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生产队的按劳计酬工分制
  采访对象：李天俊，生于1949年5月，金佛寺镇上河清村人。当过村医。
  采访人：李兴华
  采访时间：2020年6月22日
  采访地点：米访对象家中
  采访人：请您谈谈工分制是啥时候实行的？
  李天俊：解放后的计划经济时期，农村实行的是工分制，具体时间好像是1958年开始的。那时候，干什么活由生产队长安排，每天挣几分工由队长说了算，每天晚上收工前后由生产队的记工员挨个记工分，全队的农户这一年分多少粮分多少钱都按工分核算，年终决算时，工分挣得多，日子就好过些，工分挣得少，日子就过得难肠些。
  那时候的劳动报酬太低，一个劳动工日一般记10分工，有时只值两三分钱，家里劳动力少，挣工分的人就少，年终按人口分的粮食，换算成钱，就会出现倒扣钱的状况。家里花钱都靠养上几个鸡娃子，下上几个蛋蛋子，或者养头猪，下上窝猪娃，变上点钱过日子。想起那些年，日子真是太穷了。娃娃多的人家一年挣不下工分就没收入，而且还要倒吐（倒欠），年年都欠生产队的口粮钱呢，这种情况很普遍。
  采访人：您能举个例子说说吗？李天俊：你也是金佛寺的人，有些事你可能听说过。比如说，你们家娃娃多，你们老子为了多挣几个工分，就去山上驮煤，因为驮煤工分高。驮煤是个既出力又危险的活，你们老子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天天赶着七八头驴，到祁连山里驮煤。生产队到祁连山煤矿有七八十里路，往返一百五十多里，半数就是山路。每两天就得驮一回，早上鸡娃儿叫头遍鸣就得从家里走开，一气子到天爷麻下来才能赶到煤矿。到煤矿以后，自己还不能喘口气歇一歇，得赶紧给驴填草喂料，然后才能轮到自己吃饭。这还不够，还要隐记得半夜五更给牲口饮水。因为牲口这东西，肚子吃不饱饮水就会得病。所以等到半夜五更牲口肚子吃饱了，才能给它们饮水。从煤矿上往回赶，也是鸡娃子叫头遍鸣就得起身，来回两头子不见天日。山路不好走，有的地方很陡峭，驴驮着煤口袋一不小心就滚下山了，要是遇上天下雨那就更糟了。为了驮煤，生产队里死了不少人，因此，队里许多人都不愿意去驮煤。你们老子也叫个没办法，娃娃多，为了养活一家子人嘛，也就硬着头皮去干。
  我们家也不例外，那时候我们家劳力缺，挣得工分少，一年下来，还倒把浪吐着呢，娘母子养的鸡鸡子、鸡下的蛋蛋子还得拿去缴口粮钱。我们家花钱全靠养猪养鸡，那时叫家庭副业。我们娘母子养的一头母猪，一年下两窝猪娃子收入两个钱，一家子就这么过活的呢。1971年我结了婚，生活一步一步好了些，每年挣得工分算是能把分的口粮钱缴清，有时还能分几个钱渣子。日子好一点就到七几年了，劳动日值达到一块左右，总算是米汤、面条子，勉强能把肚子填饱了。
  大集体的时候，家里娃娃上几年学，等长个十几岁就能挣工分养家糊口了。我也是这样。记得1968年我19岁那年，我们家姊妹几个都能挣工分了，家里分了500多块钱。勺（傻）着呢！ 一看有这么多的钱，我就跟着李兴基、老贾到季家沟（老地名：现丰乐镇）去逛商店，那个时候我还想地讲究个卫生呢，就买了个牙膏，又买了个缸缸，回来开始学着刷牙。
  采访人：工分制是什么时候取消的？李天俊：到1982年才不实行工分制了。因为实行了大包干，耕地全部分到农户，牛了羊了，一齐都分给农户饲养，从那个时候谁种谁的地，谁挣谁的钱，能出力的都想尽办法去种好自己的田，到外面去搞副业挣钱，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我家有一年就打了106麻袋麦子。那个时候的人积极性都很高，没过几年，村民们不仅吃上了白面馍，而且粮食多得卖不出去，价格也很低，一斤小麦只值个一毛来分钱，玉米九分钱。
  采访人：您对现在的生活有啥评价？李天俊：要说评价，还是现在的生活好！这都是共产党的好政策，让人人都能吃上饭，过得去。现在共产党的政策越好了，吃穿不愁，盖的用的比旧社会地主老财都富裕。不要说乡里有房住，许多人家在城里都有楼房。我这楼房就是自己买的，宽敞明亮，什么都方便，刮风下雨晚上上厕所都不用出门，既方便又干净。说到养老的问题，我看钱也够花了，虽然国家给的四五百块钱，但我很满足。想想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乡镇书记那么辛苦，每月拿的工资才是个六零七八（六十元七毛八分钱），我们现在啥也不干，闲蹲在家里国家还每月给五百块钱。要说这钱不给就不给了，日子你还得过，说实话，政策确实好着哩。我的两个儿子也很孝敬，大儿子开的个锅炉制造厂，干得好些，每月给我生活费1。0。块，小儿子经济上不是太好，但每月给的500块钱也少不了，加上公家给的，生活足够了。现在我这生活条件，要叫我娘老子想，他们做梦都梦不到我们现在过的啥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