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山丹县位于甘肃省西部河西走廊中段，东靠永昌县，西邻民乐县，南以祁连山与青海省为界，北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接壤，东南过西大河水库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皇城区毗邻，西北与张掖市碱滩乡相连。位于东经100°41′—101°42′，北纬37°50′—39°03′，东西宽89公里，南北长136公里，总面积5402.43平方公里。
  境内祁连山耸立于南，大黄山雄踞于东，龙首山屏障于北，丘峦起伏，沟壑纵横。除山区外，县境南部东部为冲洪积平原，中部为槽形地带的冲积平原，瞭高山区为褶皱低山丘陵，东北龙首山南麓为波状地丘陵，北部红寺湖地区为封闭型沟谷平原，全境自东南而西北缓斜坡降。
  全县土地总面积810.36万亩，山丹军马场使用250.06万亩，县辖560.3万亩。县辖地中可耕地85.71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5.3％，其中水地30.24万亩，旱地近56万亩；草地365.83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65.29％，有利于发展农牧业生产。
  气候干旱，主要产粮的平川区年降水量仅150—230毫米，年蒸发量为2246毫米。1953年至1982年的30年中，干旱成灾的就有10年，其余均为少雨年份。且季节分布不均，春夏多旱。气温时空变异较大。常见的自然灾害有干旱、早晚霜冻、干热风、暴雨和大风。地质构造处于走廊地震带，地震频繁，破坏较重。
  山丹县历史悠久，建县较早。近年考古发现的四坝滩与龙首山口草场洼遗址，出土彩陶及玉石器物，证实新石器时代县境内已有先民劳动生产，繁衍生息。秦时为月氏地，汉初属匈奴。武帝刘彻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击败匈奴，于元鼎六年（前111年）在今县境置删丹、日勒二县，为张掖郡所辖。东汉末分张掖郡地置西郡，治日勒，领删丹、日勒两县。十六国时期，先后为前凉、前秦、后凉、北凉割据。南北朝时，北魏、西魏、北周相继占有。隋初置删丹县，辖今县境及民乐大部地区。“安史之乱”后沦于吐蕃。五代及宋初为回鹘占据。北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入西夏版图，于县境置甘肃军。南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蒙古灭西夏后，县境为蒙古亲王阿只吉封地，后置山丹州。明初改山丹卫，生产有较大发展，居民村屯，列障烽燧，遍布全县各地。清雍正二年（1724年），改山丹县，属甘州府。清同治年间，清政府镇压回民反清斗争，县境内兵祸连结达10年之久，死伤无算，村落为墟。民国时期，骑五军一百师韩起功部割据10年，赋徭兵役，繁苛无常。至民国30年（1941年），始由国民政府部队接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属武威专区。1955年后属张掖专区。
  山丹县现辖1镇（城关镇）、10乡（清泉、东乐、红寺湖、位奇、陈户、老军、李桥、花寨子、霍城、大马营），共4.0887万户，17.9492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9992万人，包括汉、回、藏、满、蒙、苗、壮、土、土家、裕固等民族成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来，山丹县经济发展较快，1988年工业总产值2697万元（不含村及村以下工业产值），是1949年22.98万元的117.2倍；农业总产值5221万元，是1949年484.08万元的10.8倍。
  民国时期，因水利失修，农业技术落后，1949年粮食产量仅985.93万公斤。50年代初，土地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开始改良品种，使用农药，改进农具，至1956年粮食产量达3892.14万公斤。1958年，搞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大炼钢铁，“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平调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泛滥，土地、房屋、牲畜、农具随意调拨，大批劳力外调，加之自然灾害，农业遭到严重破坏，饥馑持续3年之久。1962年，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农业逐步恢复。“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县干部群众，坚持兴修水利，平整农田，农业仍有发展。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在农村实行以家庭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县人民政府调整大农业、粮油种植和农副业结构，开展大面积小麦丰产方试验，大马营、霍城、花寨子、李桥等乡沿山地区推广优良小麦品种“高原338”和甘兰型油菜，全县普遍使用化肥，促进农业丰收。自1980至1988年粮食产量超过5000万公斤的有7年，1988年为6624.9万公斤。油料从1978年的93万公斤增至1988年1430.7万公斤。除自足外，1988年调出粮食1013.5万公斤，油品182.6万公斤。
  山丹是缺水县，产流区主要为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和水源涵养林地大黄山区，主要河流有马营河、霍城河、寺沟河以及山丹河等，全县年平均自产自用水资源1.24亿立方米。欲求农业发展，必先着手于水利建设。民国时期，全县有渠13道，灌田11万亩。但渠道残损，渗漏严重。无蓄水设施，冬季河水漫流，夏秋雨洪泛滥，而青苗期严重缺水，往往有“守干沟”者。因此，全县各村每年歇茬地占水地面积的25—3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始终如一地坚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至1988年，国家共投资4793.9万元，群众自筹资金693.65万元，投工4176万个工日，兴建水库6座，塘坝10座，整治干、支渠100条，全长699.44公里，衬砌594.4公里，修建斗、农渠3752条，总长2244公里。1979年竣工的李桥水库，效益尤为显著。全县有效灌溉面积30.24万亩，占现有耕地的51％，保灌面积21.65万亩，较之民国时期扩大1倍。由于特定的水文地质条件，地面水和地下水互相转化，多次重复利用，地下水可开采量0.46亿立方米。目前人工开采量达0.39亿立方米，新河盆地已超采，地下水已见下降趋势。
  全县自然植被由于干旱、大量开荒和过度采樵，呈现退化趋势，日渐缩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视自然林区抚育更新，防虫治病，并营造农田林网。1982年后，稳定林权，推行承包责任制，人工林至1988年增至4.42万多亩，加上天然林75.5万亩，森林覆盖率为9.8％。
  山丹气候凉爽，草原广阔，宜畜牧。秦代之前，月氏、匈奴诸族赖以生息。西汉以后，则农事牧业并兴。但因民族纷争，战乱割据，牲畜多被驱掠，难以发展。1949年，全县养马2003匹，牛1.431万头，羊5.9909万只，猪3018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视发展牧业。1955年，全县有大家畜3.7826万头（匹），羊15.1308万只，猪7622口。1958年之后，限制私人养畜，加上自然灾害，畜牧业生产萎缩。1978年始，重视“农牧并举”，鼓励农牧民发展畜牧，并因地制宜，以红寺湖为牧业乡，老军为半农半牧乡，位奇乡新开等23个村为半农半牧村。开放牲畜和皮毛肉品交易市场，支持养殖专业户、重点户，促进畜牧业的发展。至1988年，全县牲畜总数为29.4709万头（匹、只），畜牧业产值950.47万元。羊发展较快，达22.765万只，为1949年的3.8倍。由于农业机械与交通工具的现代化，马匹发展有所控制，1988年为8358匹。黄牛、骆驼数量减少，1988年分别为8127头和487峰，为1949年的56.8％和55.5％。草原建设与牲畜繁殖不能同步发展，载畜量已呈饱和。为此，近期内考虑品种更新、养殖目标转向与长远综合规划，自是畜牧业改革的重要途径。
  以山丹县辖区为主的大马营草滩，历代均于此孳养官马，以供军需。养马数量之多寡，基本与国力之隆替相一致。汉唐而后，以明清两代规模较大，清代嘉庆六年（1801年），大草滩马场孳生马达1.8万匹。清末民初，因战乱而衰败，时兴时废。民国29年（1940年），国民政府于大马营重建马场，至1949年，有马9763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军马场由单一军马生产转向“以牧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全面发展”。1988年，存栏牲畜马7743匹，牛2.0682万头，羊3.9499万只，当年生产粮食、油料4112万公斤。工农业总产值5000余万元，已成为牧农工商合一的军事企业。40年来，向国家提供商品粮油3亿多公斤，军、民用骡马11万多匹，对邻近诸县的经济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山丹县矿产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有发展工业的优势。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除培黎学校供学生实习的一些小型厂矿外，无现代工业可言。采煤、陶瓷虽略具规模，均系手工生产。
  1954年，西安煤矿基本建设局在平坡筹建山丹煤矿，1958年投产，年产量30万吨左右。1957年5月，山丹电厂竣工发电，最高年发电量2216.8万度（1960年），是为山丹现代工业之始。1958年“大跃进”期间，大办工业，一时采煤、冶炼、修理、加工诸业同时并举。因论证不足，设计不周，施工草率，不久大多关停并转，但为以后山丹工业的发展铺垫了基础。
  1970年起，山丹工业逐步恢复，水泥、炼铁、焦化、耐火等厂先后生产，又开办炭黑、磷肥、粉丝、榨油诸厂。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企业管理开始改革，实行经营承包和风险抵押承包，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职工有了责任感，为企业增添了活力。1988年末，全县国营工业省属的有山丹焦化厂、山丹煤矿，地区所属的有山丹化工厂、山丹水泥厂、东水泉煤矿，县属的主要有羊虎沟煤矿、石湾子煤矿、陶瓷厂、农修厂、龙首化工厂、玻璃厂、炭黑厂、印刷厂等。是年底县属12个工业企业产值达1741万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7917.8万元的21.9％，实现利润247.6万元。
  工业产品中，县榨油厂精炼植物油，粉丝厂生产的“山丹粉丝”被评为省优产品，陶瓷厂镀铜奔马获省级“百花奖”，龙首化工厂磺化酚腐植酸铬（PSC）填补西北地区油田深井所需泥浆处理剂的空白。地区所属山丹化工厂生产的硫化碱，远销亚非14个国家和地区。
  山丹县矿产资源丰富，农副产品为工业提供丰富原料，且有30多年办小型工业的经验，但资金短缺，技术设备落后，深加工不足，产品单一，企业应变能力差，从生产、销售全过程看，经济效益低，潜力有待挖掘。
  1978年农村体制改革，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建材、建筑、运输、修理、食品、粮油加工诸业，竞相兴办。至1988年底，全县共有乡镇企业804家，从业1.23万人，产值4291万元。向青海、新疆等地劳务输出，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力就业问题，1978—1988年的10年间，芦堡、静安两村仅此项收入达1000多万元。
  山丹居民由单一的从事农业、小手工业向多种职业转化始于50年代。1949年，全县行政、金融、文教、卫生各系统职工仅332人，1952年为653人，1988年达5764人，其中大部分从事现代工业、交通、采矿、电力诸业。职工月工资由1952年人均28.46元增加到1988年129元。1978年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民重视商品经济，由世代务农转向多种经营。1988年，农村有2070户、4314人兼营工商运输、建筑采矿、饮食服务诸业。是年，农民人均收入为456元，为1978年的4倍。当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7044万元，家用电器及高档商品畅销不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市场繁荣、民康物阜的气象。
  山丹县教育文化、卫生科技基础差，起点低。民国时期仅有初中1所，学生不足百人，完小7所，每校一、二百人不等。1944年，中国“工合”在县城办培黎工艺学校，由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任校长，对县内教育、工业颇有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积极发展教育，经过恢复、发展、“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几番曲折，80年代稳步发展。1988年，县属完全中学3所，初级中学2所，八年制学校13所，职业中学2所，完全小学95所，村学30所，全县已普及小学教育。是年，全县在校学生2.36万人，其中高初中学生8757人。由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倡议，省人民政府创办甘肃省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于1987年招生。80年代后期，成人大中专教育形式多样，便于职工在职或离职进修。
  1980年后，山丹县医药卫生事业根本改观，县医院门诊楼、住院部楼、中医医院综合楼、防保综合楼相继建成。通过世界银行贷款，增加医疗设备如B超、脑电图、胃镜、膀胱镜及床边监护仪等，医疗质量明显提高。1988年，全县有卫生机构27所，病床381张，卫生技术人员481人。1983至1988年，用培训费26万元，使165名在职人员接受业务培训。1978年后，城乡私人经营药店诊所者颇多，1988年达72家。民国时期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天花、白喉，50年代基本消灭。地方病如布病、地甲病、氟病等，80年代已有效控制。
  1982年后，全县科学技术活动正常化。至1988年，先后成立专业学会16个，专业协会6个，乡科普协会10个，西瓜、农学、果树研究会3个，推动了科技活动的发展。13万亩小麦丰产示范、甘兰型油菜大面积丰产栽培、《山丹县农业区划》、陶瓷镀铜奔马等分别获国家、省和地区科技进步奖。
  县有文化馆、电影院、广播站、电视卫星地面接收站、工人俱乐部等。各乡设文化站，霍城、东乐、芦堡、花寨各建有固定座位的影剧院。1982年，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捐赠中国古代文物3800余件，建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1984年，为纪念原培黎学校英籍教导主任何克，新建山丹培黎图书馆。全县体育活动由体委组织，历年参加地区以上运动会，女排获两次冠军，男排获一次亚军，田径、柔道、摔跤等，破地区纪录11项。
  纵观山丹历史，两千多年来有近一半岁月为五凉、吐蕃、回鹘、西夏贵族或汉族地主武装割据，经济屡遭破坏。闭塞导致落后，人才多被埋没。见于史志者，明时有兴修水利、率部守边的威远将军武振，蹑足行伍而殚力就学，终于成一代儒宗的周蕙，谙熟韬略，御敌靖边的兵部尚书王允中，秉法凛然，不阿权贵的蓟北参政道王建侯。清代有屡涉行阵、保卫南疆的两粤总兵谢治，擅长书法丹青的周家志、周家惠兄弟，专务岐黄，精于妇科、伤寒的名医何俊章。民国初年有弃官归乡，致力家乡教育水利的驻京众议员张全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来，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文化空前发展，造就了大批人才，迄今已有多人崭露头角，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做出卓有成效的贡献。
  民国时期，山丹是甘肃省的一个五等小县，生产萎缩，财用匮乏，文化落后，全县仅5万多人，难求温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勤劳俭朴、勇于创新的山丹人民，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但这仅仅是开始。明天的山丹，将会更加富庶兴旺，文明发达，这是历史之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