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历练
  采访对象：李生万（见前）采访人：李雪雯采访时间：2021年3月20日采访地点：采访对象家中采访人：我知道您的人生经历很丰富，有些甚至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我想先听听您上学时经历的事。
  李生万：好！我是1961年秋天开始上小学，预备班只有我和王天昌两个学生，全校近四十名学生只有一个老师教，教学质量却在西店学区名列前茅。1966年秋天，我到西店完小上高小，校长王仪是原酒泉市第三中学的校长，由于历史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降职下放到西店完小。王校长治学严谨，要求学生六点钟到校，冬天鸡叫三遍就要出门，到学校一节自习课下了天还没亮。那时候学校没有电灯，学生每人自备一盏煤油灯还得每天上下学提着，清晨提着它去学校，中午提着它回家，三公里的上学路上不知要换多少次手。由于家里穷，从上小学到初中毕业，我没有穿过一双袜子、戴过一双手套，两年半的完小生活经历了三个冬天，最怕的就是脚冻、手冻。上高中时，每天往返24公里，别的同学都有自行车，只有我和张月仁同学踮着两条腿步行。
  采访人：您给我说说帮人加炉子的事。
  李生万：王惠民老师是我哥哥的老师和班主任，他不仅书教得好，字也写得好，还会吹拉弹唱。不知出了什么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被红卫兵批斗，之后便从西店完小调入三奇堡小学制作“九二〇” （植物生长调解素）。1969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六下午，被“专政”的王惠民老师想回家看看，就让我帮他加制菌房的炉子。制作“九二需要保持25度的恒温，每三小时就要加一次炉子。星期天下午，其他大队的住校生陆续返校，我替王老师加炉子的事不巧被班长看见了，第二天早上他不但告诉了班主任，还到校长室告了我一状。校长是我的初小老师，本来不想理睬又不敢不答复，就说“利用今天晨会帮帮他”，班主任钱老师推故没有参加晨会，班长批我“敌我不分、走白专道路”，之后还动员其它同学踊跃发言，结果没有一个人发言，班长便匆匆收场了。
  采访人：您再说说挖地道的事。
  李生万：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军悍然入侵我黑龙江省虎林县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多名，东北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8月13日，苏联摩托化部队预先入侵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并设置伪装，我新疆边防巡逻部队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到铁列克提边境线中国一侧巡逻，遭受苏联装甲兵的突然袭击，巡逻队几乎全军覆没。10月中旬，国防部长林彪根据毛主席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和 “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发出“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为了躲避苏联核弹“外科手术式的攻击”，作为战略要地的酒泉，人口稠密的单位开始挖地道。这年冬天还未封冻前我们学校开始挖地道，计划从学校西侧的沙路东崖向东南穿洞到校门内侧的水井，长约150米，初中生是挖地道的主力，轮组作业赶进度，到放寒假时宽0.7米、高1.8米的地道贯通。冬天，生产队开始挖地道，起初开挖宽1米、高2米的小洞，待东西两头对挖迎头后，扩为宽2米、高近3米的“城门洞”，马车也能赶进去。这年的寒假，我和大人一样都在起早贪黑地挖地道，干得是上土、拉挖地道纤的活儿，有时累得丢盹打瞌睡。1970年夏天，由于生病休学一月，还在家里挖了一条10米长的地道。
  采访人：讲讲文革中的文艺活动。
  李生万：记得小时候跳社火、踩高跷每年都搞。文化大革命时期只准唱革命样板戏，西店大队的《智取威虎山》、牌路大队的《小二黑结婚》、我们大队的《沙家浜》都是多年的保留节目。扮演小常宝的郁兰英、扮演阿庆嫂的于桂兰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在剧中的一招一式都惹人眼。每到正月里演出，观众成千、人头攒动。1972年12月我高中毕业，适逢酒泉城里的下乡知青到我们大队插队20余人，其中薛立安、赵慧芳、丁雪涛、吴晓琴、王秋香、王天业、黎萍等人都是原学校的文艺骨干，新生血液来了，和我们喜好吹拉弹唱的社会青年李义财、王德云，回乡青年李茂财、王天昌等人在大队团支部的领导下组建了一个十多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从而结束了大队踩高跷、演大戏的历史。当时我觉得只跳“忠字舞”、搞“表演唱” 太单调，试着写了四页诗朗诵——《祖国颂》交给比我高一级的师兄李茂财，没想到博得了师兄的青睐并亲自登台朗诵。第二年，宣传队应酒泉军分区的邀请，去分区大礼堂演出一次。杨占铎副司令听说《祖国颂》是我写的，还把我表扬了一顿。
  采访人：粮食产量“上纲要” “过黄河”是怎么回事？李生万：高中毕业回乡参加劳动，最累的时候不是春种秋收，而是冬天。那时候上级要求生产队粮食亩产“上纲要”、“过黄河”，即粮食平均亩产不仅要求达到《农业发展纲要》的400斤指标，条件好的生产队还要向黄河以东亩产500斤的目标奋斗。我们队的队长过去当过大队的粮食股长，有极其丰富的种田经验，“四清”运动后大队粮食股撤销，他回到生产队务农，1971年被社员推举为队长。我们队在一年之后被树为公社“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的先进单位，在四干会上还受到县委、县政府表彰。为了粮食产量“过黄河”，那时生产队无钱买化肥，老队长提出“驴歇人不歇，上下来回脚”，即以甘新公路为界，路北的土地大多含碱，要上古城墙土，路南的土地大多板结，要上碱土和沙土。凌晨三点社员套上架子车把城墙土拉下去，上来时在堡湖攒上碱土拉上来，来回大约八九趟。天亮时卸掉牲口人掌辕，还是上下来回脚，同样也是八九趟。全队六七百亩地，一块也不能落下。紧接着，临近的二队和四队也向我们队学习，两三年时间，一座元明时期的古城，就这样被三个队的社员拆除、敲碎运到农田里去了。三奇堡原来有魁星楼和龙王庙，1970年被县文教卫生局批准，拆除修建了学校和卫生院，生产队才敢拆毁那座雄伟高大的古城。拆除古城在今天看来固然可惜，但在 “以粮为纲” “备战备荒”的年代，拆除古城让我们队确实为国家做了一把贡献。后来生产队有了一定的积累，积肥、煨灰、沤肥、上化肥、培育良种、拉运古沙古土诸法兼顾，我们队不仅粮食亩产过了千斤，劳动日值每年也投一块四五。“驴歇人不歇”的年月虽然苦一点，走出去却让别人羡慕得不得了，就连泉水片的人也知道三奇堡三队。
  采访人：说说您当武装基干民兵的情况。
  李生万：1969年10月，新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独立12师开赴酒泉。与此同时，酒泉县也根据省革委会和省军区的指示精神从酒泉县民兵师中抽调骨干力量组建武装基干民兵营，我们大队的武装基干民兵排由是成立并配发了武器。起初配发了8支“五零式”冲锋枪、1挺“歪把子”轻机枪和23支“七九”步枪（机枪副射手不配枪）；1970年冲锋枪、步枪换装为“五四式”和“三八大盖”。1973年春，酒泉县武装基干民兵营扩编为武装基干民兵团，下辖22个连、96个排，总兵力达3917人。连、排、班长配发“五六式”冲锋，其他人配发“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三奇堡大队武装基干民兵排和总寨公社的其他两个民兵排一样，“歪把子”轻机枪并未换装。机枪配弹60发，冲锋枪配弹30发，步枪配弹10发。我和我小姐姐就是这时候通过政审加入武装基干民兵排的。由于我枪打得准，身兼班长和机枪射手，于是我家有1支半自动步枪、1支冲锋枪和1挺“歪把子”，一直持续到1976年年底。期间，我们排与坦克师驻红山的坦克45团进行过“反坦克” 演练，又在下河清机场与部队打过对抗赛。有一个时期，分区杨副司令、宣传科刘科长以及于助理、侯参谋、窦干事等人在大队抓点，所有武装基干民兵在大队部集体住宿，夜间紧急集合，5公里、10公里武装越野也是常事。夜里3点钟还要整队集合到平田整地工地上劳动，可谓“干完月亮干太阳”，每晚休息不到5小时。由于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导深入人心，没有一个叫苦喊累的。我的副射手邢仁福在武装越野的时候丢了盹连人带枪摔在雪地上，好在机枪牢靠没有摔坏，否则会闯大乱子。1978年，民兵武器先由大队集体保管，后由公社武装部统一管理，1981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11号文件“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精神，撤销了县民兵师和武装基干民兵团建制。武器由民兵个人保管的10个年头，我们酒泉县未听说发生过擦枪走火误伤事故和持枪伤人案件，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我们酒泉县每个武装基干民兵的政治素养和精神风貌。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尽管很累很苦，却磨练了大家的意志，至今让我们无怨无悔。
  采访人：您不想当民办教师最终咋还当了民办教师？李生万：1972年12月，我在总寨中学高中毕业。一天，大队书记来家通知我到三奇堡学校当民办教师，我当时很傲慢，对民办教师也有偏见，赌气说当个民办教师我心不甘，不去！此后的一年里，同级毕业的其他6人有的当民办教师、有的推荐上中专、有的当大队文书、有的招工、有的参军，我这个“三棱子木头”只能和生产队的社员一起修地球。1974年夏，生产队派我到东干渠挖井渠、穿洞子，那时穿洞子实行“三班倒”，每班8小时。工地上的大队副书记让我带班当班长，不到10天时间我们班就创下了整个工地日掘进进度最高记录，全班每人每天都能挣四五十分工。县上设置的工程指挥部大喇叭表扬我们班，公社书记也在三干会上表扬三奇堡大队。大队书记高兴地不得了，宰猪杀羊上山慰问我们。见到我就问：“老万，三棱子木头放到圆眼植圆了没有？ ”我说植圆了没有就看书记、主任怎么看。他说，“一年多来表现不错，也为大队争了光，学校让你回去当老师，如果想通了明天就跟我下山。”第二天我就灰溜溜地跟着书记下了山，到学校当了一名民办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