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三义堂”是山西人的买卖，前清时期就已设立。民国时期的三位大掌柜一位姓王（名字尚未查到），是山西忻州城关人;一位姓关，叫关荣年，是忻州紫岩村人；还有一位姓张，叫张鼎成，是忻州曹家庄人。他们效法古人，义结金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三义堂”生意很大，主要经营百货和皮毛生意，分号一直延伸到甘肃的酒泉和敦煌，货物最远能销售到迪化（乌鲁木齐）。那时交通极为不便，整条线全靠骆驼队运输。“三义堂”从天津及东南各地采购来的货物，用驼队载往酒泉和敦煌分号，然后批发给地方商贩；返回时再将分号收来的山货皮毛运回包头,之后再转卖往天津及东南地区。 酒泉“三义堂”分号的掌柜名叫王星记，是包头“三义堂”王大掌柜的儿子，戴着一副玳瑁边的眼镜，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服，兜里插着支关勒铭大金笔，完全一副海派打扮，与其他山西掌柜们截然不同。酒泉分号柜上还有十几位二掌柜、三掌柜和十多个学生，他们大多数都是山西人。其中也有几位本地人，如王明德、巨庆云、杨荣，他们几位都是本地有财势的人。王明德是酒泉商会的会长，还参加过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巨庆云家是当地有名的大财主，他妻子陆仲英是大字号“万盛永”陆大掌柜的女儿。陆大掌柜陆恒是山西孝义人，他的买卖与“三义堂”也不相上下。陆仲英很有人缘，山西人结婚都请她做伴娘。她有文化，是职业妇女，解放后一直在工商联当干部，还是酒泉市第二、第三届政协委员。还有杨荣，他家财势也很大，是酒泉最大的骆驼户。“三义堂”拉他们入伙,自有一番用意。 酒泉“三义堂”坐落在城北门外边，当地人习惯叫北台。五十年代初，城墙和城门都完好无损,城壕里水还有丈把深。出城后两边店铺林立，皮车户和钉马掌打铁的较多，也有一些骆驼户。“三义堂”便在城郊边上，离仙姑庙不远，中间隔着一条大路，通汽车后改为汽路，经嘉峪关、玉门，直达新疆。 包头“三义堂”负责西路生意的大掌柜是关荣年，每隔一两年他都要到西路分号来巡视一遍。酒泉是个大分号，因此关掌柜来甘肃时多在酒泉“三义堂”住。后来就在酒泉娶了一房小老婆，在城内买了一套房子，一住就是几个月。那时候交通极为不便，从包头到酒泉骑骆驼要走一个多月，“三义堂”的大掌柜隔一两年能来巡视一趟，就很难得了。 “三义堂”制定和执行的许多规章制度现在看起来都是十分科学的。就拿工资一项来说吧，它规定总号和各分号人员都不开月资，只以个人职务定等级，年终分红。平常用钱都是在柜上支，年终分红时扣除。这个等级是按照个人资历、工作能力和贡献大小逐年增加的。高级职员和低级职员的工资悬殊很大，有一套严格的考核办法。郭元卿在40年代中期，已经顶到2分红利了，除了全家人一年的用度外，也能分到几百大洋。学生们只管吃用，不开工资，然而一旦熬出头，马上就可以定等级，按等级分红，与财东共享股份。厨师及杂务人员也是随用随支，年终算帐，干得好的，收入往往都很可观。“三义堂”的总体经济效益直接影响到个人收入。这就使得整个“三义堂”上上下下在利益上休戚与共，同舟共济，增加了责任感和凝聚力，也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了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另外分号人员的工资都由总号下拨，分号的日常收入开支只向总号报帐，不管分配。分号人员的职务升迁、等级评定、工资发放、省亲例假等等都牢牢地掌握在总号手中，所以尽管远隔千里万里，也不存在失控问题。大家都在一盘棋上，都在按照规则走一盘棋，从而极大的保证了整个“三义堂”商务活动的正常运作。 “三义堂"在敦煌的分号也是大字号，当时在地方上也很吃得开，掌柜们自然都在绅士之列。 民国三十二年，包头“三义堂”大掌柜关荣年到酒泉“三义堂”分号坐庄理事，原酒泉分号大掌柜王星记调回包头任职。两年后，关荣年忽患重病，渐渐病骨支离，沉疴难起，溢然长逝。“三义堂”的大掌柜死了，无异倒了台柱子。那时因内地打仗，客货不畅，外蒙独立，失去了大片市场，包头“三义堂”和酒泉“三义堂"分号的生意都已不景气。1947年春，包头“三义堂”鉴于现状，认为远在酒泉和敦煌的分号已没必要从属“三义堂”。事实上因为战乱，包头的货长期发不过来，酒泉和敦煌的皮毛山货也运不过去，即使运过去也销不出去，早已没了生意来往。而酒泉和敦煌分号的开销及人员工资，还要包头“三义堂"来承担，"三义堂"还要这两个分号有什么用呢？另外，通货膨胀，国币严重贬值，全国经济大萧条，包头“三义堂”连年亏损，自顾不暇，所以就由王大掌柜的儿子王星记到酒泉来处理这件事。结果敦煌的分号关闭了，酒泉的分号改为“兴盛西”货栈，经营方式也由长途贩运批发改变为货物转运，经济上自负盈亏，不再依附“三义堂”。新成立的“兴盛西”在这段时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兴盛时期。它使同行们刮目相看，占尽了风光。 “兴盛西” 一开始便积极地派人到新疆、宁夏、内蒙、陕西、兰州等各大商埠去联系业务，他们利用“三义堂"以往的信誉和影响，迅速地建立起自己的商业网络，把重点放在新疆和兰州。他们实行的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汽车、骆驼都用。转运兰州、陕西和新疆的货物靠汽车，走宁夏后套和内蒙的货物仍然靠骆驼。然而“兴盛西”这短暂的兴盛时期很快就结束了。首先是酒泉解放后建立了国营汽车运输公司，它四通八达，货物运输更为快捷方便，无论公私货主，都愿意把货物交由他们运输；另外“兴盛西”以往的客商，特别是官商和半官商资本家，差不多都有些历史问题，挨整的挨整，逃跑的逃跑，歇业的歇业，倒闭的倒闭，货源锐减，“兴盛西”货栈自然就走下波道了。他们没法与国营运输公司竞争，于是在声望上一落千丈，再不复有往日的影响和地位。而他们的大本营包头“三义堂”，比他们垮的还快，几个大掌柜都已相继故去，由于政治和历史条件等原因，后继无人，再加资金短缺、经营不善，早已是一派门庭冷落车马稀的光景了。“三义堂”只剩下名誉上的东家，暂由王大掌柜的儿子王星记掌管，王星记在包头应付不下去了，就到酒泉“兴盛西"来讨些光阴。终于风雨飘摇的“兴盛西”货栈在1954年夏天倒闭了。然而郭元卿还是念念不忘他的“兴盛西”，他还想东山再起。散了伙的一帮山西同仁们在此间年深日久，儿女成群，混到如此光景，也不愿回老家去，于是没过多时便又聚到了一起。另外几位本地掌柜子们，除了已故去的王明德外，巨庆云和杨荣都一力鼓动他再起旧业。那时工商联也做工作叫他们再干，工商联的原则是不让字号们散。经过一段时间酝酿考察，他们便决计在西关外国营运输公司汽车站旁边开处旅社，还以“兴盛西”命名，叫“兴盛西旅社”。“兴盛西旅社”是1955年夏天建成的，不久便开始营业，有三十多座客房，后边还有一大块空地，准备以后建停车场。果然他们的预见得到了印证，甫一开张，生意就很好，客房经常住得满满的，后院还停着不少驴马车辆。盼了整整一年的同仁们终于看到希望，他们的脸上出现了笑容，虽然营业收入多数用来还债，但每月每人可以支取一些生活费了。在包头的“三义堂"听到消息后，马上派王星记来收份子。说起包头“三义堂”来收份子，也在情理之中，1947年酒泉“三义堂”分号改为“兴盛西”时，所有不动产还是包头“三义堂”的，那时候就讲好转产后“兴盛西”按每年盈利比例要给包头“三义堂”交份子。虽然“兴盛西”货栈后来把房产抵了税，但这房产权还是“三义堂”的，当时“三义堂”鉴于那种形势，没来追究，现在人还在，号没改，“三义堂"来收份子钱，谁还能说不应该？王星记来住在“兴盛西旅社”，大家仍尊称他为王东家。这样过了几个月，中国商业史上的一次大革命就骤然来临，“公私合营”运动在1956年元月份席卷了整个中国。紧接着1958年又都改造为国营,成了大一统，私营商业在中国大陆上完全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