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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饮水史采访对象：潘明俭，生于1961年7月，清水镇半坡村农民。
  采访人：张万生采访时间：2019年3月10日采访地点：采访对象家中采访人：谈谈过去您家吃涝池水的经过。
  潘明俭：好的！地处祁连山北坡的沿山一带土薄石厚，地下水太深，没办法打井，人们都习惯于吃涝池水。最早的涝池都是人畜共用的，牲畜在涝池边饮水时，会把粪便排进涝池，所以，那时候的沿山人，谁也别想喝上真正的干净水！我爷爷是民国初年生人，为了彻底改变祖祖辈辈被人欺凌的境地，他请阴阳先生在山坡边上选了一块风水宝地，用夯土打了一座庄子，又把打庄子取土时挖的一个土坑取名为“高涝池”。没想到迁过去还不到一年，生活又带来了困扰，这个“高涝池”灌满一涝池水，连十天也用不上就干涸了。到了冬天，“高涝池”里的冰被敲打干净以后，只能到两里以外的官涝池去挑水刨冰。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我家的“高涝池”总算能蓄住水了，可是，更大的麻烦也跟着来了。到了第四年，因为喝不上干净水的缘故，奶奶得了拉肚子病，爷爷得了粗脖子病，到处求医问药，都无能为力。爷爷临终时，流着眼泪说，这都是脏水惹得祸。就这样，二位老人相继去世了。迁入新居不但没能改换门庭，反落了个家破人亡。
  那时候，官涝池里的水比我家的“高涝池”干净些。爷爷和奶奶去世后，22岁的父亲，悲痛之余，还是想着怎么才能让涝池里的水不断线，怎么能再不喝“高涝池” 里的牛尿水子了。想来想去，请来木匠箍了一个足够一家人能用七天水的大木桶，专门用来储备水。又箍了两个驮水用的木桶，有了空余时间就赶上毛驴到官涝池里去驮水，然后倒在大木桶里，总算能喝上干净一些的水了。这时候父亲成了家，有了两个孩子，小日子总算安定下来。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父亲25岁那年（1948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家里突然闯进了七个拿枪的土匪。这些土匪二话不说，把父母亲的手脚绑住，把一家四口人关在小屋子里，然后就把我家仅有的四只羊全宰了。天亮前，这些土匪吃饱喝足了，把家里的米面装了两大包，绑在驴背上，又强迫父亲脱下衣服，让一个土匪穿上，拉出圈里仅有的一头牛，出了庄门向西跑了。后来才知道这些土匪是国民党马家军的败兵，是从兰州一路逃到这里，然后逃向青海去了。家里遭了这么大的劫难，如同天塌下来一样。驮水的驴被抢走了，吃水成了最大的难题，一家人在极度困苦中勉强维持着生活。
  1949年解放后，在土地改革中我们家被定为贫农，分到了十二亩土地和三间房子，从此，我们又回到了祖上出生和生活的潘姓大家族中，彻底远离了单庄独户和“高涝池” O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们兄妹七人和父母亲共同经历了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缺穿，不愁吃，日子过得比较舒心。但是，吃涝池水的事实始终没有改变。为了解决吃水难的问题，生产队又在庄子北面挖了一口较大的涝池，有了两口涝池，一年四季涝池里的水再也不干涸了。
  采访人：你那里的涝池水是如何一步步变成水窖水和自来水的？潘明俭：在农业学大寨的年月里，农业生产快速发展，人口增多了，牛羊和各种牲畜数量大增。成群的牛羊牲畜到涝池里饮水，边饮水、边尿尿、边拉粪，涝池里的水都被污染成黄颜色。
  可能是长期饮用牛尿水子的缘故，那个年代得传染病和胃病的人很多。1975年，国务院派出医疗队来到酒泉，调查和治疗地方病。北京医疗队在治疗和调查中得出的共1973年清水公社人畜共用的涝池识是：群众饮水不安全，导致了多种地方病的发生。在经济匮乏和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北京医疗队提出了过滤涝池水的办法，在涝池中间向外挖一个通水管道，并在涝池旁边低处修个水房，安上水龙头，然后在涝池中间堆放由大到小的石头，让层层过滤过的水流到水龙头，供人饮用。与此同时，在涝池周边修了阻挡人畜的围墙，又专门挖了牲畜饮水池塘，彻底改变了人畜共饮一池水的习惯。但是，过了一年多，涝池中间的过滤堆被泥浆蒙得严严实实，“自来水”不出水了。要是重新开挖，工程量太大，还会造成涝池里的水严重渗漏，因此，用过滤水改善老百姓饮水安全的方法搁浅了。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党和政府倡导家家户户修建水窖，对挖水窖的农户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助，并把这种用水泥和石头砌成的水窖命名为“爱心水窖”。老百姓饮用着水窖里清澈见底的水，再也不用为饮用水发愁了。
  后来，政府为我们修建了自来水厂，把自来水引到了家家户户，我们终于喝上了和城里人一样干净的水。自来水刚架通的时候，一看见眼前清潾潾的水，爷爷和父亲他们为能有一口干净水喝，所经历的那些伤心的往事就涌上心头。
  采访人：你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潘明俭：非常满意！现在的社会真是太好了！党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使我们这个地处祁连山北坡的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让老百姓感激的是政府给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水，水龙头一开，清潾潾的水就能流进锅里，我们再不用费力气去挑水，也不用担心水是不是干净的。现在的我们，吃水有保障，住房有保障，看病有保障，娃娃上学有保障，不满意还想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