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散落在民间的酒泉宝卷 裴菊萍
  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左”倾禁锢的解除，酒泉宝卷如雨后春笋不断被发掘出来，同时，人们也发现酒泉乃是宝卷蕴储的丰腴之地。多少年来，酒泉宝卷是在饱经了大漠风尘的冲刷，在敦煌文化的熏陶下，在酒泉人民的精心培育下成长起来的民间艺术奇葩，可以说,它是劳动人民冒着风险保存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去年,酒泉宝卷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讲唱类民间文学宝卷又名宝传，是一种流行于明清以来的民间讲唱文学。它由唐代的变文、讲经文演变而来,受俗讲的孕育，历经宋的谈经、说参请、说许经、讲史等,并受到话本、小说、诸宫调及戏曲等的影响,其内容包含儒、释、道的三教合一及各种秘密宗教;并有大量非宗教的历史人物、民间神话、传说和戏曲故事。宝卷的结构为散韵相间,其讲唱地点从庙会、娱乐场所，直至家庭院落。宝卷以其曲折的故事情节、生动的人物形象、通俗的语言和抒情婉转的曲调，赢得了群众的喜爱，在民间广为流传。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有纪年的卷本，是山西发现的元代至正年间的《绣红罗宝卷》，也就是说,14世纪我国便了成熟的卷本。在《金瓶梅词话》（公元1617年）中便已有了家庭宣卷的详细记载。直到今天，一些地区仍有宣卷的活动。
  上世纪20年代以来，郑振铎等前辈开始了对宝卷的研究，但他们搜集的宝卷多局限于中原地区,并认为“其流行地区为华北诸省,尤以河北最多”，而对大量流传在祖国西部边陲的酒泉宝卷却很少有人间津。直到上世纪80年代,酒泉宝卷才被不断发掘出来。
  酒泉宝卷是指甘肃河西地区的敦煌以东、嘉峪关内外一带地区流传之宝卷，在这一带土生土长的60岁上下的农民没有不熟悉宝卷的。他们有的诵念或抄录过卷本，有的会咏唱宝卷曲调。上世纪40年代前后至解放初期，这里的宝卷成为家喻户晓的卷籍。在城镇，每逢春节、二月二、四月八等传统节日，由佛教会、居士会、商会及其他宗教团体发起主办，在一定的场所或街头公开念卷，在农村则以家庭院落为主，请识字人念卷，妇孺皆参与其中,其活动盛况不亚于祭祀道场。据参与过念卷活动的人说，需要念卷时,如果没有卷，可以向有卷的人借,有卷的入必须借给，但必爱惜有加，有借有还，许多卷的开头就有要求保护的唱词。念卷的地点需是上房，能坐百十号人,念卷人炕上一坐,还要上香,说是敬神,实际是计时,还要摆上供品，其实也是为招待念卷人。
  尽管宝卷在题材的选择上不受地域范围的局限，但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它已经和本地的方言俗语、风土民情融为一体,形成了酒泉宝卷自身的鲜明特色。我们可以从中领略无限的西部风情，驼铃的响声、赶毛驴的脚夫的吆喝声、群众的“喧荒”声，以及西部的“面棋子”、“拉条子”、“羊肉粉汤”的美味等无不融入其中。
  正由于酒泉宝卷的幸存,使之搜集到的词牌及各种唱腔达70种之多。酒泉宝卷的唱腔的主调是七字赋（七字句）和十字赋（十字句）。如：奉劝世人莫烧山，放火烧山伤生灵。
  胎卵湿化皆有性，亦知怕死而贪生。
  凌孤欺寡不可做，为口伤生切莫行。
  飞禽走兽虽异类，临死之时叫悲声。
  还如：咱今日观地狱双泪难忍，劝世人心习善恶念莫存！心存恶手必毒犯人丧损，打龟蛇毒鱼虾其罪不轻。
  阴律载毒蛇狱惨苦报应，到死后归阴曹要受苦刑。
  凡富贵与贫贱安守本分，处富贵体圣经法度施行。
  另外还有各种词牌，常用的有“哭五更”、“浪淘沙”、“达摩佛”，“莲花落”、“唱道情”、“洒净词儿”等等。
  宝卷的音乐是由主曲、词牌和小曲（民歌）三部分所组成。主曲是贯穿宝卷始终的主要曲调，它是吸取了佛经中的佛曲成分并结合卷本的故事情节形成的一种音调。词牌和小曲是各种词调的曲牌和富有地方特色的民歌，它是宝卷音乐中固定的音调形式。将这种文艺形式穿插在故事情节适当的地方,能深化感情、增强艺术感染力，使之更加扣动心弦，使听众的情绪和故事情节的进展融为一体，从而达到劝善教化的目的。在宝卷讲唱过程中,一般不用器乐伴奏,有时用碰铃和简板击节,加上听卷入的合声,气氛也颇为庄重。
  宝卷之所以能够使“不知有多少妇人女子曾被他们所感动，曾为《卷》中的女主人公落泪、叹息、着急，乃至放怀而祈祷着”。这无疑是宝卷音乐的魅力。长期以来宝卷与其音乐家相依为命，为酒泉人民所咏诵、传抄、收藏。其流行民间的约有20余种。
  独具魅力的酒泉宝卷酒泉宝卷除了具有全国各地宝卷的共同特点外，更有其自身的价值,正是这些独特之处，才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
  它的收集、发掘、整理进一步补充丰富了祖国宝卷珍品的数量和内容。过去以李世瑜先生的《宝卷综录》为全国宝卷卷目之集大成者，总粗线条为653种，版本为1487种，而近年来根据兰州大学、张掖师专、酒泉市（肃州区）文化馆等单位和个人所搜集的宝卷总数为133种，版本为265种,相当于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而且这些宝卷中有63种为《宝卷综录》所无，起到了补遗的作用。酒泉宝卷中保留了一些古老的版本，如《香山宝卷》（又名《观音济渡本愿真经》），在《综卷》中的确切年代为公元1805年，或只写“明”,而酒泉本的原叙为“永乐丙申岁”（1416年），后叙为“康熙丙午岁”（1666年）。《目莲宝卷》，《综录》最早者为《目莲三世宝卷》（1876年）,酒泉的《目莲救母出冥宝传》则为1817年。《韩祖成仙宝传》，《综录》最早者为1887年，而酒泉本则为1821年。可见酒泉宝卷源远流长，为宝卷产生的时代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
  酒泉宝卷直接受敦煌变文、讲经文、词文的孕育，在命题上还保留有讲经文的痕迹，如《二度梅宝卷》称为《佛说忠孝节义宝卷》;《鹦哥宝卷》称《鹦哥经》;还有《贫和尚出家经》、《李都玉参药山经》等等。在结构图上，除了宝卷的共同特点散韵相间外，它还保留了偈文的开场及结尾，这就是说，它是敦煌遗书中押座文的继续。一方面对本卷内容作出提示，另一方面起着安定听众的作用，卷末附有十劝善韵文，这相当于•唐宋时的解座文。
  另外在念卷的方式上亦与唐宋时的俗讲及演唱变文有相似之处。俗讲开始是“作梵、念菩萨”（敦煌遗书P3849卷背），而念卷的开场则为焚香、请佛诵偈:“XX宝卷才展开，诸佛菩萨……大众永无灾”！俗讲由都讲、维那担任，以都讲为主,念卷也是一人为主，称念卷入，还有一名陪佛者,遇到唱腔后有佛音时，即句尾有“弥陀佛、阿弥陀佛”之尾音,则由陪佛者或在场听众接唱。念卷还可配以图画，特别是公众场合的念卷，在墙上往往悬挂佛像或地狱图，这和变文的演唱是一脉相承的，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在敦煌遗书中至今还保留有《降魔变文》的图像。可以说，流传在敦煌学故乡的酒泉宝卷无疑是唐宋时期敦煌讲唱文学的嫡系子孙。
  活的宝卷酒泉宝卷是国内独存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宝卷,是活的宝卷。到目前为止国内其他地区的宝卷基本上处于消亡状态，惟独酒泉宝卷还在农村中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念卷和抄卷活动仍在继续,逢年过节一些边远乡村仍可聆听到讲唱宝卷的声音。不过,念卷已由过去的劝化说教演变为文化娱乐活动。
  它之所以有生命力的原因是，宝卷本身动人的故事情节、通俗易懂的方言土语、喜闻乐见的曲调词牌吸引着广大群众。宝卷成了酒泉一些交通不便，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乡村活跃单调生活的实际需要。
  去年,肃州区文化馆曾专门派人到各乡镇，走村串村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在肃州区各乡镇至今仍然念卷、抄卷的约有70人。他们粗通文墨因而能够念卷，他们从小听卷，久而久之，听会了一些曲牌，数量极少，属于那种无师自通的人。例如银达镇黑水沟村农民王敦邦（74岁，已故），他自15岁开始听父亲王福基念卷，所以掌握了部分宝卷的念唱方法。上坝镇营尔村7组63岁的乔玉安农闲时节他会偶尔在村头念一次卷，听卷者也大多是六七十岁的人，他文化程度虽不高，但家中卷多，他的父亲及祖辈就曾是念卷入，所以传承了下来。他为我市收集、研究宝卷做出了不少的贡献，所以，他被定为国家级酒泉宝卷的传承人。还有金佛寺镇西寨村46岁的王如意和临水乡下坝村11组的张德礼（65岁），都因从小爱好讲经念卷，久而久之，便学会部分宝卷的曲子，有时还时不时拿出来念一念,有兴趣时拿出毛笔抄一段，以此为精神寄托。
  此外，在肃州区银达镇银达村10组有一位84岁的老人，他的名字叫郑殿有，随着2006年《酒泉宝卷）被国家列入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他也被列为国家民族文化保护人。老人十七八岁便开始念卷了，那时乡下大凡能念卷的都是粗通文墨之人,他从小目不识丁，16岁那年父母挤出点钱，让他读了一年私塾，此后几十年来他识的字、断的文都是通过念卷学来的，宝卷和字典是他一生的老师，由此终生受益无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乡间的文化活动除却听戏就是念卷、郑殿有从小就随父亲听卷，父亲是旧时道观里的堂主，说是堂主其实家徒四壁，全靠乡邻供奉在香案上的吃食度日。父亲宣卷讲经，郑殿有幼年耳濡目染与宝卷结下了不解之缘，至此尽管贫寒一生，他却始终笃信向善之志。后来，父亲去世了，郑殿有传承衣钵开始宣卷讲经。
  除了念卷、抄卷，郑殿有用尽一生去搜集遗落的宝卷、经书，郑殿有曾经仿效旧时的道人,肩担烂竹筐挨门挨户收集被人丢弃的经卷,垃圾堆里、房前屋后,有的经卷被人用来擦屁股，郑殿有看着心疼，这是一种罪过啊。他将这些被亵渎的经卷一一收集,用火焚烧掩埋，但值得庆幸的是，《黄氏女经》、《牧羊卷》等多部濒临遗失的经卷被他搜集保存了下来。
  宝卷的收集与整理目前所掌握到的宝卷词牌曲调有各种唱腔70余种，宝卷数量有80余种（含存目）150多本。这些宝卷均散落于民间，搜集整理成册后有30本。
  就宝卷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我采访了肃州区文化馆原馆长高正刚，几十年来，他专门从事民俗文化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可以说，他是我市最早收集、研究宝卷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
  高正刚1955年从事文化馆工作，1956年便开始了对酒泉宝卷等民俗文化的收集工作。在广泛的收集活动中，他认识了民间一些较有名的文艺活跃分子，总寨的老艺人魏德佑（人称魏老大）在当时乡村念卷、演民间小戏都相当有名，还有乔玉安的父亲乔德云等。那时，他为了收集有价值的资料,会反复几次不惜走十几里地找人。当时在金佛寺镇有一名叫武延元的人,会唱民歌会念卷,连续找了他三次他都躲着不见，因为当时形势所迫，他不敢唱，于是，他就几次三番地去找,最终，他的诚心打动了他，使他收集到了有价值的资料。
  那时公安机关认为念卷是搞封建迷信活动,只要发现都要干涉，所以他们在收集过程中要耐心地向其解释。“四清”运动及文革时期，更加影响了他们对宝卷的收集，同时,高馆长在此期间也遭到迫害，在针对他的批斗会上，将他们收集整理的许多民俗资料当着他们的面烧毁了，多少年的心血付之一炬，他当时忍不住流泪了。
  到了 1982年，开始对民间民俗文化进行了抢救，高正刚集中文化馆的所有财力，购买了四台三洋牌的录音机对散落在民间的宝卷等进行了排查式收集。当时，他和他的三位同事郭仪、谢生保、谭蝉雪抢救、整理、编纂了《酒泉宝卷》（上、中、下编）约95万字。高正刚从从事宣卷、唱卷至今,共念卷280余场次，听卷人数达6300余人次。主要宣卷代表作有:《牧羊卷》、《白马宝卷》、《金龙宝卷》、《绣龙袍宝卷》、《高仲举卷》等。令高正刚遗憾的是，有两个很有典型意义的卷他始终没有收集到,那就是《元始天宗》宝卷和《土地爷大闹天宫》宝卷。
  高正刚说，酒泉宝卷之所以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关键是它没有荒诞、淫秽、黄色等不健康的内容，它丰富曲折的故事情节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许多卷本都是藏匿在墙的夹缝里、炕洞里、锅台里等保存下来的。文革时期，上坝乡就有一个年轻人为了抄卷，把被子盖在头上，手拿手电筒在被子里抄，所以，宝卷的内容以讹传讹的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
  顺应时势,2004年，肃州区成立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将酒泉宝卷列入重点保护内容，政府每年也划拨了专款进行再搜集、再整理。同时在保护措施上，进行了拍摄、录像、录音、场记，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宣卷人员，并拿出一定的经费对乡村宣卷、听卷活动进行必要的补助，以保证酒泉宝卷薪火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