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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三年困难时期的酒泉孤儿院
  采访对象：范华喜（76岁）、顾永清（78岁），原酒泉孤儿院孤儿。顾永清2020年病逝。
  采访人：张万生
  采访时间：2018年6月
  采访地点：采访对象家中
  采访人：你们俩原来是酒泉孤儿院的孤儿，请你们谈谈酒泉孤儿院的历史背景。
  范华喜：1959年12月至1962年5月，酒泉城乡有5个规模较大的孤儿院，先后收容孤儿2700多人次。酒泉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孤儿？事情的起因还得从头说起。
  1958年大跃进，各行各业都取得巨大成就，农业战线上粮食获得大丰收，全国各地都成立了人民公社，当年10月底，酒泉地区98%的乡村都办起了集体食堂。1959年春节前后，集体食堂浪费现象比较严重，相互攀比，杀猪、杀羊，有的甚至杀了耕牛。食堂无节制地提高伙食标准，把1958年秋后储备的粮食蔬菜挥霍得没有多少了，开春后不得不降低伙食标准，每个社员每天的口粮定量不超过一斤，而且把洋芋和胡萝卜等蔬菜按比例折算成主粮来顶替口粮。
  1959年开春到7月份出现了罕见的大旱，半年多没有降过一点雨，大部分粮食作物干死在地里，到年底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少了80%。粮荒来了，饥饿来了。当年11月份，有些食堂的人均口粮标准降到了每天三两，每天两顿饭都是菜汤面水子，而且每人只给两勺子。吃不饱，营养不良，人群中出现了浮肿现象。
  顾永清：1960年春节，为了改善伙食，有些生产队杀上一只羊，做个汤面条，每人只给两勺子，勉强过了个年节。
  紧接着，真正的饥荒来了。地上干活的社员乘机去挖野菜，爬到榆树上勒榆树叶子和榆钱子，有的甚至去剥榆树皮中的细皮来充饥。到了6月份该是树木放绿的时候了，可放眼望去，榆树皮被剥得光溜溜的。乡村大部分学校被迫停课。一些青壮年饿得不行，只好丢下孩子外出逃生，逃亡新疆谋生的人越来越多。6月份以后，灾荒越来越严重。当时的酒泉县委书记常昆是个老革命，也是个苦出身的干部。他骑着自行车到总寨公社视察工作，在西店子娘娘庙附近，看到一位逃荒的妇女正抱着死去的女儿嚎啕大哭。到公社大院，公社书记张俊基告诉他，西店大队的娘娘庙里，一到晚上有几十个孤儿圪蹴在那里，已经有十几个孤儿被饿死了。公社只好在娘娘庙里设了个收容站，把沿途的孤儿收容到一起，每天给他们管两顿稀饭，先保住他们的命。可现在有一百多个孤儿挤在孤儿院，公社实在是承受不住了。常书记听罢，肯定了公社的做法，认为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总寨公社，其他公社可能也有类似的问题，表示县委要立即召开会议，解决这些问题。
  随后，在县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做出了重要决定：一是县上成立孤儿收容总站，由老干部李占德任站长，办事机构设在北门十字关帝庙内。总站负责制定相关规章制度，检查核实各分站人数，分类登记各个收容站孤儿流动情况，及时向县民政局汇报。
  二是下设5个收容分站，其中城区设立3个收容站，分别是：北门十字关帝庙收容站、高闸沟龙王庙收容站、西峰寺陈家花园收容站，由城关镇统一管理，负责收容流浪在城区内的孤儿；郊区设立总寨西店娘娘庙收容站，由总寨公社管理，负责收容沿途的孤儿；沿山片设立丰乐公社闫家屯庄收容站，由丰乐公社管理，负责收容流浪在沿山各公社的孤儿。各收容站选派工作能力强的干部担任负责人，其工作由公社一把手亲自安排，定期检查。三是每个孤儿每天供应口粮半斤，由粮食部门核实人数后，每月按三次发放到各个收容站。挑选共产党员担任负责人，管好口粮，保证每天两顿饭，不能出现饿死孤儿的现象。
  四是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密切配合，抽调专人，在城区昼夜巡查，负责收容孤儿，劝阻流浪在城区的本地幼童和成人返乡，并遣返外来流浪人员。
  截止1961年的2月，城乡5处孤儿收容站共收纳流浪孤儿2700多人次，孤寡老人60多个。城区巡查人员昼夜巡查，见一个收容一个，大街小巷逃荒要饭的少了。
  采访人：请你们谈谈从孤儿收容站到酒泉孤儿院的发展变化。
  范华喜：收容站组建初期，各种新情况不断发生： 由于很多孤儿在收容前长期忍饥挨饿，皮包骨头，入院以后虽然一天两顿都能喝上攸麦面做的清菜汤，再搭配一些红薯干、豆饼等食料作为主食，但孤儿们吃不饱，营养不良，大部分孤儿出现了浮肿现象；一些孤儿患上了蛲虫病，甚至可以看见蛲虫在骨瘦如柴的体内爬动；一些孤儿由于衣衫单薄，难以抵御严寒，患上了疟疾。各个收容站天天都在报告孤儿死亡的数目。
  顾永清：1959年到1961年的自然灾害是全国性的，甘肃省算是重灾区。1960年10月20日，党中央派工作组到酒泉调查灾情，发现各公社普遍缺粮，部分群众出现浮肿现象，工作组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救灾和抢救人命的工作。11月份，西北局派慰问团分赴各地慰问，慰问团带着小麦面粉、黄豆面粉、葡萄糖粉、奶粉、蜂蜜、酥油，以及大量药品，重点对浮肿病人、干瘦病人和孤儿进行抢救。
  1961年4月，中央决定给农民划拨自留地。5月，政府解散了食堂，并且发动群众进行生产自救。从中央到地方，上下共同努力，饿死人的状况才得到控制。8月份，一场大雨下了十多天，不仅缓解了持续的旱情，也让社员群众看到了希望。县委县政府及时调运各类晚秋粮食作物和蔬菜籽种，在全县大面积播种。到秋后，晚秋作物获得丰收，大大缓解了灾情。1961年冬天，群众情绪基本稳定下来了，生产生活秩序基本恢复，各个孤儿收容站再也没有收容到流浪的孤儿。
  范华喜.1962年党中央提出了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大力发展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终于渡过了。这个时期的酒泉各个孤儿收容站有了新气象：一些孤儿身体恢复了，偷偷离开了孤儿收容站，有的回了家，有的偷偷上了新疆；一些家长和亲戚也开始前来认领自己的孩子。这时候无家可归的孤儿还剩380多人。县委及时做出调整，把这些孩子归纳到北关十字的关帝庙孤儿收容站，并正式命名为酒泉县孤儿院，对外挂起了孤儿院的牌子，增派了几个专职人员，提高了孤儿的伙食标准，让孤儿们在孤儿院安心生活。与此同时，县委还保留了丰乐公社闫家屯庄孤儿收容站，命名为丰乐福利院，供养孤寡老人和残疾儿童，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福利院和酒泉孤儿院才解散。
  1962年，孤儿院请来了老师，孤儿们开始学习文化。这时候又有一些孤儿离开了孤儿院，或投靠亲友，或上了新疆。剩下的300多个孤儿，都觉得孤儿院的生活不错，他们开始踏踏实实学习，并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
  采访人：请你们谈谈酒泉孤儿院孤儿的就业情况。
  顾永清：在1963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酒泉先后办起了几家国营农场，从孤儿院招募了72个年龄较大、体魄强健的孤儿，分配到丁家坝园艺场和三合林场做了正式的农工。他们除包吃包住外，每人一个月补助18元零花钱。招募的72个孤儿中男的38名，女的34名，后来有13对组建了家庭，日子过得都比较舒心。这时候还有210多个孤儿，他们年龄较小，体质较差，都集中在北门十字的关帝庙孤儿院供养和学习。随着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又有24个男童被周边几个县没有儿女的人家领养了，并办了各种认养手续，这些孤儿都随了他们的姓氏。
  1964年国民经济持续好转，工农业生产发展迅速，一些农场和林场规模逐步扩大，但面临的是劳动力紧缺；有些单位也步入正规，机构进行扩编，急需补充一些人员。鉴于上述情况，县委决定从孤儿院再招募一些人员分配到各个农场和林场，并依据每个孤儿的情况，选调充实到各个单位。由县劳动局统一审核分配，分配方案是：丁家坝园艺场分配54名，男30名，女24名；三合林场分配13名，男8名，女5名；黄梁墩农场分配46名，男31名，女15名；生地湾农场分配36名，男22名，女14名。农垦系统共分配149名。
  下剩38名孤儿中，有一个叫洪德恩,另一个叫党德（因为到孤儿院时只有5岁，只知道自己叫“德娃”，却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孤儿院为他注册了 “党”姓，长大了要记住党的大恩大德，故名党德），这两个娃娃天赋好，特别爱学习，由民政部门供养他们上学。有12个孤儿年龄在10岁以下，没有自立能力，需继续供养，待时机成熟后予以分配。这时期的孤儿院再没有收纳到孤儿，还剩几个残疾儿童，转移到丰乐公社福利院，拨给经费，政府供养。
  从孤儿收容站到酒泉孤儿院的正式组建，期间进出流动的孤儿多达两千多人，都属正常的儿童。这些儿童中有的男童天赋好，长得大方帅气，很受人喜欢；有些女童长得端庄漂亮，心灵手巧，格外受人关注。这些帅男靓女都受单位的青睐，李洪江被五金公司招去做了通讯员，后来成了部门经理；赵生泉被银行招去做了通讯员，一年后被转为业务员，直到后来做了分行的行长；马占祥招到邮局做了投递员；我们5个农工由于表现突出，被单位推荐当了拖拉机手和汽车司机；李珍、刘春香、杨桂兰、姚雪梅4人做了营业员。其他的孤儿都先后被政府安排了工作。
  采访人：在酒泉孤儿院长大的孤儿们都是什么心态？范华喜：孤儿院的孤儿，是在党的阳光沐浴下成长起来的，不论分配到哪个单位，都能干一行爱一行，2010年酒泉市儿童福利院本本分分干好自己的工作，用实际行动来报答党的恩情。
  如今健在的这些孤儿都已经超过七十岁了，偶尔在大街上和他们闲遍，他们一个个都是浮想联翩，嘴里会不停地说：“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我们这些人都先后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有了孙子。现在又赶上了好时代，退休后拿着退休工资，在家安度晚年。共产党真是太好了！真正是我们这些人的再生父母！我们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不忘党的恩情，永远跟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