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遑谈裕固族的源流和语言
  李生万
  裕固族是我国56个民族中极具悠久历史和血脉承传的民族之一。裕固族聚居于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市肃州区黄泥堡裕固族乡。裕固族人称其族名为“尧呼尔”或“尧熬兒”（皆为“维吾尔”的谐音），其民族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迁过程，族名也由“回纥”演变为“回鹘”、“黄头回纥”、“辉和儿” “撒力畏兀儿”、“黄番”以及自称的“尧呼尔”和国家认定的统一称谓“裕固”。“尧呼尔”的最后一位大头目说他是“霍尔"，意思就是蒙古人。而更多的“尧呼尔”耆老认为，他们是“撒力尧呼尔”，来自关外的“西至哈至”。
  一位文学爱好者曾根据裕固族的民间长诗《尧熬尔来自西州哈卓》，为“尧呼尔”写了这样一段颂歌：“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她神秘传奇。千百年来……跟随着羊群，追逐大雁的啼鸣，游走在西域广邈的雪山草原、戈壁大漠。这是一个强悍的民族，她英勇顽强。星转斗移……骑骏马，驾高车，驰骋疆场，几番建都立汗，富国治邦。这是一个坚韧的民族，她生生不息。苍海变迁……过草地，翻雪山，避烽烟，御灾难，举部东迁向太阳，只为民族兴盛……”那“酉至哈至”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历史上的确切位置在哪里？本身的含义是什么？为何今天裕固族人民操两种裕固族语言？在历史进程中裕固族是否已被汉人同化？这一切都迷失于裕固族先民的游牧进程中。就此疑问，笔者诚惶诚恐地唠叨几句，以引起方家指正。
  一、“尧呼尔”的族名借“西喇玉古尔”中的“玉古”谐音改称“裕固”清初到民国，肃州的东部草原“尧呼尔”两部落和甘州南部山区的“西喇尧呼尔”五部落由清代所封的世袭“七族黄番大总管”统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酒泉、高台和张掖将所属辖区的“尧呼尔”人由各县人民委员会按原部落区域成立了 “民族”乡，分别由酒泉县的临水区、祁明区，高台县的第六区和张掖县的康乐区管辖。在此期间，世袭“七族黄番大总管”安贯布什加大头目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稳定区域社会秩序方面卓有贡献，且同地方政府接触较多。人民政府根据其提出的“撒力尧呼尔”即“撒力维吾尔”的传统性意见，将该民族族名拟定为“撒力维吾尔”上报中央人民政府。1953年7月15日至18日，酒泉行政专员公署根据西北局的指示精神主持召开了祁连山北麓各族各界人士座谈会，104名代表就实现民族自治、审议“尧呼尔”族名、确定自治区名称、协商行政区划、成立筹备机构等问题进行座谈讨论。会上以世袭千户、亚拉格部族正头目安进朝为首的西部“尧呼尔”代表对族名拟定为“撒力维吾尔”持反对意见，认为西部“尧呼尔”族名中没有“撒力”二字，却对高台县代表提出的“西喇玉古”的说法表示认同,提出去掉“西喇”、保留“玉古”的意见。安贯布什加和安进朝分别代表东西两个操不同语族的“尧呼尔”群体，且职衔之高，影响力之大，人民政府不能不重视这种意见分歧。为此，会议抽出时间专门召集各方上层人士进行个别交谈、共同协商，使东、西两大族群代表在族名问题上达成共识:取“玉古”谐音“裕固”，并寄予了 “富裕巩固”之意。于是，甘肃省人民委员会根据《会议纪要》再次将审定的族名上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尧呼尔”的新族名由此诞生。新议定的县级“裕固族自治区”区划，除酒泉县临水区的黄泥堡民族乡外，其它三区以原有界限为县级区界，区划以内的居民不问民族成分如何，均享有平等权利。自治区所辖区域大部分在清代肃州直隶州的南部，故取名“肃南”。自治区人民政府驻地，则选在地点适中的原高台县第六区的红湾寺，隶属酒泉专署领导。经过半年多的紧张筹备，酒泉县裕固族乡、“肃南裕固族自治区”于1954年2月20日分别在黄泥堡、红湾寺宣告成立。安贯布什加当选为肃南裕固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安进朝则为当选的副主席之一。翌年，“肃南裕固族自治区”改称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1957年经国务院批准，将“西喇玉古尔”曾经赖以活命的陶东、八字墩草原划归青海祁连县，将青海省在祁连山北的皇城儿滩草原划归肃南县，同时将民乐县的马蹄区划归肃南，这是国家意志与民族情感的又一次融合。
  在裕固族内部，尽管存在着山区和平川不同区域的民族文化差异，尽管存在着东西部族群之间昔日的猜忌、仇杀等历史积怨，但历史积怨、文化差异并未影响他们对民族称谓的认同。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最强大的力量莫过于本民族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同。然而认同的标准不是与生俱来、亘古不变的，而是和民族共同体的内涵与外延本质相连的。它不仅包含民族共同体的规模、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还牵涉着成员个体的意志、胸怀以及社会其他成员对他的认可和接受。六十年弹指一挥间，裕固族人民的生活质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也日趋亲密、和谐，若两位前朝遗老在天有灵的话，当对当时各自的明智让步会心一笑吧！二、“尧呼尔”先民的迁徙足迹就是裕固族人的历史源流如今来自“回鹘”血统的裕固族人，已经混杂着古代匈奴人、丁零人、敕勒（铁勒）人、吐厥人、吐蕃人、鞑靼（明代指蒙古人）人的血脉，甚至肃州区的三墩、铮尖、果园、银达、泉湖、西峰、总寨等乡镇部分村组的汉民亦直接承传了 “西州和卓”人的血统。因为历史上，西北各民族之间有过无数次融合，而河西走廊中西部盛产的庄稼，诸多的河流，丰茂的草场，以及当地人的胸怀，又是各民族融合的纽带，所以，无论政治的因素还是血缘的关联，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一）裕固族最早的祖先是匈奴部落联合体的一部分这个命题，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丁零、4世纪的铁勒和居住在内蒙古高原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流域一带的古突厥语民族的回纥政权。据史料记载，公元前3世纪末，在我国北部和西北部的广大草原地区，分布着许多阿尔泰语系的游牧部落，均属于匈奴联合体成员。由此可以推论，匈奴人即是裕固人的远祖。两汉曹魏时，回鹘的祖先“丁零”的一部分脱离蒙古高原的匈奴帝国中心，游牧于今河西走廊至天山南北一带，为后来的回鹘人入居河西和西域开了先例。匈奴主体西迁后，蒙古高原及中亚的各游牧民族由柔然汗国统治，柔然人是操古代蒙古语的。柔然人西迁后，这一地区由与“袁纥”（又称韦纥）人同一种族的突厥人统治。这个建立在阿尔泰山、鄂尔浑河流域一带的强大汗国经常掠夺其它部落的人口和牲畜，使临近部落深受其害。为了反抗突厥汗国的野蛮统治，敕勒（也称铁勒）系的袁笠与卜骨、同罗、拔野古等部落于公元6世纪末逐渐联合形成一个以袁纥为核心的部落联盟，史称“外九部”，号称“回纥”（古代突厥语是“团结”、“联合”的意思），“俟斤”为最高首领。回纥部又分为9个氏族，即药罗葛氏、胡咄葛氏、药勿葛氏、貂歌息讫氏、斛温素氏、阿勿墙氏、咄罗勿氏、葛萨氏和奚耶勿氏。其中以药罗葛氏为首，而且后来回鹘汗国的历代可汗大多出自该部落。这个在鄂尔浑河流域建立的汗国逐渐强大，原先处于突厥汗国统治下的各部落转而臣属其下。回纥汗国各部放牧于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之间，鼎盛时期曾东抵室韦，西至阿尔泰山，北到贝尔加湖以南，南抵阴山、天山一线。在汗国存在的近百年中，草原上各游牧部落以回纥部为核心，逐渐融合团聚成统一的回纥族。从那时起，“回纥” 一词已经成为一个包括漠北草原各游牧部落的古代民族称谓了。唐高宗、武后时，漠北回纥首领——罗葛氏独解支，脱离了蒙古高原的突厥汗国中心，将其亲属及征战有功者徙于甘（今张掖）、凉（今武威）二州，这一部分人可能成为后来“夜洛隔”（宋朝译作“夜洛纥”）建立的甘州回纥。
  回纥汗国与大唐王朝一度保持着十分友好关系。
  唐高宗的乾陵立有61尊“蕃臣”石像，如今能够鉴别出国别、官职、名姓者仅有36尊，其中被朝廷委任高官后死去被纪念的回纥部落首领石像就有3尊：故左卫大将军兼金微都督仆固乞图，系回纥“仆固”部族酋长，高宗逝世前已故。金微，即金微山，也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肯特山，唐初为回纥“仆固”部聚居地。
  故左卫大将军兼燕然大都督葛塞匐，系回纥“多览”部族酋长，高宗逝世前已故。燕然，地名，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与肯特山之间，唐初为回纥“多览”部聚居地，唐燕然都督府曾设于此。
  故威卫大将军兼坚昆都督结簧蚕匐肤莫贺咄。结簧蚕匐肤，部族酋长名；莫贺咄，突厥语为勇健者。坚昆，一作“结骨”，回纥部族名，在回纥汗国的西北角，今唐努山以北，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唐政府在此设坚昆都督府，隶属燕然都护府所辖，晚唐时该部落已南徙于北庭。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中原发生“安史之乱”,牟羽可汗应唐王之邀派朔方节度使、仆固部落首领仆固怀恩与唐大将郭子仪奋力平叛，回纥兵起了决定性作用。史书记载：“怀恩一门死于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回纥可汗，率回纥兵协收两京（长安、洛阳收复于759年），平定河南、河北功无与比。”这里的“女嫁回纥”，指的就是乾元元年（785年）七月唐肃宗将幼女宁国公主下嫁回纥磨延啜可汗之事。回纥曾于757年和762年两次派兵助唐平定叛乱，为唐王朝建立多民族共同体国家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贞元四年（788年），唐德宗将其女咸安公主下嫁回纥武义成功毗伽可汗，次年武义成功毗伽可汗亲自率部协助唐军打败吐蕃（即后来的藏族）、葛逻禄（即后来的撒力畏兀儿）联军，一举收复北庭（今吉木萨尔），唐封其为长寿天亲毗伽可汗。元和四年（809年），回纥遣使进贡入朝，要求改名“回鹘”，意取“回旋轻捷如鹘也”。其后，唐宪宗将其女“永安公主”下嫁回鹘保义可汗；长庆元年（821年），唐穆宗将“第十妹”封为“太和公主”下嫁回鹘崇德可汗。唐公主的后三次下嫁，都是为了保持大唐王朝与回鹘和平共处的友好关系。
  9世纪30年代末，回鹘汗国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内辽，加之连年的雪灾、瘟疫，严重破坏了回鹘汗国的社会经济秩序，加速了回鹘政权的崩溃。公元840年，回鹘将军句录莫贺引黠戛斯部10万骑入侵、杀了回鹘可汗，致使漠北回鹘政权灭亡。自此以后，各部落分崩离析，四处逃散，其中13部拥乌介特勤（勒）为可汗，南下归属唐朝。另有15部在庞特勒率领下向西南迁徙，一支迁往葛逻禄地区（今新疆于阗到若羌、罗布泊一带）；一支迁往吐鲁番盆地，后来建立高昌回鹘汗国；另一支奔河西走廊，史称河西回鹘。初到河西的回鹘人，曾依附过占据河西的吐蕃政权。后来张义潮率瓜、沙之众收复河西，河西回鹘随之归附唐朝。872年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死后不久，河西回鹘攻占了甘州，并建立政权，遂移可汗牙帐于甘州，故将河西回鹘称为甘州回鹘。甘州回鹘建政100多年来，一直与中原王朝保持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们“世以中国为舅”，而中原王朝“亦常以甥呼之”（见《旧五代史·外国列传》）。至北宋时期，仍保持这种甥舅关系。宋史中把他们称为“黄头回纥”。后来西夏入侵其地，甘州回鹘各部再次离散。据记载，翻山（祁连山）投奔青唐（今西宁）吐蕃首领咯厮罗的一支有数万人；一部分跨过黄河进入北宋的秦陇之间；还有一部分退处瓜、沙乃至葛逻禄地区。
  （二）“西州火州”乃“尧呼尔”的第一故乡“说着唱着阿尼尕的苦歌，才知道尧呼尔来自西州和卓那遥远的地方”，这是尧呼尔的民间长诗每节的启首语。叙述历史事件的长诗，虽是劳动人民不断进行艺术加工的产物，但与事件相关的地点却是能经得起考证的。这里的“西州”，应是唐王朝在今吐鲁番盆地建立的中都督府名。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因高昌麴氏联合西突厥叛唐，派兵攻其首府高昌，灭之，设西州。“州境东西八百九十五里，南北四百八十六里”，地盘比今天吐鲁番市的行政区划还大。中都督府下辖高昌（都督府所在地，治在今高昌故城，元代称为哈喇和卓）、交河（治在今吐鲁番西北的雅乐和屯）、蒲昌（治在车师后王庭金蒲城，即今天的都善县）、天山（今托克逊县）、柳中（治在古柳城，即今都善县的鲁克沁镇）5县。《旧唐书·地理志》曰：“西州中都督府，本高昌国。贞观十三年平高昌，置西州中都督府，立五县。显庆三年，改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交河郡；乾元元年，复为西州。”火州，即“火者”、“和卓”的谐音。《明史·西域传》曰：“火州,又名哈刺，在柳城西七十里。土尔番东三十里，即车师前王地，隋时为局昌国。唐太宗灭高昌，以其地为西州；宋时回鹘居之，尝入贡；元名火州，与安定、曲先诸卫统号’畏兀儿’，置达鲁花赤监治之。”如果此段记载还不能说明问题,再看以下记载。《西域图志》载：“哈刺和卓，在洋赫（今都善县海洋村）西北三十里，东北距展辟（今鄯善县）二百六十里，城方三里许，旧城已废，民别居小堡，土膏肥美，水源北出金岭下，经沙碛至胜金口汇为大渠，入哈刺和卓。唐交河郡高昌县治也。”哈刺和卓，在今吐鲁番市东南的二堡乡和三堡乡之间,既为高昌古城的新名称，又为据城不远的湖泊名，其称谓变异与元代掌管此地有关。因此“西州火州”按汉语来翻译,则为“西州的和卓”或“西州的哈刺”。这座曾被汉代称为“高昌壁”到北宋时仍称“高昌”的古城，对当时的回鹘人来说并不熟悉。唐代天宝年间中原发生安史之乱，由于陇右空虚、西域路阻，吐蕃贵族乘机东西出击，不但向东占领了陇右，还向西侵入西州（今吐鲁番地区）、北庭（治在今吉木萨尔县北的破城子）、轮台（今昌吉市和阜康县之间）等天山南北要地，直到公元840年后东（漠北）、西（北庭、轮台）两面的回鹘人汇合于上属地区后，才最后将吐蕃贵族打败。于是，回鹘人才熟悉历史上相沿已久的“高昌”这一地名，并于866年在此建立了政权——高昌回鹘汗国。若联系《旧唐书·回纥传》840年庞特勤率部西迁葛逻禄地区的记载，我们不难断定，从841年起，庞特勒先是西上安西四镇的焉耆，积聚力量十余年到公元856年才自称可汗，但他终究未占领高昌。
  高昌回鹘汗国的建立与回鹘的第二个知名首领仆固俊有关。由资料可知，仆固俊在庞特勒经营焉耆的后十年，是吐鲁番盆地回鹘人推翻北庭、西州一带吐蕃统治的领导者。唐咸通七年（866年），仆固俊受唐朝沙州节度使张义潮的任命，以北庭为据点，向南击败吐蕃，斩其大将尚恐热，收复北庭、轮台、西州等天山南北战略要地（见《唐会要》卷九十七），使高昌回鹘政权得以建立。此后的几百年，共有11位可汗在此主政，回鹘人民或耕或牧，生活相对稳定，这或许就是裕固族民间文学所歌颂的那段生活。
  位于吐鲁番市东偏南27公里的高昌古城，维吾尔语称“亦都护”城，也即“王城”。高昌的可汗（国王）则称“亦都护”。13世纪初，蒙古人崛起于漠北。公元1206年，铁木真（成吉思汗）为蒙古大汗。三年后，高昌“亦都护”巴尔术阿忒的汗要求归顺，向蒙古大汗称臣。从此高昌被改称为“畏兀儿”，其东的伊州也被改称为“哈密力”或“哈梅里”。
  （三）忠顺王的新子民——密辉和儿高昌回鹘归顺蒙古大汗后，“畏兀儿”便成了 “高昌回鹘”人和高昌汗国的代名词。高昌畏兀儿协助蒙古人征讨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哈密力（今哈密）。在蒙古军和高昌畏兀儿的联合进攻下，生活在哈密力的汉民和“回回”（来自阿拉伯的商人）部、“哈刺灰”（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人）部不得不向蒙古大汗纳贡称臣。当时哈密力的大首领名叫的斤迭林，他属哪个民族已不可考，但“哈密力”归附元朝后成为和“畏兀儿”（指元朝在今吐鲁番设的畏兀儿都护）并存的一个地方政权。《元史》中有多处把畏兀儿和哈密力相提并论，其原因是哈密力属甘肃行中书省管辖，“畏兀儿”则属别失八里行中书省（治所在今吉木萨尔）管辖。
  就在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别失八里行中书省不久，其母弟阿里不哥在和林独立，继而乂有他的堂侄海都（太宗窝阔台孙）倡乱西北，察合台之孙笃哇也起兵响应，牵动整个天山南北地区，天山南路畏兀儿人民无不受其影响。至元十二年（1275年），笃哇率兵12万围攻高昌城，胁迫拥戴忽必烈的高昌国第十二世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1266—1277年在位）投降，火赤哈儿的斤为表其忠义，打算与高昌城共存亡。高昌城被围六个月后，城内粮尽民饥，笃哇将迫降书系于箭矢射入城中，说愿得火赤哈儿的斤之女立亦里迷失别吉就解围而去。亦都护为顾全一城百姓生命，以其女坐于茵上，引绳坠于城下与之，笃哇于是解围而去。其后，火赤哈儿的斤入元大都，元世祖嘉其忠义，赐以重赏，妻以堂侄女（即窝阔台孙女）巴巴哈儿，乂赐宝钞22万锭，以赈畏兀儿饥民，使其还镇高昌。但力量单薄的火赤哈儿的斤，只能驻屯于今哈密城南20里的畏兀儿把力（一称畏兀儿巴勒克）至城西南160里外的畏兀儿下海里（位于五堡乡西南的一座小城）一带，他们就是东来哈密力的畏兀儿，回、汉两族人民称其为“哈密辉和儿”。至元十四年（1277年），火赤哈儿的斤在民族反侵略战争中，与笃哇兵大战于哈密城南，为元朝尽节。参与这场战争的“畏兀儿”将士向东、向南逃窜，亦都护的长子纽林的斤（1308-1318年在位）率王部逃亡至今凉州区北的永昌镇。史上虽有他领兵西进，再立畏兀儿城池之说，然而到最后仍死在永昌府第终未复国，仅为凉州区留下了一尊“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这期间，元武宗为解决哈密人和高昌人之间发生的民族纠纷，还专门下达过敕命（处理意见）。亦都护属下的畏兀儿（即哈密辉和儿）百姓，后来成为忠顺王的新子民。
  哈密力在元代得到“王”封号的，除最后一位“亦都护”纽林的斤外，还有“威武王”这个封号。最后一位威武王是元裔贵族兀纳失里，后被改封“肃王”。大明王朝建立后，当他得知元惠宗逃回漠北，于是在哈密力搞起武装割据。他欲借“肃王”的名号联合西域各地势力与明廷对抗,即便复国无望，也不想让明廷染指西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派兵拦截西域各国派往朝廷的贡使和去内地的商人,甚至对过路的贡使、商人派兵追杀抢掠，一时间中西交通为之断绝。
  为了防备乌斯藏的吐蕃北进与肃王联手，明太祖于洪武四年在通往乌斯藏（即今柴达木）孔道——当金山口的帖儿谷置曲先卫，就等于断了肃王的右臂。接着于洪武八年在沙州西南的若羌设安定卫，在若羌与哈密的中间地带设置了阿端卫（约在罗布泊东北岸到土窑之间）。安定、阿端两卫的设置，对分化肃王势力，稳定“撒力畏兀儿”地区（当金山口到若羌、罗布泊一带）的局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八月乙亥，“都督佥事刘真、宋晟讨哈梅里，败之。”兀纳失里从哈密城内驱赶数百匹马突围，最后逃亡天山。也许是在明王朝的惩罚中受了惊吓，兀纳失里锋芒顿挫，就在明太祖允许其复国为王的第二年去世了。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朝廷批准其弟安克贴木尔继肃王位。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为了巩固稳定关外边防,特准安克贴木尔“以马市易”，他一次性就贡马90匹，易马4740匹。经济上的友好交往促进了政治上的日益信赖。次年，安克贴木尔请求封号，明成祖根据其请求将他封为忠顺王，并颁赐金印。这就是哈密王国的第一任“忠顺王”。安克贴木尔被封王，引起盘踞于天山及巴尔库勒（今巴里坤）一带的瓦剌（即西部蒙古人）可汗鬼力赤的极大怨恨，于是下毒害死了安克贴木尔。永乐三年（1405年）二月，朝廷命兀纳失里之子脱脱继承王位。脱脱于洪武二十四年刘真破城时因其年幼被俘被带到京师，长大后朝廷封脱脱为西宁王。据《肃镇华夷志》记载，“脱脱从西宁往哈密”，带去了一批“扬州乐户”，“遂以此夷为撒力畏兀儿”。此说是否属实，暂且搁置。由于脱脱的生长环境特别，回到哈密力不久就暴露出骄横跋扈、独断专行的坏习气，他的行为引起各族头目的强烈不满。永乐四年（1406年），竟被王祖母下令逐出王府。后来在明成祖的干预下，才被迎回哈密力。此年，朝廷为加强哈密力抗击北部强邻瓦剌的力量而置哈密卫，设都督、指挥使、千户、百户等武职。马哈麻火者（畏兀儿人）为第一任指挥使，又派周安（汉族）为忠顺王长史，刘行善为纪善。永乐九年（1411年）脱脱“暴死”，至今乃一桩悬案。脱脱子年幼，忠顺王位由脱脱从父之子免力帖木儿继任，为了答谢皇恩，免力帖木儿一次性贡马3500匹。洪熙元年（1425年）免力帖木儿病逝，脱脱之子卜答失里继位。正统三年卜答失里死，其子倒瓦答失里世袭。第四代忠顺王倒瓦答失里是强邻瓦剌部落首领也先的外甥，身为舅舅的也先为了和明廷作对，不惜把外甥当作砧上肉。不时越过天山，围攻城池，抢掠人畜，甚至把他的姐姐、外甥及外甥媳妇一并裹胁而去，借此向明廷施加压力。由于朝廷无力保护哈密，倒瓦答失里只好两面讨好，表面上顺从朝廷，暗地里串通瓦剌。这时的哈密王国已经是风雨飘摇、名存实亡了。
  天顺元年（1457年），忠顺王倒瓦失里去世，其弟卜列革继位。然而卜列革福薄命浅，于1460年便呜呼了。倒瓦失里和卜列革兄弟俩都无子嗣，一时找不到继承王位的合适人选，只好由王母弩温答失里（免力帖木儿之妻）摄政。王位空虚，畏吾儿头目阿只等向王母推荐脱欢帖木儿的外孙、畏吾儿都督同知把他木尔继承王位，王母则以“臣不可继君”为由加以拒绝。王母认为安定王阿尔察与忠顺王同祖，可以袭封，并奏请朝廷批准。可是，阿尔察深知哈密卫多年来内忧外患不断，弄不好性命难保，所以力辞不就。明廷无奈，也就不了了之。
  哈密王国多年无王的状况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各族头目于是联手推荐把他木儿为右都督，代行国事。把他木儿不负众望，从协调各部关系、训练士卒、恢复生产等多方入手，力图振兴王国的政治经济。却因积劳成疾于成化八年（1472年）不幸去世。各族头目又推荐其子罕慎（一作哈森）袭位，明廷因其不是元裔血统，只准嗣都督位。成化九年（1473年），察合台后裔，土尔番（此时为东察合台汗国的代称）速檀阿力率兵攻破哈密城，王母及其王族成员成了俘虏，忠顺王金印也成了土尔番的战利品。阿力派其妹夫牙兰掌控哈密，都督罕慎被迫率领“畏兀儿”、“瓦刺灰”民众逃到苦峪（今玉门镇中渠村古城子，以明修《肃镇华夷志》记载判）。
  此地南有昌马河顺山而下，在苦峪南分为东西两渠。西流由西渠、中渠下泄经王子庄（今玉门市柳河乡官庄子村）分头道沟、二道沟、三道沟注入蘑菇滩至桥湾城一线北侧的布鲁湖和青山湖（两湖长150里，宽近50里）；东流由大东渠北注塔儿湾，尾水经北石河流向花海子。沿湖数百里宜放牧，高埠可引水适农耕。朝廷发放耕牛、农具、籽种、口粮更加坚定了三族难民的自救信心，他们在都督罕慎的带领下，筑城以居，生产自救，在苦峪一住就是十年。在此期间，一方面学习农耕，一方面和东面的赤金蒙古部族、西面的罕东蒙古部族讲和修好。罕慎残部的卧心尝胆、惨淡经营，不但在当地留下极好的印象，也为打回老家结成了军事同盟，还为今天的玉门市流下了一座古城子。
  （四）奄克学拉的残部——肃州“黄番八族”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罕慎在赤金蒙古卫（治在今玉门市赤金镇南20里上赤金）和罕东卫（今肃北县石包城东北6里的古城）友军援助下率军上万，一举收复哈密8城。罕慎成功收复哈密，使明宪宗喜出望外，赏白金百两，晋封其为左都督。弘治元年（1488年），当了16年都督并为哈密王国立下汗马功劳的罕慎，终于赢得明廷的信赖，被封为忠顺王。这是明朝忠顺王群体中唯一一位哈密辉和儿（畏兀儿）人，他填补了空缺28年的忠顺王王位。这时，土尔番速檀阿黑麻（女），对罕慎驱逐土尔番势力耿耿于怀，于当年十一月兵临哈密城下。表面上声称对罕慎受封前来来贺喜，私下却包藏祸心。罕慎在兵临城下的危机关头不得不出面讲和，阿黑麻最终露出狰狞面目，伺机杀害了这位心系民众的王爷。为了打击阿黑麻的嚣张气焰，明廷采取“薄其赏赐，拘留使臣，却其贡物，斥令悔罪”等办法加以制裁。延至三年，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收到效果，阿黑麻奉还金印及哈密。弘治五年（1492年），明廷委任名叫陕巴的安定王后裔来哈密继承忠顺王位。不到一年，阿黑麻第三次攻克哈密，将陕巴掳于土尔番。弘治八年（1495年），明廷派甘肃巡抚许进和大将军刘宁率兵袭击哈密，牙兰不敌，败退土尔番。由于忠顺王陕巴还被囚禁于土尔番，朝廷任命罕慎之弟奄克宰拉主持国政。弘治十年（1497年）冬，阿黑麻才将当了5年俘虏的陕巴送回哈密。弘治十八年（1505年），陕巴去世，他的儿子拜牙即世袭王位。拜牙即对内残暴荒淫，对外自称“速檀”，以强迫民众改信伊斯兰教讨好土尔番，信奉佛教的畏兀儿、哈刺灰民众对其行经无不恨之入骨。于是，他们请来畏吾儿都督奄克学剌（罕慎之子，曾经主持过国政）出面调停，谁知这个暴君脑羞成怒，开了杀戒。奄克宰剌无奈，便率哈密畏兀儿（辉和儿）、哈刺灰民众进关到肃州避难，于是有了 “肃州黄番八族”。拜牙即得知奄克宰剌去肃州的信息，还扬言要派人去肃州下“札丹”（蒙古人的一种巫术），让冰雹、霜冻危害肃州。
  正德八年（1513年），拜牙即正式投降吐尔番，脱离明王朝控制。虽然此后朝廷不断派员试图收复哈密，却始终没有成功。哈密卫的丢失，就等于使西部雄关失去了战略纵深，原本处于战略二线的嘉峪关，便直接暴露在入侵者的面前。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秋九月，吐尔番速坛满速儿以万骑从关南越过长城进逼肃州，至黄草坝（今嘉峪关市文殊乡塔湾村东）。肃州参将派游击将军芮宁率千户许钊，百户张玺、吴英、陈泰、王忠、刘威迎敌。感战一日，明军全军陷没，满速儿大掠牛羊人众而去。明朝国土防御的短视，导致异族逾墙入关，而祸根早在吐尔番首次进犯哈密时就已埋下，只是统治者当时没有看清而已。
  正德元年（1506年）春，肃州接纳奄克学剌部驻牧。据《重修肃州新志》载：“弘治中，土鲁番侵扰哈密，渐及沙州以东诸卫，由是属夷不能自立，皆求内徙，遂迁之关内，于肃州附近地方安插驻牧。”现摘录乾隆二年（1737年）统计的肃州黄番八族数据：临城三墩：由黄番头目安成印部驻牧，共安插番民52户；临城铧尖：由黄番头目安福德部驻牧，共安插番民86户；临城河北坝：由黄番头目王命安部驻牧，共安插番民65户；城东坝头墩：由黄番头目赵忠义部驻牧，共安插番民39户；临城河北野狐沟：由黄番头目薛德部驻牧，共安插番民51户；城西黄草坝：由黄番头目薛耀部驻牧，共安插番民78户；临城小泉儿：由黄番四头目驻牧，共安插番民41户；城东黄泥堡：由黄番头目嘎丈驻牧，共安插番民49户。
  其中黄泥堡嘎丈部落驻牧范围：“东至双井子（今高台双井子），西至红庄儿（今肃州区中渠村六组殷家红庄），南至井田庄（今下河清农场），北至临水（今肃州区临水乡所在地）”。地域包括今肃州区黄泥堡乡全境、临水乡大部以及肃南的前滩乡全境和高台县盐池乡的双井子。
  嘉靖七年（1528年），明世祖下令封闭嘉峪关后，未入关的零散哈密辉和儿则分别在今肃北党城湾（肃北县城附近）和马鬃山地区放牧，直至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再次入关安置于肃州止。按理说，康熙年间安置的黄番户数应该在肃州“黄番八族”数目之内。
  如果说，匈奴是“尧呼尔”的远祖，那么突厥人和哈密辉和儿则分别是肃南“西部尧呼尔”的中祖和近祖。
  （五）甘州“黄番五族”的来源及迁徙路径甘州黄番五族走进祁连山区，不是一次性到位的。据文献记载，到11世纪中叶以后，退处瓜、沙乃至葛逻禄地区的甘州回鹘部族逐渐壮大，分布在沙州以南、当金山口以北，西到若羌、罗布泊一带的广阔土地上，与当时于阑国东境城市约昌城相望。其实这就是后来所称的“撒力畏兀儿”地区。“撒力畏兀”这个称呼，大约出现于1078年到1085年之间，是退处瓜、沙乃至葛逻禄地区的回鹘部族的自称。在突厥语中，“撒里”是“黄”的意思，“畏吾”则是“回鹘”的转音。因而宋史中将其译为“黄头回纥”，自然将甘州回鹘的后裔也包括在“撒力畏吾”内，但与高昌回鹘、哈密辉和儿无涉。
  1226年，成吉思汗亲征西夏，命大将速不台进入河西走廊西部，攻下撒里畏吾特勒赤闵等部。从此，“撒力畏兀儿”地区被纳入蒙古帝国的统治之下，撒力畏兀儿人的住地与百年前的“黄头回纥”住地大致相同。
  从13世纪初到16世纪初，撒里畏吾儿地区处于察合台汗国土尔番速坛、卫拉特蒙古瓦刺人和明王朝三种势力之间，他们都曾先后控制过撒里畏兀儿地区。西喇尧呼尔各部落每年要视其境遇给西部的土尔番、北部的瓦刺、东部明王朝纳贡。洪武年间，明王朝为推行其羁縻笼络政策，不但封撒里畏兀儿宗王黄金家族后裔卜烟贴木儿为安定王，还陆续在关西瓜沙地区设立赤斤蒙古卫、罕东卫、沙州卫（沙州卫后改设罕东左卫），在撒里畏兀儿地区设立曲先卫、安定卫、阿端卫，在哈密力地区设立哈密卫，史称“关西七卫”。明王朝试图以西喇尧呼尔游牧的撒力畏兀儿地区为“屏藩”，来阻挡察合台汗国、卫拉特蒙古和其它各种游牧民族可能发动的进攻，同时极力扶持哈密忠顺王政权掣肘西喇尧呼尔人。这就是西喇尧乎尔人逃亡东迁的真正原因。明朝设置的关西七卫中，“撒力畏兀儿”地区自南而北仅有曲先、安定、阿端三卫，而东部依次而西的赤斤蒙古卫、罕东卫和沙州卫，据史书记载明确为蒙古人设置。哈密卫则仅有哈刺灰（信奉伊斯兰的蒙古人）、回回（阿拉伯商人）、畏兀儿（哈密辉和儿）三大部族。正统十一年（公元1466年），甘肃镇总兵任礼令沙州民众全部入塞后，空虚的沙州“为罕东卫都指挥班麻思结所有，历景泰、天顺朝贡不废；成化十五年（1479年）于沙州故城置罕东左卫”（见《西域图志》）。无独有偶，《甘州府志·世纪》载：“正统十一年，收沙州卫喃哥全部居之甘州。喃哥，沙州卫蒙古人,明所授都督佥事也。时兄弟不和，部众携贰，自请入居肃州。而镇将任礼亦欲乘其窘乏迁之塞内，使都指挥毛哈刺偕喃哥往谕其众，而身率兵蹑其后，会喃哥持两端，而其部下多欲奔瓦刺，礼进军迫之，随收其全部二百余户、千二百三十余人居之甘州，今黄番族是也。”此乃地方史最早记载“甘州黄番”的内容。此后入居甘州的黄番当包括“撒力畏兀儿”地区的“酉喇尧呼尔”。从速不台征服“撒力畏兀儿”地区起，一部分元裔蒙古部落进驻该地区，到16世纪后期，明朝设在“撒力畏兀儿”的关西诸卫东迁入关，这一时期是“尧呼尔”形成的最重要时期。在这段长达近300年的漫长岁月里，操古突厥语的哈密辉和儿同“撒力畏兀儿”地区操蒙古语的“西喇尧呼尔”，因游牧部落的分散性和各民族具有的独立性，出现了既融合、又保持各自民族特点的状况。正是这种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地域条件和共同的政治生活环境，使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尧呼尔，也就是今天的裕固人逐渐融合形成。
  “西喇尧呼尔”东迁的路线很不一致，勉强可以看做南北两路。正统十一年东迁的1230余人是途径肃州到甘州再安插于祁连山区的；而从撒力畏兀儿地区东迁的“西喇尧呼尔”大部，是“走过千佛洞，穿过万佛峡”，从石包城、盐池湾等地分批次东逃至疏勒河、讨来河上游和黑河谷地的。《甘州府志·杂纂》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据分巡西宁道行太仆寺周一经呈称：’甘肃坐营官王允中、甘峻堡防守杨国勋报，收过西番（指包括黄番在内的关外流民）老小八百余名口；红崖堡守备刘鸿业、梨园堡守备梅万艮报，收过西番一十四起，头目、散番共四千九十一名口，’共系纳马属夷。”以上三组数据相加，与康熙三十七年官方统计的“黄番五族” 6137人口相差无儿。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明廷还给大头目颁发了管辖八字墩一带草原的文书，从此尧呼尔有了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生存空间。
  （六）阳奉阴违的肃州“黄番二族”肃州黄番二族，原指安置于肃州北部金塔寺和高台西南部白城山的“熟达子”。熟达子兼有藏族和“撒力畏兀儿”血统。据明万历年间成书的《肃镇华夷志》记载，乌斯藏番僧哥哥把失牵着一头青牛，乞化于“撒力畏兀儿”地面，寄身于耳交王（即安定王）麾下，娶王女为妻，生子阿卜尔加。阿卜尔加生二子，长曰俺章，次曰苦术。当俺章、苦术成人后谋杀了耳交王，耳交王子孙暗中联络诸达欲报其仇，俺章、苦术恐其灭族，遂率领所属部落逃到沙州地方。永乐年间俺章、苦术升都督，“苦术掌赤斤蒙古卫印，俺章掌罕东左卫（时为沙州卫）印。”嘉靖七年（1528年），内附入关的苦术后裔各部分居于肃州九龙山以西各山口，现均为藏族。而俺章后裔各部则安置于肃州卫的金塔寺周围和高台所的白城山山区。由于安插于金塔寺的都督日羔刺为使两地亲枝联片，不断向东南扩张，肃州分巡道为了彻底制止其不法行为，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修缮了已经废弃的威虏城（在金塔城北八十里）和金塔寺堡（今金塔城），还在两城堡间添筑了察黑包堡、白烟墩堡、南空堡、八里墩堡和王子庄墩堡五座新城堡让其固定驻牧。日羔刺不惜采用欺骗、贿赂、要挟等手段，不仅未到规定的城堡驻牧，最终还得到了肃州东大路（高台到盐池段）西侧的草场，也即莲花、明海草原。《肃镇华夷志》曰：“都督头目日羔刺族，乃罕东左卫都督俺章之后，亦达类也。先年都督乞胎投顺肃州，安插于金塔寺、白城山一带地方，头目狡猾至极，部落绵延甚多。今即日羔刺嗜酒奸猾，先年在金塔寺、黄泥铺、总堡（镇）以东五个塔儿（今排路村三组）地方散漫住坐，高台白城山一带地方番夷，皆日羔刺亲枝也。交相往返、掳掠行人。若怕泥、总牙、蛇眼之属，效仿为恶，为地方害。后被监生李时阳（一说李时旸）至京陈情，安插各夷。巡抚蒲坂杨博，兵备肃菴王仪议添防守，筑威虏城以安（置）属夷，置买农器、散给以貲其食，不许散乱往返，以严夷夏之防，委以筹边要务。日羔刺知其不便任意驻牧，乃曰’我，白城山之属番也疽遂佯领部落以往高台白城山地方去讫。又留部众于城东五个塔儿筑一大庄，仍为角墩以为避虏之状，实欲藏南山诸夷以劫掠耳。后因威虏安插北边各夷日久，（他）又至金塔寺地方驻牧，预先黄缘抚夷官通后，方执辞赴道（肃州分巡道副使衙门）讨要草地牧处。下官欺瞒，上司不审防微杜渐之意，以为可准。遂使移入内地，散处东大路草滩，与当时安插之意大异。”当时，从高台所到肃州有南北两道。南路由高台所经哨马营、清水堡、上河清堡、红山堡到肃州城；北路由高台所经黑泉驿、深沟驿、盐池驿（以上称东大路）、双井驿、临水驿到肃州城。日羔刺得到“东大路草滩”，莲花、明海草原与白城山山区草场连成一片，这就是肃州高台"黄番二族”和东西海子尧呼尔的来源。不仅如此，日羔刺还将名叫“郎头”的沙州小头目安插在肃州东关作眼线，“凡其小官性格、上司法度无不备记以传四夷，地方官司细务机密事情方才区处，未曾发觉四夷大小尽知。”诸夷有言：“郎头是番眼睛，迁速儿是日羔刺耳朵，我们不是郎头在城里作主张，都督日羔刺晓得什么后来，总牙部族在威虏城一带危害一方，“南北诸夷聚兵威虏以制总牙”，肃州参将崔麒率部围剿，肃州分巡道副使张玲调“都督癿吉卜刺、国师拜言卜刺同日羔刺等咸至威虏，围城声罪，困厄已极。日羔刺昼则视为仇敌，夜则亲如兄弟，或遣使夷以送其水，或透其机，致总牙逃叛……万历中，系日羔刺之孙羽章卜袭授前职”。日羔刺的不法行为，助长了其它部族的反叛气焰，就俺章部属怕泥族而言，发展到残杀朝廷命官的事件。《肃镇华夷志》载：“怕泥族，亦俺章部属也。中外号曰’怕泥贼’，以其常掠人也，头目恃众为恶，纵肆部落刁抢。初则劫人米面，继则掠人牛羊，吞利惯变，习以为常。虽羁留其子孙，竞不怀其恩义。先年叛逆，尚从抚处，自嘉靖二十八年杀清水堡领军百户师彦明，打伤防守指挥姚仲寿，大变之后俱投西宁皇城儿（今肃南皇城）地方，闻被海寇路杀，尚未〓遽信。又闻住南山地方隐名不出，自称’撒立’遗种，虽收属于喇嘛番僧大宛卜部下，而猖獗之心难保其尽释也。万历中，有头目绰尔加、冬喃宛冲统束驻牧。”今查资料，绰尔加族、冬喃宛冲族及蛇眼宛冲族，分别驻牧于肃州屯升的黄草坝、清水的榆林坝和丰乐的涌泉坝。清康熙三十七年，郎国师到肃上任，三坝番民“随郎国师每三年进马一次，每次进马十匹、柏香二十桶，共进过三次。”其后裔大多为汉族、少部为藏族。凡系藏民，解放后均划归肃南。
  肃州“黄番二族”系明嘉靖七年安置于高台所白城山山区的俺章后裔，“于康熙三十七年在钦奉事案内收服”，每20名壮丁进纳贡马1匹，共进纳贡马23匹。两部落均设正、副头目，分别领受部颁五品、六品扎付（顶戴）。至于莲花、明海草原的日羔刺部落与“白城山”的“尧呼尔”同宗，与黄泥堡、前滩的“尧呼尔”无涉。前者为沙州俺章后裔，后者为正德元年安置的奄克孛剌部落，属“哈密辉和儿”。
  （七）清代黄番的管辖归属及户族发展清康熙年间，是尧呼尔发展的重要时期，特别是西征葛尔丹之后，借朝廷、置战后流民的东风，尧呼尔民族有了固定的领地和草场。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甘肃行都司将“西喇古尔黄番”划分为“七族”，并封部落正副头目。大头目被封为“七族黄番总管”，赐以黄马褂和红顶蓝翎子顶戴。同时又将居于甘州南山一带，主要操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黄番五族”诸部落划归梨园营守备管辖；将居于肃州高台白城山一带主要操阿尔泰语系突厥语的“黄番二族”部落隶红崖营节制，属肃州镇总兵所辖。酒泉城东部的黄泥堡尧呼尔，农牧兼顾，则由当地乡约、农官管理。后来，东西“黄番七族”实际上发展为10个部落。“东五族”为：大头目家、八个家、杨哥家、五个家、罗儿家。后来，大头目家分出曼台家，八个家分出西八个家，杨哥家分出四个马家。“西二族”乃亚拉格家和贺郎格家。这样，裕固族有亚拉格家、贺郎格家、大头目家、曼台家、西八个家、东八个家、杨哥家、四个马家、五个家、罗儿家10个部落。在10个部落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亚拉格家，“亚拉格”当是五代和宋代史籍中记述的甘州回鹘可汗“夜落隔”的同音异译，同时也是唐代回鹘汗国时期回鹘可汗的姓“药罗葛”的不同译名。而亚拉格家是操西部裕固语的，这充分说明裕固族与古代回鹘人的渊源关系。裕固人称氏族为“户族”，裕固语称“底尔勒”。每一个“底尔勒”都出自同一个祖先，同一个“底尔勒”的人不能通婚，这说明它具有氏族的基本特征。上世纪50年代初，裕固族的户族约28个。其最大特点是这些户族既有本民族的户族名称，又有汉姓，这主要是由于汉民族的影响而形成的。
  民国时期，被称为黄番的“尧呼尔”又以语族划分为两大阵营。自称黄黄番的一派，即今日说蒙古语族语言的尧呼尔；将另一派蔑称为黑黄番，即今日说突厥语族语言的尧呼尔。这种来自民族内部的宗派纷争，严重制约了本民族经济及人口的发展。而真正取消东西尧呼尔隔阂的，将功归于1953年7月召开的祁连山北麓各族各界人士座谈会议。
  三、相对封闭、落后的生存环境保留了民族语言尧呼尔的先民是有文字的。在回纥汗国时代，回纥人使用古突厥文，后来他们创造了以粟特字母为基础的回纥文。回纥文的得名当来自蒙古人的称呼，因为这种文字对后世蒙古文、契丹文、满文的形成有重大影响而得以名播寰宇。
  回鹘文是以回鹘为代表的北方突厥语族诸民族所使用的一种文字，在宋元时代通行于河西走廊、西域、中亚等地，被广泛使用以书写诏告敕令、宗教典籍、文学作品、契约文牍和历法医籍。到元代，由于长期迁徙的回鹘人通晓诸国语言，被元朝宫廷及四大汗国采用为书记官，回鹘文在四大汗国变成仅次于蒙古文的官方语言。到了帖木儿兴起，回鹘文被上升为官方语言，大量伊斯兰时代用阿拉伯字突厥语写成的著作被改写为回鹘文。然而，随着帖木儿汗国衰落，回鹘文在中亚渐渐衰落。而吐鲁番、哈密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回鹘人继续使用回鹘文，继续信奉回鹘佛教。到十六世纪东察合台汗国吞并了哈密，吐鲁番和哈密的佛教被消灭，只有河西走廊一带裕固族先民仍然信奉回鹘佛教，使用回鹘文。上世纪陆续发现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说明，元初的肃州官方和元末的凉州“哈密辉和儿”仍使用着回鹘文。发现于天山深处松树腹内的用回鹘文抄写的佛教文献《弥勒会见记》，可能藏于哈密辉和儿避难时期。在明代文献《高昌馆课》中，也保存了当时西域各地给明朝廷的公文，都附有回鹘译文。说明在明代撒力畏吾儿地区，仍在使用回鹘文。1910年，沙俄学者马洛夫在肃州城西南的文殊山发现的一本回鹘文写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共397页，经本跋文落款时间为“大清康熙二十六年”，这是目前发现的时段最晚的回鹘文文献。
  尧呼尔目前有语言而没有文字，他们的文字是在明朝中叶的弘治年间开始丢失的。
  如今裕固族在全国的人口近1.4万人，其中1万多人生活在肃南，而且遍布于东西长65。公里，南北长200公里的四片不相连的地块上，一平方公里不到一个人。大部分人至今还在游牧。正是这种相对偏僻、闭塞、安定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让这个民族的语言保留至今。现在会说尧呼尔语的有8000多人，而且东西部的尧乎尔人说两种语言，东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操恩格尔语；西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操尧乎尔语。另外，中部偏北的尧乎尔（主要分布在酒泉黄泥堡和肃南的前滩、莲花、明海等地）人说汉语，中部偏南的说藏语。尧乎尔人的语言能力很强，两种语言交汇区域的尧呼尔人操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目前汉语、汉文是裕固族民众进行交际的工具。
  “哈密辉和儿”的大部于明弘治十八年流落于肃州，到清乾隆二年，461户肃州“黄番八族”已有362户“改番归流”为农户，归流率高达78.5%,这是年羹尧在西北推行“改番归流”新政的结果。乾隆二年在肃州头墩、三墩、铧尖、小泉儿、黄泥堡五地生活的“尧呼尔”民众有267户，到1990年国家统计，泉湖、三墩、铧尖、黄泥堡四乡镇分别有裕固族村民82人、251人、223人、920人，且会说“尧呼尔”语的民众寥寥无凡。期间，肃州未发生大的战乱，加之“哈密辉和儿”人在肃州口碑又好，不是他们缺少后代，而是“改番归流”新政的延续所致。值得一提的是，哈密静修国师拜言卜刺的后裔郎国师（名苏扎木特）于康熙中期定居肃州的西店堡（今总寨镇西店村一组），除个别姓氏外，百余名郎姓人均操汉语，均为汉族，除个别老者吃斋念佛、阖族眼睛圆外，无半点“黄番”习俗。
  当一种民族走出了赖以生息的大山或草原，就注定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肃州“黄番八族”的后裔更多地成为原区域的汉民，因为他们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所以说，目前一个尧呼尔老人的离世，尧乎尔的一段历史就可能被永远埋入地下；几户尧呼尔人走出大山，几百年后就会变为几十户汉民。在现代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尧呼尔民族将不可避免地被周围民族同化。拒绝历史发展潮流是徒劳的，谁也不能剥夺他人享受现代生活的权利。如今在政府的倡导下，大部分牧民实现定居，从生活本身讲，定居远比游牧安逸得多。但是离开了草原，失去了游牧生活，尧乎尔文化就失去了根基，恐怕连承传文化的工具——民族语言也可能丢失，就像“哈密辉和儿”丢失了 “高昌回纥”弹拨的琵琶和箜篌一样。尽管政府规定裕固族学校开设民族语言课，但实际效果却不尽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