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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辑肃州文史之六
  史地考述酒泉地名与酒泉酒汪受宽西部名城酒泉，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历来多民族聚居，又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卫星发射中心，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历史、人文资源与高科技资源都极为罕见的旅游文化之都。大力弘扬酒泉独具特色的传统与现代、大漠与绿洲、自然与人文的综合优势，发展旅游产业和地方产品，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
  酒泉这一地名，就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品牌之一。
  酒泉木为月支牧地，公元前2世纪前后为匈奴占有，由匈奴昆邪王居守。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春，骡骑将军霍去病率万余战骑，从陇西出发，过焉支山千余里，与匈奴军麋战于皋兰山下，斩杀折兰王、卢侯王，歼敌8000多人，获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又出北地，过居延，南下祁连山，围歼匈奴，得虏首3万余级，给匈奴以沉重打击。单于欲召诛休屠、昆邪二王。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其众降汉，汉置五属国处之，在河西设武威、酒泉郡。酒泉建郡2123年来，无数英雄豪杰、才子佳人、商贾僧众、蕃汉民族在这里演出过多少雄奇悲戚的历史活剧，被李唐王朝视为祖宗的李嵩所建立的西凉，亦曾于公元405—420年以酒泉为都城。至今，酒泉仍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前沿阵地。
  关于酒泉名称的由来，都以城下有泉，其味如酒释之。一般古籍言此，皆祖东汉应劭之说。应劭之书早已不存，在诸古籍引录中有三个不同版本。
  其一，《水经注》卷二：“应劭《地理风俗记》曰：敦煌，（下有缺文——汪注）酒泉，鎏其水甘若酒味故也。”其二，《水经注》卷二：“《汉官（仪）》曰：秦用李斯议，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国，陈、鲁、齐、吴是也；或以旧邑，长沙、丹阳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阳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东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树生庭，雁门雁之所育是也；或以号令，禹合诸侯大计东冶之山，名会稽是也。”其三，唐修《艺文类聚》卷九“水部下·泉”：“应劭《汉官仪》曰：酒泉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曰酒泉。①同一种《汉官仪》，说法就有差异。甚至还出现了《地理风俗记》一书。不过，三者意思大体相同，一是场所不同，二可能是后代学者引用时参以己意才出现的文字差异。应劭此说被以后诸学者视为原典，而屡加征引。如唐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酒泉郡”条，即云：“应劭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也。’”唐修《元和郡县图志》亦曰：“肃州，以城下有泉，其味若酒，故名酒泉。”②宋修《太平寰宇记》也说：“酒泉者，盖城下金泉，味美如醴，故以名之。”③应劭是东汉灵帝、献帝间（168~220）人，死于建安九年（204年）前。他的说法距酒泉建郡约300年，实在难以视为典据。
  五凉学者大约已看出应劭说法并非原典，于是加以改造。
  北凉地理学家阚駰所著《十三州志》云：“福禄城，谢艾所筑，下有金泉，味如酒。有人饮此泉水，见有金色从山中照水，往取得金，故名。”④《太平寰宇记》引佚名学者所著《西河旧事》云⑤：“福禄城，因谢艾所筑，城下有金泉，味如酒，故名曰酒泉。”查《晋书·载记》知，谢艾为前凉名臣，任张骏主薄，晋永和七年（351年）被张重华贬为酒泉太守。《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十三州志》，新旧《唐志》著录有《西河旧事》及《十三州志》。两书皆作于五凉时期。但谢艾筑城距酒泉建郡已经400多年，更不可以做为酒泉地名来历的根据。颜师古是一位审慎的学者。所以他在注《汉书》时言：“旧俗传云，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而不言谢艾事。即使否定了应劭的首论之功，还是难以解释酒泉地名的来历。所以后代学者又另创新说。清吴人寿、何衍庆编《肃·州新志》录徐浩《重修酒泉碑记》言：“泉何以酒名也？汉时开凿河西水，道引通泉脉，里人相传此泉如醴，故曰酒泉。”将酒泉名称的来历上推至汉武帝占有河西开屯田以后。然而，酒泉设郡于前，移民屯田引水在后，怎么可以先有郡名，后有命名原因呢？好心的地方人士于是编出了一个善意而又似乎合情合理的民间故事，云：“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骡骑将军霍去病击败匈奴，武帝赠御酒一坛，犒赏有功将士，酒少人多，霍去病倾酒于泉，与众共饮，故谓此泉为酒泉。”⑥此说几十年来已是人人耳熟能详，大家似乎都很乐意接受这样一种解释。从心理学上说，它符合普通人的心理习惯。敬仰英雄，本是人之常情，若把这位历史上的大英雄与本地名胜结合起来，更能平添几分自豪和风雅。霍去病确实在抗击匈奴的战争中功勋卓著，豪迈慷慨，尤其是开河西之举，更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一页。不过，这个故事美则美矣，却于典无据，即使考诸史实，也无法说通。《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载，霍去病“少而恃中，贵不省士。其从军，上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事多此类”。霍去病因李夫人之故，很早在宫中为官，受武帝喜爱，根本不知道稼穑之艰，也不知道将士之苦，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他宁可将武帝赐给的吃不完的美肉好粮抛弃，都不愿意拿出来给饥肠辘辘的士卒，怎么可能将武帝赐的御酒倒到泉里让全军共饮呢？这则传说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
  那么，酒泉一名最早源于何处呢？据我查考，是西汉东方朔的《神异经》（《百子全书》本）。该书《西北荒经》有条言：西北荒中有玉馈之酒，酒泉注焉，广一丈，长深三丈，酒美如肉，澄清如镜。上有玉樽玉笾，取一樽，一樽复生焉，与天同休无干时。石边有脯焉，味如獐鹿脯。饮此酒，人不生死，一名遗酒。其脯名曰追复，食一片复一片。
  占类书中录此段，文字略有不同，但大体意思不差。《太平御览》卷八百四十五录《神异经》曰：“西北荒中有酒泉，此酒美如肉，清如镜，其上有玉樽，取一鳟复一蹲，与天地同休无干时。饮此酒，人不死不生。”前人多将《神异经》列为伪书。《汉书·东方朔传》言：“朔之文辞，此二篇（指《设客难己》、《非有先生论》）最善。其余有《封泰山》、《责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襟》、《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八言、七言上下，《从公孙弘借车》，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云：“《神异经》、《十洲记》：以上二书，称东方朔撰。陈直斋曰：’二书诡诞不经，皆假托也。《汉书》本传叙朔之辞，末言：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赞又言：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肤浅。童儿牧竖，莫不炫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着之朔，故详录焉。史家欲祛妄惑，可谓明矣。”《汉书·东方朔传》赞中“童儿牧竖，莫不炫耀”泄露了天机，说明东方朔的诸多作品（包括《神异经》）在西汉早已脍炙人口，只是因为在正统学者看来，其思想“言不纯师，行不纯德”，其内容“诡诞不经”，就是不遵从儒学，不符合儒家正统观念（“不语怪力乱神”），刘向、班固才不将它们列入《书录》和《汉书·艺文志》。历史证明，儒家的好恶并不能一手遮天。《神异经》一书由于它在历史和人文地理方面的巨大价值而终于流传下来，历见记载。《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等都有著录。从内容和形式看，《神异经》与《山海经》一脉相承，都是先人地理见识长期流传、口耳相传以至有些夸大失实的产物。《山海经》的著作年代虽有争论，但学者无不定其为先秦作品，则《神异经》产生时代当距《山海经》不远。
  虽然辨伪家们称《神异经》为伪书，清朝康熙皇帝却在事实的教育下为其辨诬。史载：圣祖谕大学士等曰：书册所载，有不可尽信者。如风不鸣条，何以散天地抑郁之气，鼓荡万物？雨不破块，何以播种？又云囊萤读书，朕曾取百枚.盛以大囊照书，字画竞不能辨。此书之不可尽信者。亦有似乎荒谬而竞实有其事者。东方朔记北方有层冰千尺，冬夏不消。今年鄂罗斯来朝云，其地去北极二十度以上，名为冰海，坚冰凝结，人不能至。始知东方朔所云不谬。又从前有书吏三人，遍传西边异兽形图，部议重罪具奏，朕从宽免死，令其往觅是兽。后将军祁里德等来自军前，奏云，果有是兽，目在乳傍，口在脐旁,巡哨侍卫等曾亲见之。蒙古名其兽日鄂布。又有飞者名曰积布，蒙古名恶人为鄂布泰积布泰，是即《山海经》所谓刑天无首，以乳为目，以脐为口也。故将发遣书吏放还。又《神异经》云：北方层冰之下有大鼠，肉重千斤，名为鼢鼠，穿地而行，见日月光即死。今鄂罗斯近海北地，有鼠如象，穴地以行，见风日即毙，其骨类象牙，土人以制碗碟梳篦，朕亲见其器，方信为实。又古人以天市垣为中国分野，朕始疑其说，细玩天球，合以地图，中国去赤道二十度至四十度,在谷雨、立夏、小满三节气，上天市垣亦去赤道二十度，恰与中国对照。始知古人分野之说确有所据，此又书之不可信而可信者也。⑦近年有人撰文云东方朔为发现北极之第一人，即敷演康熙此论而成。我们能说《神异经》是伪书吗？从史书记载看，东方朔确实知识渊博。《史记·滑稽列传》云：东方朔“以好古传书，爱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汉书·东方朔传》云：“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县东）人。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数，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朔初来，上书曰：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三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祉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同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齐人古来就有漫游各地、甚至下海远游（如秦徐福入海求仙人）的传统，齐学素称博大（如战国邹衍之大九洲说），长期生活于这种环境里，自己又如此好学，经书、传书、兵书及文史诸子书无所不读，东方朔的广见博识、知识丰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史载，在建章宫中，曾发现一只似麋鹿之物，武帝往观，问群臣，无人能识。召来东方朔，他马上说出这是“驺牙”，武帝于是赏赐给他数顷美田鱼池。⑧至于书中所载北极所有或酒泉情景，并不一定为其所亲见。因为以东方朔的生平排对，他年轻时专心读书习武，武帝初以上书自荐被任命为待诏公车，以后一直在皇帝身边任职，虽曾出使各地，但不可能到北极或尚为匈奴疆土的河西漫游。他的知识有的是亲见，有的凭读书，有的得之听闻。不管在家乡还是在朝廷，他都可以接触到无数人士，加上他本人好奇心甚盛，搜集并著录这些闻见，是不困难的。汉武帝征召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在建元元年（前140年）和元光元年（前134年），第一次为丞相卫绡所阻，第二次才招来董仲舒、公孙弘等人。东方朔之被召，似亦在第二次，即公元前134年。《神异经》的著成应在此前后。后来，霍去病通河西，汉武帝要在河西建郡，当征求博学之士如东方朔等人的意见。东方朔已知西北荒中有一神奇的酒泉，遂建议武帝以其为郡名，应该是顺理成章之事。否则，为什么武帝在平河西后“乃复赐东方生钱财甚多”⑨。
  从以上考证，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酒泉郡名，系以泉命名，具体说是因武帝初东方朔著《神异经》之书，记载西北荒中有一其味如酒的酒泉而得名。
  酒泉又名金泉，本来自传说，加以当地古来多泉⑩，所以要落实其具体方位就有一定困难。《神异经》云其泉池“广一丈，长深三丈”，汉唐诸家只泛言城下有泉，而不具体。比较明晰的记载，见于明清。
  明修《肃镇志》云：“有崔家泉在城东北一里崔家庄侧，涌出清泉碧澄，北流，人疑以为酒泉，但色味不同。又有路家海子，在城西二十五步，汪洋不竭，水色稍黄，人亦称酒泉。”⑪清康熙间，学者梁份遍游陕甘，著成《秦边纪略》（又名《西陲今略》）一书，其中重言：“肃州周为西戎地，秦为月支国，汉元狩二年，霍去病破昆邪，始开置酒泉郡。因城东北一里许有泉，色黄而味如酒，故以名郡。”⑫陶保廉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随侍其父陶模由西安到迪化（今乌鲁本齐）赴任，将沿途日记整理成册，以《辛卯侍行记》之名刊出，其卷五云：“二里，永固桥。讨来支渠绕城东北流者也。半里酒泉官厅。古称泉味如酒，今饮其水不甘。上有亭台，左文襄重修。半里东关。二里进东门，题曰'镇绥华夷’，经大街，住试院。”⑬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吴人寿、何衍庆纂修《肃州新志》言：“酒泉，在城东门外，其味如酒，因以名郡。颜师古曰：“城东北里许有金泉，其色黄，挹而尝之，略似酒。旧志云，东关厢外迤北一里，涌出清泉，碧澄如酒，北流入讨来河，即古酒泉郡也。缘在崔家庄侧旁，俗又呼为崔家泉”。又言：“路家海子，附近城西二十五步，旧有水汪汪不竭，相传有兽从水中出。水色稍黄，世亦以为酒泉，今已干枯。”明清以来，人们似乎多认同崔家泉为古酒泉，所以屡有人在当地浚泉建亭以供宴乐赏游。《肃州新志》“酒泉亭”条云：“在东关外一里许，旧有亭。自顺治二年逆回米贼乱后倾圮。乾隆元年，西师凯旋，分巡道黄文炜上构北向大厅三间，前构八卦亭一座，北建南向厅事三楹，旁建东西廊房共十一间，西南角又建厅房三间，再东大门一座。中开水池，四面楹栏。泉眼有九，俗谓九眼泉。年久淤塞，浚之使通。池水澄清，夏凉冬温。绅缙名公、黄童白叟多游憩焉。同治四年间回叛，毁于兵。光绪四年，前署肃州牧张大镛奉饬修复，大致已具。”解放后，地方政府在此处建泉湖公园，1962年改名酒泉公园，浚湖植柳整治亭园，树碑纪其胜。《甘肃古迹名胜辞典》·酒泉胜迹条言：“又名金泉，在酒泉公园内，旁立清宣统肃州兵备道廷栋书’西汉酒泉胜迹’石碑一通。据《县志》载：泉本三眼，其水清冽，碧澄如酒，冬暖夏凉，永不结冰，冬日水气蒸腾，状如云烟，泉中常有气泡上升，类似金珠串线，蔚为大观。现今酒泉两眼干涸填实，仅存一泉，水泥围栏绕护，倾玉泼翠，喷涌如注，半亩澄潭，一汪绉绿，惹逗中外游客抛币掷银，兴味盎然。⑭”作为西汉胜迹的酒泉如今焕发出新的活力。
  酒泉之水是否如酒，本来并不重要。况且明修《肃镇志》已说其“色味不同”，亲口尝过酒泉水的陶保廉也说“今饮其水不甘”。不过，关于酒泉来由传说之奇，意蕴之美，形态之生动却是不争的，泉似酒醇，抑或酒如泉涌？这亦泉亦酒的酒泉，自汉唐以来，汩汩涌动，牵触了几多文人墨客的情丝，留下了不少隽永活泼的美谈和诗赋。
  有《郭弘碑》载：东汉郭弘，颇受皇帝宠顾。一日见帝，帝曰：“欲封卿郡邑，何地好?”弘好饮，对曰：“若封酒泉郡，实出望外。”帝笑，后日果封酒泉郡王。
  东汉末学者孔融以书咏酒泉，言：“酒之为德久矣。古先哲王，类帝宗，和神定人，以济万国，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⑮李白有《月下独酌四首》，其二云：“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⑯杜甫《饮中八仙歌》有云：“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⑰明代学者王世贞有《凉州曲》一首，云：“玉门春色胜临洗，敕使东来赐锦袍，闻道酒泉香似酒，不烦银瓮贮蒲桃。”⑱清人沈青崖《酒泉亭记》，更赋酒泉以灵性，言：“羽觞秩秩，酒酿葡萄，笳拍嘈嘈，声传蹙栗。追霍骡骑之壮志，慕班定远之勋名。勇气豪襟，泉为之激焉。又有骚人墨卿，载笔从戎，试上龙堆，忽来鹿塞，望雪山而作赋，过嘉峪以留题。酌水品茶，临流敲句，虽无永和祓禊之乐，庶几其有揽辔澄清之意，而泉为之静焉。若夫九边夫老，常供飞挽之劳；六郡良家，久谙鼓鼙之役。狼烟息警，鹭堠常宁。创见曲廊，围绿波而掩映；忽看文榭，如飞鸟之骞腾。负暄荻岸，鼓腹柳阴，莫不共乐升平，欣欣自得，泉为之畅乎。”⑲酒泉，确实是令古来酒中君子“心向往之”的酒都。
  历代文人墨客如此歌咏酒泉，酒泉亦以其美酒而闻名天下，或许当地之水真的适合于酿造美酒。
  抛开《神异经》的传说不谈，酒泉酿酒的历史至少也有2200多年。秦汉间居住于河西的匈奴人就会造酒。史书中说，公元前2世纪，匈奴人多次打击原居于敦煌、祁连间的月氏人，终于“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⑳，就是将月氏王的头盖骨做成了喝酒的碗。匈奴人视此头骨碗为宝物，只有在非常隆重的场合才拿出来使用。汉元帝初，汉朝车骑将军韩昌和光禄大夫张猛与呼韩邪单于盟约，就是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骨为饮器共饮血盟。匈奴军中还有以酒作为奖赏的规定，称“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厄酒”㉑。当地的匈奴人如果不会造酒，怎么会有酒器和以酒作为战功奖赏？西汉王朝从内地大批移民到酒泉等地，史书中说，他们“保边塞，二千石治之，成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㉒。这是说当地居民有机会与官吏一起饮酒。在酒泉屯戍的官兵亦有酒喝，如在敦煌（敦煌市今属酒泉）出土木牍背面之书信文字，言兵卒“甚苦候望，春时不和，幸伏吁和少公近衣进御酒食”㉓。途经酒泉的官员人等，地方也以酒食招待。20世纪90年代初在汉代悬泉置遗址发现的邮驿简牍《元康五年过长罗侯费用簿》，有为接待长罗侯常惠及其从者而酿酒的记录。简文言：“人鞠三石，受县/出鞠三石，以治酒之酿”；“入酒二石，受县出酒十八石，以过军吏廿遮侯五十，凡七十人/,凡酒廿，其二石受县，十八石置所自治酒/凡出酒廿石。”㉔大体意思是，由效谷县（今安西）运来3石做酒用的曲子，在悬泉置自制成20石酒，18石用以招待经过的长罗侯常惠及其随行人员，2石交给县衙。北魏，酒泉地区还出产在《酒谱》中称为“芳味绝妙”的名酒昆仑觞。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七言：“魏贾家累千金，博学善著作。有苍头善别水，常令乘小艇于黄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过七八升，经宿，器中色赤如绛，以酿酒，名昆仑觞。酒之芳味，世中所绝，曾以三十斛上魏庄帝。”古人在很长时间里不知黄河源头的昆仑山在何处，《后汉书·明帝纪》章怀太子注言：“昆仑，山名，因以为塞，在今肃州酒泉县西南。”其所谓昆仑山，即今祁连山。因而所谓昆仑觞，即酒泉之酒。所谓河源水，应指祁连山流出的雪水。
  魏晋隋唐，整个酒泉境内似乎一般店铺都有酒出售。敦煌卷子中颇多沽酒的记载。如P. 2930载：“绍建麦伍斗、粟柒斗，沽酒壹瓮，乾元寺起钟楼日人助用。”再如S.6981载:“粟叁斗，沽酒造水则道场帖酒伍杓。”都是寺院为搞建筑或做佛事而沽酒所记的账。
  当时，酒泉最具特色的是芦酒。杜甫《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诗中有：“孤峰石戴驿，快马金缠辔。黄羊饫不膻，芦酒多还醉”的句子。宋人庄绰所作《鸡肋编》解释此诗句中的芦酒，道：“关右塞上……有夷人造噆酒，以荻管吸于瓶中。老杜《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诗》云：’黄羊饮不膻，芦酒还多醉。”㉕荻与芦苇同为禾本科而异种，叶较芦稍阔而韧。此处之荻，当系芦字的互用。杜甫没有到过河西，却知道那里有以芦苇作管插于酒瓶中吸饮的芦酒，可见该酒在唐代士大夫中是名闻遐迩了。
  明代肃王府的兰香酒也是当时的名品。清康熙间编成的《古今图书集成》经济食货典第二百七十四卷酒部，引《酒小史》之《酒名》中就有“肃王兰香酒”。由于当时北方蒙古势力横行，其铁骑经常揉蹦河西居民，永乐二年（1404年）七月，明成祖曾“敕甘肃总兵左都督宋晟，令诸屯多酿酒，探知寇将至，置毒酒中及河井以避之”。㉖用毒酒来整治入犯的敌军，这倒是酒史中的一件异闻。
  清朝西北著名学者洪亮吉在乾隆间因上书得罪，被遣戍伊犁，百日后才被赦还原籍。他终生好酒，品尽天下名酒，曾评论酒泉酒为天下第二名酒。他说：“考前代酒最著名者，曰’宜城醪’、’苍梧清’、’京口酒’、’兰陵酒’、’雪下酒’，及酒泉郡本以酒得名。余曾历品之。究以’山阴酒’为第一，酒泉郡酒及’霅下’次之。’兰陵酒’，今忻州兰山县酿酒法已失传。若’宜城’、’京口’酒，《南史》邵陵王纶传称’曲阿酒’，皆重浊，又失之太甜，与今吴中之’福真’、锡山之’惠泉’相等，未见其美也。’汾州酒’、’沧州酒’，性又与’烧春’同，自当别论。’苍梧清’亦同’烧春’（’雷下酒’今名’南浔酒’）"㉗。洪氏诗《自哈密至苦水铺作》云：“两车一马装亦华，后乘满载敦煌瓜。一旬戈壁苦无食，幸与瓜时适相值。日昨长流河，今日苦水泉。不复置茗椀，唯应进瓜盘。两旬遥遥入关口，纵剩数瓜当亦朽，即以车藏酒泉酒。”㉘洪氏酒瘾真大，他竟然装了一车酒泉酒，难怪称酒泉酒为天下第二美酒了。
  酒泉之名及酒泉之酒的历史虽已成为过去，对今天酒泉在西部大开发中如何发挥地方人文和自然资源优势，推动地方旅游和特色产业的发展当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注释：①《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65页。
  ②《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册，第1022页。
  ③《太平寰记》，清光绪八年金陵书局本，第152页。
  ④清张澍：《二酉堂丛书史地六种》，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⑤清光绪八年金陵书局本误为《河西旧事》。
  ⑥《甘肃古迹名胜辞典》“酒泉胜迹”条，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22页。
  ⑦清·余金著：《熙朝新语》卷4,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
  ⑧⑨《史记·滑稽列传》。
  ⑩唐章怀太子：《后汉书·张奂传》注言：“酒泉，县名，地多泉水，故城在今阳州晋昌县东北也。”⑪ 见《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78, “肃州直隶州酒泉”条引。
  ⑫《秦边纪略》卷4 “肃州卫”条，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校注本，第238页。
  ⑬《辛卯侍行记》，刘满点校本，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页。
  ⑭《甘肃古迹名胜辞典》，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22-323 页。
  ⑮《后汉书·孔融传》注引《孔融集》“与曹操书”。
  ⑯《分类补注李大白诗》卷23。
  ⑰《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1()。
  ⑱《茗斋集明诗》第261册。
  ⑲《肃州新志》。
  ⑳《史记·大宛列传》。
  ㉑《汉书·匈奴传》。
  ㉒《汉书·地理志下》。
  ㉓王国维：《流沙坠简》卷三，《简牍遗文考释》六，敦十四木简。
  ㉔ 见《陇右文博》2000年第2期张俊民文。
  ㉕《说郛》卷27。
  26《古今图书集成》“经济食货典”第271卷酒部，第697册51页B上引《大政记》。
  27《北江诗话》卷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28《洪北江诗文集》卷2,丛书集成本。
  (本文作者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甘肃陇文化研究会理事长)肃州地方志的创始与发展刘兴义肃州自西汉武帝建置酒泉郡，经后汉、魏、晋、南北朝，皆沿袭郡制未改，直至隋唐，才有肃州之称。宋称肃州为酒泉郡，西夏改称蕃和郡，元为肃州路，明为肃州卫，清自雍正七年，划甘州之高台为肃州领县，始称肃州宜隶州，直隶于甘肃行省。其地有祁连山屏障于南，虽与西羌相隔，却有众羌水与羌地相通；北接蒙古高原，自古大漠丘陵横阻，复有弱水古道与之一线相通；东接凉、甘，为通往中原必经之要道；西达西域，是连接祖国西陲之纽带。丝绸之路东西横穿，历来以肃州为进出口之要冲。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温凉宜人的气候，悠久的人文历史，早就有地方史志记载。如东晋十六国时期，前凉酒泉太守谢艾就有《谢艾集》8卷，西凉刘昞亦撰有《凉书》10卷，后均因社会变革而失传，刘昞的《敦煌实录》10卷也已散失。此外，还有宗钦所撰《凉书》10卷，据记载是较为完善的作品，惜已失传无考。
  自元代以前，肃州之事，除散见于官方二十一史记载之外，至今未见本州地方志出现。据《酒泉市志》编后记中说，酒泉在元代所修方志，目前所能考知仅有一部。民国时期西北著名方志学家、临洗人张维所著的《陇右方志录》记载，“《嘉靖陕西通志·风俗》引有《元肃州志》”，又《肃镇华夷志》引有《元肃州志》，这可能就是元代所修《肃州志》的依据。明代中期，凉、甘、肃三州先后掀起撰写方志热潮，如凉州的《凉镇志》、甘州的《甘镇志》、肃州的《肃镇志》，而以《肃镇志》为最早。
  兹将肃州有据可查之地方志分述之：一、《肃镇志》明万历四十四年李应魁撰。
  二、《重修肃州新志》清乾隆二年黄文炜撰。
  三、《肃州新志》乾隆二十七年补刻本。
  四、光绪《肃州新志》知州何人庆等重编。
  五、《民国酒泉县要览》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
  六、第一本《酒泉市志》1961年7月。
  七、第二本《酒泉市志》1998年6月。
  一、明代《肃镇志》明代之肃州为边郡，设镇，与州郡治所同为一地，州有知州，镇设镇将，太守管民事，镇将管兵防（清代称总兵官），设有镇台府，故曰“肃州镇”。明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公元1616年），李应魁编修《肃镇志》成书。
  撰者李应魁，四川内江人，万历三十二年甲辰科进士，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以右参政调任肃州。莅任至肃，查阅典籍，即着手肃州方志筹划编纂工作，万历四十四年编撰《肃镇志》成书，共4卷4册，约14万字（今俗称《肃州旧志》或《肃镇华夷志》）。
  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年）应魁以右参政升任肃州兵备副使，乂议呈巡抚祁宗光批准，在肃州西北50里沿边添筑野麻湾堡，增置边兵防守。此人在肃州六年，后调赴凉州守道。
  二、清《重修肃州新志》重修起因：万历《肃镇志》问世以后，主要记载了改变元代肃州路的行政建制，代之以军政合一的卫所制度；肃州历史沿革、地理概况、物产及西部生态环境、自然风貌、边防设施、长城烽燧、关口要道、民族分布、对外往来等。及至清雍正之末、乾隆之初，又经历120年。其间，肃州曾经历了蒙元残余势力的纷扰、李自成的革命风暴、清兵入关、清王朝政权的建立等。清王朝分陕西而置甘肃行省，设甘肃巡抚管辖凉州一府五县、甘州一府三县，肃州则于雍正七年改为直隶州，直隶于甘肃行省。随着社会的变迁，旧方志已经不能适应当时要求，重修地方志迫在眉睫。
  适时，清军酉征，上调黄文炜由广东来肃州任职。文炜，字飞赤，安徽新安州（今歙县）人，约康熙五十年进士（公元1711年），康熙五十四年从戎西征，雍正初年到酒泉。雍正四年（1726年）调赴广州任按察使，雍政十一年（1733年）复调来肃州，总理西路粮台运输兼高台三清湾、柔远堡屯务。雍正十二年补肃州分巡道，兼理安西兵备道印务。
  黄文炜在肃任职期间，兴屯田，重农事，尚修建，倡教化，恤孤弱，勤政爱民，办了不少公益事业，深受百姓爱戴。曾多次以俸银捐助地方，修建肃州孔庙、学宫、尊经阁（图书楼），捐修同济堂，整饰酒泉园林山水名胜等。公事之余，与同行沈青崖等编纂《重修肃州新志》30册，计33万余言，为当时肃州最新志书。沈青崖时任西路军需观察，原先曾编修《陕西省志》，见黄氏《肃州志》稿已时过境迁，便欣然命笔协力润色，共襄斯举。《重修肃州新志》的编辑方法是根据当时肃州的特殊情况而定的。所谓特殊：一是明初朝廷在肃州关外设置赤金蒙古、罕东、沙州（后改罕东左）、曲先、安定、阿端、哈密7个羁縻卫，羁縻卫境内军政要务均由肃州兵备副使裁决或报批；二是清初直隶安西州尚未建立之前，清廷沿袭旧制在原赤金蒙古卫、罕东卫、沙州左卫和镇夷所、高台所旧地上新置了赤金所、靖逆卫、柳沟卫、安西卫、沙州卫和高台县，这些新置卫所，悉数划归肃州直隶州统辖。因此，黄文炜于乾隆元年饬令肃州、高台、安西、敦煌、玉门（靖逆、赤金）各县按下发提纲编写县志，此乃各县有县志之始。乾隆二年，《重修肃州新志》告成，当年刻版印刷。
  全书大目有九：1、河西总叙全1册2、肃州共15册3、高台县共6册4、安西卫共2册5、沙州卫共2册6、柳沟卫全1册7、靖逆卫全1册8、赤金所全1册9、西陲纪略全1册以上共9目30分册，每一目内容又仿照《肃州旧志》作法，细分为36个分类，如星野、建置、疆域、形胜、城池、乡堡、山川、古迹、景蓟、户口、田赋、经费、杂税、水利、屯田、驿传、桥梁、公署、学校、祠庙、坦遗、风俗、物产、蠲恤、祥异、职官、名宦、军政、边防、人物、选举、烈女、流寓、仙释、诗文属夷。对于有些项目，有则叙之，无则免之。除河西、西陲两册不用此分类，其州、县、卫、所志中款项，大率照此撰写。
  唯清代中期，新疆尚未设省，肃州是通西域之门户，天山南北两路各有8个城镇，其道路里程、名城重镇、地理山水等，无可分割地皆附之于肃州内。这也是当时境域相连、道路相通，撰史志者爱国之情使然。
  三、乾隆年间《肃州新志》据《甘肃地区地震资料年表》载有“公元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11月5日肃州地震有声。”此条出于《肃镇志》和乾隆二十七年补刻本《肃州新志》。
  黄公《重修肃州新志》初刻于乾隆二年。此《肃州新志》则为乾隆二十七年补刻。稽考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肃州知州为山阴徐浩。他于乾隆二十一年到肃州，二十七年升任知州，见黄公之建筑已：“风霜剥蚀、残垣断瓦、寂寞荒烟，览者不能不无黄鹤楼空之感。”于是，鸠工庀材，兴举诸大端，使旧貌焕然一新。徐浩在整修古迹的同时，撰写了《节孝祠碑文》（乾隆二十二年）、《关帝庙碑文》和《酒泉书院碑记》（乾隆二十七年九月），又将以上诸事，重新刻版，补入《重修肃州新志》，简称《肃州新志》,今日所见之《肃州志》正是此本。
  四、光绪年间《肃州新志》自乾隆后至光绪末一个半世纪，肃州再未修志。时至光绪末叶，肃州牧何人庆等二人，以《重修肃州新志》内容为基础，另行编排组合，增加了许多新内容，添补了有关文章诗词，编成《肃州新志》15册，约22万字，存世。
  另外，光绪年间，肃州举人郭维城告老归家，居家撰修《肃州备采录》4卷，原稿为手写本，卒未刊行。民国时，交县志局保存。
  五、民国《酒泉县要览》民国以降，废州改县，1912年改肃州为酒泉县。民国十九年（1930年），甘肃省饬令各县修地方志，酒泉县政府虽成立了县志编修委员会，集本方硕学之士六七人，采访资料，动手起草，终因马仲英之乱，卒无成果。民国二十二年（1943年），又成立了县志编修机构，肃州文生刘昌岑、沙子坝人杨发春、民教馆长华恒玉等人都将自己毕生积累的原始资料提交编委会，然无得力编辑之士，亦付之东流。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县政府又设县志局，陈大兴、杨进崇为正副主任。狄兴儒、翟玉航等文学之士写了一份编纂提纲报省批准，由于省府催促，县府为形势所迫，始督促县志局编出了一份《民国酒泉县要览》，全文10章，约14000字，经一月蒇事，石印印发，报省了事。所编内容简略、类目不全，文词粗疏，更缺论述。纵览1930年甘肃省饬令各县修地方志至1948年抗战胜利，历经18年之久，前后三次编志，终未拿出正本县志。
  六、新中国第一部《酒泉市志》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建政及三年经济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1956年，将鼎新县并入金塔县，各县也普遍进行了撤区并乡，这时酒泉共40个乡。接着又将酒泉、武威两个专区合并，组成了张掖专区，共辖14个县市。1958年，人民公社化形成高潮，又将金塔县与酒泉县合并，成立了酒泉市（地级），后金塔分出，酒泉市降为县级。第一本《酒泉市志》，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该志编写的起因是1960年元月北京举行的全国地理学术会议，会议决定在各地编写地方志。《酒泉市志》在编写本市乡士地理资料的基础上，适当扩大了内容和范围，目的在于保存地方历史变革和地理资料。本志共编11章33节和一个前言，总约7万多字，以文字论述为主，兼有图表，其主要内容是1949年解放到1961年12年时间的社会发展历史和政治面貌。编纂工作由市文教局主持，抽调刘兴义主笔撰写，从1961年7月开始编写，至8月底越两月完成初稿，油印印发。由于时间仓促，交通、邮电、文化、教育、卫生、民俗等项资料暂缺。后经1984年酒泉县农业区划委员会二次翻印，遂使该志得以保留。七、第一部精装本《酒泉市志》1984年10月，酒泉市成立了史志办公室，着手开始修志的筹备工作。1986年3月，史志办改为常设机构，由党政领导具体负责，安排承担修志任务的63个单位、170人撰写部门志和专业志共63部、410万字。规模之大，人员之多，史无前例。1988年3月，史志办聘请李宗绩、高正刚、郭仪、刘兴义、胡华魁、杨俊士、张富贵等7人，参与《酒泉市志》的合成工作，继后又进行了补充修改。1993年，送酒泉地区市志办评审后，作了一些修改，最后组建终审领导小组逐篇逐章细审确定，于1997年11月7日获得行署批准出版，1998年6月正式成书。
  新出版的《酒泉市志》是20世纪下半叶(50年间)酒泉规模最大的一部地方志，共45篇，186章，426节，1125页，1152000字。卷前有序、凡例、概述、大事记、照片、目录等。内容以篇分，有行政建制、自然地理、人口、经济总情、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农业、畜牧、林业、乡镇企业、农业机械、水电、工业、交通、邮电、商业、粮食、物资、旅游、财税、金融、物价、工商行政管理、标准计量、中国共产党酒泉市地方组织、民国时期酒泉县的国民党及三民主义青年团地方组织、民国时期酒泉县地方政权与参议会、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政协、军事、政法、民政、人事劳动、科技、地震测报、档案、教育、文化艺术、广播电视、医药卫生、体育、文物、方言、民族宗教、人物等。最后为丛录（包括修志纪略、文选、诗词选录）、编后记。
  全书编纂工作历时13年，1998年6月，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精装全1册。
  新版民清地方志遑谈裕固族的源流和语言李生万裕固族是我国56个民族中极具悠久历史和血脉承传的民族之一。裕固族聚居于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市肃州区黄泥堡裕固族乡。裕固族人称其族名为“尧呼尔”或“尧熬兒”（皆为“维吾尔”的谐音），其民族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迁过程，族名也由“回纥”演变为“回鹘”、“黄头回纥”、“辉和儿” “撒力畏兀儿”、“黄番”以及自称的“尧呼尔”和国家认定的统一称谓“裕固”。“尧呼尔”的最后一位大头目说他是“霍尔"，意思就是蒙古人。而更多的“尧呼尔”耆老认为，他们是“撒力尧呼尔”，来自关外的“西至哈至”。
  一位文学爱好者曾根据裕固族的民间长诗《尧熬尔来自西州哈卓》，为“尧呼尔”写了这样一段颂歌：“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她神秘传奇。千百年来……跟随着羊群，追逐大雁的啼鸣，游走在西域广邈的雪山草原、戈壁大漠。这是一个强悍的民族，她英勇顽强。星转斗移……骑骏马，驾高车，驰骋疆场，几番建都立汗，富国治邦。这是一个坚韧的民族，她生生不息。苍海变迁……过草地，翻雪山，避烽烟，御灾难，举部东迁向太阳，只为民族兴盛……”那“酉至哈至”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历史上的确切位置在哪里？本身的含义是什么？为何今天裕固族人民操两种裕固族语言？在历史进程中裕固族是否已被汉人同化？这一切都迷失于裕固族先民的游牧进程中。就此疑问，笔者诚惶诚恐地唠叨几句，以引起方家指正。
  一、“尧呼尔”的族名借“西喇玉古尔”中的“玉古”谐音改称“裕固”清初到民国，肃州的东部草原“尧呼尔”两部落和甘州南部山区的“西喇尧呼尔”五部落由清代所封的世袭“七族黄番大总管”统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酒泉、高台和张掖将所属辖区的“尧呼尔”人由各县人民委员会按原部落区域成立了 “民族”乡，分别由酒泉县的临水区、祁明区，高台县的第六区和张掖县的康乐区管辖。在此期间，世袭“七族黄番大总管”安贯布什加大头目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稳定区域社会秩序方面卓有贡献，且同地方政府接触较多。人民政府根据其提出的“撒力尧呼尔”即“撒力维吾尔”的传统性意见，将该民族族名拟定为“撒力维吾尔”上报中央人民政府。1953年7月15日至18日，酒泉行政专员公署根据西北局的指示精神主持召开了祁连山北麓各族各界人士座谈会，104名代表就实现民族自治、审议“尧呼尔”族名、确定自治区名称、协商行政区划、成立筹备机构等问题进行座谈讨论。会上以世袭千户、亚拉格部族正头目安进朝为首的西部“尧呼尔”代表对族名拟定为“撒力维吾尔”持反对意见，认为西部“尧呼尔”族名中没有“撒力”二字，却对高台县代表提出的“西喇玉古”的说法表示认同,提出去掉“西喇”、保留“玉古”的意见。安贯布什加和安进朝分别代表东西两个操不同语族的“尧呼尔”群体，且职衔之高，影响力之大，人民政府不能不重视这种意见分歧。为此，会议抽出时间专门召集各方上层人士进行个别交谈、共同协商，使东、西两大族群代表在族名问题上达成共识:取“玉古”谐音“裕固”，并寄予了 “富裕巩固”之意。于是，甘肃省人民委员会根据《会议纪要》再次将审定的族名上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尧呼尔”的新族名由此诞生。新议定的县级“裕固族自治区”区划，除酒泉县临水区的黄泥堡民族乡外，其它三区以原有界限为县级区界，区划以内的居民不问民族成分如何，均享有平等权利。自治区所辖区域大部分在清代肃州直隶州的南部，故取名“肃南”。自治区人民政府驻地，则选在地点适中的原高台县第六区的红湾寺，隶属酒泉专署领导。经过半年多的紧张筹备，酒泉县裕固族乡、“肃南裕固族自治区”于1954年2月20日分别在黄泥堡、红湾寺宣告成立。安贯布什加当选为肃南裕固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安进朝则为当选的副主席之一。翌年，“肃南裕固族自治区”改称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1957年经国务院批准，将“西喇玉古尔”曾经赖以活命的陶东、八字墩草原划归青海祁连县，将青海省在祁连山北的皇城儿滩草原划归肃南县，同时将民乐县的马蹄区划归肃南，这是国家意志与民族情感的又一次融合。
  在裕固族内部，尽管存在着山区和平川不同区域的民族文化差异，尽管存在着东西部族群之间昔日的猜忌、仇杀等历史积怨，但历史积怨、文化差异并未影响他们对民族称谓的认同。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最强大的力量莫过于本民族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同。然而认同的标准不是与生俱来、亘古不变的，而是和民族共同体的内涵与外延本质相连的。它不仅包含民族共同体的规模、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还牵涉着成员个体的意志、胸怀以及社会其他成员对他的认可和接受。六十年弹指一挥间，裕固族人民的生活质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也日趋亲密、和谐，若两位前朝遗老在天有灵的话，当对当时各自的明智让步会心一笑吧！二、“尧呼尔”先民的迁徙足迹就是裕固族人的历史源流如今来自“回鹘”血统的裕固族人，已经混杂着古代匈奴人、丁零人、敕勒（铁勒）人、吐厥人、吐蕃人、鞑靼（明代指蒙古人）人的血脉，甚至肃州区的三墩、铮尖、果园、银达、泉湖、西峰、总寨等乡镇部分村组的汉民亦直接承传了 “西州和卓”人的血统。因为历史上，西北各民族之间有过无数次融合，而河西走廊中西部盛产的庄稼，诸多的河流，丰茂的草场，以及当地人的胸怀，又是各民族融合的纽带，所以，无论政治的因素还是血缘的关联，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一）裕固族最早的祖先是匈奴部落联合体的一部分这个命题，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丁零、4世纪的铁勒和居住在内蒙古高原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流域一带的古突厥语民族的回纥政权。据史料记载，公元前3世纪末，在我国北部和西北部的广大草原地区，分布着许多阿尔泰语系的游牧部落，均属于匈奴联合体成员。由此可以推论，匈奴人即是裕固人的远祖。两汉曹魏时，回鹘的祖先“丁零”的一部分脱离蒙古高原的匈奴帝国中心，游牧于今河西走廊至天山南北一带，为后来的回鹘人入居河西和西域开了先例。匈奴主体西迁后，蒙古高原及中亚的各游牧民族由柔然汗国统治，柔然人是操古代蒙古语的。柔然人西迁后，这一地区由与“袁纥”（又称韦纥）人同一种族的突厥人统治。这个建立在阿尔泰山、鄂尔浑河流域一带的强大汗国经常掠夺其它部落的人口和牲畜，使临近部落深受其害。为了反抗突厥汗国的野蛮统治，敕勒（也称铁勒）系的袁笠与卜骨、同罗、拔野古等部落于公元6世纪末逐渐联合形成一个以袁纥为核心的部落联盟，史称“外九部”，号称“回纥”（古代突厥语是“团结”、“联合”的意思），“俟斤”为最高首领。回纥部又分为9个氏族，即药罗葛氏、胡咄葛氏、药勿葛氏、貂歌息讫氏、斛温素氏、阿勿墙氏、咄罗勿氏、葛萨氏和奚耶勿氏。其中以药罗葛氏为首，而且后来回鹘汗国的历代可汗大多出自该部落。这个在鄂尔浑河流域建立的汗国逐渐强大，原先处于突厥汗国统治下的各部落转而臣属其下。回纥汗国各部放牧于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之间，鼎盛时期曾东抵室韦，西至阿尔泰山，北到贝尔加湖以南，南抵阴山、天山一线。在汗国存在的近百年中，草原上各游牧部落以回纥部为核心，逐渐融合团聚成统一的回纥族。从那时起，“回纥” 一词已经成为一个包括漠北草原各游牧部落的古代民族称谓了。唐高宗、武后时，漠北回纥首领——罗葛氏独解支，脱离了蒙古高原的突厥汗国中心，将其亲属及征战有功者徙于甘（今张掖）、凉（今武威）二州，这一部分人可能成为后来“夜洛隔”（宋朝译作“夜洛纥”）建立的甘州回纥。
  回纥汗国与大唐王朝一度保持着十分友好关系。
  唐高宗的乾陵立有61尊“蕃臣”石像，如今能够鉴别出国别、官职、名姓者仅有36尊，其中被朝廷委任高官后死去被纪念的回纥部落首领石像就有3尊：故左卫大将军兼金微都督仆固乞图，系回纥“仆固”部族酋长，高宗逝世前已故。金微，即金微山，也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肯特山，唐初为回纥“仆固”部聚居地。
  故左卫大将军兼燕然大都督葛塞匐，系回纥“多览”部族酋长，高宗逝世前已故。燕然，地名，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与肯特山之间，唐初为回纥“多览”部聚居地，唐燕然都督府曾设于此。
  故威卫大将军兼坚昆都督结簧蚕匐肤莫贺咄。结簧蚕匐肤，部族酋长名；莫贺咄，突厥语为勇健者。坚昆，一作“结骨”，回纥部族名，在回纥汗国的西北角，今唐努山以北，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唐政府在此设坚昆都督府，隶属燕然都护府所辖，晚唐时该部落已南徙于北庭。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中原发生“安史之乱”,牟羽可汗应唐王之邀派朔方节度使、仆固部落首领仆固怀恩与唐大将郭子仪奋力平叛，回纥兵起了决定性作用。史书记载：“怀恩一门死于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回纥可汗，率回纥兵协收两京（长安、洛阳收复于759年），平定河南、河北功无与比。”这里的“女嫁回纥”，指的就是乾元元年（785年）七月唐肃宗将幼女宁国公主下嫁回纥磨延啜可汗之事。回纥曾于757年和762年两次派兵助唐平定叛乱，为唐王朝建立多民族共同体国家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贞元四年（788年），唐德宗将其女咸安公主下嫁回纥武义成功毗伽可汗，次年武义成功毗伽可汗亲自率部协助唐军打败吐蕃（即后来的藏族）、葛逻禄（即后来的撒力畏兀儿）联军，一举收复北庭（今吉木萨尔），唐封其为长寿天亲毗伽可汗。元和四年（809年），回纥遣使进贡入朝，要求改名“回鹘”，意取“回旋轻捷如鹘也”。其后，唐宪宗将其女“永安公主”下嫁回鹘保义可汗；长庆元年（821年），唐穆宗将“第十妹”封为“太和公主”下嫁回鹘崇德可汗。唐公主的后三次下嫁，都是为了保持大唐王朝与回鹘和平共处的友好关系。
  9世纪30年代末，回鹘汗国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内辽，加之连年的雪灾、瘟疫，严重破坏了回鹘汗国的社会经济秩序，加速了回鹘政权的崩溃。公元840年，回鹘将军句录莫贺引黠戛斯部10万骑入侵、杀了回鹘可汗，致使漠北回鹘政权灭亡。自此以后，各部落分崩离析，四处逃散，其中13部拥乌介特勤（勒）为可汗，南下归属唐朝。另有15部在庞特勒率领下向西南迁徙，一支迁往葛逻禄地区（今新疆于阗到若羌、罗布泊一带）；一支迁往吐鲁番盆地，后来建立高昌回鹘汗国；另一支奔河西走廊，史称河西回鹘。初到河西的回鹘人，曾依附过占据河西的吐蕃政权。后来张义潮率瓜、沙之众收复河西，河西回鹘随之归附唐朝。872年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死后不久，河西回鹘攻占了甘州，并建立政权，遂移可汗牙帐于甘州，故将河西回鹘称为甘州回鹘。甘州回鹘建政100多年来，一直与中原王朝保持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们“世以中国为舅”，而中原王朝“亦常以甥呼之”（见《旧五代史·外国列传》）。至北宋时期，仍保持这种甥舅关系。宋史中把他们称为“黄头回纥”。后来西夏入侵其地，甘州回鹘各部再次离散。据记载，翻山（祁连山）投奔青唐（今西宁）吐蕃首领咯厮罗的一支有数万人；一部分跨过黄河进入北宋的秦陇之间；还有一部分退处瓜、沙乃至葛逻禄地区。
  （二）“西州火州”乃“尧呼尔”的第一故乡“说着唱着阿尼尕的苦歌，才知道尧呼尔来自西州和卓那遥远的地方”，这是尧呼尔的民间长诗每节的启首语。叙述历史事件的长诗，虽是劳动人民不断进行艺术加工的产物，但与事件相关的地点却是能经得起考证的。这里的“西州”，应是唐王朝在今吐鲁番盆地建立的中都督府名。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因高昌麴氏联合西突厥叛唐，派兵攻其首府高昌，灭之，设西州。“州境东西八百九十五里，南北四百八十六里”，地盘比今天吐鲁番市的行政区划还大。中都督府下辖高昌（都督府所在地，治在今高昌故城，元代称为哈喇和卓）、交河（治在今吐鲁番西北的雅乐和屯）、蒲昌（治在车师后王庭金蒲城，即今天的都善县）、天山（今托克逊县）、柳中（治在古柳城，即今都善县的鲁克沁镇）5县。《旧唐书·地理志》曰：“西州中都督府，本高昌国。贞观十三年平高昌，置西州中都督府，立五县。显庆三年，改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交河郡；乾元元年，复为西州。”火州，即“火者”、“和卓”的谐音。《明史·西域传》曰：“火州,又名哈刺，在柳城西七十里。土尔番东三十里，即车师前王地，隋时为局昌国。唐太宗灭高昌，以其地为西州；宋时回鹘居之，尝入贡；元名火州，与安定、曲先诸卫统号’畏兀儿’，置达鲁花赤监治之。”如果此段记载还不能说明问题,再看以下记载。《西域图志》载：“哈刺和卓，在洋赫（今都善县海洋村）西北三十里，东北距展辟（今鄯善县）二百六十里，城方三里许，旧城已废，民别居小堡，土膏肥美，水源北出金岭下，经沙碛至胜金口汇为大渠，入哈刺和卓。唐交河郡高昌县治也。”哈刺和卓，在今吐鲁番市东南的二堡乡和三堡乡之间,既为高昌古城的新名称，又为据城不远的湖泊名，其称谓变异与元代掌管此地有关。因此“西州火州”按汉语来翻译,则为“西州的和卓”或“西州的哈刺”。这座曾被汉代称为“高昌壁”到北宋时仍称“高昌”的古城，对当时的回鹘人来说并不熟悉。唐代天宝年间中原发生安史之乱，由于陇右空虚、西域路阻，吐蕃贵族乘机东西出击，不但向东占领了陇右，还向西侵入西州（今吐鲁番地区）、北庭（治在今吉木萨尔县北的破城子）、轮台（今昌吉市和阜康县之间）等天山南北要地，直到公元840年后东（漠北）、西（北庭、轮台）两面的回鹘人汇合于上属地区后，才最后将吐蕃贵族打败。于是，回鹘人才熟悉历史上相沿已久的“高昌”这一地名，并于866年在此建立了政权——高昌回鹘汗国。若联系《旧唐书·回纥传》840年庞特勤率部西迁葛逻禄地区的记载，我们不难断定，从841年起，庞特勒先是西上安西四镇的焉耆，积聚力量十余年到公元856年才自称可汗，但他终究未占领高昌。
  高昌回鹘汗国的建立与回鹘的第二个知名首领仆固俊有关。由资料可知，仆固俊在庞特勒经营焉耆的后十年，是吐鲁番盆地回鹘人推翻北庭、西州一带吐蕃统治的领导者。唐咸通七年（866年），仆固俊受唐朝沙州节度使张义潮的任命，以北庭为据点，向南击败吐蕃，斩其大将尚恐热，收复北庭、轮台、西州等天山南北战略要地（见《唐会要》卷九十七），使高昌回鹘政权得以建立。此后的几百年，共有11位可汗在此主政，回鹘人民或耕或牧，生活相对稳定，这或许就是裕固族民间文学所歌颂的那段生活。
  位于吐鲁番市东偏南27公里的高昌古城，维吾尔语称“亦都护”城，也即“王城”。高昌的可汗（国王）则称“亦都护”。13世纪初，蒙古人崛起于漠北。公元1206年，铁木真（成吉思汗）为蒙古大汗。三年后，高昌“亦都护”巴尔术阿忒的汗要求归顺，向蒙古大汗称臣。从此高昌被改称为“畏兀儿”，其东的伊州也被改称为“哈密力”或“哈梅里”。
  （三）忠顺王的新子民——密辉和儿高昌回鹘归顺蒙古大汗后，“畏兀儿”便成了 “高昌回鹘”人和高昌汗国的代名词。高昌畏兀儿协助蒙古人征讨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哈密力（今哈密）。在蒙古军和高昌畏兀儿的联合进攻下，生活在哈密力的汉民和“回回”（来自阿拉伯的商人）部、“哈刺灰”（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人）部不得不向蒙古大汗纳贡称臣。当时哈密力的大首领名叫的斤迭林，他属哪个民族已不可考，但“哈密力”归附元朝后成为和“畏兀儿”（指元朝在今吐鲁番设的畏兀儿都护）并存的一个地方政权。《元史》中有多处把畏兀儿和哈密力相提并论，其原因是哈密力属甘肃行中书省管辖，“畏兀儿”则属别失八里行中书省（治所在今吉木萨尔）管辖。
  就在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别失八里行中书省不久，其母弟阿里不哥在和林独立，继而乂有他的堂侄海都（太宗窝阔台孙）倡乱西北，察合台之孙笃哇也起兵响应，牵动整个天山南北地区，天山南路畏兀儿人民无不受其影响。至元十二年（1275年），笃哇率兵12万围攻高昌城，胁迫拥戴忽必烈的高昌国第十二世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1266—1277年在位）投降，火赤哈儿的斤为表其忠义，打算与高昌城共存亡。高昌城被围六个月后，城内粮尽民饥，笃哇将迫降书系于箭矢射入城中，说愿得火赤哈儿的斤之女立亦里迷失别吉就解围而去。亦都护为顾全一城百姓生命，以其女坐于茵上，引绳坠于城下与之，笃哇于是解围而去。其后，火赤哈儿的斤入元大都，元世祖嘉其忠义，赐以重赏，妻以堂侄女（即窝阔台孙女）巴巴哈儿，乂赐宝钞22万锭，以赈畏兀儿饥民，使其还镇高昌。但力量单薄的火赤哈儿的斤，只能驻屯于今哈密城南20里的畏兀儿把力（一称畏兀儿巴勒克）至城西南160里外的畏兀儿下海里（位于五堡乡西南的一座小城）一带，他们就是东来哈密力的畏兀儿，回、汉两族人民称其为“哈密辉和儿”。至元十四年（1277年），火赤哈儿的斤在民族反侵略战争中，与笃哇兵大战于哈密城南，为元朝尽节。参与这场战争的“畏兀儿”将士向东、向南逃窜，亦都护的长子纽林的斤（1308-1318年在位）率王部逃亡至今凉州区北的永昌镇。史上虽有他领兵西进，再立畏兀儿城池之说，然而到最后仍死在永昌府第终未复国，仅为凉州区留下了一尊“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这期间，元武宗为解决哈密人和高昌人之间发生的民族纠纷，还专门下达过敕命（处理意见）。亦都护属下的畏兀儿（即哈密辉和儿）百姓，后来成为忠顺王的新子民。
  哈密力在元代得到“王”封号的，除最后一位“亦都护”纽林的斤外，还有“威武王”这个封号。最后一位威武王是元裔贵族兀纳失里，后被改封“肃王”。大明王朝建立后，当他得知元惠宗逃回漠北，于是在哈密力搞起武装割据。他欲借“肃王”的名号联合西域各地势力与明廷对抗,即便复国无望，也不想让明廷染指西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派兵拦截西域各国派往朝廷的贡使和去内地的商人,甚至对过路的贡使、商人派兵追杀抢掠，一时间中西交通为之断绝。
  为了防备乌斯藏的吐蕃北进与肃王联手，明太祖于洪武四年在通往乌斯藏（即今柴达木）孔道——当金山口的帖儿谷置曲先卫，就等于断了肃王的右臂。接着于洪武八年在沙州西南的若羌设安定卫，在若羌与哈密的中间地带设置了阿端卫（约在罗布泊东北岸到土窑之间）。安定、阿端两卫的设置，对分化肃王势力，稳定“撒力畏兀儿”地区（当金山口到若羌、罗布泊一带）的局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八月乙亥，“都督佥事刘真、宋晟讨哈梅里，败之。”兀纳失里从哈密城内驱赶数百匹马突围，最后逃亡天山。也许是在明王朝的惩罚中受了惊吓，兀纳失里锋芒顿挫，就在明太祖允许其复国为王的第二年去世了。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朝廷批准其弟安克贴木尔继肃王位。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为了巩固稳定关外边防,特准安克贴木尔“以马市易”，他一次性就贡马90匹，易马4740匹。经济上的友好交往促进了政治上的日益信赖。次年，安克贴木尔请求封号，明成祖根据其请求将他封为忠顺王，并颁赐金印。这就是哈密王国的第一任“忠顺王”。安克贴木尔被封王，引起盘踞于天山及巴尔库勒（今巴里坤）一带的瓦剌（即西部蒙古人）可汗鬼力赤的极大怨恨，于是下毒害死了安克贴木尔。永乐三年（1405年）二月，朝廷命兀纳失里之子脱脱继承王位。脱脱于洪武二十四年刘真破城时因其年幼被俘被带到京师，长大后朝廷封脱脱为西宁王。据《肃镇华夷志》记载，“脱脱从西宁往哈密”，带去了一批“扬州乐户”，“遂以此夷为撒力畏兀儿”。此说是否属实，暂且搁置。由于脱脱的生长环境特别，回到哈密力不久就暴露出骄横跋扈、独断专行的坏习气，他的行为引起各族头目的强烈不满。永乐四年（1406年），竟被王祖母下令逐出王府。后来在明成祖的干预下，才被迎回哈密力。此年，朝廷为加强哈密力抗击北部强邻瓦剌的力量而置哈密卫，设都督、指挥使、千户、百户等武职。马哈麻火者（畏兀儿人）为第一任指挥使，又派周安（汉族）为忠顺王长史，刘行善为纪善。永乐九年（1411年）脱脱“暴死”，至今乃一桩悬案。脱脱子年幼，忠顺王位由脱脱从父之子免力帖木儿继任，为了答谢皇恩，免力帖木儿一次性贡马3500匹。洪熙元年（1425年）免力帖木儿病逝，脱脱之子卜答失里继位。正统三年卜答失里死，其子倒瓦答失里世袭。第四代忠顺王倒瓦答失里是强邻瓦剌部落首领也先的外甥，身为舅舅的也先为了和明廷作对，不惜把外甥当作砧上肉。不时越过天山，围攻城池，抢掠人畜，甚至把他的姐姐、外甥及外甥媳妇一并裹胁而去，借此向明廷施加压力。由于朝廷无力保护哈密，倒瓦答失里只好两面讨好，表面上顺从朝廷，暗地里串通瓦剌。这时的哈密王国已经是风雨飘摇、名存实亡了。
  天顺元年（1457年），忠顺王倒瓦失里去世，其弟卜列革继位。然而卜列革福薄命浅，于1460年便呜呼了。倒瓦失里和卜列革兄弟俩都无子嗣，一时找不到继承王位的合适人选，只好由王母弩温答失里（免力帖木儿之妻）摄政。王位空虚，畏吾儿头目阿只等向王母推荐脱欢帖木儿的外孙、畏吾儿都督同知把他木尔继承王位，王母则以“臣不可继君”为由加以拒绝。王母认为安定王阿尔察与忠顺王同祖，可以袭封，并奏请朝廷批准。可是，阿尔察深知哈密卫多年来内忧外患不断，弄不好性命难保，所以力辞不就。明廷无奈，也就不了了之。
  哈密王国多年无王的状况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各族头目于是联手推荐把他木儿为右都督，代行国事。把他木儿不负众望，从协调各部关系、训练士卒、恢复生产等多方入手，力图振兴王国的政治经济。却因积劳成疾于成化八年（1472年）不幸去世。各族头目又推荐其子罕慎（一作哈森）袭位，明廷因其不是元裔血统，只准嗣都督位。成化九年（1473年），察合台后裔，土尔番（此时为东察合台汗国的代称）速檀阿力率兵攻破哈密城，王母及其王族成员成了俘虏，忠顺王金印也成了土尔番的战利品。阿力派其妹夫牙兰掌控哈密，都督罕慎被迫率领“畏兀儿”、“瓦刺灰”民众逃到苦峪（今玉门镇中渠村古城子，以明修《肃镇华夷志》记载判）。
  此地南有昌马河顺山而下，在苦峪南分为东西两渠。西流由西渠、中渠下泄经王子庄（今玉门市柳河乡官庄子村）分头道沟、二道沟、三道沟注入蘑菇滩至桥湾城一线北侧的布鲁湖和青山湖（两湖长150里，宽近50里）；东流由大东渠北注塔儿湾，尾水经北石河流向花海子。沿湖数百里宜放牧，高埠可引水适农耕。朝廷发放耕牛、农具、籽种、口粮更加坚定了三族难民的自救信心，他们在都督罕慎的带领下，筑城以居，生产自救，在苦峪一住就是十年。在此期间，一方面学习农耕，一方面和东面的赤金蒙古部族、西面的罕东蒙古部族讲和修好。罕慎残部的卧心尝胆、惨淡经营，不但在当地留下极好的印象，也为打回老家结成了军事同盟，还为今天的玉门市流下了一座古城子。
  （四）奄克学拉的残部——肃州“黄番八族”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罕慎在赤金蒙古卫（治在今玉门市赤金镇南20里上赤金）和罕东卫（今肃北县石包城东北6里的古城）友军援助下率军上万，一举收复哈密8城。罕慎成功收复哈密，使明宪宗喜出望外，赏白金百两，晋封其为左都督。弘治元年（1488年），当了16年都督并为哈密王国立下汗马功劳的罕慎，终于赢得明廷的信赖，被封为忠顺王。这是明朝忠顺王群体中唯一一位哈密辉和儿（畏兀儿）人，他填补了空缺28年的忠顺王王位。这时，土尔番速檀阿黑麻（女），对罕慎驱逐土尔番势力耿耿于怀，于当年十一月兵临哈密城下。表面上声称对罕慎受封前来来贺喜，私下却包藏祸心。罕慎在兵临城下的危机关头不得不出面讲和，阿黑麻最终露出狰狞面目，伺机杀害了这位心系民众的王爷。为了打击阿黑麻的嚣张气焰，明廷采取“薄其赏赐，拘留使臣，却其贡物，斥令悔罪”等办法加以制裁。延至三年，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收到效果，阿黑麻奉还金印及哈密。弘治五年（1492年），明廷委任名叫陕巴的安定王后裔来哈密继承忠顺王位。不到一年，阿黑麻第三次攻克哈密，将陕巴掳于土尔番。弘治八年（1495年），明廷派甘肃巡抚许进和大将军刘宁率兵袭击哈密，牙兰不敌，败退土尔番。由于忠顺王陕巴还被囚禁于土尔番，朝廷任命罕慎之弟奄克宰拉主持国政。弘治十年（1497年）冬，阿黑麻才将当了5年俘虏的陕巴送回哈密。弘治十八年（1505年），陕巴去世，他的儿子拜牙即世袭王位。拜牙即对内残暴荒淫，对外自称“速檀”，以强迫民众改信伊斯兰教讨好土尔番，信奉佛教的畏兀儿、哈刺灰民众对其行经无不恨之入骨。于是，他们请来畏吾儿都督奄克学剌（罕慎之子，曾经主持过国政）出面调停，谁知这个暴君脑羞成怒，开了杀戒。奄克宰剌无奈，便率哈密畏兀儿（辉和儿）、哈刺灰民众进关到肃州避难，于是有了 “肃州黄番八族”。拜牙即得知奄克宰剌去肃州的信息，还扬言要派人去肃州下“札丹”（蒙古人的一种巫术），让冰雹、霜冻危害肃州。
  正德八年（1513年），拜牙即正式投降吐尔番，脱离明王朝控制。虽然此后朝廷不断派员试图收复哈密，却始终没有成功。哈密卫的丢失，就等于使西部雄关失去了战略纵深，原本处于战略二线的嘉峪关，便直接暴露在入侵者的面前。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秋九月，吐尔番速坛满速儿以万骑从关南越过长城进逼肃州，至黄草坝（今嘉峪关市文殊乡塔湾村东）。肃州参将派游击将军芮宁率千户许钊，百户张玺、吴英、陈泰、王忠、刘威迎敌。感战一日，明军全军陷没，满速儿大掠牛羊人众而去。明朝国土防御的短视，导致异族逾墙入关，而祸根早在吐尔番首次进犯哈密时就已埋下，只是统治者当时没有看清而已。
  正德元年（1506年）春，肃州接纳奄克学剌部驻牧。据《重修肃州新志》载：“弘治中，土鲁番侵扰哈密，渐及沙州以东诸卫，由是属夷不能自立，皆求内徙，遂迁之关内，于肃州附近地方安插驻牧。”现摘录乾隆二年（1737年）统计的肃州黄番八族数据：临城三墩：由黄番头目安成印部驻牧，共安插番民52户；临城铧尖：由黄番头目安福德部驻牧，共安插番民86户；临城河北坝：由黄番头目王命安部驻牧，共安插番民65户；城东坝头墩：由黄番头目赵忠义部驻牧，共安插番民39户；临城河北野狐沟：由黄番头目薛德部驻牧，共安插番民51户；城西黄草坝：由黄番头目薛耀部驻牧，共安插番民78户；临城小泉儿：由黄番四头目驻牧，共安插番民41户；城东黄泥堡：由黄番头目嘎丈驻牧，共安插番民49户。
  其中黄泥堡嘎丈部落驻牧范围：“东至双井子（今高台双井子），西至红庄儿（今肃州区中渠村六组殷家红庄），南至井田庄（今下河清农场），北至临水（今肃州区临水乡所在地）”。地域包括今肃州区黄泥堡乡全境、临水乡大部以及肃南的前滩乡全境和高台县盐池乡的双井子。
  嘉靖七年（1528年），明世祖下令封闭嘉峪关后，未入关的零散哈密辉和儿则分别在今肃北党城湾（肃北县城附近）和马鬃山地区放牧，直至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再次入关安置于肃州止。按理说，康熙年间安置的黄番户数应该在肃州“黄番八族”数目之内。
  如果说，匈奴是“尧呼尔”的远祖，那么突厥人和哈密辉和儿则分别是肃南“西部尧呼尔”的中祖和近祖。
  （五）甘州“黄番五族”的来源及迁徙路径甘州黄番五族走进祁连山区，不是一次性到位的。据文献记载，到11世纪中叶以后，退处瓜、沙乃至葛逻禄地区的甘州回鹘部族逐渐壮大，分布在沙州以南、当金山口以北，西到若羌、罗布泊一带的广阔土地上，与当时于阑国东境城市约昌城相望。其实这就是后来所称的“撒力畏兀儿”地区。“撒力畏兀”这个称呼，大约出现于1078年到1085年之间，是退处瓜、沙乃至葛逻禄地区的回鹘部族的自称。在突厥语中，“撒里”是“黄”的意思，“畏吾”则是“回鹘”的转音。因而宋史中将其译为“黄头回纥”，自然将甘州回鹘的后裔也包括在“撒力畏吾”内，但与高昌回鹘、哈密辉和儿无涉。
  1226年，成吉思汗亲征西夏，命大将速不台进入河西走廊西部，攻下撒里畏吾特勒赤闵等部。从此，“撒力畏兀儿”地区被纳入蒙古帝国的统治之下，撒力畏兀儿人的住地与百年前的“黄头回纥”住地大致相同。
  从13世纪初到16世纪初，撒里畏吾儿地区处于察合台汗国土尔番速坛、卫拉特蒙古瓦刺人和明王朝三种势力之间，他们都曾先后控制过撒里畏兀儿地区。西喇尧呼尔各部落每年要视其境遇给西部的土尔番、北部的瓦刺、东部明王朝纳贡。洪武年间，明王朝为推行其羁縻笼络政策，不但封撒里畏兀儿宗王黄金家族后裔卜烟贴木儿为安定王，还陆续在关西瓜沙地区设立赤斤蒙古卫、罕东卫、沙州卫（沙州卫后改设罕东左卫），在撒里畏兀儿地区设立曲先卫、安定卫、阿端卫，在哈密力地区设立哈密卫，史称“关西七卫”。明王朝试图以西喇尧呼尔游牧的撒力畏兀儿地区为“屏藩”，来阻挡察合台汗国、卫拉特蒙古和其它各种游牧民族可能发动的进攻，同时极力扶持哈密忠顺王政权掣肘西喇尧呼尔人。这就是西喇尧乎尔人逃亡东迁的真正原因。明朝设置的关西七卫中，“撒力畏兀儿”地区自南而北仅有曲先、安定、阿端三卫，而东部依次而西的赤斤蒙古卫、罕东卫和沙州卫，据史书记载明确为蒙古人设置。哈密卫则仅有哈刺灰（信奉伊斯兰的蒙古人）、回回（阿拉伯商人）、畏兀儿（哈密辉和儿）三大部族。正统十一年（公元1466年），甘肃镇总兵任礼令沙州民众全部入塞后，空虚的沙州“为罕东卫都指挥班麻思结所有，历景泰、天顺朝贡不废；成化十五年（1479年）于沙州故城置罕东左卫”（见《西域图志》）。无独有偶，《甘州府志·世纪》载：“正统十一年，收沙州卫喃哥全部居之甘州。喃哥，沙州卫蒙古人,明所授都督佥事也。时兄弟不和，部众携贰，自请入居肃州。而镇将任礼亦欲乘其窘乏迁之塞内，使都指挥毛哈刺偕喃哥往谕其众，而身率兵蹑其后，会喃哥持两端，而其部下多欲奔瓦刺，礼进军迫之，随收其全部二百余户、千二百三十余人居之甘州，今黄番族是也。”此乃地方史最早记载“甘州黄番”的内容。此后入居甘州的黄番当包括“撒力畏兀儿”地区的“酉喇尧呼尔”。从速不台征服“撒力畏兀儿”地区起，一部分元裔蒙古部落进驻该地区，到16世纪后期，明朝设在“撒力畏兀儿”的关西诸卫东迁入关，这一时期是“尧呼尔”形成的最重要时期。在这段长达近300年的漫长岁月里，操古突厥语的哈密辉和儿同“撒力畏兀儿”地区操蒙古语的“西喇尧呼尔”，因游牧部落的分散性和各民族具有的独立性，出现了既融合、又保持各自民族特点的状况。正是这种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地域条件和共同的政治生活环境，使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尧呼尔，也就是今天的裕固人逐渐融合形成。
  “西喇尧呼尔”东迁的路线很不一致，勉强可以看做南北两路。正统十一年东迁的1230余人是途径肃州到甘州再安插于祁连山区的；而从撒力畏兀儿地区东迁的“西喇尧呼尔”大部，是“走过千佛洞，穿过万佛峡”，从石包城、盐池湾等地分批次东逃至疏勒河、讨来河上游和黑河谷地的。《甘州府志·杂纂》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据分巡西宁道行太仆寺周一经呈称：’甘肃坐营官王允中、甘峻堡防守杨国勋报，收过西番（指包括黄番在内的关外流民）老小八百余名口；红崖堡守备刘鸿业、梨园堡守备梅万艮报，收过西番一十四起，头目、散番共四千九十一名口，’共系纳马属夷。”以上三组数据相加，与康熙三十七年官方统计的“黄番五族” 6137人口相差无儿。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明廷还给大头目颁发了管辖八字墩一带草原的文书，从此尧呼尔有了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生存空间。
  （六）阳奉阴违的肃州“黄番二族”肃州黄番二族，原指安置于肃州北部金塔寺和高台西南部白城山的“熟达子”。熟达子兼有藏族和“撒力畏兀儿”血统。据明万历年间成书的《肃镇华夷志》记载，乌斯藏番僧哥哥把失牵着一头青牛，乞化于“撒力畏兀儿”地面，寄身于耳交王（即安定王）麾下，娶王女为妻，生子阿卜尔加。阿卜尔加生二子，长曰俺章，次曰苦术。当俺章、苦术成人后谋杀了耳交王，耳交王子孙暗中联络诸达欲报其仇，俺章、苦术恐其灭族，遂率领所属部落逃到沙州地方。永乐年间俺章、苦术升都督，“苦术掌赤斤蒙古卫印，俺章掌罕东左卫（时为沙州卫）印。”嘉靖七年（1528年），内附入关的苦术后裔各部分居于肃州九龙山以西各山口，现均为藏族。而俺章后裔各部则安置于肃州卫的金塔寺周围和高台所的白城山山区。由于安插于金塔寺的都督日羔刺为使两地亲枝联片，不断向东南扩张，肃州分巡道为了彻底制止其不法行为，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修缮了已经废弃的威虏城（在金塔城北八十里）和金塔寺堡（今金塔城），还在两城堡间添筑了察黑包堡、白烟墩堡、南空堡、八里墩堡和王子庄墩堡五座新城堡让其固定驻牧。日羔刺不惜采用欺骗、贿赂、要挟等手段，不仅未到规定的城堡驻牧，最终还得到了肃州东大路（高台到盐池段）西侧的草场，也即莲花、明海草原。《肃镇华夷志》曰：“都督头目日羔刺族，乃罕东左卫都督俺章之后，亦达类也。先年都督乞胎投顺肃州，安插于金塔寺、白城山一带地方，头目狡猾至极，部落绵延甚多。今即日羔刺嗜酒奸猾，先年在金塔寺、黄泥铺、总堡（镇）以东五个塔儿（今排路村三组）地方散漫住坐，高台白城山一带地方番夷，皆日羔刺亲枝也。交相往返、掳掠行人。若怕泥、总牙、蛇眼之属，效仿为恶，为地方害。后被监生李时阳（一说李时旸）至京陈情，安插各夷。巡抚蒲坂杨博，兵备肃菴王仪议添防守，筑威虏城以安（置）属夷，置买农器、散给以貲其食，不许散乱往返，以严夷夏之防，委以筹边要务。日羔刺知其不便任意驻牧，乃曰’我，白城山之属番也疽遂佯领部落以往高台白城山地方去讫。又留部众于城东五个塔儿筑一大庄，仍为角墩以为避虏之状，实欲藏南山诸夷以劫掠耳。后因威虏安插北边各夷日久，（他）又至金塔寺地方驻牧，预先黄缘抚夷官通后，方执辞赴道（肃州分巡道副使衙门）讨要草地牧处。下官欺瞒，上司不审防微杜渐之意，以为可准。遂使移入内地，散处东大路草滩，与当时安插之意大异。”当时，从高台所到肃州有南北两道。南路由高台所经哨马营、清水堡、上河清堡、红山堡到肃州城；北路由高台所经黑泉驿、深沟驿、盐池驿（以上称东大路）、双井驿、临水驿到肃州城。日羔刺得到“东大路草滩”，莲花、明海草原与白城山山区草场连成一片，这就是肃州高台"黄番二族”和东西海子尧呼尔的来源。不仅如此，日羔刺还将名叫“郎头”的沙州小头目安插在肃州东关作眼线，“凡其小官性格、上司法度无不备记以传四夷，地方官司细务机密事情方才区处，未曾发觉四夷大小尽知。”诸夷有言：“郎头是番眼睛，迁速儿是日羔刺耳朵，我们不是郎头在城里作主张，都督日羔刺晓得什么后来，总牙部族在威虏城一带危害一方，“南北诸夷聚兵威虏以制总牙”，肃州参将崔麒率部围剿，肃州分巡道副使张玲调“都督癿吉卜刺、国师拜言卜刺同日羔刺等咸至威虏，围城声罪，困厄已极。日羔刺昼则视为仇敌，夜则亲如兄弟，或遣使夷以送其水，或透其机，致总牙逃叛……万历中，系日羔刺之孙羽章卜袭授前职”。日羔刺的不法行为，助长了其它部族的反叛气焰，就俺章部属怕泥族而言，发展到残杀朝廷命官的事件。《肃镇华夷志》载：“怕泥族，亦俺章部属也。中外号曰’怕泥贼’，以其常掠人也，头目恃众为恶，纵肆部落刁抢。初则劫人米面，继则掠人牛羊，吞利惯变，习以为常。虽羁留其子孙，竞不怀其恩义。先年叛逆，尚从抚处，自嘉靖二十八年杀清水堡领军百户师彦明，打伤防守指挥姚仲寿，大变之后俱投西宁皇城儿（今肃南皇城）地方，闻被海寇路杀，尚未〓遽信。又闻住南山地方隐名不出，自称’撒立’遗种，虽收属于喇嘛番僧大宛卜部下，而猖獗之心难保其尽释也。万历中，有头目绰尔加、冬喃宛冲统束驻牧。”今查资料，绰尔加族、冬喃宛冲族及蛇眼宛冲族，分别驻牧于肃州屯升的黄草坝、清水的榆林坝和丰乐的涌泉坝。清康熙三十七年，郎国师到肃上任，三坝番民“随郎国师每三年进马一次，每次进马十匹、柏香二十桶，共进过三次。”其后裔大多为汉族、少部为藏族。凡系藏民，解放后均划归肃南。
  肃州“黄番二族”系明嘉靖七年安置于高台所白城山山区的俺章后裔，“于康熙三十七年在钦奉事案内收服”，每20名壮丁进纳贡马1匹，共进纳贡马23匹。两部落均设正、副头目，分别领受部颁五品、六品扎付（顶戴）。至于莲花、明海草原的日羔刺部落与“白城山”的“尧呼尔”同宗，与黄泥堡、前滩的“尧呼尔”无涉。前者为沙州俺章后裔，后者为正德元年安置的奄克孛剌部落，属“哈密辉和儿”。
  （七）清代黄番的管辖归属及户族发展清康熙年间，是尧呼尔发展的重要时期，特别是西征葛尔丹之后，借朝廷、置战后流民的东风，尧呼尔民族有了固定的领地和草场。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甘肃行都司将“西喇古尔黄番”划分为“七族”，并封部落正副头目。大头目被封为“七族黄番总管”，赐以黄马褂和红顶蓝翎子顶戴。同时又将居于甘州南山一带，主要操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黄番五族”诸部落划归梨园营守备管辖；将居于肃州高台白城山一带主要操阿尔泰语系突厥语的“黄番二族”部落隶红崖营节制，属肃州镇总兵所辖。酒泉城东部的黄泥堡尧呼尔，农牧兼顾，则由当地乡约、农官管理。后来，东西“黄番七族”实际上发展为10个部落。“东五族”为：大头目家、八个家、杨哥家、五个家、罗儿家。后来，大头目家分出曼台家，八个家分出西八个家，杨哥家分出四个马家。“西二族”乃亚拉格家和贺郎格家。这样，裕固族有亚拉格家、贺郎格家、大头目家、曼台家、西八个家、东八个家、杨哥家、四个马家、五个家、罗儿家10个部落。在10个部落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亚拉格家，“亚拉格”当是五代和宋代史籍中记述的甘州回鹘可汗“夜落隔”的同音异译，同时也是唐代回鹘汗国时期回鹘可汗的姓“药罗葛”的不同译名。而亚拉格家是操西部裕固语的，这充分说明裕固族与古代回鹘人的渊源关系。裕固人称氏族为“户族”，裕固语称“底尔勒”。每一个“底尔勒”都出自同一个祖先，同一个“底尔勒”的人不能通婚，这说明它具有氏族的基本特征。上世纪50年代初，裕固族的户族约28个。其最大特点是这些户族既有本民族的户族名称，又有汉姓，这主要是由于汉民族的影响而形成的。
  民国时期，被称为黄番的“尧呼尔”又以语族划分为两大阵营。自称黄黄番的一派，即今日说蒙古语族语言的尧呼尔；将另一派蔑称为黑黄番，即今日说突厥语族语言的尧呼尔。这种来自民族内部的宗派纷争，严重制约了本民族经济及人口的发展。而真正取消东西尧呼尔隔阂的，将功归于1953年7月召开的祁连山北麓各族各界人士座谈会议。
  三、相对封闭、落后的生存环境保留了民族语言尧呼尔的先民是有文字的。在回纥汗国时代，回纥人使用古突厥文，后来他们创造了以粟特字母为基础的回纥文。回纥文的得名当来自蒙古人的称呼，因为这种文字对后世蒙古文、契丹文、满文的形成有重大影响而得以名播寰宇。
  回鹘文是以回鹘为代表的北方突厥语族诸民族所使用的一种文字，在宋元时代通行于河西走廊、西域、中亚等地，被广泛使用以书写诏告敕令、宗教典籍、文学作品、契约文牍和历法医籍。到元代，由于长期迁徙的回鹘人通晓诸国语言，被元朝宫廷及四大汗国采用为书记官，回鹘文在四大汗国变成仅次于蒙古文的官方语言。到了帖木儿兴起，回鹘文被上升为官方语言，大量伊斯兰时代用阿拉伯字突厥语写成的著作被改写为回鹘文。然而，随着帖木儿汗国衰落，回鹘文在中亚渐渐衰落。而吐鲁番、哈密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回鹘人继续使用回鹘文，继续信奉回鹘佛教。到十六世纪东察合台汗国吞并了哈密，吐鲁番和哈密的佛教被消灭，只有河西走廊一带裕固族先民仍然信奉回鹘佛教，使用回鹘文。上世纪陆续发现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说明，元初的肃州官方和元末的凉州“哈密辉和儿”仍使用着回鹘文。发现于天山深处松树腹内的用回鹘文抄写的佛教文献《弥勒会见记》，可能藏于哈密辉和儿避难时期。在明代文献《高昌馆课》中，也保存了当时西域各地给明朝廷的公文，都附有回鹘译文。说明在明代撒力畏吾儿地区，仍在使用回鹘文。1910年，沙俄学者马洛夫在肃州城西南的文殊山发现的一本回鹘文写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共397页，经本跋文落款时间为“大清康熙二十六年”，这是目前发现的时段最晚的回鹘文文献。
  尧呼尔目前有语言而没有文字，他们的文字是在明朝中叶的弘治年间开始丢失的。
  如今裕固族在全国的人口近1.4万人，其中1万多人生活在肃南，而且遍布于东西长65。公里，南北长200公里的四片不相连的地块上，一平方公里不到一个人。大部分人至今还在游牧。正是这种相对偏僻、闭塞、安定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让这个民族的语言保留至今。现在会说尧呼尔语的有8000多人，而且东西部的尧乎尔人说两种语言，东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操恩格尔语；西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操尧乎尔语。另外，中部偏北的尧乎尔（主要分布在酒泉黄泥堡和肃南的前滩、莲花、明海等地）人说汉语，中部偏南的说藏语。尧乎尔人的语言能力很强，两种语言交汇区域的尧呼尔人操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目前汉语、汉文是裕固族民众进行交际的工具。
  “哈密辉和儿”的大部于明弘治十八年流落于肃州，到清乾隆二年，461户肃州“黄番八族”已有362户“改番归流”为农户，归流率高达78.5%,这是年羹尧在西北推行“改番归流”新政的结果。乾隆二年在肃州头墩、三墩、铧尖、小泉儿、黄泥堡五地生活的“尧呼尔”民众有267户，到1990年国家统计，泉湖、三墩、铧尖、黄泥堡四乡镇分别有裕固族村民82人、251人、223人、920人，且会说“尧呼尔”语的民众寥寥无凡。期间，肃州未发生大的战乱，加之“哈密辉和儿”人在肃州口碑又好，不是他们缺少后代，而是“改番归流”新政的延续所致。值得一提的是，哈密静修国师拜言卜刺的后裔郎国师（名苏扎木特）于康熙中期定居肃州的西店堡（今总寨镇西店村一组），除个别姓氏外，百余名郎姓人均操汉语，均为汉族，除个别老者吃斋念佛、阖族眼睛圆外，无半点“黄番”习俗。
  当一种民族走出了赖以生息的大山或草原，就注定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肃州“黄番八族”的后裔更多地成为原区域的汉民，因为他们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所以说，目前一个尧呼尔老人的离世，尧乎尔的一段历史就可能被永远埋入地下；几户尧呼尔人走出大山，几百年后就会变为几十户汉民。在现代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尧呼尔民族将不可避免地被周围民族同化。拒绝历史发展潮流是徒劳的，谁也不能剥夺他人享受现代生活的权利。如今在政府的倡导下，大部分牧民实现定居，从生活本身讲，定居远比游牧安逸得多。但是离开了草原，失去了游牧生活，尧乎尔文化就失去了根基，恐怕连承传文化的工具——民族语言也可能丢失，就像“哈密辉和儿”丢失了 “高昌回纥”弹拨的琵琶和箜篌一样。尽管政府规定裕固族学校开设民族语言课，但实际效果却不尽人意。酒泉发现的裕固族古文字何端中裕固族文字今已失传，但是裕固族祖先曾在历史上用回鹘文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一般认为，回鹘文是公元8至15世纪主要流行于今天山南北和中亚楚河流域的一种文字。宋元时期，回鹘语成为河西一带的通行语言，沙州、甘州成为裕固族先民——回鹘人的佛教中心。这期间，他们用回鹘文创作了许多作品，并进行了颇具规模的佛典翻译工作。
  明清以后，随着河西回鹘势力的衰微，回鹘文逐渐被忘却，用这种文字写成的文献也随之湮灭。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甘肃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开始有一部分回鹘文文献问世。敦煌出土的回鹘文献约占整个（包括新疆）出土回鹘文献的三分之一，这些回鹘文献是裕固族珍贵的历史记忆遗产。
  1911年，俄国突厥学家马洛夫在甘肃酒泉文殊沟（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辖区境内）所得回鹘文写本《金光明最胜王经》（简称《金光明经》）是难得的裕固族古代文字珍品，现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另外两页为瑞典考古学家别尔格曼于1927至1935年间在甘肃所得，现存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此经纸质粗厚，呈黄褐色，保存良好。字体为回鹘文楷书体，几近于刻本体，清晰易读，语言古朴流畅。经文译自唐义净的10卷汉文本。译者为10世纪回鹘著名学者别失八里（北庭）人胜光萨里。甘肃酒泉文殊沟发现的抄本写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抄经地点是敦煌。由于现存回鹘文文献绝大多数为断简残篇，所以此抄写本就显得弥足珍贵。法国学者沙腕认为《金光明经》是裕固族先民“萨利回鹘的遗物”；中国学者认为这部佛经虽然是别失八里（北庭）人胜光萨里译自汉文，但是抄写时间是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新疆的维吾尔族在此之前200年就全部改信伊斯兰教，所以它的抄写者不会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很可能是裕固族先民中的佛教徒，这份文献说明裕固族直到清朝初期至少在宗教界还使用回鹘文。
  在酒泉还发现过另一件裕固族古文字珍品。1943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赴敦煌考察，路过酒泉时，考古学家向达先生发现了镶嵌在酒泉东城门洞两侧门边上的回鹘文《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直到1955年酒泉整修街道、拆除城门楼时，两块石碑始被拆下。回鹘文《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现存酒泉市博物馆，碑文用汉文和回鹘文书写。此碑立于元顺帝至元二十一年（1361年），立碑人为唐兀（西夏）族人善居。此碑记录了一个唐兀族家族自西夏灭亡后，到元朝末年150年间，6代13人的官职世袭及其仕世元朝的情况，为我们了解元代河西走廊地区唐兀族的活动和回鹘语文的使用情况提供了珍贵史料。据学者研究，此碑的汉文为释教禅师所书，回鹘文撰写者是肃州信奉佛教的裕固族先民撒里畏兀人。
  此外，敦煌出土的回鹘文还有如下几种：回鹘文叙事诗《帝啼和法上的故事》；回鹘文秘宗文献《吉祥轮律议》；回鹘文韵文体《观音经相应譬喻谭》；回鹘文《善恶两王子故事》残卷；回鹘文《俱舍论颂注》残卷；回鹘文佛教诗歌集；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安慧实义疏》；回鹘文《阿昆达磨顺正理论》节本残卷。上述回鹘文文献都出自敦煌千佛洞，但它们和敦煌藏经洞的汉文典籍一样，几乎全部流落到国外。目前，它们分别存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巴黎国立图书馆、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和日本京都图书馆等处，只有很少几件残文保留在我国敦煌文物研究院和兰州博物馆。
  虽然裕固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的大潮中，裕固族的传统民间文化，特别是以口头传承为主要存在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消亡。对此，地方政府也在采取多种措施，进行积极抢救和保护，裕固族文化遗产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关心。酒泉博物馆馆藏敦煌写经王保东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收藏有一批敦煌藏经洞所出汉、藏文文献。2000年敦煌藏经洞开启100周年之际，《甘肃藏敦煌文献》出版，其中收录刊布了肃州区博物馆所藏敦煌汉文文献18件；2006年第3期《敦煌研究》乂刊布了肃州区博物馆所藏敦煌藏文写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19件，此目录经整理后收入2011年9月出版的《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中。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参与了上述两项工作，施萍婷、邰惠莉、马德、张延清、勘措吉等先后参与考察、整理工作。
  2011年，肃州区博物馆在申报甘肃省重点古籍保护名录时，又出现了以前夹杂于其他纸质文物中的敦煌写经1件,和一直尚未整理过的敦煌写经残片9件，列《甘肃藏敦煌文献》公布的18件之外。2011年12月16日，肃州区博物馆邀请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所长马德研究员、邰惠莉副研究员等一行四人，对这部分写经重新进行考察整理。未收入《甘肃藏敦煌文献》者为一件长49.6厘米，卷高26.6厘米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二十三》残页，接《甘肃藏敦煌文献》编号为酒博19；另外的写经残片9件，编号酒博020至028,对其保存现状作了详细记录，并对其内容依据《大正藏》定名。
  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汉文文献，包括残片,基本上都属于唐代写经。鉴于《甘肃藏敦煌文献》的读者面受到一定的限制，肃州区博物馆藏敦煌汉文文献的目录又没有专门公布过，在征得原《甘肃藏敦煌文献》作者同意后,将两次整理的目录合并公布，以飨读者。
  酒博001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四、卷第三十五迦叶菩萨品第十二之二、之三尾题：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五说明：首残尾全，起“又说言众”。黄皮纸。卷长863厘米，卷高24.8厘米。天头2.4厘米，地脚2.3厘米，乌丝栏，栏宽1.76厘米。单纸长50厘米，书28行，行17字。共17纸，总469行。“世”字缺笔。
  经文参见《大正藏》第12卷第568页（下）至574页（中）。
  按：敦煌写卷与《大正藏》分卷不同。此件依《大正藏》为《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四、卷第三十五迦叶菩萨品第十二之二、之三。此件为初唐写本，尾题《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五，说明唐本的“迦叶菩萨品”不分之一、之二等。日本宫内厅藏古写本分卷与此件同，说明日本宫廷古写经即唐写本。此件纸质好，纤维均匀，经研光，薄能透光。因陈展多年，其中一段纸色发生变化。
  酒博002大乘无量寿经（首题）尾题：佛说无量寿经（原文作“经寿”，误）题记：张英环说明：首尾俱全。白麻纸。卷长212.5厘米，卷高31.1厘米。天头2.6厘米，地脚2.5厘米，乌丝栏，栏宽1.48厘米。单纸长42.5厘米，书28行，行32至34字不等。共5纸，总137行。
  经文参见《大正藏》第19卷第82页（上）至84页（下）。
  按：敦煌文献中，《大乘无量寿经》估计1000余号，多写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此种写本，书法都较差，但此卷却书法流畅，于洒脱中透出刚劲之气。写经人“张英环”还见于北7979 （张89）、北8026 （剑42）两件同为《大乘无量寿经》，剑42题记为“第一校光际，第二校法鸾，第二校建,张英环写”。
  酒博003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尾题）说明：首残尾全，起“佛告须菩提”。白麻纸。卷长348.5厘米，卷高26.1厘米。天头2.3厘米，地脚2.5厘米,乌丝栏，栏宽1.6厘米。单纸长49厘米，书29行，行17字。共7纸乂前12行，总2。4行。“世”字缺笔。
  经文参见《大正藏》第8卷第749页（上）至752页（下），鸠摩罗什译本。
  酒博004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八（尾题）品题：金光明最胜王经大吉祥天女（下残）金光明最胜王经大吉祥天女增长财物品第十七题记：龙兴僧智照写说明：首残尾全。前13行下部残。起“尔时佛告”。粗黄麻纸。卷长344厘米，卷高25.3厘米。天头2.5厘米，地脚2.8厘米，乌丝栏，栏宽1.61厘米。单纸长45.6厘米，书28行，行17字。共7纸又前22行，总208行。经文中“世”字缺笔，有刮削改字痕迹。后附两个经字音。
  经文参见《大正藏》第16卷第438页（下）至440页（上）。
  按：本卷前103行为《金光明最胜王经》之“大辩才天女品”、“大吉祥天女品”、“大吉祥天女增长财物品”，第104行至156行为“僧慎尔耶药叉大将品”，第157行以后为“王法正论品”。此件的经文有两处缺品、断文。后2纸与前5纸经文不衔接，纸质不一，且字体有别，显然系另外接上去的，因此“龙兴僧智照写”的经文仅后二纸而已。此卷中“国”字不时用武周新字，很可能此卷写成于武周新字颁布之初。“龙兴僧”即龙兴寺僧，“寺”字可能是漏掉了。智照，沙州龙兴寺僧人。身份为“释门大蕃瓜沙境大行军衙知两国密遣判官”（P.3726《释门法律杜和尚写真赞》）。早年以比丘身份抄写的佛经主要有《大般若经》卷四（腾30）、卷十（张72）、卷五十八（S.6352）、卷七十二（S.280）、卷七十四（昃87）、卷一九三（张2）。《佛说报父母重恩经》（P.2285, “丁卯年（787年）十一月九日奉为亡妣写毕，孤子比丘智照”。《四分律戒本疏》（北新1000）、S.1167《四分尼戒本》“比丘尼先为师僧父母，后为己身，时诵尼戒一卷。龙兴寺僧智照写”、《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七》（S.2040,比丘智照写）、酒博4卷八。晚年做僧官，随着阅历的增加和学识的丰富，撰写行状赞文，留存的有《释门都法律杜和尚写真赞》、《莫高窟素画功德赞文》等，有较高史学价值。
  酒博006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尾题）说明：首残尾全，起“名字汝当”。粗黄麻纸。卷长380.5厘米，卷高26厘米。天头2.3厘米，地脚3.2厘米，乌丝栏，栏宽1.7厘米。单纸长45厘米，书26行，行17字。共8纸，总209行。
  经文参见《大正藏》第8卷第750页（上）至752页（下）。
  按：本卷“世”字缺笔。经文漏字、缺段现象严重，可见未经校勘。书法流畅，唐代写经中一些字的习惯写法一应俱全，且首尾一贯。纸质虽不甚佳，但确系唐经无疑。酒博007四分戒本出昙无德律（首题）说明：首尾俱全。白麻纸。卷长661.4厘米，卷高26.5厘米。天头2.5厘米，地脚3.4厘米，乌丝栏，栏宽1.47厘米。单纸长43厘米，书28行，行12至24字。共14纸又后13行，总413行。背有杂写数字，又有“比丘僧玄归” 5字。正面尾部残缺玄字，其中4字只剩半边，从背面处得知此6字应是“比丘僧玄归戒”。可见“僧玄归”即戒本的所有者。
  经文参见《大正藏》第20卷，第1023页（上）至1030页（下）。
  按：“戒本”是僧尼的行为准则。此为僧戒本。纸质虽粗，书法也不佳，但经过仔细校勘，随处可见加添的漏字、缺句，其中有一处于地脚加添了两行小字。僧人对戒律的重视程度于校勘中可见一斑。
  “比丘玄归”又见于北图昆71号题记。
  酒博008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说明：首尾俱残，起“佛告曼殊”，讫“生天中而”。黄麻纸。卷长214.5厘米，卷高25.5厘米。天头2.8厘米，地脚2.7厘米，乌丝栏，栏宽1.7厘米。单纸长49.5厘米，书28行，行17字。共4纸又前11行，总123行。
  经文参见《大正藏》第14卷第405页（上）至406页（中）。
  按：此件纸质好，檗染；墨色润泽，书法极佳。观之者莫不赞叹叫绝。
  酒博009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十品题：金光明最胜王经十方菩萨赞叹品第什七说明：首尾俱缺，起“汝等苾蒭”，讫“斯福聚施”。砑光黄麻纸。卷长274厘米，卷高26.3厘米。天头3.2厘米，地脚3厘米，乌丝栏，栏宽1.66厘米。单纸长46.9厘米，书28行，行17字。共5纸又后26行，总164行。
  经文参见《大正藏》第16卷第451页（上）至454页（下）。
  按：此件经文品题前137行为舍身品第甘六。乂经文中有两处不衔接，第1处缺2纸（56行），第2处缺1纸（28行）。从纸、字看，为唐经无疑。五代时，三界寺和尚道真“乃见当寺藏内经论部帙不全”，曾收集敦煌古坏经文，修补头尾，收入其寺。此卷可能与当年道真的举措有关。
  酒博010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说明：首残尾缺，起“灭度”，讫“说意不世”。黄麻纸。卷长151厘米，卷高25.3厘米。天头3.2厘米，地脚2.9厘米，乌丝栏，栏宽1.7厘米。单纸长48.2厘米，书28行,行16至17字不等。共2纸又前14行、后18行，总88行。“世”字缺笔。
  经文参见《大正藏》第8卷第751页（中）至752页（中）。
  按：此件纸质细，不见帘纹。抄写后未经校勘，有错、漏字。
  酒博011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八十八（首题）品题：初分难信解品第卅四之七 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说明：首全尾缺，讫“七等觉支”。黄麻纸。卷长95.5厘米，卷高27.5厘米。天头3.9厘米，地脚3.6厘米，乌丝栏，栏宽1.7厘米。单纸长47.5厘米，书28行，行16至17字不等。共2纸，总54行。
  经文参见《大正藏》第5卷第1009页（上）至同页（下）。
  按：从卷中只有“正”用武周新字来看，此件抄写于则天武后时期。
  酒博012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四百七十三说明：首尾俱缺，起“萨摩诃萨”，讫“必以甘露而”。黄麻纸。卷长49.5厘米，卷高26.8厘米。天头3.7厘米，地脚3.5厘米，乌丝栏，栏宽1.8厘米。书28行，行17字。一整纸，总28行。
  经文参见《大正藏》第7卷第396页（下）至397页（上）。
  按：此件错、漏、衍字很多，短短的28行，漏字14个，衍字21个，错字11个。《大般若》只有玄奘译本，敦煌写本中舛误如此多的少见，可能是“兑”经。
  酒博013 （馆藏号2732） 佛说无常三启经尾题：佛说无常经说明：首残尾全，起“尽皆散坏”。黄麻纸。卷长97.7厘米，卷高25.5厘米。天头2.8厘米，地脚2厘米，乌丝栏，栏宽1.63厘米。单纸长46.8厘米，书28行，行17字。共1纸又前11行、后10行，总49行。前9行上下均残缺。“世”字缺笔。品相差，卷内有破洞。
  经文参见《大正藏》第85卷第1458页（中）至1459页（±）o按：此件书法佳，墨色润泽亮黑。有多处破损，有些破损处背面曾做托补。与酒博006同为一人所写。五代时，敦煌名士翟奉达曾以《佛说无常三启经》用于“七七斋”，为其母修“冥福”。此件为唐写本，其残损严重应是经常使用所致。由此推测，唐时《佛说无常三启经》可能已经用于做斋醮，而此件则是当时的范本。
  酒博014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六（尾题）说明：首残尾全，起“子诸菩萨”。有引首，背书题签“第一秩恩第六卷”。天头有“空胜” 2小字。黄麻纸。卷长273.2厘米，卷高26厘米。天头3.4厘米，地脚3.2厘米，乌丝栏，栏宽1.69厘米。单纸长47.8厘米，书28行，行17字。共5纸又前19行，总153行。
  经文参见《大正藏》第5卷第32页（上）至第33页（下）。
  按：题签中的“恩”，指“报恩寺”，说明此乃报恩寺藏经。报恩寺是盛唐至北宋初年敦煌有名的佛寺。天头小字“空胜”，应是僧尼的法号。两处纸的接缝处经文不相连接，经核对，每处缺56行，正好少2纸。整卷缺4纸。可能是接缝断裂后再粘连时遗漏。
  酒博015大般涅槃经卷第一寿命品第一说明：首尾俱残。首起：“部及非人”，尾讫：“种七宝”。白麻纸。卷长65厘米，卷高24.9厘米。天头2.1厘米，地脚2.7厘米，乌丝栏，栏宽1.68厘米。行17字。总48行。原为两截，收藏号分别编为39号、41号，此次发现经文可接，现已缀合。“世”字缺笔。后4行尾部残，中部有5处破洞。
  经文参见《大正藏》第12卷第370页（中）至（下）。
  酒博016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九十说明：首尾俱残，起“给孤独”，讫“行灭故识”。黄麻纸。卷长85.5厘米，卷高25.4厘米。天头2.7厘米，地脚2.3厘米，乌丝栏，栏宽1.56厘米。单纸长47厘米，书28行，行17字。共1纸又前23行，总51行。首8行残。
  经文参见《大正藏》第7卷第1050页（上）至（下）。
  按：此件纸质好，系非常成熟之楷书，行笔洒脱而有力。
  酒博017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五说明：首尾俱残，起“难如”，讫“退藏密机”。白麻纸。卷长45厘米，卷高25.3厘米。天头3厘米，地脚2.8厘米，乌丝栏，栏宽1.72厘米。行17字。两个半张纸，总24行。首6行残，中部下残。背后书“碎经一束”。
  经文参见《大正藏》第19卷第125页（中）至（下）。
  酒博018妙法莲华经卷第一序品第一说明：首尾俱残，起“见诸”，讫“或有”。黄皮纸。卷长101厘米，卷高25.4厘米。天头3.1厘米，地脚3厘米，乌丝栏，栏宽1.7厘米。单纸长46.5厘米，共1纸又前23行、后10行，总61行。品相差，上半段经油浸污。纸薄细腻。墨色润泽，字极秀丽。
  经文参见《大正藏》第9卷第2页（中）至第3页（中）酒博019 （2731） 0158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二十三第三分施等品第二十九之二说明：首尾俱残，起“萨摩诃萨行”，讫“必以甘露而”。黄麻纸。卷长49.6厘米，卷高26.6厘米。天头3.8厘米，地脚3.2厘米，乌丝栏，栏宽1.5至1.9厘米。一整纸，总28行，行17至18字不等。纸背书“五百卅三第二纸”。
  经文参见《大正藏》第7卷第737页。
  酒博020大般涅槃经包首说明：残片，残高26厘米，残长2至8厘米。为残卷尾部，卷有蔑条，存一段丝带。背面书“涅槃经卷第卅五”，后人又题“残经五卷” 4字。
  酒博021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说明：残片，存4行，行4至6字不等。残高7.3厘米，残长7.8厘米。乌丝栏，栏宽1.5厘米。录文“法皆是佛/非一切法是故/长大须菩提/为非大身是”。鸠摩罗什译。
  经文参见《大正藏》第8册，第751页B栏2至5行。
  酒博022妙法莲华经卷一序品第一说明：残片，存7行，行3至7字不等。残高10.7厘米，残长10.1厘米。起“我今当问尔”，讫“方万八”。鸠摩罗什译。
  经文参见《大正藏》第9册，第2页B栏29行至C栏第7行。
  酒博023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说明：残片，存5行，行2至5字不等。残高6.9厘米,残长7.8厘米。起“是故”，讫“亦如是如作”。鸠摩罗什译。
  经文参见《大正藏》第8册，第751页B栏1行至6行酒博024妙法莲华经卷第一序品第一说明：残片，断裂为2片。上半段存10行，行3至8字不等。残高12.3厘米，残长15.8厘米。天头3厘米。起“会之心”，讫“从阿鼻狱上至”。下半段存22行，行1至9字不等。残高13厘米，残长33.5厘米。地角2.7厘米。乌丝栏,栏宽1.7厘米。起“尼优婆塞”，讫“身意快/千”。第14行上接上半段第1行。鸠摩罗什译。
  经文参见《大正藏》第9册，第2页C栏4行至16行。
  酒博025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说明：残片，存11行，行9至17字不等。残高26.8厘米，残长18厘米。起“欲尽命终之后”，讫“得免斯苦”。佛陀波利译。
  经文参见《大正藏》第19册，第350页A栏5行至15行。
  酒博026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说明：残片，存6行，行2至17字不等。残高26.3厘米，残长10.4厘米。起“毒药”，讫“罚之是故”。字好纸好。唐玄奘译经文参见《大正藏》第14册，第408页A栏14行至22行。
  酒博027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说明：残片，存7行，行2至17字不等。残高26.3厘米，残长11厘米。起“庄严”，讫“安住菩提道中”。唐玄奘译。
  经文参见《大正藏》第14册，第405页A栏13行至19行。
  酒博028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说明：残片，存8行，行8至17字不等。残高26.3厘米，残长15.7厘米。天头2.3厘米，地角2.3厘米。无界栏。起“敷座而坐”，讫“欲闻”。鸠摩罗什译。
  经文参见《大正藏》第8册，第748页C栏24行至749页A栏第4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