年，由于“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牲畜死亡1.8904万头，其中牛250头，羊8160只，猪9818口。
  1967至1977年，牛羊生产得到发展，1977年末存栏牛1.2万头，总增率21.1％，羊2.6974万只，总增率29.4％。每年出售商品牛1500头，羊5000只，出栏率分别达到18.9％和20％，每年平均产羊毛40吨。年末存栏猪8517口，每年出栏3300多口。
  1978年起，牛、羊生产在加强冬春补饲，增建防寒棚圈；逐步实现现代化经营的同时，重点进行品种改良。先后选用良种黄牛、野牦牛和绵羊对原有的牦牛和藏羊进行各种形式的改良。1984年以来，又引进新疆褐牛和甘南高山细毛羊驯化繁殖。现初步认定用甘南高山细毛羊改良土种绵羊，在牦牛体中导入野血是提高牦牛产肉产毛能力的可行途径。1988年底，良种及改良牛羊分别发展到2633头和8653只。牛、羊存栏为2.0682万头和3.9499万只，比1978年分别增长90.7％和57.6％。是年出栏牛3458头、羊9260只。10年间共出栏牛、羊13.4732万头（只），每年可对外提供商品牛羊肉100吨。
  自1950年到1988年，马场畜牧业产值由50万元（按旧币每万元折今人民币1元）增至596万元（按1970年不变价计），牧工人均产值5907元，比1977年增长55.1％。1977年至1988年，牧业销售盈利共678.9万元，年均56.6万元。
  第三节 疫病防治
  1950年对全场8730匹军马检疫，统计滋生各种疾病达76种，患病马竟达1449匹，患病率16.6％。是年，因病倒毙马254匹，病毙率17.5％。经过畜牧兽医工作者和广大牧工的努力，到1956年，各种疾病基本得到控制，老、弱、病马全部淘汰，繁殖成活率由1950年的51％提高到70％。年末存栏数1.1611万匹，总增率平均为18％。
  1960年，医药缺乏，但仍为军马作鼻疽检疫7118匹，牛结核检疫1018头，预防接种马炭疽芽胞苗5190匹，牛出败苗菌779头，牛炭疽芽胞苗2459头，并注射羊痘苗和羊炭疽芽胞苗3.8217万只，羊全部药浴，基本上控制了马胸疫、腺疫、幼驹副伤寒和焦虫病以及羔羊痢疾、口膜炎、疥癣、牛口蹄疫等传染病。
  1984年11月25日，军马二场发现马营河水管处在四墩放牧的牛群患“五号病”（口蹄疫），场部前后发病的牛1453头，发病率为8.5％。马场迅速上报县、地、省及军区，总场领导亲赴现场，采取紧急措施。一、控制场区对外交通、出入人员及车辆必须严密消毒，一切牲畜禁止出入场区；二、封锁疫区，封死疫点，扑杀病牛43头；三、病畜分区隔离，设卡消毒；四、给未发病的牲畜注射两次五号病乙型疫苗，共注射牛1.5542万头，羊3.2537万只，猪8065口。由于处理及时，措施得当，到次年1月23日，疫病被彻底扑灭。
  第四节 草原建设
  1953年开始试播牧草，1955年进行草原更新试验，但因民畜混牧严重，固定放牧的达3—5万头（只），再加历年大量开荒，使植被退化，生态失去平衡，雨量减少，草原面积缩小，夏秋草场面积仅为69万亩，影响马场的草原建设。1966年和1968年二场、一场分别成立草原队，引进驯化牧草160种，从中筛选出老芒麦、垂穗披碱草、小糠草等12个优良品种，在场内推广种植。经过人工驯化的老芒麦，营养丰富，适应性强，耐寒，平均亩产干草400公斤，种一次可收获8—10年。1980年3月获全军科学技术成果一等奖。到1976年，已改良草原15.8万亩，干草亩产量提高3.8倍。因草原建设初见成效，1988年牲畜总存栏达19万羊单位，较改良前的60年代增加1.6万羊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