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解放前后，酒泉曾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禁烟运动，由于发起运动的执政党不同，效果也大相径庭。
  解放前的禁烟运动清道光至民国年间，执政当局时而号召种植鸦片烟，时而又在“禁烟”，导致鸦片屡禁不止。到民国十二年（1923年），酒泉县农村种植罂粟成风，罂粟种植面积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20%至30%,国民政府开征的烟税占地方财经收入的20%以上。鸦片面积逐年增大，粮食面积必然减少。后来，国民政府觉察到种植大烟弊多利少，随即采取了一些禁烟措施，主要是通过加高亩征烟税率限制种植，对吸毒者进行罚款惩处。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酒泉县成立了禁烟会，警察局设置了烟民登记处，对全县城乡牵涉鸦片种植、吸食、贩卖、贩运的相关人员及吸烟场所进行清查、登记，视情节分别给予处罚，对其中的首要分子判处死刑1人，判处无期徒刑2人，判处有期徒刑34人。同时，还辅之以宣传、检举、施戒、救济等措施。此举收缴了大量的烟土、烟款（国币），还有烟盘、烟灯、烟枪等物。对屡教不改的烟鬼，由警察赶着进行游街，责令其穿上妇女的红绿衣服，戴上高帽子，敲着锣，边走边喊“我偷吃了大烟”，叫众人知道，吸食大烟是耻辱之事。
  尽管如此，因为当局不能痛下决心彻底禁烟，直至酒泉解放时，烟患都未能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