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难忘的经历
  采访对象：薛维新，生于1939年9月，丰乐镇人。从1958年起一直在丰乐任教，曾任丰乐中学和二坝小学校长。1998年退休。
  马维义，生于1951年，原屯升乡上寨村人。七十年代民办教师，1987年转为公办教师，曾任乡教委会计、中心小学校长。2011年退休。
  采访人：张正彬采访时间：2017年10月13日、2017年10月17日采访地点：东关什字、阳光小区采访人：请您谈谈少年时代上学路上的艰辛和农村学校的见闻。
  薛维新：我家在祁连山下的丰乐公社，自然环境不好，从小就听大人说“出了酒泉城，唯有丰乐穷”。1954年我到城里上酒中时，家里没钱，车啊啥的都没有，我老子用两头驴驮了两袋麦子，让我骑了另一头驴，他跟在后面赶驴，带我到城里报名上学。当时的甘新公路是砂石路，不瓷实，上面有一层黄沙，汽车轧过去，一路尘土飞得老高，半天都看不见汽车的影子。我们赶头走到上坝营尔天就黑了，就在车马店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接着赶路，到总寨西店天又黑了，又住了一夜，直到第三天才进了城。第四天，老子把麦子卖掉，凑够了学费和伙食费，把我安顿下来。第五天就赶上三头毛驴回家，赶到丰乐又得走两天，到了第六天天黑才能回到家。那时候虽然解放了，但沿山一带还有匪患，所幸没有遇上土匪。到了放寒假的时候，别的学生都被家里人接走了，我家劳力缺，没人来接，就得等个七八一十天。那时候钟楼寺的和尚住在酒中前面，我就到和尚那里混斋饭吃。实在不行了，就到大街上下馆子，花三毛钱买一碗甜面条外加一个馒头充饥。
  马维义：我是1958年上学的，在村上读初小，在公社读高小。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一年级班里有八岁的，也有十八的，那些年龄大的学生是因为扫除青壮年文盲被扫进学校的。那时候，好多人家的娃娃光着脚上学，多数学生穿的是褐子和老土布做的衣服，身上还打着补丁。全村三十多个学生只有一个老师，上四年级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开不了课，只好去重读三年级。我从五年级开始到公社上高小，当时全公社十个大队，上五年级的只有九个学生，别的学生不是考不上就是上不起。采访人：您上初中时给学校倒土坯是怎么回事？薛维新：1956年，我十三岁的时候到酒泉市一中上初中，后来按成绩取到了酒泉中学。当时的一中正在搞修建，报名时学校要求先完成一中的劳动任务——每个学生倒400个土坯，倒够再来报名，这些土坯是学校修教室用的。那时候，一中的操场里挖着深坑，倒土坯的学生都在那里劳动。我家里的条件不行，吃得差，个子小，干不动力气活，我就脱掉上衣，把裤子挽得高高的，用了三四天的时间才倒够土坯。
  1976年银达公社银达大队学校采访人：谈谈您在农村任教时开展全民办学的情况。
  薛维新：1969年，上面号召全民办学，丰乐公社办起了初中班，成了一所小学到初中连读的学校，教育局让我当校长。当时没有教室，就发动全公社的人到学校倒土坯，老师学生、男女老少都不例外，一个人500块土坯，一二年级的学生由家长完成，三年级以上的学生自己完成。我虽然是个校长，自己的土坯也还是自己倒。就这样土坯还是不够，椽子檩子都缺，学生没处住。当时我还带领学生到祁连山上采伐过松树，想了好多办法，又修了十二间学生宿舍。修学校时教育局拨了些钱和材料，群众捐了些，二十几个教师、四百多学生苦了三四年，才把中学建起来，一直用到1982年又拆掉修成了砖木结构。
  采访人：谈谈农村教育教学条件的改善情况。
  马维义：1958年我在上寨堡子上初小时，学校是一座破庙，墙上的壁画被铲得分辨不清，用的课桌是庙里用过的破条桌。冬天烤火没有煤，实在冻得不行了，老师就领着我们去拆庙。到四年级的时候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因为挨饿学校关门，老师也跑了。我当民办教师以后，到了七十年代，学校都建起了土坯房，里外刷上白灰，看起来整齐多了。八十年代初，学校又修了一次，教室都修成砖基础砖柱子，校门变成了铁大门。以前，老师们睡的是实心炕，因为睡得时间久了，中间的夯土被磨下去，样子很像喂牲口用的土坯槽，老师们把麦草铺在 “槽”里，铺瓷实些，头脚和身体才能趁平。八十年代初，这些“槽”都换成了木头床，床是我们一棵白杨树24元钱买回来打成木板，请木匠做的。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学校办学标准是“六配套”，各学校又查出了一大批危房，乡政府计划先修中心小学，再修别的小学。当时建材很缺，从教育局到乡政府都在积极想办法。上面给的修建资金不够用，乡政府和村上还发动群众进行了捐款。这一轮修建，使各学校变成了农村最高档、最漂亮的建筑，新建的教室一砖到顶，宽敞明亮。2000年以后，修建资金政府全包，学校建得一座比一座好，里面的配套设施多数是我没有用过的，有些甚至没有见过，这样的办学条件，我过去是想都不敢想啊！薛维新：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要求“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教育基础设施投资越来越多，学校的面貌变化很大，现在农村的学校都变成了楼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