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郭元卿，1898年出生在山西忻州曹张乡代郡村一个农户家中。祖上略有田产，因此在别的乡村孩子拾柴拾粪拍牛屁股的时候，他得以坐在私塾里读《千字文》、《兔园册》。读到15岁时，家里便将他送到忻州城内一家点心铺当学徒。16岁时经本族一位在阎锡山手下当旅长的远房堂兄介绍，到内蒙古包头“三义堂”当学生（那时大字号家的学徒都叫学生）。郭元卿当学生时很能吃苦，打杂一年以后就开始学生意，内容主要是经营管理、辨别皮毛成色及财务运算。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能双手打算盘,办事细心认真，又十分忠诚，深得“三义堂”的大掌柜们器重。民国九年，郭元卿回家探亲，娶亲后留在山西“三义堂”做事，数年后又回过一趟家，嗣后就被派往甘肃酒泉分号去坐庄，他们当是骑着骆驼去开发大西北的最后一代晋商。郭元卿到酒泉“三义堂”后，也当上了二掌柜。他的主要任务是鉴别皮毛等级及监督打包和发运，另外还管着几个跑街的（收皮毛的人）。郭元卿大约是民国十六年到酒泉的。郭元卿到酒泉后，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才回第一趟家的，算算来到酒泉已有12个年头了。郭元卿这次押货到包头后，在“三义堂”办完事，就搭汽车到大同，然后转乘火车到忻州，再由弟弟们用马车接回代郡村，这一趟就走了两个多月。他12年没回家，按照“三义堂”的探亲规定,应该享受半年的假期，但到家后刚住了一个来月，日本鬼子就打进山西省了，他怕走晚了打起仗来出不了山西省，只得告别亲人再回包头柜上去（当时他们都习惯把“三义堂”称柜上）。那时他年届四十，已经历练得十分成熟，在众多二掌柜中，也称得上是个佼佼者，已能独当一面，所以这次他到柜上后，大掌柜就派他到敦煌分号去主事。郭元卿领命后，向老家打封书子，就又押着驼队风餐露宿，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到了酒泉，然后再从酒泉乘大车到敦煌。郭元卿这次回家探亲后，20多年再没回去，直到1961年才再次回去。郭元卿到敦煌后不久，他在山西的妻子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两个女儿，由他父母抚养。那时日本鬼子正在山西大肆杀戮，晋绥军、八路军几家都在打仗，遍地烽火，有家难回。妻子患病直到亡故都不能回去，在他来说真是万分痛心的一大憾事。后来他大女儿、二女儿结婚，他也没能回去，直到1961年他回去时，他二女儿才见到她朝思暮想13岁时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的父亲。那时他大女儿早已因病故去多年了，留下一个孤苦零丁的儿子。后来郭元卿又在敦煌成了家，从此天各一方，人各一处。张大千那时到敦煌临摹莫高窟壁画，就与郭元卿多有交往，张大千在敦煌待了两年，每进城都在大绅刘鼎臣家借住，郭元卿家也住的是刘鼎臣的房子。郭元卿很仰慕张大千的敬业精神和才学，张大千给他留下过几幅字画，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时因怕红卫兵抄家惹祸，被他妻子收拾出来都填到炕洞里烧了。郭元卿在敦煌“三义堂”分号干了 8年多，他待人宽厚，常扶危解困，又善于理财，生意做得很火。解放后在敦煌当过副县长的韩茂就在他们那里当过学生。当时韩茂家很穷，其父是下苦力的，家中七八个孩子，全凭老大老二帮着拉扯。国民党马家军到处抓兵，韩茂、韩寿弟兄俩东逃西躲，无处藏身，韩茂的父亲经人介绍到柜上来求郭元卿，郭元卿就将韩茂留在柜上当学生，又将他哥韩寿介绍到’'圆义成”当学徒，并且时不时接济他家些钱粮。韩茂、韩寿解放后都在敦煌当了干部，他父亲不忘旧恩，在阶级斗争闹得最凶的时候还对人讲：韩茂、韩寿若不是他郭伯伯，早就被国民党抓了兵，还不知是死是活呢！民国三十二年，包头“三义堂”大掌柜关荣年到酒泉“三义堂”分号坐庄理事，原酒泉分号大掌柜王星记调回包头任职。两年后，关荣年忽患重病，渐渐病骨支离，沉疴难起，自知不久人世，便于民国三十四年五月份写信召郭元卿到酒泉，欲托后事。郭元卿接到信后，交待了敦煌分号事务，便雇了一辆大车，载着全家上酒泉。路上不太平，狼又多，只能晏行早宿，一天走上几十里路程，直走了半个多月才到酒泉。关掌柜躺在病床上，眼巴巴盼着郭元卿，一口气咽不下去，直到郭元卿到来，用手指了指老婆，又指了指北面，才溢然长逝。郭元卿知道他指老婆是托付家事，指北面是托付公事。因为“三义堂”在他家的北面。“三义堂”的大掌柜死了，无异倒了台柱子。那时因内地打仗，客货不畅，外蒙独立，失去了大片市场，包头“三义堂”和酒泉“三义堂"分号的生意都已不景气，郭元卿可谓临危受命。他没有逃避，默默地挑起了这副担子，在风雨飘摇中又撑持了10余年。1947年春，包头“三义堂”连年亏损，自顾不暇，所以就由王大掌柜的儿子王星记到酒泉来处理这件事。结果敦煌的分号关闭了，酒泉的分号改为“兴盛西”货栈，经营方式也由长途贩运批发改变为货物转运，经济上自负盈亏，不再依附“三义堂”。新成立的“兴盛西”在这段时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兴盛时期。“兴盛西” 一开始便积极地派人到新疆、宁夏、内蒙、陕西、兰州等各大商埠去联系业务，他们利用“三义堂"以往的信誉和影响，迅速地建立起自己的商业网络，把重点放在新疆和兰州。他们实行的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汽车、骆驼都用。转运兰州、陕西和新疆的货物靠汽车，走宁夏后套和内蒙的货物仍然靠骆驼。然而“兴盛西”这短暂的兴盛时期很快就结束了。“兴盛西"在解放后基本上没有多少生意了，全靠要帐和转卖客人的货物维持生计。在“兴盛西”走下坡道之前，郭元卿的妻子就曾动员他辞职早做打算，她希望郭元卿拿到辞职费后开座小店铺，象刘恭和周兼清一样，满可以养家糊口了，但郭元卿不听，他要对“三义堂”负责到底。后来他妻子又劝过他几次，他见局面不行，越不忍撒手不管，他的这种愚忠和义气使他家里后来吃尽了苦头，但也赢得了同仁们的信任和尊重。“三义堂”大掌柜关荣年临终前曾托付遗孀与郭元卿，关掌柜遗孀去世时已是1953年，“兴盛西”已在吃老本了，但郭元卿还举债为其大办丧事，棺材是上好柏木的，和尚道士轮班做水陆法事，纸扎摆下半条街，请了三班子响工吹吹打打，他领着“兴盛西”的同仁们披麻戴孝，极尽哀悼之能事，直闹腾了七日七夜才完事。关掌柜的子女们，无论大老婆生的小老婆生的，包头来的新疆来的，都说没有钱花，赖在柜上要盘缠，郭元卿都一一打发。风雨飘摇的“兴盛西”货栈在1954年夏天倒闭了。郭元卿到此时真可谓“欲哭无泪"，除了听他妻子整天唠叨埋怨外，一筹莫展。昔日的大掌柜摆起了地摊儿，煞是狼狈！然而郭元卿还是念念不忘他的“兴盛西”，他还想东山再起。散了伙的一帮山西同仁们在此间年深日久，儿女成群，混到如此光景，也不愿回老家去，于是没过多时便又聚到了一起。另外几位本地掌柜子们，除了已故去的王明德外，巨庆云和杨荣都一力鼓动他再起旧业。那时工商联也做工作叫他们再干，工商联的原则是不让字号们散。经过一段时间酝酿考察，他们便决计在西关外国营运输公司汽车站旁边开处旅社，还以“兴盛西”命名，叫“兴盛西旅社”。“兴盛西旅社”紧锣密鼓的施建，郭元卿整天泡在工地上，几天才回一趟家，熬得形容枯槁，满嘴火泡，工程直进行了年把天气才完工。这是整个“兴盛西”的希望，大家都眼睁睁地巴望它快点落成，快点营业，幻想着“兴盛西”再度辉煌。“兴盛西旅社”是1955年夏天建成的，不久便开始营业，有三十多座客房，后边还有一大块空地，准备以后建停车场。果然他们的预见得到了印证，甫一开张，生意就很好，客房经常住得满满的，后院还停着不少驴马车辆。盼了整整一年的同仁们终于看到希望，他们的脸上出现了笑容，虽然营业收入多数用来还债，但每月每人可以支取一些生活费了。这样过了几个月，中国商业史上的一次大革命就骤然来临，“公私合营”运动在1956年元月份席卷了整个中国。紧接着1958年又都改造为国营,成了大一统，私营商业在中国大陆上完全消失了。郭元卿成了国营企业职工，连人带旅社一起归饮食服务公司管辖。他的工资级别还是不低的，一月能开62元人民币。他妻子买台缝纫机在城关镇被服厂干活，一家7口人也就衣食无忧了。其他掌柜们也大都如此。王星记、刘巨，还有那位什么东家见“兴盛西”再没油水可捞了，“兴盛西”在历史的潮流中彻底淹没了，也就死了心，各自打票回家，以后再没有来过。历史是无情的，郭元卿虽然不忍心，但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