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内容
第一章 民族
第一节 古代境内民族
古代在县境内活动过的民族有月氏、匈奴、汉、卢水胡、羌、吐蕃、回鹘和党项羌等。各民族人民先后在县境内迁徙聚居，经营生产。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与其他民族结成各种关系，共同创造了山丹的历史和文化。山丹地区的繁荣进步，就是民族共同体的共同贡献。
月氏 始居于敦煌、祁连间。秦及汉初，日渐强大，“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占有河西，迫匈奴送子为质。秦末，匈奴质子冒顿自月氏逃回，杀父自立为单于。公元前177—前176年，冒顿大破月氏，迫使其西迁伊犁河流域，史称大月氏，其中一小部分不能去者，仍留甘肃西部，依托南山羌，号称小月氏。小月氏寄身的“南山羌”，是指甘、青祁连山一带的羌族。而留下的月氏人中仍有一部分在河西原地活动，混迹于羌、胡之间，故史书中也赋予他们带有胡羌各种不同的名称。
匈奴 月氏迁徙后，县境为匈奴所占，祁连、焉支及大草滩为其牧畜基地。后势力强大，东抗汉朝，西控西域。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经两次战役，占有河西。后右地浑邪王杀休屠王率四万余众降汉，河西统一于汉，丝绸之路畅通，才得以经营西域。
临松卢水胡 西汉以来就活动在河西一带。4世纪末，首领沮渠蒙逊拥立段业，建北凉政权。后杀业自立，称凉州牧，张掖公。以今张掖、山丹、民乐为根据地，与南凉、西凉、西秦争战达40年，后亡于北魏。
羌初活动于陕甘毗邻地区，公元前4世纪末，首领卬（āng）避秦国威胁率部西迁。东汉初，其中武都参狼羌之一部转徙于武威以西山丹、永昌一带。烧何羌部居张掖郡南山（祁连山）与卢水胡为邻。安帝永初二年（108年），梁慬协同地方守军击败进入张掖、删丹的羌族。永宁元年（120年），护羌校尉马贤率万人镇压进占武威、删丹的沈氏种羌。桓帝延熹二年（159年），护羌校尉段颎主张对羌民“长矛挟胁，白刃加颈”，迫使羌民再次起义，凉州以西羌民纷纷响应，战事延及删丹，后遭段颎镇压而失败，大多迁徙至川陕地区。
吐蕃是崛起于西藏地区的古代民族，唐时发兵侵入青海吐谷浑及羌人地区，势力伸张河西。开元十六年（728年）唐将杜宾客大破吐蕃军于祁连城（今民乐县马营墩，时属删丹），吐蕃败退入南山。“安史之乱”后，唐政府无力西顾，吐蕃进占河西达80余年。847年，沙州人张义潮率众起义，吐蕃放弃河西。
回鹘 原为铁勒九姓之一，先世为丁零，隋代称韦纥。唐初为回纥，唐德宗贞元初，回纥可汗与唐文书，请改称回鹘，与唐和亲并进行绢马贸易。文宗开成五年（840年），为黠戛斯所破，部众分三支西迁，迁居河西者称“河西回鹘”。其中势力最强者在删丹东北从事游牧，不久，占据删丹、甘州等地，史称“甘州回鹘”，历时近200年。
党项羌宋初，党项首领李继迁占据灵州。公元1028年，西夏赵元昊引兵袭破甘州回鹘夜洛隔可汗，夺甘州，占删丹。元昊以甘州为镇夷军，以删丹为甘肃军，置3万人防备吐蕃、回鹘，占有河西200年之久。西夏亡，党项族在元、明两代仍然起着自己的历史作用，逐步与汉族及其他民族融合。
第二节 现代境内民族
汉族为境内居民的主体。发展繁衍的过程，一是移民屯垦。西汉武帝因匈奴降汉，地空无人，为屯田实边，设置田官吏卒，或迁徙贫民、罪人及其家属到边地进行垦殖。初置张掖、酒泉郡。于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调发塞卒60万人戍边屯田。元狩五年（前118年），迁徙内郡吏民于边地屯垦。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冬，发习战射士至朔方郡戍守，调原朔方吏将屯田张掖郡。唐初，武德至开元间，岁发山东（指崤山以东地区）丁壮为戍卒，以缯帛为军资，到河西开屯田，供军粮，设监牧，畜马牛，军城边戍，万里相望。删丹属河西节度使辖区，扼丝绸之路要冲，垦殖畜牧，尤为兴旺。元朝延祐元年（1314年），招抚流民恢复甘州、山丹屯田，给牛种农具，以资垦殖。明代，太祖时徙民最多，其中因罪充军或召募者为民屯，归地方官吏领属，军屯则为卫所管辖。二是流民徙居。王莽新朝末期，中原战乱频仍。公元25年，窦融据河西，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政治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内都流民避饥凶者，归之不绝。又西晋时张轨出镇凉州，降服鲜卑，联合河西大族，协同治理，安置秦、雍流民。提倡儒学，振兴教化，形成安定的社会环境，流民来者日月相继。此外，任官于山丹之客籍人，定寓县境者不少，如明武德将军湘人融魁，明昭信校尉顺天人马五，明游击无锡人王一心等，后裔均家于山丹。
2000年来，县内汉族繁衍较快，遗迹众多，村寨山滩，冠以汉姓者居多。1988年，全县汉族17.8666万人，占总人口的99.55％。
回族唐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阿拉伯与波斯的回族商人、工匠经由丝绸之路，来河西各地。8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派兵援唐，平息“安史之乱”，不少士兵落籍于甘肃各地（见《甘肃历史乡土教材》）。成吉思汗西征中亚各地及波斯、阿拉伯一带，为了补充兵源，将那里的各族人民编入“探马赤军”、“西域亲军”，参与亡夏灭宋的战争。元朝建立后，分遣河西屯垦放牧。后落籍为民，其中回族为多。明政府对回族“善加抚恤，密切防闲”。有时采取同化政策，禁止“本类自相姻娶”，一度准回汉通婚。清末，残酷镇压西北起义回民，挑拨回汉关系，山丹境内兵连祸结达10年之久。民国时，县内回民多由河州、宁夏、青海迁入，从事工商和运输等业，主要定居于县城东关和霍城、花寨、老军等地。1988年，全县有回民116户，534人。藏族县境内早有藏民族活动。青海北部藏族牧民逐水草而移徙，有海北“环海八族”部落，世代常越祁连山来山丹大草滩放牧。由于民族矛盾与本族土司的残酷剥削，多数隐栖山区，以扁都口、白舌口、酥油口为通道，冬南夏北，轮作放牧。清初，总兵张勇开市洪水，促进汉藏贸易。境内沿山汉民，以面粉、首饰或其他手工业品交换藏族肉酪、皮毛。多数藏民能说汉语，有的汉族青年做藏民赘婿。1956年，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我县祁连山区放牧的藏民与山丹军马场公私合营。1988年，全县有藏民105人。
蒙古族 以“蒙兀室韦”之名见于《旧唐书》。9世纪中叶，蒙古西迁。1226年，成吉思汗攻西夏，破肃州、占甘州、删丹等地，蒙古卫拉特各部散居河西。蒙古帝国实行依等级分配牧地与依附牧民的分封制，各民族间等级森严，矛盾潜伏。1368年，元朝灭亡，明政府绥服近边蒙古诸部，在漠南至嘉峪关等地设蒙古卫所，分化羁縻蒙古部族，虽时有掠扰边地的战争，但居留县境的蒙古族劳动者仍以游牧为生。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县内有蒙古族22户，135人。32年，有355人，男169人，女186人，游牧于青羊口、白水泉、祁连山麓等处。
1950年，在新山区峡口乡，大、小青羊口、黑尖山、双井子等地建蒙民村，共有蒙民31户，129人，专营牧业生产，进步人士蔡勾、巴塔，先后被选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后内蒙古自治区成立，蒙古族相继迁离，现有5户，18人。
满族 清朝统一中国，满族官吏将士及家眷，始来县居住，多数定居于城区或近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从事行政工作或工商诸业。1988年，全县满族共27户，86人。
县内还有土、维吾尔、东乡、土家、苗、壮、侗、裕固、羌、布依、保安等少数民族成员，均系由外地迁入的职工，人数很少。
第二章 宗教
自汉、五凉至清末，境内流传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历代政府均以“神道设教”，麻醉人民，维护封建统治。大部居民则佛道一体信仰，佛祖、老君，同寺供奉。宗法伦理，轮回报应，祈福禳厌，杂糅一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主教推行“三自革新”（自治、自养、自传），教育教徒信教爱国。“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堂寺观，因破除迷信多废弃拆毁，职业僧侣道士，改事农业生产，宗教活动，大多停止。1979年后，落实宗教政策，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得到保障，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相继恢复活动。
第一节 道教
道教渊源于中国古代的巫术，自东汉张道陵倡“五斗米教”，日趋定型。奉老子为道祖，称“太上老君”。信奉“全真派”的道士必须出家，信奉“正一派”的不出家，称“俗家道士”，可娶妻生子。山丹县两派都有，一些寺庙中菩萨、老君、关圣、财神诸殿俱全，住持则僧道皆宜。如钟山寺的杨童子，马喝喇寺的郭介厝，土佛寺的薛和尚等，大多佛道兼理。民国31年（1942年）统计，全县有道教徒34人，其中包括行道场、荐亡魂、祭神祷祝的道士，真正信奉道教经典与斋戒仪范的不过数人而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无职业道教徒。1981年后，农村中超度亡灵或为人卜宅占婚的道士，多有活动。
第二节 佛教
佛教传入山丹地区有两条路线，一是汉以后经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入，一是唐时吐蕃族兴起由藏语区传入。公元301年，张轨任凉州刺史，驻姑臧（今武威），世信佛教。辖地村镇，多有塔寺。后秦苻坚派大将吕光用兵西域，385年东归时带来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居留姑臧10余年，他精通汉语，翻译佛经，群僧有首，佛教日盛。5世纪初，北凉沮渠蒙逊占有河西，西域僧人昙无谶，自称晓术数禁咒，能预言他国安危，蒙逊常以国事咨询。县境内战乱饥凶，接踵相继，各族贫苦人民，渴求解脱和安慰，于是佛教大兴。
县内寺庙分布甚广，明代重修或新建者有县城南街发塔寺、城西土佛寺（大佛寺）、花寨广化寺、范营寺沟马喝喇寺、暖泉云台寺、霍城禅林寺、芦堡广佛寺和大黄山钟山寺等。建于清代的有城南转轮寺、新开赐儿山佛窟及上西山金牛寺等。主持佛事活动之僧侣，见于清《山丹县志》者有明代土佛寺住持智莹，兴建云台寺的僧人兴正宗、马喝喇寺创建者沙迦会与住持惠诚，筹建广化寺的道昺，清代有发塔寺住持释炳霞等。民国后期，转轮寺、大佛寺佛事活动盛行，薛和尚（新民）主其事。
1951年，土地改革时全县庙产归地方财政所有，多被改建为机关学校。“文化大革命”中，又将钟山寺与大佛寺被毁。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落实宗教政策，1981年7月20日（夏历六月十九日），在土佛寺遗址举行“观音节”礼佛活动，后由政府拨款与教徒布施，1987年在该寺原址建正殿3间，佛堂5间，斋房等12间，由老尼释本智住持（释曾任县政协委员）。1988年7月18日成立山丹县佛教协会，有教徒150余人。
第三节 伊斯兰教
清以前，山丹境内穆斯林徙居无定，无固定流传之教派。雍正末，陕西回民马来迟朝觐麦加回国，在河州和青海传播虎夫耶学理，创花寺门派。山丹穆斯林大部来自河州、青海，故山丹伊斯兰教以花寺派为宗。境内清真寺最初建于乾隆年间，并有同期回民古冢。同治间左宗棠镇压回民起义，山丹清真寺被拆毁。民国初年，甘州镇守使马麟支持当地穆斯林重建。民国18年（1929年）因当地回民响应马仲英起事，清真寺部分房舍被甘凉卫戍司令部勒令拆毁。次年，马仲英进驻甘州，给银200元修复。22年，集资扩建，25年方楚清阿訇（安徽人）来山丹开学。方精通古汉语和阿拉伯语，研习伊斯兰教义，为山丹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做出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马营阿訇（青海民和县人）开学，1952年，临夏马仁寿阿訇来山丹开学，“满拉”增到8人，小学生20余人。马阿訇为民主人士，任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马顺清阿訇（临夏人）继任。“文化大革命”中，阿訇与穆斯林群众受到冲击，清真寺活动停止，百余间房屋被拆毁。1981年3月，经中共张掖地区委员会批准，恢复伊斯兰教活动，开放清真寺，由张集武阿訇（河南人）开学。县人民政府拨款7000元，维修清真寺大殿，拨2万元对原拆损房产作一次性补偿。
第四节 天主教
清初，以耶苏会传教士进入山丹地区传教，我县徐家盘山先建教堂，下属甘泉子、上寨子、山丹城3所小堂。1840年鸦片战争后，传教士来往频繁，有张神甫（陕西人，佚名）每年来山丹传教一次。甘泉子入教信徒有杨、刘两姓计30多人，信奉“圣母圣心会”。光绪四年（1878年），神甫王保录建甘泉子天主堂，有德、奥、比、荷等国籍教士来山丹寄住传教。之后，县内天主教发展较快，教徒达1000多人。1922年德籍教士传入“圣言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主教进行了“三自（自治、自传、自养）革新反帝爱国运动。”1958年，改教堂为食堂。1962年恢复活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冲击，教会活动由明转暗。1979年，落实宗教政策，宗教信仰受到保障。至1988年，共有教徒2156人，分布于老军乡甘泉子、陈户乡徐家盘山和霍城等处。
此外，县内尚有基督教徒5人。
第三章 人口
第一节 人口发展
元代以前境内人口情况无从考查，明代实行“三分戍边，七分屯田”的军屯，并大举移民。洪武九年（1376年），诏令晋中、晋南地区的居民到陕西、甘肃河西，开垦耕殖，实行民屯。至今全县居民中还有祖先来自山西大槐树的传说。屯民编入户籍，由地方官吏管理。也有贬戍官吏家属、商贾移徙入籍者。明洪武中，全卫6362户，1.272万人。嘉靖时因战乱兵燹，人口流徙，全卫仅有1551户，5406人。
清道光时全县有7212户，9.3493万人。宣统三年（1911年）统计，有1.9923万户，7.8594万人（均含今民乐童子、慕化地区）。
民国时期，几经天灾战乱，加之抓丁苛税，人口锐减，且多隐瞒户口，统计不实，民国22(1933年）仅有4123户，3.0571万口。32年6625户，3.5369万人。1949年全县有1.1087万户，5.7141万人，其中男3.1351万人，女2.579万人。
1956年，兰州移民253户，1258人，河南淮滨、获嘉、辉县移民1238户，5591人来山丹定居。1958年，山丹、民乐两县合并，又大批移民，由上海移来1908户，5799人，河南移来3922户，1.4071万人，两次移民共计7321户，2.6719万人。按其技术专长和实际情况，安置于农村的4389户，1.7653万人，占移民总数的63.1％。国营农场2942户，4258人，占总数的27.8％，安置于企业单位的2573人，县属工厂1403人，各种技术工人121人，还有教师124人，医务人员52人，铁路职工500人、其他35人。1960年后农村移民大部分返回原籍或迁徙他地。是年底全县（不含民乐县）有1.5276万户，10.110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7.3423万人，非农业人口2.7681万人，和1959年相比（不含民乐县）总人口减少1.0876万人，农业人口减少9215人，非农业人口减少1664人。
至1988年，全县4.0887万户，17.9492万人，其中男9.3118万人，女8.6374万人，农业人口15.95万人，非农业人口1.9992万人。
第二节 人口普查
1949年全县为1.1087万户，5.7141万人，其中男3.1351万人，女2.579万人。由于生活安定丰裕，医疗卫生状况逐步改善，死亡率降低。1949年至1970年，出生率浮动在21.04‰—41.1‰之间，这个时期的人口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高自然增长型。1971年起，计划生育全面展开，人口的自然增长得到控制，出生率从1971年的41.1‰，逐步下降到1986年的14.13‰。从而全县人口转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低自然增长型。
三次普查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全县为1.3378万户，6.4898万人（其中男3.5637万人，女2.9261万人），比1949年增加7757人，4年增长13.5％，平均年增长率3.12％。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县2.2430万户，10.6721万人（其中男5.6532万人，女5.0189万人次），比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增加4.1823万人，增长64.4％，平均年增率为5.35％（其间1958年至1962年民乐县划入、划出，人口数字未作计算）。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县为3.3866万户，16.9267万人（其中男8.7475万人，女8.1792万人）。性比例为106.95：（女＝100），比第二次普查增加6.2546万人，增长62.08％，平均年增长率为2.27％。
第三节 人口分布构成
一、人口分布
县境多山地丘陵，还有大面积的荒漠戈壁、草滩，人口多依水系和平原居住，分布不均。民国32年（1943年），全县（不含今东乐）所辖面积5397.43平方公里，人口为3.5369万人，每平方公里6.55人。1964年（含东乐）每平方公里19.75人，1982年为30.1人。至1988年全县土地总面积5402.43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平均33.2人。其中城区每平方公里有居民4964.5人，花寨乡每平方公里111人，密度最大，红寺湖乡每平方公里4.18人，密度最小。
二、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
1949年全县农业人口54354人，占总人口的95.2％，非农业人口2787人，占总人口的4.8％。到1959年因大炼钢铁、大办地方工业，部分农民从工，农业人口8.2638万人，占人口总数的73.79％，非农业人口2.9345万人，占总数的26.2％。1960—1961年，因自然灾害，工业大多停办，部分工人仍归农耕田，行政事业单位精减部分干部，农业人口相应增加。1964年农业人口为9.2053万人，占总数的86.3％，非农业人口1.4668万人，占总数的13.7％。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落实政策，干部家属农转非的增多。1988年非农业人口1.9992万人，占总人口的11.14％，比1978年增加1562人。
三、民族构成
1950年，县内有汉族5.7785万人，回族366人，蒙族201人。1960年，汉族为10.0737万人，回族349人，蒙族21人。1988年全县有汉族17.8666万人，占总人口的99.53％，回族534人，藏族105人，满族86人，维吾尔族20人，蒙古族18人，壮族10人，苗族7人，土家族6人，土族25人，布依族5人，保安族4人，还有侗族1人，裕固族3人，瑶族1人，东乡族1人，少数民族总数为856人，占总人口的0.47％。
各民族人口与1982年7月1日第三次人口普查时相比，汉族增1.0225万人，增长0.56％，回族增127人，增长0.194％，满族增9人，增长0.01％，蒙古族增5人，增长0.027％，减少的有藏族6人，苗族1人，壮族7人，土族2人，羌族1人。
四、文化程度
1949年，全县有大学文化程度的4人，高中文化程度的60余人，初中程度的100余人，小学程度的4000余人。
1982年7月1日，全县具有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口为9.675万人，占总人口山丹县几个年份各民族人口变动情况表
的比例，由1964年的27.89％上升为57.16％，净增29.27％。其中，大学文化程度430人，占6岁以上人口15.3844万人的0.31％，占总人口的0.28％。大学肄业51人，占6岁以上人口的0.033％，占总人口的0.03％。高中文化程度的1.1216万人，占6岁以上人口的7.2％，占总人口的6.63％。初中文化程度的2.5514万人，占6岁以上人口的16.58％，占总人口的15.07％。小学文化的5.9498万人，占6岁以上人口的38.67％，占总人口的35.15％。大学生比1964年增加199人，增长70.82％。其他文化程度的都有所增加。文盲人数（12周岁以上）4.8848万人，占总人口的28.86％，与1964年文盲人数占总人数的40.91％相比，下降了12.05％。
五、性别年龄
1949年，总人口5.7141万人，其中男3.1351万人，占总人口的54.8％，女2.579万人，占总人口的45.2％，性比例为121:100。1964年，总人口10.6721万人，其中男5.6532万人，占总人口的53％，女、5.0189万人，占总人口的47％，性比例为112:100。1982年，总人口16.9267万人，其中男8.7475万人，占总人口的51.7％，女8.1792万人，占总人口的48.3％，性比例为107:100。1988年，在总人口17.9492万人中，男9.3118万人，占总人口的51.87％、女8.6374万人，占总人口的48.12％，性比例为107:100。
民国时期，全县人口平均寿命为37.5岁，婴儿夭折率达30％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医疗技术发达，生活水平提高，妇婴保健加强，人寿年龄逐年提高。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县人寿平均为66.92岁，其中女寿为68.3岁，低于全国平均年龄。90岁以上老人27人，80岁以上老人67人，如霍城下西山村王三槐老人97岁，精神矍铄，五世同堂，于1985年寿终。
回民马永福（人称石头斧）现年90岁，神智清楚。
回民周应海88岁，每天“五功”不减，坚持参加礼拜。
霍城东关吴希道之母（何氏）94岁，还能穿针引线。
第四节 计划生育
1950年，全县人口5.8352万人，至1972年为14.8861万人，增长1.55倍，自然增长率达40‰左右，生育胎次有的高达12胎之多。1974年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和河北省《关于计划生育的报告》，提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要求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因重男轻女和传宗接代的思想影响，强生、多生、早婚的行为时有发生，特别在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难度较大。
1972年县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开始宣传国务院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生育政策。并组织医疗队下乡推行节育手术，凡有3个孩子以上的育龄夫妇，一方须做结扎手术。1973年在全县1.6788万名育龄妇女中，结扎输卵管的1960例，放环的1.0241万人，男性结扎的15例。1975年成立县计划生育委员会，设办公室，全面开展工作，14年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974年至1978年，提倡“晚、稀、少”，“晚”即晚婚，男25岁、女23岁；“稀”即生二胎孩子的间隔期在4年以上；“少”即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1978年，全县有育龄妇女2.3094万人，已节育的1.9551万人，节育率84.7％，出生率由1974年的24.72‰，降低到13.16‰，自然增长为7.33‰。
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制定奖一罚三政策，6月18日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并决定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县委作出《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有关问题的规定》，自愿生一胎做绝育手术者，一次奖励人民币300元，并享受下列待遇：①城市住房面积按二胎分配；②孩子免费入托、入学；③城镇户每月发给孩子保健费5元，农村户3元或记给一定数量的工分，均发至8周岁；④农村户口粮按成人基本口粮分配；⑤招工、征兵优先照顾，就近分配工作。对计划外生育严肃处罚：①无指标生二胎者，自孩子出生至7周岁，国家职工夫妇双方每月工资中各征10％的多子女费，取消一次调资晋级，农村社员收回夫妇一方承包地，城镇居民，征收多子女费1000元；②生育三胎者，国家职工夫妇双方各征15％的多子女费，并14年不调资晋级，农村社员收回夫妇双方承包地，城镇居民征多子女费3000元。③生育四胎者，国家职工在三胎征费的基础上增征双方工资的5％，农村社员不留自留地，饲料地、宅基地、承包地、三荒地，不享受社会救济。城镇居民在三胎征费的基础上累进1000元。至1982年全县农村育龄妇女2.7971万人中，采取节育措施的2.2963万人，节育率89.4％，城镇节育率97.9％，人口自然增长率为9.95‰。
1980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国家职工和城镇居民中初见成效。1984年4月中共中央强调指出“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1985年的计划生育率87.7％，出生率14.62‰，死亡率5.06‰，自然增长率下降到9.56‰。
1985年，县委、县政府根据上级精神规定了“开小口，堵大口”的政策，我县二胎开口的条件是：国家职工、城镇居民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安排生二胎。①独生子与独生女结婚者；②县以上医院诊断，第一个孩子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者；③婚后五年不孕，抱养一个孩子后又怀孕者；④再婚夫妇（一方初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者；⑤烈士独生子女或二等三级残废军人；⑥夫妇均系归国华侨；⑦夫妇一方系非遗传性残疾和因公致残失去劳动力的。
农村除执行上述条件外，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安排二胎。①男到无儿女家婚后落户，并负责赡养老人的；②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的；③男方系独男（不计姐妹）只生一个女孩，或兄弟几人都只生一个女孩，允许其中一人再生一个；④人口自然增长控制在计划指标内，无计划外生育的情况下，可在一孩夫妇的15％内安排二胎。到1986年，计划生育率88.41％，出生率为14.13‰，死亡率5.08‰，自然增长9.05‰，此后，全县计划生育工作基本步入正轨。1988年县委做出《关于计划生育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二胎生育条件，奖惩制度，办好社会福利事业等，均做出明确规定。各级政府曾建立责任制，签订合同书，基本上做到控制人口盲目发展，优生、优育率逐步提高。是年全县总人口为17．9492万人，计划生育率87.65％，出生率为16.11‰，死亡率5.3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77‰。
节育 绝育
从1972年开始，山丹县规定三个孩子以上的育龄夫妇，一方要做结扎手术，县组织计划生育医疗队，走村串户，大力宣传。至1988年，计划生育医疗队伍扩大到150多人，全县设手术点12处。
优生、优育
1984年成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根据实际情况，向群众宣传优生、优育知识，避免近亲结婚，开展婚前、妊娠期间的检查。宣传女子适龄生育，防止早生影响母、儿健康。宣传优生知识，就孩子哺乳、护理、饮食搭配、卫生保健、智力训练等方面进行科学育儿教育。1984年以来，全县婴儿成活率达出生人数的98.12％。
第一节 古代境内民族
古代在县境内活动过的民族有月氏、匈奴、汉、卢水胡、羌、吐蕃、回鹘和党项羌等。各民族人民先后在县境内迁徙聚居，经营生产。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与其他民族结成各种关系，共同创造了山丹的历史和文化。山丹地区的繁荣进步，就是民族共同体的共同贡献。
月氏 始居于敦煌、祁连间。秦及汉初，日渐强大，“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占有河西，迫匈奴送子为质。秦末，匈奴质子冒顿自月氏逃回，杀父自立为单于。公元前177—前176年，冒顿大破月氏，迫使其西迁伊犁河流域，史称大月氏，其中一小部分不能去者，仍留甘肃西部，依托南山羌，号称小月氏。小月氏寄身的“南山羌”，是指甘、青祁连山一带的羌族。而留下的月氏人中仍有一部分在河西原地活动，混迹于羌、胡之间，故史书中也赋予他们带有胡羌各种不同的名称。
匈奴 月氏迁徙后，县境为匈奴所占，祁连、焉支及大草滩为其牧畜基地。后势力强大，东抗汉朝，西控西域。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经两次战役，占有河西。后右地浑邪王杀休屠王率四万余众降汉，河西统一于汉，丝绸之路畅通，才得以经营西域。
临松卢水胡 西汉以来就活动在河西一带。4世纪末，首领沮渠蒙逊拥立段业，建北凉政权。后杀业自立，称凉州牧，张掖公。以今张掖、山丹、民乐为根据地，与南凉、西凉、西秦争战达40年，后亡于北魏。
羌初活动于陕甘毗邻地区，公元前4世纪末，首领卬（āng）避秦国威胁率部西迁。东汉初，其中武都参狼羌之一部转徙于武威以西山丹、永昌一带。烧何羌部居张掖郡南山（祁连山）与卢水胡为邻。安帝永初二年（108年），梁慬协同地方守军击败进入张掖、删丹的羌族。永宁元年（120年），护羌校尉马贤率万人镇压进占武威、删丹的沈氏种羌。桓帝延熹二年（159年），护羌校尉段颎主张对羌民“长矛挟胁，白刃加颈”，迫使羌民再次起义，凉州以西羌民纷纷响应，战事延及删丹，后遭段颎镇压而失败，大多迁徙至川陕地区。
吐蕃是崛起于西藏地区的古代民族，唐时发兵侵入青海吐谷浑及羌人地区，势力伸张河西。开元十六年（728年）唐将杜宾客大破吐蕃军于祁连城（今民乐县马营墩，时属删丹），吐蕃败退入南山。“安史之乱”后，唐政府无力西顾，吐蕃进占河西达80余年。847年，沙州人张义潮率众起义，吐蕃放弃河西。
回鹘 原为铁勒九姓之一，先世为丁零，隋代称韦纥。唐初为回纥，唐德宗贞元初，回纥可汗与唐文书，请改称回鹘，与唐和亲并进行绢马贸易。文宗开成五年（840年），为黠戛斯所破，部众分三支西迁，迁居河西者称“河西回鹘”。其中势力最强者在删丹东北从事游牧，不久，占据删丹、甘州等地，史称“甘州回鹘”，历时近200年。
党项羌宋初，党项首领李继迁占据灵州。公元1028年，西夏赵元昊引兵袭破甘州回鹘夜洛隔可汗，夺甘州，占删丹。元昊以甘州为镇夷军，以删丹为甘肃军，置3万人防备吐蕃、回鹘，占有河西200年之久。西夏亡，党项族在元、明两代仍然起着自己的历史作用，逐步与汉族及其他民族融合。
第二节 现代境内民族
汉族为境内居民的主体。发展繁衍的过程，一是移民屯垦。西汉武帝因匈奴降汉，地空无人，为屯田实边，设置田官吏卒，或迁徙贫民、罪人及其家属到边地进行垦殖。初置张掖、酒泉郡。于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调发塞卒60万人戍边屯田。元狩五年（前118年），迁徙内郡吏民于边地屯垦。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冬，发习战射士至朔方郡戍守，调原朔方吏将屯田张掖郡。唐初，武德至开元间，岁发山东（指崤山以东地区）丁壮为戍卒，以缯帛为军资，到河西开屯田，供军粮，设监牧，畜马牛，军城边戍，万里相望。删丹属河西节度使辖区，扼丝绸之路要冲，垦殖畜牧，尤为兴旺。元朝延祐元年（1314年），招抚流民恢复甘州、山丹屯田，给牛种农具，以资垦殖。明代，太祖时徙民最多，其中因罪充军或召募者为民屯，归地方官吏领属，军屯则为卫所管辖。二是流民徙居。王莽新朝末期，中原战乱频仍。公元25年，窦融据河西，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政治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内都流民避饥凶者，归之不绝。又西晋时张轨出镇凉州，降服鲜卑，联合河西大族，协同治理，安置秦、雍流民。提倡儒学，振兴教化，形成安定的社会环境，流民来者日月相继。此外，任官于山丹之客籍人，定寓县境者不少，如明武德将军湘人融魁，明昭信校尉顺天人马五，明游击无锡人王一心等，后裔均家于山丹。
2000年来，县内汉族繁衍较快，遗迹众多，村寨山滩，冠以汉姓者居多。1988年，全县汉族17.8666万人，占总人口的99.55％。
回族唐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阿拉伯与波斯的回族商人、工匠经由丝绸之路，来河西各地。8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派兵援唐，平息“安史之乱”，不少士兵落籍于甘肃各地（见《甘肃历史乡土教材》）。成吉思汗西征中亚各地及波斯、阿拉伯一带，为了补充兵源，将那里的各族人民编入“探马赤军”、“西域亲军”，参与亡夏灭宋的战争。元朝建立后，分遣河西屯垦放牧。后落籍为民，其中回族为多。明政府对回族“善加抚恤，密切防闲”。有时采取同化政策，禁止“本类自相姻娶”，一度准回汉通婚。清末，残酷镇压西北起义回民，挑拨回汉关系，山丹境内兵连祸结达10年之久。民国时，县内回民多由河州、宁夏、青海迁入，从事工商和运输等业，主要定居于县城东关和霍城、花寨、老军等地。1988年，全县有回民116户，534人。藏族县境内早有藏民族活动。青海北部藏族牧民逐水草而移徙，有海北“环海八族”部落，世代常越祁连山来山丹大草滩放牧。由于民族矛盾与本族土司的残酷剥削，多数隐栖山区，以扁都口、白舌口、酥油口为通道，冬南夏北，轮作放牧。清初，总兵张勇开市洪水，促进汉藏贸易。境内沿山汉民，以面粉、首饰或其他手工业品交换藏族肉酪、皮毛。多数藏民能说汉语，有的汉族青年做藏民赘婿。1956年，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我县祁连山区放牧的藏民与山丹军马场公私合营。1988年，全县有藏民105人。
蒙古族 以“蒙兀室韦”之名见于《旧唐书》。9世纪中叶，蒙古西迁。1226年，成吉思汗攻西夏，破肃州、占甘州、删丹等地，蒙古卫拉特各部散居河西。蒙古帝国实行依等级分配牧地与依附牧民的分封制，各民族间等级森严，矛盾潜伏。1368年，元朝灭亡，明政府绥服近边蒙古诸部，在漠南至嘉峪关等地设蒙古卫所，分化羁縻蒙古部族，虽时有掠扰边地的战争，但居留县境的蒙古族劳动者仍以游牧为生。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县内有蒙古族22户，135人。32年，有355人，男169人，女186人，游牧于青羊口、白水泉、祁连山麓等处。
1950年，在新山区峡口乡，大、小青羊口、黑尖山、双井子等地建蒙民村，共有蒙民31户，129人，专营牧业生产，进步人士蔡勾、巴塔，先后被选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后内蒙古自治区成立，蒙古族相继迁离，现有5户，18人。
满族 清朝统一中国，满族官吏将士及家眷，始来县居住，多数定居于城区或近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从事行政工作或工商诸业。1988年，全县满族共27户，86人。
县内还有土、维吾尔、东乡、土家、苗、壮、侗、裕固、羌、布依、保安等少数民族成员，均系由外地迁入的职工，人数很少。
第二章 宗教
自汉、五凉至清末，境内流传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历代政府均以“神道设教”，麻醉人民，维护封建统治。大部居民则佛道一体信仰，佛祖、老君，同寺供奉。宗法伦理，轮回报应，祈福禳厌，杂糅一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主教推行“三自革新”（自治、自养、自传），教育教徒信教爱国。“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堂寺观，因破除迷信多废弃拆毁，职业僧侣道士，改事农业生产，宗教活动，大多停止。1979年后，落实宗教政策，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得到保障，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相继恢复活动。
第一节 道教
道教渊源于中国古代的巫术，自东汉张道陵倡“五斗米教”，日趋定型。奉老子为道祖，称“太上老君”。信奉“全真派”的道士必须出家，信奉“正一派”的不出家，称“俗家道士”，可娶妻生子。山丹县两派都有，一些寺庙中菩萨、老君、关圣、财神诸殿俱全，住持则僧道皆宜。如钟山寺的杨童子，马喝喇寺的郭介厝，土佛寺的薛和尚等，大多佛道兼理。民国31年（1942年）统计，全县有道教徒34人，其中包括行道场、荐亡魂、祭神祷祝的道士，真正信奉道教经典与斋戒仪范的不过数人而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无职业道教徒。1981年后，农村中超度亡灵或为人卜宅占婚的道士，多有活动。
第二节 佛教
佛教传入山丹地区有两条路线，一是汉以后经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入，一是唐时吐蕃族兴起由藏语区传入。公元301年，张轨任凉州刺史，驻姑臧（今武威），世信佛教。辖地村镇，多有塔寺。后秦苻坚派大将吕光用兵西域，385年东归时带来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居留姑臧10余年，他精通汉语，翻译佛经，群僧有首，佛教日盛。5世纪初，北凉沮渠蒙逊占有河西，西域僧人昙无谶，自称晓术数禁咒，能预言他国安危，蒙逊常以国事咨询。县境内战乱饥凶，接踵相继，各族贫苦人民，渴求解脱和安慰，于是佛教大兴。
县内寺庙分布甚广，明代重修或新建者有县城南街发塔寺、城西土佛寺（大佛寺）、花寨广化寺、范营寺沟马喝喇寺、暖泉云台寺、霍城禅林寺、芦堡广佛寺和大黄山钟山寺等。建于清代的有城南转轮寺、新开赐儿山佛窟及上西山金牛寺等。主持佛事活动之僧侣，见于清《山丹县志》者有明代土佛寺住持智莹，兴建云台寺的僧人兴正宗、马喝喇寺创建者沙迦会与住持惠诚，筹建广化寺的道昺，清代有发塔寺住持释炳霞等。民国后期，转轮寺、大佛寺佛事活动盛行，薛和尚（新民）主其事。
1951年，土地改革时全县庙产归地方财政所有，多被改建为机关学校。“文化大革命”中，又将钟山寺与大佛寺被毁。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落实宗教政策，1981年7月20日（夏历六月十九日），在土佛寺遗址举行“观音节”礼佛活动，后由政府拨款与教徒布施，1987年在该寺原址建正殿3间，佛堂5间，斋房等12间，由老尼释本智住持（释曾任县政协委员）。1988年7月18日成立山丹县佛教协会，有教徒150余人。
第三节 伊斯兰教
清以前，山丹境内穆斯林徙居无定，无固定流传之教派。雍正末，陕西回民马来迟朝觐麦加回国，在河州和青海传播虎夫耶学理，创花寺门派。山丹穆斯林大部来自河州、青海，故山丹伊斯兰教以花寺派为宗。境内清真寺最初建于乾隆年间，并有同期回民古冢。同治间左宗棠镇压回民起义，山丹清真寺被拆毁。民国初年，甘州镇守使马麟支持当地穆斯林重建。民国18年（1929年）因当地回民响应马仲英起事，清真寺部分房舍被甘凉卫戍司令部勒令拆毁。次年，马仲英进驻甘州，给银200元修复。22年，集资扩建，25年方楚清阿訇（安徽人）来山丹开学。方精通古汉语和阿拉伯语，研习伊斯兰教义，为山丹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做出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马营阿訇（青海民和县人）开学，1952年，临夏马仁寿阿訇来山丹开学，“满拉”增到8人，小学生20余人。马阿訇为民主人士，任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马顺清阿訇（临夏人）继任。“文化大革命”中，阿訇与穆斯林群众受到冲击，清真寺活动停止，百余间房屋被拆毁。1981年3月，经中共张掖地区委员会批准，恢复伊斯兰教活动，开放清真寺，由张集武阿訇（河南人）开学。县人民政府拨款7000元，维修清真寺大殿，拨2万元对原拆损房产作一次性补偿。
第四节 天主教
清初，以耶苏会传教士进入山丹地区传教，我县徐家盘山先建教堂，下属甘泉子、上寨子、山丹城3所小堂。1840年鸦片战争后，传教士来往频繁，有张神甫（陕西人，佚名）每年来山丹传教一次。甘泉子入教信徒有杨、刘两姓计30多人，信奉“圣母圣心会”。光绪四年（1878年），神甫王保录建甘泉子天主堂，有德、奥、比、荷等国籍教士来山丹寄住传教。之后，县内天主教发展较快，教徒达1000多人。1922年德籍教士传入“圣言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主教进行了“三自（自治、自传、自养）革新反帝爱国运动。”1958年，改教堂为食堂。1962年恢复活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冲击，教会活动由明转暗。1979年，落实宗教政策，宗教信仰受到保障。至1988年，共有教徒2156人，分布于老军乡甘泉子、陈户乡徐家盘山和霍城等处。
此外，县内尚有基督教徒5人。
第三章 人口
第一节 人口发展
元代以前境内人口情况无从考查，明代实行“三分戍边，七分屯田”的军屯，并大举移民。洪武九年（1376年），诏令晋中、晋南地区的居民到陕西、甘肃河西，开垦耕殖，实行民屯。至今全县居民中还有祖先来自山西大槐树的传说。屯民编入户籍，由地方官吏管理。也有贬戍官吏家属、商贾移徙入籍者。明洪武中，全卫6362户，1.272万人。嘉靖时因战乱兵燹，人口流徙，全卫仅有1551户，5406人。
清道光时全县有7212户，9.3493万人。宣统三年（1911年）统计，有1.9923万户，7.8594万人（均含今民乐童子、慕化地区）。
民国时期，几经天灾战乱，加之抓丁苛税，人口锐减，且多隐瞒户口，统计不实，民国22(1933年）仅有4123户，3.0571万口。32年6625户，3.5369万人。1949年全县有1.1087万户，5.7141万人，其中男3.1351万人，女2.579万人。
1956年，兰州移民253户，1258人，河南淮滨、获嘉、辉县移民1238户，5591人来山丹定居。1958年，山丹、民乐两县合并，又大批移民，由上海移来1908户，5799人，河南移来3922户，1.4071万人，两次移民共计7321户，2.6719万人。按其技术专长和实际情况，安置于农村的4389户，1.7653万人，占移民总数的63.1％。国营农场2942户，4258人，占总数的27.8％，安置于企业单位的2573人，县属工厂1403人，各种技术工人121人，还有教师124人，医务人员52人，铁路职工500人、其他35人。1960年后农村移民大部分返回原籍或迁徙他地。是年底全县（不含民乐县）有1.5276万户，10.110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7.3423万人，非农业人口2.7681万人，和1959年相比（不含民乐县）总人口减少1.0876万人，农业人口减少9215人，非农业人口减少1664人。
至1988年，全县4.0887万户，17.9492万人，其中男9.3118万人，女8.6374万人，农业人口15.95万人，非农业人口1.9992万人。
第二节 人口普查
1949年全县为1.1087万户，5.7141万人，其中男3.1351万人，女2.579万人。由于生活安定丰裕，医疗卫生状况逐步改善，死亡率降低。1949年至1970年，出生率浮动在21.04‰—41.1‰之间，这个时期的人口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高自然增长型。1971年起，计划生育全面展开，人口的自然增长得到控制，出生率从1971年的41.1‰，逐步下降到1986年的14.13‰。从而全县人口转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低自然增长型。
三次普查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全县为1.3378万户，6.4898万人（其中男3.5637万人，女2.9261万人），比1949年增加7757人，4年增长13.5％，平均年增长率3.12％。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县2.2430万户，10.6721万人（其中男5.6532万人，女5.0189万人次），比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增加4.1823万人，增长64.4％，平均年增率为5.35％（其间1958年至1962年民乐县划入、划出，人口数字未作计算）。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县为3.3866万户，16.9267万人（其中男8.7475万人，女8.1792万人）。性比例为106.95：（女＝100），比第二次普查增加6.2546万人，增长62.08％，平均年增长率为2.27％。
第三节 人口分布构成
一、人口分布
县境多山地丘陵，还有大面积的荒漠戈壁、草滩，人口多依水系和平原居住，分布不均。民国32年（1943年），全县（不含今东乐）所辖面积5397.43平方公里，人口为3.5369万人，每平方公里6.55人。1964年（含东乐）每平方公里19.75人，1982年为30.1人。至1988年全县土地总面积5402.43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平均33.2人。其中城区每平方公里有居民4964.5人，花寨乡每平方公里111人，密度最大，红寺湖乡每平方公里4.18人，密度最小。
二、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
1949年全县农业人口54354人，占总人口的95.2％，非农业人口2787人，占总人口的4.8％。到1959年因大炼钢铁、大办地方工业，部分农民从工，农业人口8.2638万人，占人口总数的73.79％，非农业人口2.9345万人，占总数的26.2％。1960—1961年，因自然灾害，工业大多停办，部分工人仍归农耕田，行政事业单位精减部分干部，农业人口相应增加。1964年农业人口为9.2053万人，占总数的86.3％，非农业人口1.4668万人，占总数的13.7％。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落实政策，干部家属农转非的增多。1988年非农业人口1.9992万人，占总人口的11.14％，比1978年增加1562人。
三、民族构成
1950年，县内有汉族5.7785万人，回族366人，蒙族201人。1960年，汉族为10.0737万人，回族349人，蒙族21人。1988年全县有汉族17.8666万人，占总人口的99.53％，回族534人，藏族105人，满族86人，维吾尔族20人，蒙古族18人，壮族10人，苗族7人，土家族6人，土族25人，布依族5人，保安族4人，还有侗族1人，裕固族3人，瑶族1人，东乡族1人，少数民族总数为856人，占总人口的0.47％。
各民族人口与1982年7月1日第三次人口普查时相比，汉族增1.0225万人，增长0.56％，回族增127人，增长0.194％，满族增9人，增长0.01％，蒙古族增5人，增长0.027％，减少的有藏族6人，苗族1人，壮族7人，土族2人，羌族1人。
四、文化程度
1949年，全县有大学文化程度的4人，高中文化程度的60余人，初中程度的100余人，小学程度的4000余人。
1982年7月1日，全县具有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口为9.675万人，占总人口山丹县几个年份各民族人口变动情况表
的比例，由1964年的27.89％上升为57.16％，净增29.27％。其中，大学文化程度430人，占6岁以上人口15.3844万人的0.31％，占总人口的0.28％。大学肄业51人，占6岁以上人口的0.033％，占总人口的0.03％。高中文化程度的1.1216万人，占6岁以上人口的7.2％，占总人口的6.63％。初中文化程度的2.5514万人，占6岁以上人口的16.58％，占总人口的15.07％。小学文化的5.9498万人，占6岁以上人口的38.67％，占总人口的35.15％。大学生比1964年增加199人，增长70.82％。其他文化程度的都有所增加。文盲人数（12周岁以上）4.8848万人，占总人口的28.86％，与1964年文盲人数占总人数的40.91％相比，下降了12.05％。
五、性别年龄
1949年，总人口5.7141万人，其中男3.1351万人，占总人口的54.8％，女2.579万人，占总人口的45.2％，性比例为121:100。1964年，总人口10.6721万人，其中男5.6532万人，占总人口的53％，女、5.0189万人，占总人口的47％，性比例为112:100。1982年，总人口16.9267万人，其中男8.7475万人，占总人口的51.7％，女8.1792万人，占总人口的48.3％，性比例为107:100。1988年，在总人口17.9492万人中，男9.3118万人，占总人口的51.87％、女8.6374万人，占总人口的48.12％，性比例为107:100。
民国时期，全县人口平均寿命为37.5岁，婴儿夭折率达30％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医疗技术发达，生活水平提高，妇婴保健加强，人寿年龄逐年提高。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县人寿平均为66.92岁，其中女寿为68.3岁，低于全国平均年龄。90岁以上老人27人，80岁以上老人67人，如霍城下西山村王三槐老人97岁，精神矍铄，五世同堂，于1985年寿终。
回民马永福（人称石头斧）现年90岁，神智清楚。
回民周应海88岁，每天“五功”不减，坚持参加礼拜。
霍城东关吴希道之母（何氏）94岁，还能穿针引线。
第四节 计划生育
1950年，全县人口5.8352万人，至1972年为14.8861万人，增长1.55倍，自然增长率达40‰左右，生育胎次有的高达12胎之多。1974年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和河北省《关于计划生育的报告》，提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要求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因重男轻女和传宗接代的思想影响，强生、多生、早婚的行为时有发生，特别在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难度较大。
1972年县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开始宣传国务院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生育政策。并组织医疗队下乡推行节育手术，凡有3个孩子以上的育龄夫妇，一方须做结扎手术。1973年在全县1.6788万名育龄妇女中，结扎输卵管的1960例，放环的1.0241万人，男性结扎的15例。1975年成立县计划生育委员会，设办公室，全面开展工作，14年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974年至1978年，提倡“晚、稀、少”，“晚”即晚婚，男25岁、女23岁；“稀”即生二胎孩子的间隔期在4年以上；“少”即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1978年，全县有育龄妇女2.3094万人，已节育的1.9551万人，节育率84.7％，出生率由1974年的24.72‰，降低到13.16‰，自然增长为7.33‰。
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制定奖一罚三政策，6月18日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并决定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县委作出《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有关问题的规定》，自愿生一胎做绝育手术者，一次奖励人民币300元，并享受下列待遇：①城市住房面积按二胎分配；②孩子免费入托、入学；③城镇户每月发给孩子保健费5元，农村户3元或记给一定数量的工分，均发至8周岁；④农村户口粮按成人基本口粮分配；⑤招工、征兵优先照顾，就近分配工作。对计划外生育严肃处罚：①无指标生二胎者，自孩子出生至7周岁，国家职工夫妇双方每月工资中各征10％的多子女费，取消一次调资晋级，农村社员收回夫妇一方承包地，城镇居民，征收多子女费1000元；②生育三胎者，国家职工夫妇双方各征15％的多子女费，并14年不调资晋级，农村社员收回夫妇双方承包地，城镇居民征多子女费3000元。③生育四胎者，国家职工在三胎征费的基础上增征双方工资的5％，农村社员不留自留地，饲料地、宅基地、承包地、三荒地，不享受社会救济。城镇居民在三胎征费的基础上累进1000元。至1982年全县农村育龄妇女2.7971万人中，采取节育措施的2.2963万人，节育率89.4％，城镇节育率97.9％，人口自然增长率为9.95‰。
1980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国家职工和城镇居民中初见成效。1984年4月中共中央强调指出“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1985年的计划生育率87.7％，出生率14.62‰，死亡率5.06‰，自然增长率下降到9.56‰。
1985年，县委、县政府根据上级精神规定了“开小口，堵大口”的政策，我县二胎开口的条件是：国家职工、城镇居民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安排生二胎。①独生子与独生女结婚者；②县以上医院诊断，第一个孩子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者；③婚后五年不孕，抱养一个孩子后又怀孕者；④再婚夫妇（一方初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者；⑤烈士独生子女或二等三级残废军人；⑥夫妇均系归国华侨；⑦夫妇一方系非遗传性残疾和因公致残失去劳动力的。
农村除执行上述条件外，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安排二胎。①男到无儿女家婚后落户，并负责赡养老人的；②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的；③男方系独男（不计姐妹）只生一个女孩，或兄弟几人都只生一个女孩，允许其中一人再生一个；④人口自然增长控制在计划指标内，无计划外生育的情况下，可在一孩夫妇的15％内安排二胎。到1986年，计划生育率88.41％，出生率为14.13‰，死亡率5.08‰，自然增长9.05‰，此后，全县计划生育工作基本步入正轨。1988年县委做出《关于计划生育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二胎生育条件，奖惩制度，办好社会福利事业等，均做出明确规定。各级政府曾建立责任制，签订合同书，基本上做到控制人口盲目发展，优生、优育率逐步提高。是年全县总人口为17．9492万人，计划生育率87.65％，出生率为16.11‰，死亡率5.3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77‰。
节育 绝育
从1972年开始，山丹县规定三个孩子以上的育龄夫妇，一方要做结扎手术，县组织计划生育医疗队，走村串户，大力宣传。至1988年，计划生育医疗队伍扩大到150多人，全县设手术点12处。
优生、优育
1984年成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根据实际情况，向群众宣传优生、优育知识，避免近亲结婚，开展婚前、妊娠期间的检查。宣传女子适龄生育，防止早生影响母、儿健康。宣传优生知识，就孩子哺乳、护理、饮食搭配、卫生保健、智力训练等方面进行科学育儿教育。1984年以来，全县婴儿成活率达出生人数的98.12％。
相关地名
山丹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