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我的军旅生涯杨绍能口述 李春元整理我叫杨绍能，生于1916年2月，原籍云南省昭通地区鲁甸县桃园乡拖姑村，回族。1943年春，我的叔祖杨德亮将军率四十二军驻防酒泉，我也随同来到酒泉，专门负责侍奉杨军长的父母。1949年全国解放后，我在酒泉落了户，成了泉湖乡头墩村一组的村民。 现在我要回忆的是自己亲历的台儿庄战役、长沙会战中与日寇进行殊死搏杀的场面以及杨德亮将军在酒泉的一些情况。 我出生之时，正是满清封建王朝崩溃的第五年，国内军阀混战，外国列强肆意欺辱中国，中华民族处在内忧外患、水深火热之中。孙中山先生等民主革命先驱倡导唤起民众，推翻封建帝制，反对军阀割据，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建立中华民国。这种政治社会背景，对我这个农家子弟长大成人后步入军旅生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感召作用。在漫长的人生之路上，我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有着十分深刻的印象。 我家兄弟姐妹5人，日子过得十分困难。我没上过一天学，是个典型的“睁眼瞎”。我7岁那年，父亲杨正本就去世了，全家6口人的生活重担就落在了母亲马菊花的肩上。我从8岁起，就和一帮穷孩子上山放牛。二弟杨绍青和妹妹年龄尚小，母亲和两个姐姐耕种着不足5亩薄田，丰年尚可勉强度日，若遇上荒年一家人就要饿肚子。 1928年，我长到12岁，稍大了些，就下地干重活，作务庄稼。一直劳动到18岁，家庭生活稍有好转。 1934年，我的家乡鲁甸县成立了常备队，本村甲长动员青年男子参加，第二年，我就参加了常备队。经过半年的军事训练后，我被分配到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一八二师五四0旅一0八0团三营七连三排一班，正式进入了军旅生涯。我所在部队的各级长官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军长卢汉，1947年——1949年任云南省主席兼西南军政长官，后在中国共产党伟大政策感召下率领起义；师长安恩甫;旅长郭连成;团长钟光汉;营长尚主华;连长任斌贵；排长杨勇。我们的部队驻扎在距云南省会昆明城东南120华里的琪军县，在那里又进行了三年多的系统军事训练。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3月中旬，我所在的部队奉命开赴山西台儿庄，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 当时，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台儿庄战役”总指挥，山西阎锡山军全面参战，中国军队总兵力6万余人。战役开始后，由我六十军担任主攻。说句毫不夸张的话，“台儿庄战役”真正显示了中国军队英勇顽强的气慨，真正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让小日本不敢小瞧咱中华子孙。当时我才22岁，战前虽经过了三年多的正规军事训练，但真正上了前线，面对野蛮凶残的日本侵略军，而且是面对面的白刃格斗，一开始心里还是有些慌乱。但有一点我很清楚，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正是为国家效命的时候。当兵的上了战场，就不要想活着回去。况且我面对的是破我国门、辱我同胞的日本鬼子，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与其后退让自己人打死，不如豁出命来拼个你死我活。这样一想，心里踏实多了，胆子也壮了，不顾一切地端着刺刀往前冲。 与我正面遭遇的第一个日军是个人高马大的家伙，他两眼冒着凶光，一边挺着枪刺往前冲，一边咿哩哇啦地怪叫，我一句也听不懂。两个一照面即开始白刃格斗。我虚晃一招，用枪刺隔开了他向我胸前捅来的刺刀，双手一较力，刺刀捅进了他的左胸。但那家伙并没有立即倒下，怪叫一声，扔掉手中的枪，用双手死死抓住我的枪管不放。我将枪用力一拧，刺刀在他的体内打了个翻转，一股污血顺着刺刀上的血槽喷涌而出，那家伙这才松开双手扑倒在地。这是我在1938年3月20日参加“台儿庄战役”时亲手消灭的第一个日本鬼子。我信心倍增，越战越勇，又接连刺死了5名日军士兵，身上的军装上沾满了敌人的鲜血，杀红了眼，也就什么都不怕了。“台儿庄战役”从3月20日开始，到4月6日结束，共进行了18天，敌我双方伤亡都很惨重。中国军队以优势兵力歼灭日军1.8万余人，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重大胜利。我在战斗中先后用刺刀挑死日军8名，枪弹毙敌人数不记。我头部左侧被炮弹片擦伤，右脚小拇指被日军的刺刀扎破，但我仍咬牙坚持战斗，直至战役结束。 战后，我因作战勇敢，杀敌有功，被提升为上士班长。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全军休整一个月，补充兵员和武器弹药。这期间，我又随部队参加了6次小型战役，接下来又进行了一年多的军事技能训练。 1939年秋天，湖南省会长沙失陷。我所在的六十军奉命开赴长沙前线，参加了著名的“长沙会战”。中国军队参战总兵力共有4个正规军6.7万人，日军参战总兵力2.5万人。我六十军担任正面攻击，其他3个军分别担任侧翼战和殿后。当时，日军已占领了长沙城并完成了防御工事构筑。长沙城外，明碉暗堡林立，战壕纵横交错，火力密集。日军企图凭借坚固的军事设施和长江天险，在长沙外围与中国军队决战。我们迅速构筑工事，防御日军反扑。日军先以猛烈的枪火轰击我军阵地，长沙城外顿时变成一片焦土，硝烟弥漫，尸横遍野，中国军队伤亡人数剧增。炮轰过后，紧接着是大队骑兵出击，然后又以步兵师团方队向中国军队阵地发起集团式冲锋。为减少伤亡，对敌实施有力打击，军部传令以团、营、连为单位，所有官兵就地卧倒，以敌我双方阵亡士兵的尸体为掩护迷惑敌军。日军骑兵过后，步兵随后跟进，他们手持“三八”式步枪，边走边搜查，若发现未断气的中国军人就补上一刺刀。日军作战严守教条，刺刀格斗时子弹一律退岀枪膛，其理由是防止走火伤着自己人。待日军步兵冲到中国军队诈死的“尸体”前，团、营、连长突然吹响哨子，所有卧着的官兵推开尸体一跃而起，同日军展开面对面的白刃格斗。一个冷不防，打乱了敌人的阵脚，阵地上留下了大片的日军尸体。那场搏杀真是惊心动魄，空前惨烈。日军步兵除指挥官使用手枪和东洋刀外，士兵使用清一色的“三八大盖”，枪身长，枪刺锋利。中国军队排、连级军官使用的是德国造“驳克”式手枪外加一把大刀；营、团级军官使用的是左轮手枪和大刀;士兵使用的是汉阳兵工厂制造的“七九”式步枪，每人还配有一把红缨大刀。中国军队的“七九”式比日军使用的“三八”式枪身短、刺刀窄，格斗起来处于明显劣势。但我方官兵练过传统武术，大刀使得娴熟自如，在白刃格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加之中国军队与敌短兵相接时，枪里的子弹不退膛，刺刀挑弯了，就开枪打，子弹打完了，就用大刀砍。日军的枪刺战术机械死板，中国军队的打法则机动灵活，这样就给了日军以极大的杀伤。我连二排有一位姓赵的汉族士兵，体格强壮，胆识过人，武艺超群，令日军胆寒。他用刺刀一连挑死了6名日军后，身边又围上来8名日军。他抽出大刀，舞得像雪花一样，上下翻飞，一根烟的工夫，有7名日军就倒在了他的刀下，剩下的1名被大刀削掉了左耳，吓破了胆，准备转身逃跑，被排长挥刀砍下双臂，当场毙命。那次战役中，我用枪打、刺刀挑、大刀砍、一共消灭了13名日军。我带的那个班18名士兵全是回族，在战斗中阵亡1人，重伤2人。“长沙会战”共进行了20天，敌我双方伤亡惨重。中国军队以优势兵力给敌以重创，取得了会战的最后胜利。 战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团部命令从各营抽调人员到云南征兵，我是其中之一。我们从云南省主席龙云将军那里接收了划拨给六十军的1300名新兵，在昆明组织训练了两个月。新兵开拔时我未随同归队，其原因一是本人不识字，带兵有困难，二是离家当兵参战数年思念亲人心切，所以向上司请假回到家乡待了近两年时间。 1942年4月，我的叔祖，陕西胡宗南部第四十二军中将军长杨德亮率部驻甘肃省平凉县（叔祖兄弟6人，长德凯、次德亮、三德喜、四德贵、五德祥、六德旺），命我四叔祖杨德贵（原在云南龙云部任工兵营长）、六叔祖杨德旺、杨德贵外甥李长雄（回族），我和叔叔杨正东等5人，护送其父杨占方、母亲马世珍前往平凉随军。到西安后，杨德贵、杨德旺、李长雄、杨正东四人考取了黄埔西安分校，由我一人护送两位老人及眷属到四十二军驻西安办事处休息数日，尔后由办事处另派一名军官、6名警卫人员护送杨将军的父母及家人到平凉。我留在办事处搞杂务。一月后，杨军长给我来电话，说两位老人在平凉听不懂当地方言，生活起居多有不便，命我前去侍奉老人。我即刻赶往平凉。当时，杨公馆在平凉城南门外的天主教堂内。我在杨公馆侍奉老人近一年。这期间，四叔祖杨德贵由黄埔西安分校受训后来到平凉，成立陇东四管区，任辎重兵团第四营营长，在当地征兵一个营（约500人）补充到四十二军。 1943年初，杨德亮将军率四十二军开赴酒泉。军部设在现西文化街酒泉军分区大院，杨公馆设在县城东关方家大院（现酒泉酒厂）。我仍在杨公馆负责侍奉杨军长的父母。 是年8月，天降大雨，酒泉城郊北大河洪水暴涨，冲毁北大桥，淹没城东关、北关的许多民房;河北岸大段塌陷，成排的树木被连根拔起，冲毁耕地庄稼无数，损失严重。大水退后，杨德亮军长命令部队在较短的时间内修复了北大桥，恢复了交通。四十二军修复的北大桥，用大方砖作桥墩，方木作桥身，两边架设护栏板，一直使用到1961年大火焚毁。后来，地方政府在旧桥西侧修建了钢筋混凝土大桥，沿用至今。 1944年8月，四十二军开赴新疆，驻防阿克苏。我仍留守酒泉杨公馆侍奉杨德亮将军的父母。1946年，两位老人相继去世，安葬在酒泉城南黄土岗，占地4亩，我为其看守墓地。1980年，酒泉县人民政府落实民族政策，拨出专款整修回民墓地，我代杨德亮为其父母立碑刻名：“父亲杨占方、母亲马世珍永吉，云南昭通人，孝男德亮、德凯、德喜、德贵、德祥、德旺立。”那一段时间，我除了看守杨将军父母的墓地外，还协助四十二军军需部由西安往新疆阿克苏押送过三次军饷。当时，西北地区治安情况复杂，沿途时有土匪抢劫过往客商。为保证军需物资安全，除沿途动用驻军押解接送外，我们还想出了一些迷惑土匪的办法。在西安军需部我们买来长筒竹子，将竹节凿穿，再将军饷银元装入竹筒，两头用圆木塞紧，这样整车拉运比木箱装运安全得多。沿途靠抢劫路人钱财为生的土匪们做梦也想不到，军队拉运的竹竿里面竟装满了银元。 除看墓和协助部队运送军饷外，我还在泉湖乡头墩村开荒种地以维持生计。一来二去，我就和当地村民建立了很好的感情。1945年，我与头墩村北温家柳湾（今酒金公路10公里石河桥道班西）农民李丰年次女李秀珍结婚，先后生育四个儿子，一个女儿。直到1949年9月25日酒泉解放，我才结束了我的军旅生涯，成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由于我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辗转各地15年，阅历比较复杂，再加上受当时政治宣传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国民党军队里没有好人，所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被隔离审查近一年。泉湖公社在了解掌握了我的有关情况后，很快为我落实了政策。我参加过抗日战争，杀过日本鬼子；在后来的当兵生涯中也没有做过任何祸国殃民的坏事。这些情况，政府和当地群众都很清楚。因此我没有受到任何处分。我从心里感谢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感谢政府和人民群众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我生命中的这段经历。 杨绍能老人已于1999年7月15日在酒泉逝世，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