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肃州文学创作回眸
  采访对象：李生万（见前）采访人：李雪垠采访时间：2019年10月采访地点：采访对象家中采访人：您长期研究地方文史，今天想请您谈谈新世纪以前肃州的文学创作情况。
  李生万：好！我先谈谈旧社会肃州的文学创作情况。
  肃州从明到清500多年间，文人所著的诗文见诸于史书的约百余篇，散文有疏、书、议、记、跋等，诗歌有词和近体诗两种，多出于守边大吏和州府官员的应和酬唱、寄情山水之类。清末肃州举人阎毓善的《晴雪山房诗文集》 倒是出自本土文人之手的一部优秀作品集，值得一提。民国前期，由于酒泉没有专司文学艺术的机构和文学艺术创作的平台，民间文艺团体和个体艺人的创作活动，基本上处于无序发展、自生自灭的状态，只留下一些如《冻冰》、《三大姐点蜡》、《割韭菜》之类的民间小曲。民国十五年（1926年）肃州镇守使、军旅画家裴建准将军见肃州民风闭塞，创办《醒边》周刊；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国民党河西警备司令部驻酒泉部队新四师（周嘉彬任师长） 曾刊印发行《扫荡报》；次年酒泉县参议会主办的《肃州日报》等先后出现的三种报张刊物均有发表散文、诗歌的栏目。但终因生命力不强而没有留下太多的佳作。
  采访人：看来旧社会肃州的文学创作不被当局重视，传世佳作也不多，我想知道解放后情况怎样？李生万:1949年9月25日酒泉解放，各种文艺团体和文化部门相继建立，肃州文学艺术创作从此获得新生。从新中国成立至世纪之交，肃州的文学艺术创作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建国后，人民翻身得解放，对社会主义新生活充满希望，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不少人写诗、作文、编戏，歌颂共产党，歌唱新生活，散文、诗歌见诸于报端，戏剧则直接在业余剧团试演。据不完全统计，仅1955年，全县业余作者创作的文艺作品就有98篇。之后，郭仪的《看亲家》发表在1956年《陇花》第4期上，《文化担》发表在1957年《甘肃文艺》第2期上，《新媳妇护场》发表在《河西时报》上；刘兴义的《打麦场上》发表在1956年《祁连歌声》第4期上;冯明义的《洪水河今昔》发表在1957年9月的《新酒泉报》上。可见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文艺界的思想活跃和解放带来了肃州文学艺术的早春气象，创作上“百花齐放”的趋势已初露苗头。但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致使肃州的文学爱好者以“极左”面貌转向1958年至1959年的“新民歌”创作上。
  如1958年9月人民公社化后，酒泉县文化馆收集群众创作的诗歌万余首，由高正刚、郭仪结集油印《酒泉诗歌集》一、二两集，分发城乡及工矿企业。现摘录群众张玉祥一首、大铧尖乡乡长杨吉元两首。
  千斤胡麻万斤菜，油料种在沟沿外，洋芋本是高产田，亩产万斤不奇怪。
  头研地，拼命干，苦水滩上夺高产，谁说糜谷是低产田？不打千斤非好汉。
  干完太阳干月亮，干完月亮干星光，只要抛出破天胆，碱滩变成米粮川。
  这一时期，浮夸风盛行，军营、学校、工厂、矿山、田间、地头，到处可以听到“干干干，拼命干，一天等于二十天……”的歌声。墙头壁画可以看到一口肥猪身上骑两个人、一个反荚里睡五个娃娃、一个人只能背一根麦穗的画面。1958年6月，三墩乡党支部在二墩屯庄摆设赛诗擂台，两边张挂的对联“刀山火海敢上敢下，千斤万斤能收能打”，横额是“解放思想”。干部群众当场吟诗，其中韩应龙的诗：豁上一条命，亩产夺千斤，要是放空炮，甘愿当龟孙。
  同年同月，中国作协与甘肃省文联在兰州联合举办“文艺创作经验交流会”，省委点名酒泉出一名农民诗人献艺，县委派上三沟乡党总支书记冯毓儒参加。赛诗会上诗人李季高声诵道：陇原群英会金城，风流当属工农兵；谁是英雄谁好汉，亮出家当自分明。
  冯毓儒即起应和：酒泉地广荒滩大，人民干劲也不差。
  勒令荒滩产粮油，遍地盛开跃进花。
  1959年元月，中国作协与甘肃省文化厅在天水西礼县柳树沟召开“群众文艺创作现场会”。在诗歌擂台赛上，柳树沟六老汉创作组发出邀请：“酒泉代表诗意长，写出诗歌盖山岗。今日上台有诗令，诗写一篇诵酒钢。”与会的酒泉代表高正刚即兴应和：嘉峪关下建钢城，钢花飞溅映日红。
  酒泉儿女心向党，千年戈壁化彩虹。
  县文化馆干部郭仪也于同年带100余幅美术作品去庆阳西峰镇参加绘画创作现场会，他用诗歌代表河西人民表决心：学习天水赶庆阳，河西儿女心向党，彩笔绘出新天地，千里走廊变画廊。
  记得在1975年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中，酒泉地区在银达公社银达大队召开“全区文教工作现场会”，大会主题是“通过学习参观，把大寨、小靳庄、甘山用社会主义文艺占领农村文化阵地的经验进一步推广开来”，会议提出“远学大寨、小靳庄；近学甘山、银达乡” 的号召。在地县两级组织的工农兵赛诗会上，诵诗热潮一浪高过一浪，银达大队“八奶奶学习班”成员桂月珍老人曾诵诗三首：其一：毛主席按语放光芒，光辉普照银达乡。掌握文化学理论，万里征途不迷航。
  其二：一朵朵葵花向阳开，一杆杆红旗迎风摆。昔日的奴隶上台来，豪情壮志满胸怀。
  其三：老太婆我今年五十八，一盏明灯心中挂。人老心红热爱党，永远要听毛主席的话。
  还有《银达乡战歌》：手磨一层茧，汗水透衣衫。
  立下愚公志，浑身干劲添。
  喝令杨洪滩，赶快把粮献。
  所幸今日的杨洪滩，还是昔日的老样子。如果那一带的荒滩都被开垦了，先不说能打多少粮食，单说肃州区的湿地面积不知道会减少多少！这一时期肃州文人的报告文学、散文，也毫无例外地贴上阶级斗争的标签，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仍然沉浸在这种创作氛围之中。
  1973年银达公社银达大队文艺宣传队为社员演出（二）“文化大革命”及其后的三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是以我国文学创作的“萧条期”、“灾难期”载入中国文学史的。肃州的文学艺术创作先前也陷入停顿状态。进入七十年代，文坛沉寂的状况稍有好转。贾中平的摄影作品《人勤春早》（1972年） 在兰州军区摄影展获三等奖;农民剧作家李培喜的剧本《双丰收》（1972年12月）在《甘肃日报》上发表；赵叔铭的散文《铁山炮声》（1974年）在《飞卷红旗》上发表；王文焕的诗歌《金花西》（1975年）、陈新民的诗歌《让三江四海更秀美》（1977年9月）在《甘肃文艺》上发表；陈礼的小说《冬不拉情歌》（1979年）在《甘肃文艺》 上发表。以上作品可代表肃州文学创作在这十年的最高成就。期间，郭炬、童德成等老一辈书法家也未辍笔，默默地带着一批学子辛勤耕耘在毛边纸上。
  （三）第四次文代会后的二十七年（1979年11月至2005年）1979年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闭幕，这是我国文艺史上一次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盛会。从此，肃州文学艺术创作又迎来了一个明媚的春天。戏剧、小说、诗歌、散文、赋等诸类文学作品见诸于报纸书刊者逐年增多，书法、绘画、摄影队伍逐年壮大。其中八十至九十年代是戏剧、小说、诗歌、散文爱好者的成长时期，世纪之交是书法、绘画、摄影爱好者的壮大时期。
  在戏曲创作方面，郭仪、赵叔铭、高正刚、刘士超、张正彬、吕忠贵等成绩较大。赵叔铭的大型民族舞剧《苏武牧羊》（1996年），以场面恢宏、格调深沉、剧情感人、历史画面壮阔，获当年全省新剧目调演“优秀奖”、甘肃省“敦煌文艺奖”二等奖、全省“五个一工程”奖；王化民的《情系万佛峡》，获2000年省“敦煌文艺奖”一等奖；刘士超的《榆林悲歌》获第四届全国艺术节剧本优秀奖；李玉春原创、高正刚等人改编的《摔罐》，2001年获全国第十一届“群星奖”戏曲银奖；张正彬的秦剧《人间真情》获甘肃省第四届“敦煌文艺奖”戏剧二等奖；周彩人的戏曲《家中来了个陌生人》获甘肃省戏曲小品一等奖。其他戏曲作家的作品均获得地区级奖励。歌曲作家则以徐胜、李清、马雪峰较出名。单永生创作的歌词曾5次获省上奖励；邢同义作词、张政作曲的《酒泉情》，以优美的旋律赢得群众的喜爱。
  在小说创作方面，除专业作家陈礼、业余作家周彩人、关维智外，尚有薛军礼、李龙剑、杨蕴伟等后起之秀。陈礼的代表作《一个女电影演员的奇遇》《野毛牛与黑天鹅》；周彩人的代表作《老狗》《成全》《憨人乔干大》 等，都是读者推崇的好作品。
  在诗歌创作方面，除老诗人林染、王文焕等人外，尚有漆进茂、孙江、秦川、李金寿、李进扬、妥清德、倪长录等组成的一支诗歌劲旅。其中著名诗人林染有《敦煌的月光》等9本诗集出版，曾荣获40多项文学创作奖，代表作《西藏的雪》；孙江发表诗歌600余首，著有诗歌散文集《横渡苍茫》；倪长录有诗作500余首，荣获《星星》 诗刊新秀奖；妥清德发表诗歌散文500余篇（首），他的诗《风中拣拾的草叶和月光》收入《中华文学选刊》；漆进茂以诗歌为主的文学作品多次获得省及全国征文奖，组诗《河西走廊》获1993年度“临工杯”全国诗歌大奖赛铜奖。
  在散文创作方面，除赵叔铭、王文焕、关维智、赵开山、林染等老一辈作家外，尚有刘士超、漆进茂、孙江、秦川、妥清德、倪长录、赵伟璋、霍军、杨蕴伟、王奇德、王保东、吴浩军、单永生等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刘士超的 《风雨飘摇的村庄》在2003年度获全国散文排行榜殊荣；妥清德的散文曾获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铜奔马”奖。其次，还有霍军以大赋体撰写的《酒泉赋》，也现身于报张书刊并收入《百城赋》。
  在绘画、书法、摄影创作方面，绘画以殷积寿、魏晓峰、丁军、王兴河、罗生瑞较出名；书法以张勤、蔡秀山、刘士超、范溥、雷志斌、聂振元、秦川、何国宁、陈生福、高正刚较出名；摄影以王治平、郭凤斌、田卫、高山较出名；声乐以张红旗、郭立群、刘虹、魏莉、贾若云、翟军较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