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年货与过年受访对象：薛春德，生于1950年，肃州区人。原果园中学校长。
  李富泉，生于1955年，肃州区人。酒运司退休干部。
  采访人：赵永国赵筱涵采访时间：2021年4月30日、5月8日采访地点：东方名都景苑小区内、果园镇果园沟5组采访人：解放前后，农民是咋置办年货的？薛春德：唉，那时候农民生活水平很低，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如不遇天灾人祸，仅能维持生计。我们一日三餐都胡股碌的呢，早晨喝稀，午用干，晚上吃“糊糊”。不少人家是糠菜半年粮，多数人家是“冬酸菜，夏野菜，一年四季老咸菜。”穷人家根本置办不起年货，最多也就是能比平时稍微好些把肚子吃饱。我们家那个地方的穷人拾上些驴粪、牛粪拿到城里卖钱，卖的钱再置办年货。年货就是买上个红纸，回去写对联，再买上些蒜苗子，有余钱的话就割上两斤羊肉，到了三十晚上，娘母子能给你做个臊子面吃那就不错了。解放后，农民都分到了土地，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大多数农民能吃饱肚子了。过年能穿新衣裳，吃个油馃子了，想吃个白面馍馍也不是难事，走亲戚家还能装些红糖和点心，亲戚来了也能炒个菜。勤快一些的家庭养猪、养鸡，攒到过年了吃肉。手巧的妇女做些烧壳子，沙枣面馍馍。总体上说，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年也过得一年比一年热闹。
  采访人：您现在还能回忆起六十年代的春节是什么样儿吗？薛春德：六十年代中后期，我刚到记事的年龄，对于过春节，至今回忆起来，依然有滋有味。我们那时候流行这么个话：“新年到，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我们小时候，最憧憬过年了。临近过年，村里的娃子们开始在村前的空地上搭起一个很高的秋千架，各家各户也在门旁屋后的树上绑个小秋千，年味就越来越浓了。过年有新衣穿，有白面馒头吃，不用出去劳动，能放个鞭炮，几乎天天跟着大人“串亲戚”，能吃上炒鸡蛋、白菜粉条炒猪肉、豆芽粉条肉，这些好菜平时都吃不到，碰上“有钱”的亲戚还能挣到两毛五毛的压岁钱。那年月，农村普遍面临温饱困难问题，娃娃们三四岁就开始“劳动” 了，搂草捋树叶，跟在生产队的羊群后面“抢”羊粪蛋，帮大人把羊粪、草和树叶沤成腐植肥，送给生产队换成工分。我们家，因为母亲善于持家，全家人又辛苦劳作，虽然没有外出讨过饭，过年穿新衣但日子过得还是紧巴巴的。平时家里几乎天天都是洋芋、玉米粥、二面馒头和面条就着咸菜，只有到了春节，才能吃上白面馒头。母亲常常挑灯纺线织布，但全家人很少穿过新布做的衣服。冬天里农闲时节，母亲都会把全家的被褥和衣服翻新一遍，拆一些旧棉被和棉衣，把里面的棉花捶打一下，把棉被棉衣的里子洗一下，缝制成“新” 的棉衣棉被。就这么个，过春节我们就有了所谓的新衣新帽。
  采访人：过年时走亲串友拿的啥？薛春德：那时候过年走个别人家，一般不拿东西，好些的就是给捎上个馍馍，过年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啊，走亲戚串门子都拿着馍馍，挑些好的油饼子、油馃子、烧壳子拿上就行了。
  采访人：提到年货的“巨变”，八十年代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拐点，请您谈谈当时的年货是啥样的？李富泉：好的。七八十年代大人们拿着春节特供票证到供销社购买二两香油、一斤好酒、两斤白糖以及一些分量极少的糖果糕点食品作为年货，用平日节省攒下来的布票给孩子做身新衣服。由于没有冰箱，人们还会做些易于保存的油炸食品与炒货作为过年的零食。
  采访人：当时老百姓的餐桌上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富泉：是的，变化大的很。冬天三宝：萝卜、白菜、土豆，人都不爱吃了，先是在家吃火锅，后来是上大菜，鸡、猪、牛、羊等新鲜肉禽和各式蔬果都上了餐桌。人们开始由吃得饱变为吃得好，年货花样也多了，大白兔奶糖、麦乳精、好烟好酒等都进入年货清单。
  采访人：九十年代以后人们置办年货有哪些特色？李富泉：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搞活了经济，土地承包更是让农民富起来了，人们的钱包鼓起来了，吃饭穿衣再不发愁了。那个时候，市场上卖啥的都有，有钱人开始买奢侈品——黄金。我记得2001年，买一根100克的金条需要9800元,2011年，买一根100克的“小金条”则需要36300元，金条价格十年上涨了近4倍。不得了啊！从八十年代的供销社，到九十年代的年货集市，再到2000年的百货商场。现在你看，买个东西都不用出门了，年轻人拿个手机网上一点，吃的穿的摆的啥都能给你送到家。现在的日子天天都在过年，真到过年的时候，人又不知道咋过了，好多人家里做吃的都嫌麻烦，直接订到大酒店，亲戚朋友见个面，互相拜年，大吃大喝，又省事又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