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酒泉古地名中传递的历史文化信息
  何端中
  酒泉由于其特定的地理位置，以及和周围地理环境的特殊关系，历史上曾是我国内地通往新疆、中亚、西亚以至非、欧的必经之路,是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地段之一，曾对人类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过重大贡献。
  虽饱经了历史的风风雨雨，但在今天，酒泉仍然保留下来了大量的古地名）虽然年代久远，但这些古地名作为社会历史的产物，反映着这一地区的历史风貌，闪烁着各族人民开发绿洲之伟大创造力的光辉。也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本文试图对酒泉的古地名进行初步探讨，从中揭示古代酒泉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与其相关的地理环境变迁的一些情况。与历史上政治、军事活动有关的地名酒泉自西汉起，就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前进基地。历史上,它总是不可避免地同巩固封建政权、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西交流等大事紧密联系在一起。汉武帝开拓西域，即在此“列四郡,据两关”，唐朝又置河西节度使，明代又成为西北“三边四镇”之一，一直是古代政治、军事斗争复杂、频繁的地区，由此保留下来许多相关的古地名。
  今天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市名称，即是汉武帝所立河西四郡郡名的沿袭。其来源均与中原王朝经营边陲、巩固国家的统一有关，是当时政治、军事活动的体现。
  (一)、与古代军事设施有关的地名 (1)与长城有关的地名酒泉境内、嘉峪关以西保存有汉长城的遗迹。嘉峪关以东主要是明长城，或汉代始置、明代重修的长城残址。这些遗址，许多地段已剥蚀破坏殆尽，有的只剩残立的烽墩。
  瓜州县西湖乡以东、疏勒河南岸的戈壁沙滩中还保留有“长城堡”、“望火包”、“长城北”、“墩子南”、“三墩湾”等地名，一直向西延伸到敦煌玉门关附近，亦有“墩子湾”，“长梁”、“五个墩子”、“碱墩子”、“香炉墩”、“卡子墩”、“弯腰墩”等地名。这些名称有规律地呈线状排列，均直接或间接地与长城有关，可以显示出长城所经过的地方。将其连接起来，即能找出长城的大致走向，可作实地调查时的参考。这段长城即是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赵破奴等击破楼兰后，从“酒泉列亭至玉门”（《史记•大宛列传》）的汉长城。
  嘉峪关市境内有“边山墩”、“边墙滩”等地名；酒泉、高台二地有“壕外头”、“营儿墩”、“后墩山”、“长城湾”等地名。长城经过这些地方，当属无疑。这一地段，正是汉武帝在卫青、霍去病等击败匈奴后,从令居（今永登）“筑塞西至酒泉”的汉长城和明洪武、永乐年间所筑的西至嘉峪关的边墙之所在。
  （2）以古代的城、堡，寨、营等命名的地名这在今天的绿洲上星罗棋布、俯拾皆是。其来源，最早是汉代的，大部分是明代的。这些名称的实体现在有的早已废弃，深陷沙漠之中，有的连遗址也无处寻觅，而更多的在今天则是完全改变了当初的军事性质，发展成了人口聚集、经济发达的乡、镇驻地。尽管如此，它们的名称却一直袭用至今。
  这些军事设施名称的来源,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以地理方位或地理实体命名的。它们多位于河西走廊南北的军事要口、如西把截堡（位西营河口）,南把截堡（位金塔河门）、头坝堡（位东大河曰）、红山堡（位酒泉东沟河口）、石包城（位榆林河口 ）o二是河西各县市中，“营盘”一名很是普遍。由此衍生，如金塔“营盘”、“营盘墩”、“校尉营”等称谓。三是除河西走廊地区外，在北部的马鬃山区和南部的祁连山区亦有“将军台”、“墩墩台”、“十五军墩”、“堡子滩”、“三十里墩”等名称。可见，即使边远山区，亦是曾经驻军防设的地带。
  研究这些名称的来源和演变，有助于考溯历史时期军事斗争的形势及其边防要塞的变化等。
  （二）、与古代的交通线路有关的地名 “驿”、“铺”这些名称,往往呈线状排布,多出现在走廊洪积一一冲积扇缘一带。这里地势较高，土质较硬,无湖沼之阻,便于行走,且又靠近泉水露头线，取水亦便,绿洲上一些大的中心城镇也多分布于此。因此，这一带很早就成为人们理想的通衢。
  在这一带，今天遗留有黑泉驿、四十里铺、二十里铺、十里铺、临水驿等古称（自东向西排列）。还有的驿站名称,分布在祁连山间的隘道上，如乌鞘岭南麓有金强驿（旧名镇羌驿）,乌鞘岭北麓有黑松驿。可见，翻越乌鞘岭进出河西走廊这条道路，古时即已有之。也有的地段,找不出“驿”、“铺”之类的名称，但却保存了与此相关的其他名称。如古时驿运大道上往往筑有以传递军事信息的烽火墩，如酒泉的三墩镇。考其源，即是因地处历史上通往京都的要道。在此道上，从肃州往东北方向每隔十里就筑有一墩,该镇政府因驻第三墩而得名。
  根据上述这些名称，可以大体复原历史时期的交通线路，考察它的变迁。
  与历史上“屯田”有关的地名酒泉屯田始自西汉开边之时。本区地处偏远，转输困难,屯田御边可以纾民力、足兵食,是对付游牧民族袭扰、巩固西北边防的良策。历代王朝设置之初,大都依此收固边富强之实效。从西汉至明清，屯田延续了近20个世纪，从而也保存下来了与此相关的大量地名。
  （一）、与历史移民有关的地名武威市凉州城东部有“发放亭”、“安置亭”等地名。顾名思义，发放者乃流放犯人之谓也，作为发放、安置犯人的处所。其得名何时，无可考证，但历史上“或以抱怨过当，或以悖逆无道，家属徙焉”，向本区发放犯人，则是常有的事。
  从凉州到瓜州，在河西走廊中部平原的几个县市，有不少“屯庄”的地名。前面大多冠以姓氏，称“X家屯庄”;有的冠以方位、序数或地理实体的名称，如“东屯庄”、“西头屯庄”、“西四屯庄”、“板地屯庄”、“橙槽屯庄”等;也有的叫“屯村”、“屯地村”、“屯庄堡”的。这些名称大多始于清代，是和当时的移民屯田有关（屯庄同时也是一种避乱保民的设施），如瓜州县的屯庄,就是雍正年间移民时设置的，多以一个家族住在一起，故曰“X家屯庄”。金塔县还有“移庆湾”、“移庆沟”、“西移村”等古地名,无疑亦与移民有关。
  高台县川区各乡村名，多源自古籍经典。有的是从《千字文》中依次取字，作为首字（贬义的字不取），后面再缀一“号”字或他字组成的。如南华乡有“仁号”、“义号”、“礼号”、“智号”、“信号”；宣化乡有“贞号”、“元号”、“利号”、“亨号”等。又如《千字文》中“天地元黄”四字，相应地就有“天成（今收成乡）”、“地平”、“元和”、“黄岑”四个村名；“云腾致雨”四字，即有“子云”、“腾胜”、“致力”、“雨顺”、“雨盛”等村名。有的还分为东，中、西号或上、下号，如“下润西号”、“秋成上号”等。在十万分之一地形图上粗略数之，这类村名约有两百个。依照《千字文》的字序，在地图上仔细查找,还可发现其空间排布有一定的顺序，大致是从南向北、由东到西的。金塔县也有“天字号”、“地字号”、“庙宇号”等村名，不过为数甚少。今天敦煌市的村名，则是另一种情况,大多以甘肃省各县县名命名。如原三危乡有“泾州”、“两当”、“会宁”、“镇原”、“地道”、“灵台”等村名；杨家桥乡有“礼县”、“安化”、“沸州”、“岷州”、“兰州”、“兰亭”、“合水”等村名；孟家桥乡有“西宁堡”、“古浪庙”、“河州堡”、“武威庙”等村名。从这些村的布局亦可找出规律，党河东部各村名多为陇东、陇南各县名，党河西部各村名则多为河西各县名。就连今天敦煌县城各街巷的名称，亦多数以县名命之。如“兰州巷”、“固原巷”、“伏羌巷”等等。这一现象亦显系后期移民的结果。据《明史•西域传》、《敦煌县志》等古籍记载，早在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敦煌一带因受西北少数民族骚乱的影响，居民就已全部内迁，这里成了少数民族的牧地。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在敦煌设沙州卫，罕东蒙古部落又曾驻牧于此。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明政府封闭嘉峪关,放弃关外各地，敦煌完全变为吐鲁番的牧地，农田荒芜长达数百年。直到清雍正初,才开始在敦煌垦种，遂从甘肃全省五十六州县移民2405户，约1万人到敦煌屯田，每户分田50亩。各县迁来的农民按政府划定的区域定居，并以原州县的名称命名，由此形成了今天敦煌所特有的这种村名和街巷名。
  （二）、与屯田的地块划分有关的地名金塔县有“上八分”、“中五分”、“西四分”、“南九分”等村名；玉门市有“上西号”、“下东号”、“西红号”等村名；肃州区有“七分”、“西二”、“东四”等等村名。显而易见，这些村名丝毫不具有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特色，不同于我国北方多以姓氏和地理实体结合起来命名的村名，如“张家沟”、“李家庄”之类。它们的出现，亦是历史上屯田的产物，是以屯田地块方位分号命名的。也有的村名是以屯田地块的形状和方位结合起来命名的。
  瓜州县还有一种特殊的以“工”命名的村落，由“一工”、“二工”直到“十工”。它们分布在瓜州县城的西南部、疏勒河中游平原地带,大约每隔两公里一“工”，整齐排列。这显然亦系由屯垦的地块划分得名的。据《安西县新志》载,雍正十一年（1733年），吐鲁番回民八千一百六十口，东迁河西，在瓜州地方（安西）筑城安置，四里一方筑一堡,共分十个工堡，遂取名“头工”、“二工”，以至“十工”。同治年间，因遭战乱,他们返回原籍，城堡遂废。以后汉民来此垦种，仍沿用“头工”至“十工”的名称。
  （三）、与屯田的水利设施有关的地名历代河西屯田，均须以兴修水利工程优先。今天绿洲上以“坝”、“闸”、“渠”等命名的村、乡、镇名比比皆是，其大多为历史上沿袭下来的古称。“坝”者，是河西人们对水渠沿用的惯称,多分布在绿洲南部的山水灌区。这里引水溉田，必先筑坝，故以“坝”名代替“渠”名。如肃州区的“四坝村”，是因泉水灌区的旧四坝河系得名。河西名“渠”者，则多分布在绿洲中部或北部的泉水灌区。敦煌市的“黄渠乡”亦是因雍正四年（1726年）山党河向黄墩子开渠引水而得名，等等。
  肃州区还有“西洞”、“东洞”这样的乡名，它们是以明代水利工程得称。据《肃州新志》载，洪武年向，大将冯胜平定河西，在酒泉移民屯田。为了引水灌溉,擢千户曹贇召集匠人在洪水河岸陡峭的崖壁上凿壁穿洞，开掘大井，使洞洞相通，井井串联，蜿蜒曲折,将水引上河岸灌田。人们称西岸的渠道为“西洞子坝”，东岸渠道为“东洞子坝”，遂有“西洞”、“东洞”之名。
  （四）、以颂扬屯田有功的历史人物得名的地名肃州区原有一乡，名“屯升”，原叫“九家窑”。据《肃州新志・九家窑屯田》记载,九家窑原有千人坝，因渗漏严重不能利用，致使万亩高出河岸的平地不能引水耕种，因而必凿山开洞取水。但因工险费巨,长期无入主办。署肃州知事童华到任后于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奏请获准主办，遂招募民工，凿山掘渠。雍正十二年时渠道即成，开荒播种年年丰收，童华因屯出有功而升调。当地民众为颂其功德，改称“九家窑”为“屯升”，取“屯田荣升”之意。后来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民得到实惠，清政府把屯田改为科田，“屯升”又有“改屯升科”的意思。
  反映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环境变迁的地名河西绿洲地处荒漠之中，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历史上，往往由于人们不合理的开发经营,造成恶性循环，导致植被破坏、河流改道、沙漠化日益严重，绿洲的自然地理环境发生改变。这个变化,从对今天河西保存下来的一些古地名的研究中，亦可窥见其一斑。
  （一） 反映植被变迁的地名金塔县的“黑树窝”，瓜州县的“红柳园”等等，今天亦都徒具虚名。
  （二） 反映水系变迁的地名黑河、疏勒河中游平原，曾有“湖里庄”、“沾湖庄”等村名,今天早已不沾“湖”字了。高台县的湾马湖、嘉峪关市的钻洞湖、瓜州县的雁脖子湖、玉门市的北湖等等，今亦空留其名了。在疏勒河下游平原,今天以“湖”称谓的地方亦随处可见。如“东园湖”、“南园湖”、“北园湖”、“南大湖”、“大月牙湖”、“条湖”、“火烧湖”等等。它们有的成了干沼泽式的草滩，有的成了沙丘覆盖的荒漠，有的则成了当地县、乡采挖固体芒硝的硝场。这里曾是疏勒河终端湖的处所。我们依据尚保存下来的这些湖名的分布，可以勾勒出昔日终端湖泊的大致轮廓，计算出其总水量和每年的流量，为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疏勒河系的变化、疏勒河流域农业用水的规模和农业开发的范围提供科学依据，也可以为今天在这里进行的沉积矿床资源和草场资源的开发提供服务。
  （三）反映历史时期沙漠化发生、发展过程的地名历史时期沙漠化的发生，主要在绿洲的边缘地区。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自然资源不合理的利用、掠夺式的经营，滥伐、滥垦、滥牧造成山区水源涵养林和绿洲边缘防护林草的破坏,致使地表、地下径流减少，湖泊干涸，风蚀加剧，灾害趋频，从而导致沙漠化的发生、发展。
  敦煌市原南湖乡有“古董滩”一名。据有关专家考证，这里是汉置的阳关关址,为昔日繁华的丝路要口。然而，今天这里已深处沙漠之中,其址荡然无存。武威市的高沟堡，瓜州县的苦峪城、百旗堡,酒泉市的皇城、紫金城,永昌县的紫金城等,都曾是历史上郡县或军事要镇的治所,今天均陷于沙漠、戈壁之中，但其名称仍沿而不改。
  对上述地名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复原古时的地理环境,探讨沙漠化发生，发展的过程，制订今天防沙治沙、开发绿洲的策略。
  反映各民族人民共同开发边陲史实的地名酒泉一地，自古是我国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往来频繁、杂居的地区。酒泉的文明是历史上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河酉今天保存下来的历史地名，亦可清楚地证明这一史实。
  酒泉南部有山曰“祁连“者，古匈奴语“天”也，此山即“天山”之意。山丹、永昌两县界有山曰“焉支”，亦为古匈奴语，意即“皇后山”。秦末汉初，我国北方的匈奴族曾游牧于此。他们莫不尽绿洲水草丰美之利，竭力生产，河西当时成了匈奴最为富庶的经济活动区之一和其东图中原、南慑众羌的重要根据地。当武帝开边部走匈奴后，他们仍不忘情于河西故土，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肃州区有河,名“讨赖”，因其源地山名系蒙语“托来”，汉人以山名河，讹称“讨赖河”，史书作“洮赍河敦煌有河，名“党河”，为蒙古语“党金果勒”之缩写，“果勒”即“河床”之意。该河汉代名“氐置水”，因其上源当时为氐羌人的居地，故名之。瓜州县有乡，曰“布隆吉”；肃州区有乡，曰“银达”。二名均与蒙古族在此地的活动有关。“布隆吉”蒙语意为“泉水出头川”；“银达”旧称“鞑子沟”，又由于这里农业生产的条件优越，誉称“银地”，当地群众有“金蒲（蒲草沟）银达（鞑子沟）”之称，因而得名。敦煌、瓜州均有“吐火罗”，或“兔葫芦”的地名，可能历史上的吐火罗人曾居于此。玉门市有“马密伦”，敦煌市有“马迷兔”，名源无考，很可能亦是少数民族留下来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