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内容
明山丹卫设拘捕指挥，掌管侦察、缉捕、监狱。另置掌刑千户、理刑百户等协理其事，设镇抚司，为锦衣卫之下属机关，长官称镇抚，有巡察缉捕权力。
清代县设典史署，置典史，掌缉捕、监狱。设刑房，受理诉讼，案件由县令亲审，设“快班”，司缉捕，“皂班”，司仪仗施刑。清末，县设巡警局、法院，但未独立行使职权。
民国时期，先后设司法处、法庭、军法承审处等机构，县长仍审决案件，跪审虽已废止，而拷打刑讯依然严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健全政法机构，公安局负责刑事案件的侦察、预审，人犯的拘留、监禁及安全消防，治安保卫；人民检察院负责批捕，提起公诉（包括侦察），法律监督；人民法院负责刑事、民事案件审判；司法局负责法制建设、人民调解、管理律师和公证工作。彼此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第一章 法院
第一节 机构
民国初年，沿袭清制，刑房管理司法工作。16年（1927年）以后，设司法公署。25年，设司法处，隶属甘肃省高等法院，设审判官1人、书记官1人、检察员1人、录事2人、法警4名，庭丁、公丁各1名。受理民事、刑事案件，办理司法行政事宜。38年（1949年）山丹县宣告“戒严”后，县政府设军法承审员，县长兼任军法官，审理所谓“特种刑事案件”，加紧对人民革命活动的镇压。
1949年9月24日成立山丹县人民法院，1953年设秘书、刑事审判、民事审判3个组和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院长由县长兼任。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颁布，法院设立办公室、刑事、民事两个审判庭。1955年起，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1956年成立李桥人民法庭。1958年法院与公安局、检察院合并，成立山丹县政法部，不久恢复原机构。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院长被夺权，工作瘫痪。1968年3月实行军事管制，1969年成立山丹县革命委员会保卫部，下设法庭。1973年3月，恢复山丹县人民法院和李桥人民法庭。1979年设马营人民法庭。1979年2月成立审判委员会。1981年设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1982年设陈户、清泉人民法庭。1984年设经济审判庭。1988年底，全院有正、副院长各1人，中共党支部书记1人、庭长6人，副庭长2人，纪检员1人，审判员3人，助理审判员6人，书记员8人，法警5人。
第二节 审判
一、刑事审判
刑事案件由刑事审判庭受理，审判组织有独任庭（刑事审判庭）、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审判程序为：1、起诉。一是由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起诉的公诉案件，一是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2、审理。开庭审理的案件，应在7日前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特殊情况下可不受此限制。被告人有权委托律师出庭辩护，允许公民旁听。多数案件均由合议庭审判，凡是重大、疑难案件，合议庭合议后向审判委员会汇报，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案件宣判分为当庭宣判和定期宣判。3、上诉。当事人不服第一审判决，可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4、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两种。主刑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5种。附加刑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3种。主刑和附加刑可以同时合并使用。
几个时期刑事案件审判情况
1950年至1952年，在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运动中，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共查出反革命分子、不法地主、反动富农223人，其中判处死刑的50人，死刑缓期执行的2人，无期徒刑的4人，有期徒刑的87人，管制5人，释放38人，待审37人。
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派斗争和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把群众对大炼钢铁、办食堂、“瞎指挥”的不满言论当作攻击“三面红旗”；把因吃不饱而进行的小偷小摸行为当作破坏“大跃进”、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重点打击，刑事案件成倍增长，仅1958年就高达420件，成为山丹历史上刑事案件最多的一年。
由于程序制度的混乱，导致错案增加。1962年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对这一时期的案件全面复查甄别。
1968年3月实行军事管制，审判工作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无视诉讼法和法律程序，大搞群众专政，乱揪、乱斗、乱捕，重点打击所谓“恶毒攻击”的反革命刑事案件，造成大量冤、假、错案。1973年人民法院恢复，但各种诉讼制度、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刑事审判仍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失误较多。
1978年，国家颁布《刑法》、《刑事诉讼法》，刑事审判走上了实事求是，依法办案的正确轨道。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坚持公开审判、陪审、合议、回避、辩护、上诉、两审终审等审判制度。1982年遵照《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犯罪的决定》，开展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斗争，重大盗窃、贪污、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受到法律惩罚。1983年，根据《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重点打击杀人、放火、爆炸、投毒、强奸、抢劫、重大盗窃7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至1984年9月，共审判各类刑事案件113件，181人。1949年至1988年底，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2902件。
1978年以后，根据中共中央和甘肃省委有关文件精神，本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和实事求是，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的政策原则，组织专门力量，对50年代以来判处的刑事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共复查各类刑事案件715件。其中“文化大革命”中判处的刑事案件239件，复查后宣告无罪的66件；1958至1961年判处的刑事案件188件，复查后宣告无罪的84件；1950至1957年、1962至1965年判处的刑事案件111件，复查后宣告无罪的35件；1980年1月至1983年6月判处的刑事案件125件，复查后宣告无罪的7件，减刑、免刑的各1件；复查1983年7月至1988年12月判处的刑事案件52件，复查后宣告无罪的2件，减刑的13件、免刑的3件。
二、民事审判
1954年前，民事审判机构尚不健全，大部分民事纠纷由各区、乡政府处理。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民事审判除了处理一些债务、土地纠纷外，重点调解、审判离婚案件。“文化大革命”中，民事纠纷由群众专政组织处理。1979年贯彻执行修改制定的《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程序制度的规定》。1982年，国家颁布《民事诉讼法》，民事审判的诉讼制度，日趋完善。1978年受理各类民事案件70件，1980年上升到248件。
三、经济审判
1973年前，经济纠纷主要以行政手段协调。1984年，《经济合同法》颁布后，成立经济审判庭。主要审理企业之间产、供、运、销合同纠纷；科研成果、技术应用合同纠纷；保险纠纷；环境保护纠纷和商标纠纷案件。截止1988年底，已审结各类经济合同纠纷案件88件，诉讼标的额达220万元。
第二章 检察
第一节 机构
明代山丹卫设都察院副使，清末置检察厅。民国25年（1936年）县政府内设检察官，由县长兼任，名义上对审判进行监督，实际上并未履行其责。
1951年9月，成立山丹县人民检察署，设检察长1人（公安局长兼任），干部3人，对公安预审和法院审判实行一般监督。1954年5月，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改称山丹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省人民政府委任。配备检察员6人，书记员8人。开始独立行使检察职权，出庭公诉，办理自侦案件，实施法律监督。1967年受“文化大革命”冲击，工作瘫痪，1968年3月以后，由军事管制委员会、保卫部代行其职权。1978年6月恢复山丹县人民检察院。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检察院设办公室和刑事、经济、法纪、监所4个检察科，以及税务检察室。设检察长1人，副检察长1人，检察员8人（兼科长5人），书记员8人，法警1人，工勤员3人，由检察长、科长、检察员组成检察委员会。
第二节 检察
一、刑事检察
1952年至1988年共受理公安局提请批准逮捕的2053人，批准逮捕1977人，不批准逮捕的34人，退查38人，撤回提请批捕的4人。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1977人，经审查决定起诉1974人，免诉2人，不起诉的1人。出庭支持公诉946次，并对罪该逮捕和判刑的人犯提出了追捕和追诉。
二、经济检察
1952年至1988年，共受理各种经济案件123件，经立案侦察，据其罪行轻重，向法院起诉84件，免予起诉27件，不起诉12件。
三、法纪检察
1987年至1988年，共受理侵权、渎职犯罪等案件60件，其中，非法拘禁案3件，重大责任事故案40件，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等案17件。经审查后决定立案侦查13件，不予立案的47件。对立案的13件法纪案，起诉的11件，免予起诉的2件，对构不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移交有关部门作了处理。
四、监所检察
监所检察人员依法对看守所羁押和释放人犯、执行刑事判决和裁定、管理教育和改造实行监督。加强教育改造，促使犯人认罪服法，重做新人。
第三章 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司法工作由县人民法院兼管。1980年3月成立山丹县司法局，开展法制宣传，并设律师顾问处、公证处等，开展法律咨询、公证业务。
第一节 法制宣传
为向全县公民普及法律常识，增强法制观念和贯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法制宣传。1982年印发宣传材料1860份，发送法制报刊4192份。1983年配合“严打”斗争，建立法制宣传站6个，制印各种法制图片283幅，结合本县实际，编印宣传材料5.7272万份，作法制宣讲6场，放映幻灯片31场，受教育的群众共达13.4万人次。1985—1986年除开展正常宣传外，又订发法律常识读本1.5万册，各种法律书报1.6481万份。1988年为配合“二五”普法宣传，增建宣传站18个，义务宣传员也有增加，受教育的群众占公民总数的80％以上。
第二节 公证 律师
1981年建立山丹县公证处，配公证员1人，工作人员3人。主要证明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含经济、民事），对于追偿债款、物品的文书证明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在公证过程中要保全其证据，保管遗嘱及其他有关文件，代理当事人起草公证文书。截止1988年共办理各种公证事项3168件，包括企业承包，房地产买卖、建筑承包、草原基建投资，加工承揽、工副业承包、供销、货款、劳务合同，公民权利与义务等多种公证事项。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生产，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利益，防止纠纷减少诉讼起到积极作用。接待群众来访374人次，标准收费4.41万元。
1984年，法律顾问处配备律师2人，工作人员3人，后改称律师顾问处，独立为社会团体和公民提供法律帮助，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律师担任刑事、民事案件当事人的辩护人，自诉案件当事人（原告）的代理人，公诉案件被告人的代理人或参加诉讼，担任企事业单位的常年法律顾问，并服务于法律咨询。至1988年代写法律事务文书562件，处理各项业务1335件，接待来信来访1296人次，担任7个单位的常年法律顾问。
第三节 调解
1952年，在6个区开始建立民间调解组织。以后全县37个乡和村逐步建立调解委员会。1965年全县10个公社、103个大队建立调解委员会，833个生产队组建调解小组，调处各类民事纠纷1230多起。“文化大革命”中，调解工作被视为“搞阶级调和”，致使组织瘫痪。1979年调解组织得以恢复，1982年调解工作由县人民法院移交县司法局主管，有调解委员会130个，调解员715人，其中主任委员52人，司法助理员11人，调解民事纠纷349件。1985年各乡（镇）厂矿成立调解领导小组11个，调解委员会134个，调解人员877人，共调处民事纠纷752件。至1988年全县有调解委员会134个，共调处民事纠纷1428件。通过宣传调解，把民事纠纷处理于事态的萌芽阶段。
第四章 公安
第一节 机构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在县城设巡警总局，有巡长2人，巡丁12人，并在南关、大马营、峡口、新河、洪水、永固设分局。民国3年（1914年）9月，改巡警局为警备队，县知事兼警备队司令，设队长1人，警士32人。6年7月，改警备队为警察所，县知事兼所长，设警佐1人，巡官1人，巡长1人。13年，改警察所为警察分局。17年，改警察分局为公安局，局长由县长兼任，设警佐1人，巡长1人，书记官1人，警士17人。22年，县公安局裁撤，县政府设政务警察队，有警佐1人，警士30人，步枪40支。29年，警察队并入民政科，设警佐室，委任警佐1人，警长1人，巡官2人，警士30人。至1949年9月，由县人民政府接管。
1949年9月28日，山丹县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下设秘书、治安、预审、政保4股及看守所、公安队。1952年增设政治协理室。1955年改山丹县人民政府公安局为山丹县公安局。1957年6月，设城关派出所。1958年12月，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合并成立政法部。1959年6月撤销政法部，恢复公安局。1960年2月设经保股。1962年12月14日成立矿区派出所（1965年6月撤销），1963年9月成立马营派出所，1966年经张掖地区公安处批准成立花寨派出所。1967年3月，“文化大革命”初期，成立县专政委员会，取代公检法等部门职权，城关、马营两个派出所随之撤销。1968年3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丹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驻军和县人民武装部派军代表统管公安业务。1968年5月7日，成立山丹县革命委员会保卫组。1969年10月改为保卫部，下设办事组、侦破组、治安组、法庭、看守所。1971年11月恢复城关、马营两个派出所。1973年8月，撤销山丹县革命委员会保卫部，恢复公安局。1979年成立平坡派出所。1980年成立公安局刑警队。1981年增设大黄山林区派出所，业务由县公安局领导，人员经费由林业部门调配和供给。1982年增设清泉、霍城、陈户、东乐、位奇、东水泉6个派出所，1985年增设政治办公室，1987年7月，设交通警察队。
1949年9月28日，成立县公安队，主要任务是执行警卫、逮捕、看守、押解、剿匪等。1955年改为山丹县人民警察队。1956年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丹县中队，隶属县武装部。1976年县中队归公安建制，改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丹县中队。
第二节 侦破预审
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地方社会治安，保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县公安局运用侦察手段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法，先后侦破一批反革命案件，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一、政治侦察
主要对颠覆国家政权，造谣惑众搞特务活动的案件进行侦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紧密配合减租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侦破反革命案件39起。1960年，侦破以何志学为首的反革命土匪武装叛乱集团，1962年侦破一贯道复辟案。对查出的各类反革命分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首恶处决，罪重者分别判处有期或无期徒刑，罪轻者判处管制，交所在地人民监督改造。
二、刑事侦察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预审由公安局负责。主要同各类刑事犯罪作斗争，以维护国家利益，保护集体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1950到1958年共立刑事案件361起，破获350起，破案率为97％。这一时期的案件主要是抢劫、杀人、放火、强奸。1959至1962年共发案901起，破获806起，破案率为89.46％，这一时期的犯罪侵害目标是抢劫粮食、牲畜。1960、1961两年，发生刑事案件611起，其中抢劫粮食、偷杀牲畜480起，占全部案件的78.6％。遵照“少杀、少捕、管制也要少”的政策，除杀人犯和个别严重盗窃分子外，一般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1963年至1965年刑事案件下降，3年共发案98起，破获64起。1966至1968年共发案161起，破获98起。1971至1974年发案185起，破获110起。1979年刑事案件上升，全年发案204起。是年冬至次年春，遵照全国城市治安会议精神，以治为主，严密控制社会面，以城镇、铁路沿线、工矿区为重点，同时兼顾农村，狠抓内部，采取城乡结合，内外结合，经常抓与集中整顿相结合的做法，在全县普遍地进行整顿社会治安工作，控制了刑事案件上升趋势，1980年发案率比上年下降21.9％。
1983年8月，根据全国政法工作会议部署，开展“三年为期，三个战役”的斗争。全县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破获各种犯罪团伙23个和各类刑事案件577起，逮捕各类犯罪分子184人，缴获、追回赃款、赃物折款5.7825万元，各种枪支13支，子弹458发，凶器39件，炸药200公斤、雷管207枚。1984、1986年相继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震慑了各类犯罪分子，教育了群众，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明显好转。
三、预审工作
预审是公安机关对被拘留人员的犯罪事实多方讯查，取得确凿证据的过程，是侦察工作的继续。在预审办案的过程中，查实被告人的全部犯罪事实，追查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弄清被告人是否有罪以及犯罪情节轻重，判明犯罪的性质；注意检验核实侦察所获得的罪证材料是否确凿，弥补和纠正侦察工作中的疏忽和错误，以达到既不放纵坏人，又不冤枉好人的目的。之后，由预审员写出预审结案报告，向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意见书，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执行逮捕。
第三节 监狱看守
清代监狱设在县衙内，男女分监，死罪禁内监木笼，活罪外监。犯人入监必须行贿，否则肉刑虐待，夜间铁索系项，不堪其苦。民国初年沿用清制。26年后，由县长委任监狱长，配监守员。监犯膳食由家人供送，每天两次，有病时请保人担保，出狱就医。虐待较前为轻，而索贿无异。
1949年9月，看守所属县公安局，于局东南新建看守所，配所长1人，所内被看管者主要有依法拘留、依法逮捕、判刑留所和判处死刑的犯人。对犯人采取挽救、教育、感化、不打骂、不刑讯逼供的改造政策，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每天组织政治学习两小时，并订有《甘肃日报》、《人民日报》供犯人阅读，启发觉悟，使其认罪服法，重新作人。表现好的经法院裁定可减刑提前释放，重新犯罪的加刑。家属亲友来监探视，须经狱方同意，所送衣物、食品须经检查。人犯口粮按国家规定供给。50年代起，月标准13.5公斤，伙食费6—7元，1984年增至18公斤，伙食费15元，后增至24元。所内供应开水，冬季生火取暖，无衣被的发给衣被，备有常用药品，严重病犯保外就医。
第四节 户籍管理
古代，山丹县地处边陲，政权多变，户籍无存。至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进行户口调查，逐户登记居民丁口与产业情况，并将居民人口增减，产业变动状况上报，登入“黄册”备案。二十三年改州为卫，进行土地丈量，编制“鱼鳞册”，详载全卫住户的土地亩数，作为征税依据。同时设置7约24堡，管理民户，卫所管理军户，在交通要口设立巡检，盘查行人，无路引者不得放行，以控制军民从事屯田生产。
清代户籍由户房管理，人口按职业、性别、年龄登记，男称丁，女称口，男年16岁为丁，未成年者亦称口，丁口皆系于户。人口寄居20年有坟地者准入籍出仕；“四民”（士、农、工、商）为良，奴仆及娼优为贱，禁冒籍、跨籍。
民国20年（1931年），制定“户籍法”。23年以后开始推行“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当时县政府未及执行。26年以后，配合所谓的“清乡”，整顿保甲，编查户口，全县以保、甲为单位，按户登记。户籍项目分为：常户数、户内人口、男女数、不识字人数、无业人口（指16岁以上至60岁以下），24岁—40岁男女壮年人数，有无枪支。对去住外地者，在备注册内说明。年满20岁以上，发给白色公民证（也叫通行证）。民国28年7月，国民政府改订县制，保、甲编组与人口查记分为二事。县政府派指导员2人，保甲督导员4名，分赴各乡会同保、甲长清理户籍。每3保挑选1人，进行编查户口训练，后即深入各乡，按户调查，将现有人口填入户口册，登记民枪，调查壮丁。32年，国民政府实施《户籍法》，进行户籍复查，县设复查总队，县长兼队长，下设6个分队，以乡、镇长为分队长，乡干事为分队副。县按各乡所辖保数，每乡酌派清查员1—3人。按各乡、保的户口挨户调查，以免漏户、漏口、漏田，对临时户、特户、空户及嫌疑者加以严查。最后填好调查表、门牌切结，统计工作结束，填发门牌。但因募兵改为抓丁，苛捐杂税日多，民多瞒口隐地。全县调查结果：设5乡1镇，51个保，573个甲，6580户，3.5897万人（男1.8744万人，女1.7153万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进行管理，实行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更动8项登记制度，随时办理，每年底统计汇总上报。户口管理分城镇、农村两类，城镇户口由公安局派出所负责登记，管理常住和暂住户口，办理户口迁移，核实人口变动，查处户口违纪。农村户口原由民政科管理。1956年5月奉甘肃省公安厅、民政厅《关于民政部门掌管的农村户口工作应迅速移交公安部门管理的通知》，由公安机关接管。以村民小组（生产队）建立出生、死亡、迁出、迁入4种卡片和常住人口登记册，乡政府（人民公社）、村委会（生产大队）各存一册，村文书兼任户口统计员，随时办理户口变动，年终逐级统计上报。1987年农村户口由各乡公安派出所管理，村委会保留户口册，出生、死亡、迁出、迁入报派出所更易。16岁以上的城乡人口均发居民身份证。
第五节 社会治安
一、治安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机关、工矿、企业单位建立治安保卫组织，配备保卫干部。在区、乡（人民公社）配备公安助理员，在生产大队设治保组，负责辖区的治安工作。1951年8月在农村建立村级治安保卫小组10个，成员52人。1952年各乡成立治安保卫委员会（下简称治保会）。1956年随着乡镇体制调整，全县建立治保会23个，成员112人。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公布施行，对扰乱社会治安，妨碍公共秩序，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损坏公共财产，情节较轻不够刑事处分的，经传唤、讯问、取证、裁定等程序，分警告、罚款、拘留3类处罚。1985年建立帮教小组58个，对148名有违法行为的青少年进行帮教。并在全县10个乡和事企业单位建立治保会102个，成员428人，治保小组251个，组员778人。重大节日和举行万人以上的群众集会、物资交流会时，公安干警坚守工作岗位，值班放哨，定点保卫，对群众集中的娱乐场所和交通要道等处进行安全检查。节日期间各单位有1名领导负责，加强警戒，企业物资部门昼夜值班，以防意外。
二、对“四类分子”的改造
对在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肃清反革命运动中划定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简称“四类分子”），实行经济上同工同酬，政治上监督改造的政策。以“三红夹一黑”，“三包一保证”（即包监督劳动、包政治教育，包预防破坏，责令其写出改造自己的保证）的方法，使其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每年进行一次评审，分为守法、基本守法、表现不好、有破坏活动的四种，表现特别好的摘掉分子“帽子”，有破坏活动的逮捕判刑。1964年，全县有“四类分子”970名，其中地主分子526名、富农分子277名、反革命分子156名、坏分子11名。1979年元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主、富农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下达后，经县委批准为遵守法律，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728名“四类分子”摘掉了“帽子”。地主、富农子女的家庭出身一律改为“社员”，1983年7月，对未摘掉“四类分子”“帽子”的一律办了摘“帽子”的手续，全部按社员对待。
三、特种行业管理
特种行业指刻字、理发、照相、印刷、旅店、钟表、电机修理、镶牙、饮食等行业。1950年进行登记，实行治安管理，各旅店设有店簿，顾客登记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籍贯，每天由旅店负责人送公安局或由公安人员去旅店审查。1962年，城关派出所制定特种行业管理制度，加强监督检查。1970年以后，县城内从事特种行业的人员逐渐增多，派出所指定专人深入各行业掌握情况，处理问题。1981年重新调查登记，整顿秩序混乱的行业，依据各种行业的特点，建立健全了学习、安全、登记、审查、汇报5项制度。定期检查，年终评比，对违章的及时纠正处理，发现犯罪活动依法追究。1985年按上级部门文件精神，修理业、印铸业和收购一般生活废旧物品的行业，不再列入治安管理的范围。
第六节 消防、交通管理
一、消防
1979年前的消防工作由公安局治安股管理，后配备1名消防专职干部进行工作。1980年7月成立山丹县防火安全委员会。1982年移交张掖地区武警支队，配备两名专职干部负责全县的消防工作。1985年按照“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深入城区120个厂矿、企事业单位和农村10个乡130个村庄的所有麦场进行安全检查，建立健全消防组织。全县共建企业义务消防队11个，消防员114人；义务消防小组14个，消防员33人。健全消防制度，置备消防车、灭火器、铁锨、铁钗、水桶、水管、沙包等工具，防患于未然。
二、交通管理
1987年前，各类大小客货汽车由公路监理站管理，交通肇事的查处由公安局治安股兼管，协助交通监理部门查处重大交通事故。1987年7月，道路交通，各类车辆管理由交通监理站移交县公安局统一管理，同时成立山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队，负责汽车驾驶员和车辆的年度审验，管理本县境内的道路交通及肇事事故的处理。
第七节 禁毒 禁赌
一、禁毒
山丹县种植鸦片烟草始于清代咸丰年间。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发布禁烟令，禁种、禁运、禁吸，只因州、县地方官吏贪赃枉法，未能贯彻。民国3年（1914年）禁烟，吸食者依然如故。24年，国民政府发布公告：全国禁烟为期6年，分3批禁绝，山丹为第三期。26年，甘肃省禁烟委员会致函各地，为彻底禁绝鸦片烟毒，饬令各县成立戒烟院，由县长兼任院长。是年山丹县成立乙级戒烟所，向各区发禁烟令，严禁种植鸦片，违者按亩罚款。27年统计，全县发戒烟执照7038张，没收烟具。次年，成立山丹县禁烟委员会，对全县36家土膏行店进行调查，登记乡村烟民1980人。虽多次禁止，但始终未能根绝。
1950年春，少数群众偷种鸦片，全县共种植1071亩。县人民政府动员县、区、乡全体干部广泛宣传禁烟禁毒，检查督促铲除，对个别故意顽抗，经多次教育不铲除的采取强制性的措施，基本控制了烟毒的泛滥。1954年区、乡政府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对贩卖和吸毒者摸底调查，共查出吸食鸦片烟者130人，贩卖毒品的43人，以吸兼卖者22人，存毒品者9人。于1955年依法打击处理10人，没收烟土30市斤，境内烟毒，彻底禁绝。1974年8月，对个别私种罂粟的社员给予治安处罚。1988年检查，为观赏而种植的罂粟也基本消除。
二、禁赌
赌博是社会一大恶习，清代及民国时期，赌徒遍及城乡。赌具有“骰儿”、“麻将”、“牛九”、“天九”等，春节期间聚众赌钱，尤为猖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人民政府查禁赌博，赌场绝迹。1961年以后，偏僻地区的村庄有人进行小赌。1967年赌风又起，公安部门依法逮捕赌头4名，治安拘留2名。1978年，县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禁止赌博的5条通告》，赌风有所收敛。1983年，公安机关和各乡政府组织干部，深入村庄，集中赌徒办学习班进行教育，并依法逮捕24人，行政拘留35人，罚款27人，教育面广，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第八节 会道门
一、一贯道
1942年，由曹大荣（陈户乡刘伏村人）勾结詹世明（河南省偃师人）引入一贯道，以后又分别从张掖、巴格沙口、武威、民乐等地传入。1949年9月，山丹县人民政府成立后，转入秘密活动，反对共产党的政策和人民政府法令，奸污妇女，愚弄群众，发展道徒，扰乱社会秩序。1950年，县人民政府对一贯道摸底调查，道首审查登记。1951年7月，成立县取缔一贯道领导小组，开展群众性的取缔一贯道运动。全县查获总坛2处，中心坛13处，公共坛73处，坛主8人、堂主9人，家庭坛91处，道徒3726人。至1953年4月审理结束，查实道徒3639人，道首11人，道徒登记退道者3566人，依法逮捕道首4人，集训13人，没收反动书画、袈裟、信件、帐本、道徒名册及道具450件。
1982年，陈户公社崖头大队陈学忠和张掖一贯道点传师马述基在陈户、老军、花寨子3个公社的11个大队发展道徒60名，收取道费670元，造谣惑众，攻击社会主义制度。1986年，逮捕道首归案，教育道徒退道。
二、其他会道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查清境内流传的会道门有8种：
同善社 在县城、东乐、霍城共有事务所4处，有名誉善长8人，正副善长8人，总理4人，文牍39人，收支24人，稽察33人，教授16人，庶务41人，交际32人，道首（天恩）6人，道徒1602人。
中华理教会 在县城南关设佛堂一处，道首（当家）5人，会长1人，承办4人，道徒104人。
白腊会 设佛堂三处（县城、霍城、东乐），道首（师傅）15人，道徒123人。
皇极归根道 佛堂2处（县城、陈户），原有道首（天恩）2人，执事2人，道徒96人。1942年，道徒65人全部转信佛教。
龙华会 会址设东乐，有道徒20人，均系一般禅拜宗师——老彭，信奉者多为农民，无其他活动。
清茶会 原在张掖活动，我县未设佛堂，只有道徒1人。
一心堂 原在青海一带活动，1936年我县有几个农民徙居青海，参入其道。1949年前回县，企图发展道徒，但无人参加。
洪帮 原系民间秘密结社之一，为天地会的对内名称。1909年，四川人梁泗潢到东乐，秘密设立“哥老会”，发展成员200多人，后传入山丹城区和霍城一带。1929年张寿山为山丹洪帮总头目，又组织“哥弟家”，在机关职员中发展成员，并和中统特务组织取得联系，沆瀣一气，进行活动。1950年，李成相又在陈户范营、寺沟等地设立“忠孝堂”，发展成员16人。帮会头目依仗官府，勾结封建地主欺压人民，1951年全县经登记查实洪帮279人。
1958年6月，根据中央“坚决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指示，在全县张贴公告，广泛宣传，调查摸底，揭露道会的骗人阴谋，道徒纷纷签名退道。查获反动书
训651本，各种信件传单432件，同善社组织一览表3本，事务所通告25份，
道徒花名册8本，各种道具45件，道会财产28件，印章15枚。对各类会道门
的10名道首，给予适当惩处，8种会道门，全部绝迹。
清代县设典史署，置典史，掌缉捕、监狱。设刑房，受理诉讼，案件由县令亲审，设“快班”，司缉捕，“皂班”，司仪仗施刑。清末，县设巡警局、法院，但未独立行使职权。
民国时期，先后设司法处、法庭、军法承审处等机构，县长仍审决案件，跪审虽已废止，而拷打刑讯依然严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健全政法机构，公安局负责刑事案件的侦察、预审，人犯的拘留、监禁及安全消防，治安保卫；人民检察院负责批捕，提起公诉（包括侦察），法律监督；人民法院负责刑事、民事案件审判；司法局负责法制建设、人民调解、管理律师和公证工作。彼此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第一章 法院
第一节 机构
民国初年，沿袭清制，刑房管理司法工作。16年（1927年）以后，设司法公署。25年，设司法处，隶属甘肃省高等法院，设审判官1人、书记官1人、检察员1人、录事2人、法警4名，庭丁、公丁各1名。受理民事、刑事案件，办理司法行政事宜。38年（1949年）山丹县宣告“戒严”后，县政府设军法承审员，县长兼任军法官，审理所谓“特种刑事案件”，加紧对人民革命活动的镇压。
1949年9月24日成立山丹县人民法院，1953年设秘书、刑事审判、民事审判3个组和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院长由县长兼任。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颁布，法院设立办公室、刑事、民事两个审判庭。1955年起，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1956年成立李桥人民法庭。1958年法院与公安局、检察院合并，成立山丹县政法部，不久恢复原机构。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院长被夺权，工作瘫痪。1968年3月实行军事管制，1969年成立山丹县革命委员会保卫部，下设法庭。1973年3月，恢复山丹县人民法院和李桥人民法庭。1979年设马营人民法庭。1979年2月成立审判委员会。1981年设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1982年设陈户、清泉人民法庭。1984年设经济审判庭。1988年底，全院有正、副院长各1人，中共党支部书记1人、庭长6人，副庭长2人，纪检员1人，审判员3人，助理审判员6人，书记员8人，法警5人。
第二节 审判
一、刑事审判
刑事案件由刑事审判庭受理，审判组织有独任庭（刑事审判庭）、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审判程序为：1、起诉。一是由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起诉的公诉案件，一是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2、审理。开庭审理的案件，应在7日前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特殊情况下可不受此限制。被告人有权委托律师出庭辩护，允许公民旁听。多数案件均由合议庭审判，凡是重大、疑难案件，合议庭合议后向审判委员会汇报，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案件宣判分为当庭宣判和定期宣判。3、上诉。当事人不服第一审判决，可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4、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两种。主刑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5种。附加刑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3种。主刑和附加刑可以同时合并使用。
几个时期刑事案件审判情况
1950年至1952年，在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运动中，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共查出反革命分子、不法地主、反动富农223人，其中判处死刑的50人，死刑缓期执行的2人，无期徒刑的4人，有期徒刑的87人，管制5人，释放38人，待审37人。
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派斗争和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把群众对大炼钢铁、办食堂、“瞎指挥”的不满言论当作攻击“三面红旗”；把因吃不饱而进行的小偷小摸行为当作破坏“大跃进”、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重点打击，刑事案件成倍增长，仅1958年就高达420件，成为山丹历史上刑事案件最多的一年。
由于程序制度的混乱，导致错案增加。1962年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对这一时期的案件全面复查甄别。
1968年3月实行军事管制，审判工作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无视诉讼法和法律程序，大搞群众专政，乱揪、乱斗、乱捕，重点打击所谓“恶毒攻击”的反革命刑事案件，造成大量冤、假、错案。1973年人民法院恢复，但各种诉讼制度、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刑事审判仍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失误较多。
1978年，国家颁布《刑法》、《刑事诉讼法》，刑事审判走上了实事求是，依法办案的正确轨道。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坚持公开审判、陪审、合议、回避、辩护、上诉、两审终审等审判制度。1982年遵照《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犯罪的决定》，开展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斗争，重大盗窃、贪污、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受到法律惩罚。1983年，根据《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重点打击杀人、放火、爆炸、投毒、强奸、抢劫、重大盗窃7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至1984年9月，共审判各类刑事案件113件，181人。1949年至1988年底，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2902件。
1978年以后，根据中共中央和甘肃省委有关文件精神，本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和实事求是，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的政策原则，组织专门力量，对50年代以来判处的刑事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共复查各类刑事案件715件。其中“文化大革命”中判处的刑事案件239件，复查后宣告无罪的66件；1958至1961年判处的刑事案件188件，复查后宣告无罪的84件；1950至1957年、1962至1965年判处的刑事案件111件，复查后宣告无罪的35件；1980年1月至1983年6月判处的刑事案件125件，复查后宣告无罪的7件，减刑、免刑的各1件；复查1983年7月至1988年12月判处的刑事案件52件，复查后宣告无罪的2件，减刑的13件、免刑的3件。
二、民事审判
1954年前，民事审判机构尚不健全，大部分民事纠纷由各区、乡政府处理。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民事审判除了处理一些债务、土地纠纷外，重点调解、审判离婚案件。“文化大革命”中，民事纠纷由群众专政组织处理。1979年贯彻执行修改制定的《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程序制度的规定》。1982年，国家颁布《民事诉讼法》，民事审判的诉讼制度，日趋完善。1978年受理各类民事案件70件，1980年上升到248件。
三、经济审判
1973年前，经济纠纷主要以行政手段协调。1984年，《经济合同法》颁布后，成立经济审判庭。主要审理企业之间产、供、运、销合同纠纷；科研成果、技术应用合同纠纷；保险纠纷；环境保护纠纷和商标纠纷案件。截止1988年底，已审结各类经济合同纠纷案件88件，诉讼标的额达220万元。
第二章 检察
第一节 机构
明代山丹卫设都察院副使，清末置检察厅。民国25年（1936年）县政府内设检察官，由县长兼任，名义上对审判进行监督，实际上并未履行其责。
1951年9月，成立山丹县人民检察署，设检察长1人（公安局长兼任），干部3人，对公安预审和法院审判实行一般监督。1954年5月，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改称山丹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省人民政府委任。配备检察员6人，书记员8人。开始独立行使检察职权，出庭公诉，办理自侦案件，实施法律监督。1967年受“文化大革命”冲击，工作瘫痪，1968年3月以后，由军事管制委员会、保卫部代行其职权。1978年6月恢复山丹县人民检察院。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检察院设办公室和刑事、经济、法纪、监所4个检察科，以及税务检察室。设检察长1人，副检察长1人，检察员8人（兼科长5人），书记员8人，法警1人，工勤员3人，由检察长、科长、检察员组成检察委员会。
第二节 检察
一、刑事检察
1952年至1988年共受理公安局提请批准逮捕的2053人，批准逮捕1977人，不批准逮捕的34人，退查38人，撤回提请批捕的4人。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1977人，经审查决定起诉1974人，免诉2人，不起诉的1人。出庭支持公诉946次，并对罪该逮捕和判刑的人犯提出了追捕和追诉。
二、经济检察
1952年至1988年，共受理各种经济案件123件，经立案侦察，据其罪行轻重，向法院起诉84件，免予起诉27件，不起诉12件。
三、法纪检察
1987年至1988年，共受理侵权、渎职犯罪等案件60件，其中，非法拘禁案3件，重大责任事故案40件，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等案17件。经审查后决定立案侦查13件，不予立案的47件。对立案的13件法纪案，起诉的11件，免予起诉的2件，对构不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移交有关部门作了处理。
四、监所检察
监所检察人员依法对看守所羁押和释放人犯、执行刑事判决和裁定、管理教育和改造实行监督。加强教育改造，促使犯人认罪服法，重做新人。
第三章 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司法工作由县人民法院兼管。1980年3月成立山丹县司法局，开展法制宣传，并设律师顾问处、公证处等，开展法律咨询、公证业务。
第一节 法制宣传
为向全县公民普及法律常识，增强法制观念和贯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法制宣传。1982年印发宣传材料1860份，发送法制报刊4192份。1983年配合“严打”斗争，建立法制宣传站6个，制印各种法制图片283幅，结合本县实际，编印宣传材料5.7272万份，作法制宣讲6场，放映幻灯片31场，受教育的群众共达13.4万人次。1985—1986年除开展正常宣传外，又订发法律常识读本1.5万册，各种法律书报1.6481万份。1988年为配合“二五”普法宣传，增建宣传站18个，义务宣传员也有增加，受教育的群众占公民总数的80％以上。
第二节 公证 律师
1981年建立山丹县公证处，配公证员1人，工作人员3人。主要证明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含经济、民事），对于追偿债款、物品的文书证明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在公证过程中要保全其证据，保管遗嘱及其他有关文件，代理当事人起草公证文书。截止1988年共办理各种公证事项3168件，包括企业承包，房地产买卖、建筑承包、草原基建投资，加工承揽、工副业承包、供销、货款、劳务合同，公民权利与义务等多种公证事项。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生产，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利益，防止纠纷减少诉讼起到积极作用。接待群众来访374人次，标准收费4.41万元。
1984年，法律顾问处配备律师2人，工作人员3人，后改称律师顾问处，独立为社会团体和公民提供法律帮助，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律师担任刑事、民事案件当事人的辩护人，自诉案件当事人（原告）的代理人，公诉案件被告人的代理人或参加诉讼，担任企事业单位的常年法律顾问，并服务于法律咨询。至1988年代写法律事务文书562件，处理各项业务1335件，接待来信来访1296人次，担任7个单位的常年法律顾问。
第三节 调解
1952年，在6个区开始建立民间调解组织。以后全县37个乡和村逐步建立调解委员会。1965年全县10个公社、103个大队建立调解委员会，833个生产队组建调解小组，调处各类民事纠纷1230多起。“文化大革命”中，调解工作被视为“搞阶级调和”，致使组织瘫痪。1979年调解组织得以恢复，1982年调解工作由县人民法院移交县司法局主管，有调解委员会130个，调解员715人，其中主任委员52人，司法助理员11人，调解民事纠纷349件。1985年各乡（镇）厂矿成立调解领导小组11个，调解委员会134个，调解人员877人，共调处民事纠纷752件。至1988年全县有调解委员会134个，共调处民事纠纷1428件。通过宣传调解，把民事纠纷处理于事态的萌芽阶段。
第四章 公安
第一节 机构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在县城设巡警总局，有巡长2人，巡丁12人，并在南关、大马营、峡口、新河、洪水、永固设分局。民国3年（1914年）9月，改巡警局为警备队，县知事兼警备队司令，设队长1人，警士32人。6年7月，改警备队为警察所，县知事兼所长，设警佐1人，巡官1人，巡长1人。13年，改警察所为警察分局。17年，改警察分局为公安局，局长由县长兼任，设警佐1人，巡长1人，书记官1人，警士17人。22年，县公安局裁撤，县政府设政务警察队，有警佐1人，警士30人，步枪40支。29年，警察队并入民政科，设警佐室，委任警佐1人，警长1人，巡官2人，警士30人。至1949年9月，由县人民政府接管。
1949年9月28日，山丹县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下设秘书、治安、预审、政保4股及看守所、公安队。1952年增设政治协理室。1955年改山丹县人民政府公安局为山丹县公安局。1957年6月，设城关派出所。1958年12月，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合并成立政法部。1959年6月撤销政法部，恢复公安局。1960年2月设经保股。1962年12月14日成立矿区派出所（1965年6月撤销），1963年9月成立马营派出所，1966年经张掖地区公安处批准成立花寨派出所。1967年3月，“文化大革命”初期，成立县专政委员会，取代公检法等部门职权，城关、马营两个派出所随之撤销。1968年3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丹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驻军和县人民武装部派军代表统管公安业务。1968年5月7日，成立山丹县革命委员会保卫组。1969年10月改为保卫部，下设办事组、侦破组、治安组、法庭、看守所。1971年11月恢复城关、马营两个派出所。1973年8月，撤销山丹县革命委员会保卫部，恢复公安局。1979年成立平坡派出所。1980年成立公安局刑警队。1981年增设大黄山林区派出所，业务由县公安局领导，人员经费由林业部门调配和供给。1982年增设清泉、霍城、陈户、东乐、位奇、东水泉6个派出所，1985年增设政治办公室，1987年7月，设交通警察队。
1949年9月28日，成立县公安队，主要任务是执行警卫、逮捕、看守、押解、剿匪等。1955年改为山丹县人民警察队。1956年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丹县中队，隶属县武装部。1976年县中队归公安建制，改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丹县中队。
第二节 侦破预审
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地方社会治安，保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县公安局运用侦察手段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法，先后侦破一批反革命案件，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一、政治侦察
主要对颠覆国家政权，造谣惑众搞特务活动的案件进行侦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紧密配合减租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侦破反革命案件39起。1960年，侦破以何志学为首的反革命土匪武装叛乱集团，1962年侦破一贯道复辟案。对查出的各类反革命分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首恶处决，罪重者分别判处有期或无期徒刑，罪轻者判处管制，交所在地人民监督改造。
二、刑事侦察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预审由公安局负责。主要同各类刑事犯罪作斗争，以维护国家利益，保护集体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1950到1958年共立刑事案件361起，破获350起，破案率为97％。这一时期的案件主要是抢劫、杀人、放火、强奸。1959至1962年共发案901起，破获806起，破案率为89.46％，这一时期的犯罪侵害目标是抢劫粮食、牲畜。1960、1961两年，发生刑事案件611起，其中抢劫粮食、偷杀牲畜480起，占全部案件的78.6％。遵照“少杀、少捕、管制也要少”的政策，除杀人犯和个别严重盗窃分子外，一般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1963年至1965年刑事案件下降，3年共发案98起，破获64起。1966至1968年共发案161起，破获98起。1971至1974年发案185起，破获110起。1979年刑事案件上升，全年发案204起。是年冬至次年春，遵照全国城市治安会议精神，以治为主，严密控制社会面，以城镇、铁路沿线、工矿区为重点，同时兼顾农村，狠抓内部，采取城乡结合，内外结合，经常抓与集中整顿相结合的做法，在全县普遍地进行整顿社会治安工作，控制了刑事案件上升趋势，1980年发案率比上年下降21.9％。
1983年8月，根据全国政法工作会议部署，开展“三年为期，三个战役”的斗争。全县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破获各种犯罪团伙23个和各类刑事案件577起，逮捕各类犯罪分子184人，缴获、追回赃款、赃物折款5.7825万元，各种枪支13支，子弹458发，凶器39件，炸药200公斤、雷管207枚。1984、1986年相继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震慑了各类犯罪分子，教育了群众，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明显好转。
三、预审工作
预审是公安机关对被拘留人员的犯罪事实多方讯查，取得确凿证据的过程，是侦察工作的继续。在预审办案的过程中，查实被告人的全部犯罪事实，追查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弄清被告人是否有罪以及犯罪情节轻重，判明犯罪的性质；注意检验核实侦察所获得的罪证材料是否确凿，弥补和纠正侦察工作中的疏忽和错误，以达到既不放纵坏人，又不冤枉好人的目的。之后，由预审员写出预审结案报告，向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意见书，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执行逮捕。
第三节 监狱看守
清代监狱设在县衙内，男女分监，死罪禁内监木笼，活罪外监。犯人入监必须行贿，否则肉刑虐待，夜间铁索系项，不堪其苦。民国初年沿用清制。26年后，由县长委任监狱长，配监守员。监犯膳食由家人供送，每天两次，有病时请保人担保，出狱就医。虐待较前为轻，而索贿无异。
1949年9月，看守所属县公安局，于局东南新建看守所，配所长1人，所内被看管者主要有依法拘留、依法逮捕、判刑留所和判处死刑的犯人。对犯人采取挽救、教育、感化、不打骂、不刑讯逼供的改造政策，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每天组织政治学习两小时，并订有《甘肃日报》、《人民日报》供犯人阅读，启发觉悟，使其认罪服法，重新作人。表现好的经法院裁定可减刑提前释放，重新犯罪的加刑。家属亲友来监探视，须经狱方同意，所送衣物、食品须经检查。人犯口粮按国家规定供给。50年代起，月标准13.5公斤，伙食费6—7元，1984年增至18公斤，伙食费15元，后增至24元。所内供应开水，冬季生火取暖，无衣被的发给衣被，备有常用药品，严重病犯保外就医。
第四节 户籍管理
古代，山丹县地处边陲，政权多变，户籍无存。至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进行户口调查，逐户登记居民丁口与产业情况，并将居民人口增减，产业变动状况上报，登入“黄册”备案。二十三年改州为卫，进行土地丈量，编制“鱼鳞册”，详载全卫住户的土地亩数，作为征税依据。同时设置7约24堡，管理民户，卫所管理军户，在交通要口设立巡检，盘查行人，无路引者不得放行，以控制军民从事屯田生产。
清代户籍由户房管理，人口按职业、性别、年龄登记，男称丁，女称口，男年16岁为丁，未成年者亦称口，丁口皆系于户。人口寄居20年有坟地者准入籍出仕；“四民”（士、农、工、商）为良，奴仆及娼优为贱，禁冒籍、跨籍。
民国20年（1931年），制定“户籍法”。23年以后开始推行“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当时县政府未及执行。26年以后，配合所谓的“清乡”，整顿保甲，编查户口，全县以保、甲为单位，按户登记。户籍项目分为：常户数、户内人口、男女数、不识字人数、无业人口（指16岁以上至60岁以下），24岁—40岁男女壮年人数，有无枪支。对去住外地者，在备注册内说明。年满20岁以上，发给白色公民证（也叫通行证）。民国28年7月，国民政府改订县制，保、甲编组与人口查记分为二事。县政府派指导员2人，保甲督导员4名，分赴各乡会同保、甲长清理户籍。每3保挑选1人，进行编查户口训练，后即深入各乡，按户调查，将现有人口填入户口册，登记民枪，调查壮丁。32年，国民政府实施《户籍法》，进行户籍复查，县设复查总队，县长兼队长，下设6个分队，以乡、镇长为分队长，乡干事为分队副。县按各乡所辖保数，每乡酌派清查员1—3人。按各乡、保的户口挨户调查，以免漏户、漏口、漏田，对临时户、特户、空户及嫌疑者加以严查。最后填好调查表、门牌切结，统计工作结束，填发门牌。但因募兵改为抓丁，苛捐杂税日多，民多瞒口隐地。全县调查结果：设5乡1镇，51个保，573个甲，6580户，3.5897万人（男1.8744万人，女1.7153万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进行管理，实行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更动8项登记制度，随时办理，每年底统计汇总上报。户口管理分城镇、农村两类，城镇户口由公安局派出所负责登记，管理常住和暂住户口，办理户口迁移，核实人口变动，查处户口违纪。农村户口原由民政科管理。1956年5月奉甘肃省公安厅、民政厅《关于民政部门掌管的农村户口工作应迅速移交公安部门管理的通知》，由公安机关接管。以村民小组（生产队）建立出生、死亡、迁出、迁入4种卡片和常住人口登记册，乡政府（人民公社）、村委会（生产大队）各存一册，村文书兼任户口统计员，随时办理户口变动，年终逐级统计上报。1987年农村户口由各乡公安派出所管理，村委会保留户口册，出生、死亡、迁出、迁入报派出所更易。16岁以上的城乡人口均发居民身份证。
第五节 社会治安
一、治安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机关、工矿、企业单位建立治安保卫组织，配备保卫干部。在区、乡（人民公社）配备公安助理员，在生产大队设治保组，负责辖区的治安工作。1951年8月在农村建立村级治安保卫小组10个，成员52人。1952年各乡成立治安保卫委员会（下简称治保会）。1956年随着乡镇体制调整，全县建立治保会23个，成员112人。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公布施行，对扰乱社会治安，妨碍公共秩序，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损坏公共财产，情节较轻不够刑事处分的，经传唤、讯问、取证、裁定等程序，分警告、罚款、拘留3类处罚。1985年建立帮教小组58个，对148名有违法行为的青少年进行帮教。并在全县10个乡和事企业单位建立治保会102个，成员428人，治保小组251个，组员778人。重大节日和举行万人以上的群众集会、物资交流会时，公安干警坚守工作岗位，值班放哨，定点保卫，对群众集中的娱乐场所和交通要道等处进行安全检查。节日期间各单位有1名领导负责，加强警戒，企业物资部门昼夜值班，以防意外。
二、对“四类分子”的改造
对在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肃清反革命运动中划定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简称“四类分子”），实行经济上同工同酬，政治上监督改造的政策。以“三红夹一黑”，“三包一保证”（即包监督劳动、包政治教育，包预防破坏，责令其写出改造自己的保证）的方法，使其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每年进行一次评审，分为守法、基本守法、表现不好、有破坏活动的四种，表现特别好的摘掉分子“帽子”，有破坏活动的逮捕判刑。1964年，全县有“四类分子”970名，其中地主分子526名、富农分子277名、反革命分子156名、坏分子11名。1979年元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主、富农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下达后，经县委批准为遵守法律，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728名“四类分子”摘掉了“帽子”。地主、富农子女的家庭出身一律改为“社员”，1983年7月，对未摘掉“四类分子”“帽子”的一律办了摘“帽子”的手续，全部按社员对待。
三、特种行业管理
特种行业指刻字、理发、照相、印刷、旅店、钟表、电机修理、镶牙、饮食等行业。1950年进行登记，实行治安管理，各旅店设有店簿，顾客登记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籍贯，每天由旅店负责人送公安局或由公安人员去旅店审查。1962年，城关派出所制定特种行业管理制度，加强监督检查。1970年以后，县城内从事特种行业的人员逐渐增多，派出所指定专人深入各行业掌握情况，处理问题。1981年重新调查登记，整顿秩序混乱的行业，依据各种行业的特点，建立健全了学习、安全、登记、审查、汇报5项制度。定期检查，年终评比，对违章的及时纠正处理，发现犯罪活动依法追究。1985年按上级部门文件精神，修理业、印铸业和收购一般生活废旧物品的行业，不再列入治安管理的范围。
第六节 消防、交通管理
一、消防
1979年前的消防工作由公安局治安股管理，后配备1名消防专职干部进行工作。1980年7月成立山丹县防火安全委员会。1982年移交张掖地区武警支队，配备两名专职干部负责全县的消防工作。1985年按照“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深入城区120个厂矿、企事业单位和农村10个乡130个村庄的所有麦场进行安全检查，建立健全消防组织。全县共建企业义务消防队11个，消防员114人；义务消防小组14个，消防员33人。健全消防制度，置备消防车、灭火器、铁锨、铁钗、水桶、水管、沙包等工具，防患于未然。
二、交通管理
1987年前，各类大小客货汽车由公路监理站管理，交通肇事的查处由公安局治安股兼管，协助交通监理部门查处重大交通事故。1987年7月，道路交通，各类车辆管理由交通监理站移交县公安局统一管理，同时成立山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队，负责汽车驾驶员和车辆的年度审验，管理本县境内的道路交通及肇事事故的处理。
第七节 禁毒 禁赌
一、禁毒
山丹县种植鸦片烟草始于清代咸丰年间。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发布禁烟令，禁种、禁运、禁吸，只因州、县地方官吏贪赃枉法，未能贯彻。民国3年（1914年）禁烟，吸食者依然如故。24年，国民政府发布公告：全国禁烟为期6年，分3批禁绝，山丹为第三期。26年，甘肃省禁烟委员会致函各地，为彻底禁绝鸦片烟毒，饬令各县成立戒烟院，由县长兼任院长。是年山丹县成立乙级戒烟所，向各区发禁烟令，严禁种植鸦片，违者按亩罚款。27年统计，全县发戒烟执照7038张，没收烟具。次年，成立山丹县禁烟委员会，对全县36家土膏行店进行调查，登记乡村烟民1980人。虽多次禁止，但始终未能根绝。
1950年春，少数群众偷种鸦片，全县共种植1071亩。县人民政府动员县、区、乡全体干部广泛宣传禁烟禁毒，检查督促铲除，对个别故意顽抗，经多次教育不铲除的采取强制性的措施，基本控制了烟毒的泛滥。1954年区、乡政府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对贩卖和吸毒者摸底调查，共查出吸食鸦片烟者130人，贩卖毒品的43人，以吸兼卖者22人，存毒品者9人。于1955年依法打击处理10人，没收烟土30市斤，境内烟毒，彻底禁绝。1974年8月，对个别私种罂粟的社员给予治安处罚。1988年检查，为观赏而种植的罂粟也基本消除。
二、禁赌
赌博是社会一大恶习，清代及民国时期，赌徒遍及城乡。赌具有“骰儿”、“麻将”、“牛九”、“天九”等，春节期间聚众赌钱，尤为猖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人民政府查禁赌博，赌场绝迹。1961年以后，偏僻地区的村庄有人进行小赌。1967年赌风又起，公安部门依法逮捕赌头4名，治安拘留2名。1978年，县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禁止赌博的5条通告》，赌风有所收敛。1983年，公安机关和各乡政府组织干部，深入村庄，集中赌徒办学习班进行教育，并依法逮捕24人，行政拘留35人，罚款27人，教育面广，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第八节 会道门
一、一贯道
1942年，由曹大荣（陈户乡刘伏村人）勾结詹世明（河南省偃师人）引入一贯道，以后又分别从张掖、巴格沙口、武威、民乐等地传入。1949年9月，山丹县人民政府成立后，转入秘密活动，反对共产党的政策和人民政府法令，奸污妇女，愚弄群众，发展道徒，扰乱社会秩序。1950年，县人民政府对一贯道摸底调查，道首审查登记。1951年7月，成立县取缔一贯道领导小组，开展群众性的取缔一贯道运动。全县查获总坛2处，中心坛13处，公共坛73处，坛主8人、堂主9人，家庭坛91处，道徒3726人。至1953年4月审理结束，查实道徒3639人，道首11人，道徒登记退道者3566人，依法逮捕道首4人，集训13人，没收反动书画、袈裟、信件、帐本、道徒名册及道具450件。
1982年，陈户公社崖头大队陈学忠和张掖一贯道点传师马述基在陈户、老军、花寨子3个公社的11个大队发展道徒60名，收取道费670元，造谣惑众，攻击社会主义制度。1986年，逮捕道首归案，教育道徒退道。
二、其他会道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查清境内流传的会道门有8种：
同善社 在县城、东乐、霍城共有事务所4处，有名誉善长8人，正副善长8人，总理4人，文牍39人，收支24人，稽察33人，教授16人，庶务41人，交际32人，道首（天恩）6人，道徒1602人。
中华理教会 在县城南关设佛堂一处，道首（当家）5人，会长1人，承办4人，道徒104人。
白腊会 设佛堂三处（县城、霍城、东乐），道首（师傅）15人，道徒123人。
皇极归根道 佛堂2处（县城、陈户），原有道首（天恩）2人，执事2人，道徒96人。1942年，道徒65人全部转信佛教。
龙华会 会址设东乐，有道徒20人，均系一般禅拜宗师——老彭，信奉者多为农民，无其他活动。
清茶会 原在张掖活动，我县未设佛堂，只有道徒1人。
一心堂 原在青海一带活动，1936年我县有几个农民徙居青海，参入其道。1949年前回县，企图发展道徒，但无人参加。
洪帮 原系民间秘密结社之一，为天地会的对内名称。1909年，四川人梁泗潢到东乐，秘密设立“哥老会”，发展成员200多人，后传入山丹城区和霍城一带。1929年张寿山为山丹洪帮总头目，又组织“哥弟家”，在机关职员中发展成员，并和中统特务组织取得联系，沆瀣一气，进行活动。1950年，李成相又在陈户范营、寺沟等地设立“忠孝堂”，发展成员16人。帮会头目依仗官府，勾结封建地主欺压人民，1951年全县经登记查实洪帮279人。
1958年6月，根据中央“坚决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指示，在全县张贴公告，广泛宣传，调查摸底，揭露道会的骗人阴谋，道徒纷纷签名退道。查获反动书
训651本，各种信件传单432件，同善社组织一览表3本，事务所通告25份，
道徒花名册8本，各种道具45件，道会财产28件，印章15枚。对各类会道门
的10名道首，给予适当惩处，8种会道门，全部绝迹。
相关地名
山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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