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乡巴佬进城采访对象：孔兆才，生于1941年，东洞镇棉花滩村农民。
  采访人：张万生采访时间：2019年5月采访地点：大街2019年夏天，我和多年前的老朋友孔兆才在街上相遇，见他精神矍铄，衣冠整洁，走路直愣愣的。问他气色怎么这么好，像个退休人员一样。他笑呵呵地说：“我都进城三年了，住上了高楼，家里还有小汽车，日子过得和城里人没有什么两样，这你没想到吧！”接着，我们就聊起了他进城的话题。
  采访人：老孔，你从前吃过不少苦，当地人都知道你身上有很多故事，别人还为你编了顺口溜：“孔家老大爱进城，下个馆子尝荤腥。破衣烂衫蓬头面，被人撵出馄饨店。”你不妨再说一说这些往事。
  孔兆才：既然你想听，我就把过去进城的那些事说一说。我是个死爱面子活受罪的人，年轻时因为长得还算标致，总想在同龄人中间出个风头，但由于家境贫寒，遇到了不少丢人事。
  1958年，也就是我17岁那年，队长调我和生产队的谢德林等六个人赶着大车古辘车（旧时的木车古辘大车）去城里送木料。刚解放那阵子，我家里还很贫穷，没有什么衣服可换，就穿着破衣烂衫和露出脚趾头的锥绾子鞋进城了。卸完木料，大家都在东大街的青年巷子歇着。我肚子饿了，想到大街对面的馆子吃一碗馄饨，摸来摸去，身上摸出了一块三毛钱，就毛手毛脚走进了馆子。没想到掌柜的凶神恶煞地骂道：“哪里来的’叫花子’，到别处去要，不要影响我的生意！”连推带操，把我赶出馆子。饭没有吃成，倒叫人家当成了 “叫花子”，这是我有生第一次进城。我想着这些城里人怎么这么可恶，不就是穿得烂了些，怎么就把人往外撵呢？以后每当我想起被撵出馆子的往事，就下定决心再到那个饭馆去吃馄饨，看你怎么把我往出撵。
  18岁那年，我和谢成德又一次赶着大姑辘车往酒泉城里的郭府巷送石料墩子。这一次我穿了一身洗过的旧衣服，虽说上衣和裤子都带有几块补丁，但补丁和衣服的颜色大体上一样。只是两条裤腿前面的补丁一块上一些，一块下一些，看起来不怎么协调。我还特意把脚上的榔头鞋换成了弟弟的栽毛鞋。由于鞋小，刚一穿上，一只鞋头子就绷开了一道口子，大拇脚趾头露了出来，我也没有在意，穿着这双鞋就上路了。进城卸完石料，我和谢成德到上次的馄饨馆子每人要了一大碗馄饨。掌柜见我掏出了三张五块的票子，满脸堆笑把饭钱接了过去。吃完馄饨出门时，才发现另一只鞋的头子也绷开了。这时一个中年男子望着我的鞋，又望着我裤子上不协调的补丁说：“小伙子，以后进城把自己收拾利索一点，再不要穿着露出脚趾头的鞋进城了。”我望着自己的鞋满脸通红。这是我第二次进城。
  记得19岁那年的春天，队长调人送两车芨芨到博物馆，我跳起来说：“队长，我去，那里的路我熟。”队长说：“看你那一身邋遢相，还穿着踏后跟鞋，再不要给我们乡下人丢人了。”我急忙说：“我有新衣服新鞋，只是平时舍不得穿，你就让我去吧！”队长终于让我去了。车在南门上停了下来，我赶忙把新衣服、新鞋拿出来换上，然后把装旧衣服、旧鞋的包挂在车排底下。这一次进城还真是个意外，芨芨卸完了，工地上的头头不但不小看人，还给我们每人买了一大盘炒面。这是我第三次进城。
  采访人：后来的情况怎样？孔兆才：后来，我陆陆续续进过好多次城，再也没有遇到像前两次那样的难堪场面，毕竟是我长大了。21岁那年的春天，我和同大队三队的姑娘王金香相识，并在秋天举行了婚礼。婚后的十二年里，我们有了两男两女四个孩子，家庭负担越来越重，除了不饿肚子以外，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34岁那年（1975年），队长派我到酒泉城里去修影剧院，我背着简单的铺盖，穿着补丁裤子，脚蹬黄球鞋，又进了城，开始在工地上干活。起初，大家都是从各公社调来的民工，挖坑搬石头都很卖力，分不出什么高下。干到快十天的时候，我的裤子扯了个口子，鞋也成了鸭鸭嘴，那个领工员看我不顺眼，总让我干最重的活。连续和了三天水泥，我实在累得没劲了，就坐在旁边的水泥垛上歇了歇，那个领工员看见了，骂骂咧咧地走过来把我从水泥垛上拉下来，还踢了我一脚。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和他对骂起来。这个领工员见我敢还口，骂道：“看你那窝囊样子，像叫花子一样，还想偷懒，”说着又踢了我一脚。我气不从一处来，跳起来採住他的领巴子，照着脸上捣了一拳头，他的鼻血就流出来了。我知道闯祸了，第二天，工地上负责人宣布，让我赶快离开工地，并通知生产队另派人来顶替我。这是我一生中在城里遭遇到的最伤自尊心的事情，也让我再次尝到了人穷受人欺的滋味。
  在以后的岁月里，按照大集体的模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挣工分、分口粮，勉强维持着生活。但娃娃多，日子过得艰难。1979年大儿子考进了酒泉中学，我要送儿子到学校去报名，总得穿件像样的裤子，想来想去，只能穿着给老婆新做的裤子出门了。老婆说：“你这不是丢人吗？女人的裤子男人怎么穿呢？ ”我说：“不丢人，你那偏口裤子我穿上别人是不会注意的，”就这样，我假装体面地把儿子送到了学校，还和儿子在街上吃了大米饭和肉炒菜。这是我又一次进城，也是我心情最舒畅的一次进城。
  改革开放后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一年就大见成效，我所承担的作业组超额完成了任务，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还每户多分了十斤清油和三百斤麦子。家庭副业也收入不错，卖了三头猪，收入二百多元，算是有钱了，我和老婆坐着每人掏六毛钱的班车进城了。两口子心情特别好，老婆没进过城，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来到以前让我伤心过的馄饨馆子里要了一盘子红烧肉，美美地吃了一顿。我们每人买了一套衣服，算是风风光光地进了一趟城。
  从此以后，我家的生活也和整个社会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子一年比一年好，大儿子考进了地质大学，小儿子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那个双喜临门的日子里，我和妻子被乡政府请到政府大院里，戴上大红花，和其他的家长们共同送应征青年到酒泉影剧院参加欢送大会。我们胸戴大红花走过大街时，行人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我们。来到馄饨饭馆里，老板又让座，又倒茶水，热情得让人有些不自在。这一次进城，我终于感受到了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坐在影剧院里听领导讲话时，我喜极而泣，眼泪情不自禁地往外涌，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还在小声抽泣。老婆说：“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你咋哭了呢？还哭得这么伤心？”我说： “今天我们坐的地方就是当年我被领工员小看过的地方，因为穷我才被人家看不起，想起这些，我咋能不伤心呢！”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城乡人民的经济收入翻了几番。从2013年开始，买小汽车成了乡下人追求的目标，人们相互攀比，赶集、走亲戚，甚至到地上干活都开着小汽车，现在的农民真叫个气派。买房子进城，也成为一种新时尚，许多人家即使背债欠账也要买，因为儿子要结婚了，城里没有楼房，婚是绝对结不了的。近几年政府补贴危房改造，挨家挨户搞厕所革命，支持农户安热水器等现代设施，环境卫生有了大变样。我虽然羡慕城里人的生活，向往着有一天也能当上城里人，可我总舍不得养活了我一辈子的土地。这几年土地流转很快，百分之八十的农民都在城里有了楼房，老汉老婆子都到城里养老，在子女们的极力劝说下，我也当上了城里人。
  采访人：谈谈你的感受。
  孔兆才：回想起我这一辈子走过的路，经历过的那些心酸的事情，让人终生难忘。现在老了老了赶上了这么好的社会，拿着政府发的老年补贴，享受着合作医疗和大病医疗补助，现在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医。没有共产党的好领导，哪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