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刘萨诃于手迹崖、西峰宝寺、透灵碑 吴浩军 （萨诃）行出肃州酒泉郭西沙砺而卒。形骨小细，状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绳连。……有灾障者，就砺觅之，得之凶亡，不得吉丧。
  --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 刘萨诃是活动于东晋末至南北朝时期的一位高僧。长期以来，民间流传着很多有关他的神秘灵异的故事，而记载他的事迹和传说的佛典和史籍也很多[1},但后来随着时光的流逝,大都淹埋于历史的沙尘之下，不为众人所知。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由于敦煌学研究的深入，有关刘萨诃活动的历史遗文才又逐渐被人们所发现，并引起了中国学者和外国汉学家的注意。经过近40年的研究和讨论，他的生平事迹线索基本清晰地显现出来。[2] 刘萨诃和尚是并州西河离石（今山西省离石县）人[3] 大约于东晋穆帝永和元年（345）出生于一个稽胡族的家庭。稽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一个部族，主要聚居在今天陕西、山西交界黄河两岸的山区，是由当地人、匈奴和西域胡人组合而成的“杂胡”。[5] 他家很富有，生活奢华。刘萨诃年轻时身材魁伟，健壮多力，擅长骑马射箭，武艺高强，横行乡里，时人侧目；并且喜欢打猎,经常杀鹿,犯下了杀生大罪。年至三十时，因会亲朋，饮酒过量而死亡。在地狱中，刘萨诃见到了他的前世师，师父劝他出家;又见到了他的堂伯，堂伯告诉他曾经学着别人的样子为佛像灌浴，但却赖掉了捐款，所以入地狱受罪,又因灌佛之福，可以转生天道。之后，刘萨诃游历了十八地狱，目睹了种种残酷的惩罚。突然，观音菩萨出现了,观音为他说法，教导他要设会供佛、发露忏诲、供养塔寺、持诵《般若经》和《首楞严经》，《般若经》的定本和如来佛钵将来必会来到汉地。最后，观音训令他出家，去礼拜洛阳、临淄、建业（今南京）、鄮阴（今浙江鄞县）、成都的阿育王塔和吴中的两座石像。辞别观音后，刘萨诃就其杀鹿罪行受到审判，连当年杀鹿时所骑黑马都来作证，他只好接受惩罚，几次被抛入煮沸的汤锅中。惩罚结束，萨诃还阳，随后出家为僧,取法号“慧达”。［⁶] 刘萨诃出家之后，遵循观音的训导，游化各地,广寻圣迹。他于东晋太元年间（376〜395）在京师（建康）长干塔下掘得三石碑，其中一石碑内有一函，此函由外到内由铁、银、金三重函组成，金函内有舍利三、爪甲一和佛发一。由此验证了长干塔的阿育王塔身份。［⁷] 刘萨诃在京师还礼拜了长干寺著名的金铜质佛像。此像传为阿育王第四女所造，由丹阳的佛像、东海的佛座和交州的佛光历40余年方才组合而成。［⁸] 京师礼拜完毕之后，刘萨诃东游吴县,礼拜惟卫、迦叶二石像。这两尊石像在建兴元年（313）浮现于吴县松江沪渎口，打鱼的人以为是海神，就请来巫师祈祷迎接,结果狂风吹刮，波涛汹涌。人们惊恐万分，就都回来了。当时有道士听说了，认为天师下降凡间，又同去迎接,风浪还是像先前一样。这时吴县有个名叫朱应的信奉佛法的居士听说后叹息说:“恐怕是佛要现身了吧？”于是沐浴斋戒，与其他一些信众同到沪渎口，诵经行礼,风浪立刻平静。远远地看到有两个人浮在江面上到来，原来是两尊石像。石像背面有铭文，一名惟卫，一名迦叶。于是接回，安置在通玄寺中。吴中地方的士绅百姓，感叹灵异，皈依的很多。刘萨诃在通玄 随后，他又去鄮(音“mao”)县礼拜当地的阿育王塔。这座塔因年久失修，仅存塔基。刘萨诃虔心拜望，看到了塔基发出的神光。然后他对塔基进行了一番维修，使鸟儿不敢飞近。［¹⁰］ 在经过这样一番礼拜之后，刘萨诃回到了原籍,传播佛法。时值中原大乱,战争频繁,萨诃亦为羌胡所虏，几乎毙命。［¹¹］逃出后，开始了孤身首途前往西天巡礼佛陀圣迹的行程。
   东晋隆安三年(399)至元兴二年(403)萨诃西行,往返总计约十年。他这次西行巡礼，是经由凉州、甘州、肃州、敦煌，出阳关，沿丝绸之路南道，再经于闻、莎车、疏勒而至印度的。在途中，他曾和我国知名的高僧法显多次相遇，并结伴西行到乌震国。法显于此坐夏,萨诃先至那竭国(今阿富汗属高布尔)，在醯罗城参礼佛影、佛齿、佛顶骨等佛陀遗迹和遗物后，从那竭国回到弗楼沙,再和法显相会,时为兴元二年(403)六月八日。自此而后，萨诃同宝云、僧景等东返。［¹²]敦煌遗书“魏时，刘萨诃杖锡西游……至五天竺，曾感佛钵出现［¹³],说的就是这段经历。
   东晋义熙五年(409)至十年(414),萨诃在原籍进行宗教活动，产生很大影响。他被当地人称为“苏合圣”。“苏合”是稽胡语“蚕茧”的意思。传说他白天在高塔上说法，晚上就睡在蚕茧中。“萨诃”之名在不同的记载中有多种写法，如“萨河”、“萨和”、“屑荷”、“窣和”、“苏合”、“苏何”等，而这都是稽胡语“蚕茧”的不同音译。[向稽胡人认为这位“茧圣”是观音菩萨变化而来，专门为了教化稽胡人的,将他尊称为“胡师佛”、“刘师佛”。史书记载：“黄河左右，慈、隰、岚、石、丹、延、绥、银八州之地，无不奉者。”所在多立庙供养。［¹⁵]东晋义熙十年(414)至刘宋元嘉十三年(436),约22年的时间，是萨诃和尚再度西行进行宗教活动的时期，这是萨诃和尚活动历史中最为重要的阶段，影响也尤为深远。西行途中，刘萨诃经过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为一位长着驴耳的国王治病。驴耳王焚香礼拜后,萨诃为他洒上圣水，于是驴耳复原为人耳。国王为报答和尚恩德，塑了一尊像送到萨诃家乡定阳。这尊像有一个特点:“若有信心之士，一二人可胜;若无信心,虽百数，终不能举。［¹⁶到唐朝时,慈州安仁寺中还有胡师佛的塑像。当地民众对他十分崇拜，每年正月都要抬着在村落中巡游。他如果想去哪个村子，两个人就可以抬走;要是不想去，十个人也抬不动。而且,佛像若是面容欢喜，该村这一年就兴旺平安;若是面容忧戚，该村这一年就多灾多难了。[¹⁷] 北魏太延元年(435),刘萨诃穿越河西走廊，向敦煌、印度方向行进，到番禾（今甘肃永昌县）北御山（今名虎头山）时,停下来面对山崖顶礼膜拜。弟子奇怪，问为什么要拜，萨诃说此山将有瑞像出现;并且佛头可以随时政的盛衰而时安时落。如果幸逢盛世，佛头则可安;如果逢乱世，佛头就落下,且无法安上。八十六年之后，北魏正光元年（520）,山中突然风雨大作，电闪雷鸣，山崖开裂，显出一尊佛像。佛像身高一丈八尺，形象庄严,只是没有头。当地官民于是选择石料，请工匠另外雕刻了一尊头像安上去，但刚安好，佛头就又自动落下了。如此反复多次,人们无可奈何，也就听之任之了。随后元魏衰亡,萨诃预言完全得到应验。到北周初年，世治民安,佛头出现在凉州城东七里涧中，忽然有光芒显现,照彻夜空。人们奇怪，前去观看，原来正是佛头。抬奉到番禾,安到大佛身上，恰好合适。此时距离佛像显现已是40多年，而佛头出现的地方离佛像所在也有200多里。到北周末年，又逢乱世，像首自动落下。[18]这就是著名的番禾预言，在当时即成为一个重大事件。番禾瑞像在全国各地都被模写仿制，其影响迅速扩大。1979年,武威出土了一块石碑，敦煌研究院孙修身先生曾作考释，定名为《凉州御山石佛像因缘记》。[19]此碑立于唐天宝元年（742）,对番禾瑞像的各种相关情况记载十分详细。有趣的是,这篇碑文的最后还道出了之所以在刘萨诃身上附着各种神秘灵异之事的缘由：对于那些顽劣的愚人,不创造出这些神话,又如何去感化他们,使他们去恶向善呢？真是一语道破天机！［20] 刘萨诃到敦煌后也曾作出过预言，说这里将出现千座佛龛，并“引锡成泉”。传说莫高窟的宕泉就是萨诃和尚用锡杖指地,感应而出的。[21」根据这些记载，有的专家认为，刘萨诃是继乐傅、法良之后,莫高窟又一位重要的创建者 敦煌莫高窟有很多壁画和雕塑,都以刘萨诃和尚的传说为题材，如第72窟南壁所绘《刘萨诃和尚因缘变相》等。而藏经洞所出遗书，与刘萨诃有关的卷子就有9件之多。
   刘萨诃在河西走廊从事佛教活动多年后，有一年路过酒泉，在城西的戈壁石滩上圆寂，俗寿92岁[23]。据说他去世后骨头自动碎裂成葵花子一样的小块，中间有孔，可以用绳子穿起来。人们为了纪念他，就在他迁化的地方修了一座庙。当地还流行着一个讲究，如果有人遇到什么过不去的坎，就去沙石中寻找萨诃遗骨,找到了就可以逢凶化吉，找不到就要遭殃。有人找不到，就到庙里观音菩萨像的手上去取，可到夜晚就丢失了，第二天一看，还在观音菩萨的手中。[24] 刘萨诃和尚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但他的这些事迹又大多只是民间流传的种种神秘灵异的传说，所以有关的佛典和史籍关于他的记载都各不相同，互有出入。但在“迁化酒泉”这一节上却都是一致的。
   在古代众多高僧大德中，刘萨诃是唯一一位目不识丁的和尚。但他却深受民众的喜爱和敬仰,影响十分深远。从魏晋南北朝到唐末五代的六七百年中，他的事迹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他的出生地晋陕交界处、黄河两岸一直被人们讲说和传唱着。而在河西走廊，他的传说一直到明清时期还长盛不衰。纂修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肃镇华夷志》和清乾隆二年(1737)的《重修肃州新志》都记载了刘萨诃和尚在肃州救水难的事迹:在沮渠蒙逊时期，萨诃正在武威居住，有一天他忽然说:“肃州人将有水难,我要赶快去救。”于是动身前往，寅时起身，巳时就到了肃州。正见讨来河水大涨，已逼到了城下。萨诃挥手一推，顷刻间洪水就退了，肃州城得以保存。这一传说在莫高窟壁画中也有表现。酒泉城西二里有手迹崖，即是刘萨诃救水难留下的遗迹，成为肃州的一处著名古迹。可惜代远年湮，逐渐被人们忘记。近年城区扩大，手迹崖遗迹也已荡然不存，难以寻考了。[26] 刘萨诃在酒泉圆寂后，人们为他修建宝塔来保藏遗骨，后来又修建了寺庙来供奉和纪念他。这寺庙就是原来位于酒泉城西西峰寺村八组居民点以北500米处的西峰寺——两部肃州旧志都作“西峰宝寺”，可见，“西峰寺”是民间俗称。唐朝初年的高僧道宣律师著《续高僧传》，还记载寺里立有碑石，并引了两句碑文：“吾非大圣，游化为业。”其后这座寺庙经过多次重修和补建。根据《肃镇华夷志》、《重修肃州新志》和《西峰宝刹碑记》的相关记载，西峰宝寺在明朝天顺年间(1457—1464),有一位法号公澄的和尚曾主持重修;其后大约到成化末年或弘治初年,海峰法师再修，使“山门振辉,佛日增耀”;弘治六年(1493),海峰圆寂，不久，寺庙后殿遭火灾，化为灰烬；到弘治十五年(1502),僧圆朗重建,并由赵玉芝撰写碑文，刻石立碑，这就是《重修肃州新志》所记载的“透灵碑”。其后到正德十一年(1516),吐鲁番速坛满速儿入侵肃州，寺毁于战火。嘉靖十二年(1533),僧相至又鼎新之。[27〕以后史料无载,不可查考，但估计还有修建。
   西峰宝寺到解放后还存在,现今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大都有记忆。据刘兴义先生的文章记述，寺院“气魄宏大，建筑雄伟，林木繁茂，风景甚幽。院后并有大、小两座宝塔”[28]可惜于1958年之后被拆毁，遗址在今312国道出酒泉市区西北拐弯处和正在开工建设的消防局之间。
   寺庙被毁后，碑也不知去向。到1987年9月，酒泉市文物普查队到西峰寺村访查，才又在一条水渠上找到(被用作便桥）。碑为青白色花冈石质。碑体长130厘米，宽85厘米，厚25厘米,正背两面皆有文字。正面文字共25行，每行40〜42字,全文共773字（其中残缺52字）;背面为功德簿。碑额高67厘米，宽84厘米，厚27厘米，正面浮雕二龙戏珠，篆刻“西峰宝刹碑记”六字，背面双龙交蟠中刻楷书“西峰宝刹碑阴”。碑座高40厘米，宽90厘米，厚55厘米，前后莲花浮雕。此碑据《重修肃州新志》记载，“号透灵碑”。刘兴义先生说,是因为“当初碑面十分平光明亮，能透入人的影子，故时人有'透灵碑'之称[29]。
   碑现存肃州区博物馆内。碑文在［万历］《肃镇华夷志》、［乾隆］《重修肃州新志》和［光绪］《肃州新志》等传世文献中均未见著录，1988年刘兴义先生曾作释读,但至今不见有学者研究利用。
   手迹崖、西峰宝寺是高僧刘萨诃在酒泉留下的重要遗迹，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透灵碑及其碑文《西峰宝刹碑记》对于研究十六国时期高僧刘萨诃在河西民间的信仰及西峰寺的修建历史都有着比较重要的文献价值，也是今天我们建设酒泉文化旅游大市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资源，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发掘。

注释： [1] 记载刘萨诃事迹的佛典、史籍和出土文物主要有：1.南朝齐王琰《冥祥记》。《法苑珠林》卷八六引，载《大正藏》第53册，第919—920页。又见鲁迅《古小说钩沉》，《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534页。2.南朝梁释慧皎撰《高僧传》卷十三神僧部中《慧达传》。见《大正藏》第5()册，第409页。3.《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扶南国》。4.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感通上》。见《大正藏》第50册，第645页°5.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十五《佛德篇•瑞像佛集》。见《大正藏》第52册，第202页。6.唐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见《大正藏》第52册，第404页.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一零三《感应缘》。8.唐释道宣《释迦方志》。见《大正藏》第51册，第404页。9.唐释道宣《道宣律师感通录》。见《大正藏》第52册。10.《凉州御山石佛像因缘记》。见《敦煌研究》创刊号孙修身、党寿山录文。11.敦煌遗书P.3570、P.2680、P.3727《刘萨诃和尚因缘记》。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12.敦煌遗书S.3929V《唐沙州龙兴寺上座沙门俗姓马氏香号德胜宕泉创修功德记》。13.敦煌遗书P.3302VB《维大唐长兴元年癸巳岁廿四日河西都僧统和尚依宕泉灵迹之地建龛一所上梁文》。14.敦煌遗书S.4654A《萨诃上人寄锡雁阁留题并序呈献》。15.宋释志磬《佛祖统纪》卷三十六《法运通塞志》。见《大正藏》第49册，第338页。16.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五。17.元释觉岸《释氏稽古略》卷二。见《大正藏》第49册，第780页。18.《神僧传》卷三《慧达传》。内容比《续高僧传》简略。见《大正藏》第50册，第965页。19.思言(《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20.明郭子章《明州阿育王山志》，齐鲁书社1996年版。21.《重修西峰宝刹碑记》。见《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2期吴浩军录文。 [2] 自197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研究刘萨诃及其相关问题的成果主要有：1.陈祚龙《刘萨诃研究——敦煌佛教文献解析之一》。见《华冈佛学学报》第三卷第33—56页,1973年。又见《敦煌资料考屑》上册第212—25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2.史苇湘《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关于莫高窟艺术的内容》第七节《佛教史迹画》。见史苇湘《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第199—200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3.史苇湘《刘萨诃与敦煌莫高窟》，见《文物＞1983年第6期，第5—13页。又见史苇湘《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第347—356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4.孙修身《莫高窟佛教史迹故事画介绍（三）》，见《敦煌研究》试刊第2期（1982年），第101—107页。5.孙修身《莫高窟佛教史迹故事画介绍（四）》。见《敦煌研究》创刊号（1983年，总第3期）第39—55页。6.孙修身、党寿山《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考释》。见《敦煌研究》创刊号（1983年，总第3期）第102—107页。7.孙修身《刘萨诃和尚因缘故事》，见《阳关）1983年第1期。8.孙修身《古凉州番禾县调查记》。见《西北民族文丛）1983年第3期，第147—154页。9.孙修身《斯坦因〈千佛图录〉图版十三内容考释》。见《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第87—94页。10.孙修身《莫高窟的佛教史迹故事画》。见《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4卷第204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11.孙修身《刘萨诃和尚事迹考》。见《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2—310页。12.孙修身《从凡夫俗子到一代名僧的刘萨诃》。见《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第81—84页。13.张宝玺《圣容寺与“凉州山开瑞像现”》。见《甘肃日报》1984年10月7日。14.饶宗颐《刘萨诃事迹与瑞像图》。见《敦煌研究＞1988年第2期；义见《1987年敦煌石窟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336—349页。15.卢秀文《刘萨诃研究综述》。见《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第113—115页。16.［英］海伦韦尔克《刘萨诃在莫高窟》。见《NOUVELLES CONTRIBUTION SAUX E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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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题为"Rethinking Liu Sahe:The Creation of aBuddhist Saint and the Invention of a Miraculous Image'"发表于 Orientation vol.27,no.10(November1996),pp.32-43ₒ37.方广铝《〈刘师礼文〉及其后代变种》。2006年9月8日一11日，南京“转型期的敦煌学——继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2006年11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届中日佛学会议”演讲。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学科网(hltp://www.tanghistory.net/data/artirticlesd01/555.html)ₒ38.尚丽新《高僧刘萨诃的传说》。见《文史知识》杂志2006年第5期，第102—108页。39.尚丽新《刘萨诃信仰解读——关于中古民间佛教信仰的一点探索》。见《东方丛刊》2006年第3辑，麦永雄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又见国学网(http://www .guoxue.corMwtj4}ontent/shanglix-in_lshxyjd.htm)ₒ40.尚丽新《敦煌本〈刘萨诃因缘记〉解读》。见《文献》2007年第1期，第65一74页。又见国学网(http://www .guoxue.con/lwtj/content/hanglix-in_lshyyjjd.htm)。41.尚丽新《"敦煌高僧”刘萨诃的史实与传说》。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4期。42.宇恒伟、毕秀芹《论道安佛教思想的基本特色——从道安对刘萨诃的批判谈起》。见《广东佛教)2007年第5期。43.吴浩军《酒泉刘萨诃资料辑释》，刊《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2期，第99—103页。44.尚丽新《刘萨诃研究综述》。见国学网(http：//www. guoxue.com/l4wtj /content/shanglixin_lshyjzs.htm）ₒ又见《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1期。45.吴浩军《读〈西峰宝刹碑记〉札记》，刊《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2期，第158—162页。 [3] 关于刘萨诃的籍贯，各处记载不同：《冥祥记》、《高僧传》等说他是并州西河离石（今山西离石）人；《续高僧传》、《刘萨诃和尚因缘记》载其为定阳（今陕西宜川）人；《续高僧传》、《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释迦方志》又说是慈州（今山西吉县）人;《肃镇华夷志》和《重修肃州新志》说是肃州（今甘肃酒泉）人。陈祚龙《刘萨诃研究——敦煌佛教文献解析之一》：“参审各书所载，知其原有籍贯，殆不出于东晋元魏间之河汾地域。唯据《高僧传》，则其原有之籍贯，当为目前山西省之离石县所辖的山地。”对此，孙修身《刘萨诃和尚事迹考》一文有翔实的考证，认为刘萨诃是北魏时期的西河文成人。 [4] 关于刘萨诃的生年有三种说法：东晋穆帝永和元年（345）,永和十年（354）,升平四年（360)ₒ陈祚龙《刘萨诃研究——敦煌佛教文献解析之一》：“诸书虽未明言，唯《高僧传》谓彼’年三十，忽如暂死，经日还苏，备见地狱苦报……既醒，即出家学道……晋宁康中（374）',至吴越巡礼圣迹。据此推算，彼殆生于东晋穆帝永和元年(345)。" [5] 陈祚龙《刘萨诃研究——敦煌佛教文献解析之一》：“诸书咸谓彼属稽胡。《周书》卷四十九：’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匈奴别种，刘元海五部之苗裔焉。或云山戎、赤狄之后。自离石以东，安定以西，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据此解说，亦可知其祖居离石山地，且彼俗姓刘氏，并以胡字'茧'之对音汉字为'字'，皆可用以证明彼系东晋元魏间，深受汉化之'凡夫’! ”又参阅尚丽新《高僧刘萨诃的传说》，见《文史知识》杂志2006年第5期，第102页。 [6〕释慧皎《高僧传》卷十三《兴福第八》:“释慧达，姓刘，本名萨河，并州西河离石人。少好田猎。年三十，忽如暂死。经日还苏，备见地狱苦报。见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师。'为其说法，训诲令出家，往丹阳、会稽、吴郡，觅阿育王塔像，礼拜悔过，以忏先罪。既醒，即出家学道，改名慧达。精勤福业，唯以礼忏为先。”姚思廉《梁书》卷五十四《诸夷•海南诸夷•扶南国》：“西河离石县有胡人刘萨河，遇疾暴亡，而心下犹暖，其家未敢便殡。经十日，更苏说云：'有两吏见，录向西北行，不测远近。至十八地狱，随报重轻，受诸楚毒。见观世音语云：汝缘未尽，若得活，可作沙门。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礼拜。若寿终，则不堕地狱。语竟，如堕高岩，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达。游行礼塔……”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感通（上）》:“释慧达，姓刘，名窣和，本咸阳东北三城定阳稽胡也。先不事佛，目不识字，为人凶顽，勇健多力，乐行猎射。为梁城突骑，守于襄阳。父母兄弟三人并存，居家大富，豪侈乡闾，纵横不理。后因酒会，遭疾命终，备睹地狱众苦之相……达后出家，住于文成郡。今慈州东南平原，即其生地矣。见有庙像，戎夏礼敬，处于治下安民寺中。”《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晋太康二年，有并州离石人刘萨何者，生在畋家，弋猎为业。得病死，苏见一梵僧语何曰：'汝罪重，应入地狱。吾悯汝无识，且放。今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礼忏，得免此苦。'既醒之后，改革前习，出家学道，更名慧达。”又同书卷下：“今慈州郭下，安仁寺西，刘萨何师庙者。昔西晋之末，此乡本名文成郡，即晋文公避地之所也。州东南不远，高平原土，有人名萨何，姓刘氏……初，何在俗，不异于凡，人怀杀害，全不奉法，何亦同之。因患死，苏曰：'在冥道中，见观世音曰：汝罪重，应受苦。念汝无知，且放汝。'……何遂出家，法名慧达。”《佛祖统纪》卷三十七：“太康二年，并州刘萨诃业弋猎，暴卒。两人报向西北行，至地狱见金色圣人。左右言：’是观音大士。'谓诃曰：'汝罪应入地狱，可往洛阳、临淄、建邺、鄮阴、成都五处有阿育王塔处顶礼忏悔。又吴中二石像，阿育王使鬼神所造，能往礼拜不堕地狱。 又云……既苏。乃出家名慧达。”《刘萨诃和尚因缘记》：“和尚俗姓刘氏，字萨河，丹州定阳人也。性好游猎，多曾杀鹿。后忽卒亡，乃被鬼使擒捉，领至阎罗王所。问萨河：'汝曾杀鹿已否？'萨河因即诋毁。须臾怨家竞来相证，即便招承。闻空中唱声：'萨河为鹿。'当即身变成鹿。遂被箭射肚下，迷闷无所觉知，实时又复人身。唯见诸地狱中，罪人无数，受诸苦毒。和尚遍历诸地狱，忽见友人王叔谈，在兹受罪。乃嘱和尚曰：'若却至人间，请达音耗。谓我妻男，设斋造像，以济幽冥。'更有无数罪人，皆来相嘱。又见亡过伯父，在王左右，逍遥无事。和尚问伯父：'何得免其罪苦？'伯父报云：'我平生之日，曾与家人腊月八日，共相浴佛，兼许施粟六石。承此福力，虽处三涂，且免诸苦。然吾当发心，舍粟六石；三石已还，三石未付。倏忽之间，吾身已逝。今若施粟福尽，即受不还粟三石妄语之罪。汝可令家人速为填纳，即得生处，免历幽冥也。'又见观世音菩萨，处处救诸罪人。语萨河言：'汝今却活,可能便作沙门以否？'和尚依然已为广利群品之心，言讫而堕高山，豁然醒悟。即便出家，广寻圣迹。” [7]释慧皎《高僧传》卷十三《兴福第八》:“（慧达于）晋宁康中，至京师。先是简文皇帝于长干寺造三层塔。塔成之后，每夕放光。达上越城顾望，见此刹杪，独有异色，便往拜敬，晨夕恳到。夜见刹下时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入丈许，得三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铁函，函中又有银函，银函里金函，金函里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一发。发申长数尺，卷则成螺，光色炫耀。乃周敬时阿育王起八万四千塔，此其一也。既道俗叹异，乃于旧塔之西，更竖一刹，施安舍利。晋太元十六年，孝武更加为三层。”姚思廉《梁书》卷五十四《诸夷•海南诸夷•扶南国》：“（慧达）游行礼塔，次至丹阳，未知塔处。乃登越城四望，见长干里有异气色，因就礼拜。果是育王塔所，屡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群众就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并长六尺。一碑有铁函，函中有银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发各一枚。发长数尺。即迁舍利，近北对简文所造塔西造一层塔。”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十五《佛德篇》：“润州江宁县故都朱雀门东南、古越城东废长干寺内，昔西晋僧慧达感光，掘之一丈，得三石匣。中有金函，盛三舍利并发爪。其发引可三尺，放则螺旋。今有砖塔三层，并刹佛殿。”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至孝武太元末，有并州西河沙门刘慧达，本名屑荷……来寻古塔，莫知其地。乃登越城四望，独见长干有异气，便往礼拜而居焉。时于昏夕，每有光明。迂记其处，掘之入地丈许，得三石碑，长六尺，中央一碑。凿开方孔，内有铁、银、金三函相重。于金函内有三舍利，光明映彻。及爪甲一枚。又有一发，申可数尺，旋则成螺，光彩照曜。成以为育王之所藏也。” [8]释慧皎《高僧传》卷十三《兴福第八》:“昔晋咸和中，丹阳尹高悝于张侯桥浦里掘得一金像，无有光趺，而制作甚工。前有梵书云：'是育王第四女所造。'悝载像还，至长干巷口，牛不复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径趣长干寺。尔后年许，有临海渔人张系世，于海口得铜花趺，浮在水上，即取送县。县表上上台，敕使安像足下，契然相应。后有西域五僧，诣悝云：'惜于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邺遭乱，藏置河边。王路既通，寻觅失所。近得梦云：像已出江东，为高悝所得。故远涉山海，欲一见礼拜耳。'悝即引至长干，五人见像，歔欷涕泣，像即放光，照于堂内。五人云：'本有圆光，今在远处，亦寻当至。'晋成安元年，交州合浦县采珠人董宗之于海底得一佛光。刺史表上，晋简文帝敕施此像，孔穴悬同，光色一重。凡四十余年，东西祥感，光趺方具。达以刹像灵异，倍加翘励。”姚思廉《梁书》卷五十四《诸夷•海南诸夷•扶南国》:“晋成和中，丹阳尹高悝，行至张侯桥，见浦中五色光，长数尺，不知何怪。乃令人于光处捂视之，得金像，未有光趺。悝乃下车，载像还。至长干巷，首牛不肯进。乃令驭人任牛所之，牛径牵车至寺，悝因留像付寺僧。每至中夜，常放光明；又闻空中，有金石之响。经一岁，捕鱼之人张系世于海口忽见有铜花趺浮出水上，系世取送县。县以送台，乃施像足，宛然合会。简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采珠没水，放底得佛光艳。交州押送台，以施像，又合焉。自成和中得像，至咸安初，历三十余年，光趺始具。初，高悝得像后，西域胡僧五人来诣悝曰：'昔于天竺得阿育王造像，来至邺下，值胡乱，埋像于河边，今寻觅失所。五人尝一夜俱梦见像曰：已出江东，为高悝所得。'悝乃送此五僧至寺，见像嘘欷涕泣，像便放光，照烛殿宇。又瓦官寺慧邃,欲模写像形。寺主僧尚虑亏损金色，谓邃曰：'若能令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许。'慧邃便恳到拜请。共夜，像即转坐放光，回身西向。明旦，便许模之。像趺先有外国书，莫有识者。后有三藏邱求跋摩识之云:'是阿育王为第四女所造也。'”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十五《佛德篇》:“扬州长干寺阿育王像者，东晋咸和中，丹阳尹高悝见张侯浦有光，使人寻之，得一金像，无光趺。载顺至长干巷口，牛不复行。因纵之，乃径趣长干寺。后数年，东海人于海获铜跌浮水上，因造像所，果同。后四十年，南海获铜光于海下，乃送像所，宛然符合。自晋、宋、齐、梁、陈、隋、唐七代，无不入内供养，光瑞如别。今在京师大兴善寺，摸写殷矣。”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东晋成帝成和中，丹阳尹高悝，往还帝阙，每见张侯桥浦，有异光现，乃使吏寻之，获金像一。西域古制，光跌并缺。悝下车，载像至长干巷口，牛不复行。悝止御者，任牛所往，遂径趣长干寺，因安置之。扬都翕然观拜，悟者甚众。像于中宵，必放金光。岁余，临海县渔人张侯世，于海上见铜莲花趺，丹光游泛,乃驰舟接取，具送上台。帝令试安悝足,恰然符合。久之，有西域五僧，振锡诣悝云：’昔游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邺遭乱，藏于河滨。王路既通，寻觅失所。近感梦云：吾出江东，为高悝所得，在阿育王寺。故远来相禁，欲一礼拜。'悝引至寺。五僧见像，觑欷涕泣，像为之放光，照于堂内，及绕僧形。僧云：’本有圆光，今在远外，亦寻当至。'五僧即往供养。至咸安元年，南海交州合浦采珠人董宗之每见海底有光浮于水上，寻之,得佛光。以事上闻，简文帝敕施其像，孔穴悬同，光色无异。凡四十余年，东西祥感，光趺方具。此像花台有西域书，诸来者多不识，唯三藏法师求那跋摩曰：'此古梵书也，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 [9]释慧皎《高僧传》卷十三《兴福第八》：“（慧达）后东游吴县，礼拜石像。以像于西晋将末，建兴元年癸酉之岁，浮在吴松江沪渎口。渔人疑为海神，延巫祝，以迎之。于是风涛俱盛，骇惧而还。时有奉黄老者，谓是天师之神。复共往接，飘浪如初。后有奉佛居士吴县民朱应，闻而叹曰：'将非大觉之重应乎？'乃洁斋，共东云寺帛尼及信者数人到沪渎口，稽首尽虔，歌呗至德，即风潮调静。遥见二人，浮江而至，乃是石像。背有铭志，一名惟卫，二名迦叶。即接还，安置通玄寺。吴中士庶，嗟其灵异，归心者众矣。达停止通玄寺，首尾三年,昼夜虔礼，未尝暂废。”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十五《佛德篇》:“吴郡松江浮水石像二躯。昔西晋建兴中，像浮松江，有居士朱应接而出之。举高七尺，于通玄寺。视背有铭，一名惟卫，二名迦叶。”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西晋愍帝建兴元年，吴郡吴县松江沪渎口，渔者萃焉。遥见海中有二人现，浮游水上。渔人疑为海神，延巫祝，备牲牢，以迎之。风涛弥盛，骇惧而返。复有奉五斗米道黄老之徒曰:'斯天师也。'复共往接，风浪如初。有奉佛居士吴县华里朱膺闻之叹曰：'将非大觉之垂降乎？'乃洁斋，共东云寺帛尼及信佛者数人至渎口，稽首延之，风波遂静。浮江二人，险潮入浦。渐近渐明，乃知石像。将欲捧接，人力未展，聊试擎之，飘然而起，便举还通玄寺。看像背铭，一名惟卫，二名迦叶。” [10]释慧皎《高僧传》卷十三《兴福第八》：“顷之，达适会稽，礼拜鄮县塔。此塔亦是阿育王所造，岁久荒芜，示存基跖。达翘心束想，乃见神光焰发。因是修立龛砌，群鸟无敢栖集。”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十五《佛德篇》：“越州东三百七十里鄮县塔者，西晋太康二年，沙门慧达感从地出。高一尺四寸，广七寸，露盘五层。色青似石而非。四外雕镂，异相百千。梁武帝造木塔笼之。”释道宣《集声，疑此磬也。绕塔身上，并是诸佛、菩萨、金刚、圣僧、杂类等像，状极微细。瞬目注睛，乃有百千像现。面目手足，咸具备焉。斯可谓神功圣迹，非人智所及也。”《佛祖统纪》卷三十七：“（慧达）至会稽山泽处处寻求，及鄮县乌石山夜闻地下钟声。越三日，有梵僧七人行道空中，地涌方坛。因斲土求之,得舍利宝塔。六僧腾空而没，一僧化为乌石，因以名山。塔色如青石，高一尺四寸，广七寸，四角挺然五层露盘，中悬宝磬安佛舍利。既而其塔飞至一山，凡三止其处。达乃即其地建精舍以奉塔（今四明育王寺上下塔。及舍利殿三处是）。” [11] 孙修身《刘萨诃和尚事迹考》一文引用《法华传记》之《晋沙门释慧达》两条：“释慧达，诵《法华经》为常业。以晋隆安二年，于北陇上掘甘草，于时羌饿，捕人食之，达为羌所得，闭在构中。彼中有多人众。先，羌争肥者食之，达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并诵《普门品》。羌食余人已尽，唯在达并一小儿，拟次食。明日，达竟礼通。羌来欲食，急见一虎,从草聚（按：当为骤）出，吼哮驰逐。时诸羌散走，幸得太平。将其小儿，还于本处。诵经之力，感观音应揭焉。”“释慧达者，太原人，诵《法华经》五千余遍，行坐威议，其声不辍，偏存物命，直视低目。地有虫豸，必回身而避，不敢跨越。有问，答曰：'斯之与吾，生死不定，将不先成正觉，安可妄轻之耶？ [12] 《法显传》:“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阑。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慧景、道整、慧达先发向竭叉国，法显等欲观行像,停三月日。”“于是南行四日至葱岭山。到于麾国安居。安居已山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国。与慧景等合。”“度河便到乌长国……慧景、慧达、道整三人先发向佛影那竭国，法显等住此国夏坐。”“慧景、慧达、道整先向那竭国，供养佛影、佛齿及顶骨。慧景病，道整住看，慧达一人还于弗楼沙国相见。而慧达、宝云、僧景遂还秦土。”又参阅孙修身《从凡夫俗子到一代名僧的刘萨诃》，载《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第82页。[13]见敦煌遗书P.3570、P.2680、P.3727《刘萨诃和尚因缘记》。 [14] 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下：“百姓仰之，敬如日月。然表异迹，生信愈隆。昼在高塔，为众说法；夜入茧中，以自沈隐；旦从茧出，初不宁舍，故俗名为苏何圣。苏何者，稽胡名茧也。以从茧宿，故以名焉。”陈祚龙《刘萨诃研究——敦煌佛教文献解析之一》：“本或无'名'而仅以'字'行。且其字萨河，尝亦作萨何、萨诃、萨和、宰和、屑荷、苏何……等。苏何既为稽湖茧字之音译，故其用字，向无定准。余今采用萨河者，实从《高僧传》。自彼出家之初，初号慧（此字因为与惠通，故亦尝作惠）达（凡作远者，大谬），盖以古人信彼乃系菩萨之'化身'，且系'假形化俗’，因以为号焉。”按:现在学者们一般都写作“萨诃”。 ［15］ 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下：“俗亦以为观世音者，假形化俗，故名惠达。有经一卷，俗中行之，纯是胡语，读者自解。胡黄河左右，慈、隰、岚、石、丹、延、绥、银八州之地，无不奉者。皆有行事，如彼说之。然今诸原，皆立土塔，上施柏刹，系以蚕茧，拟达之止也。” ［16］ 敦煌遗书P.3570、P.2680、P.3727《刘萨诃和尚因缘记》：“所到之处，无不钦仰。于是驴耳王焚香敬礼千拜，和尚以水洒之，遂复人耳。王乃报恩，造和尚形像送定阳。擎举之人,若有信心之士，一二人可胜；若无信心，虽百数，终不能举。” ［17］ 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下：“故今彼俗，村村佛堂，无不立像，名胡师佛也。今安仁寺庙，立像极严。土俗乞愿，萃者不一。每年正月，舆巡村落。去住自在，不惟人功。欲往彼村，两人可举，额文则开，颜色和悦，其村一岁，死衰则少；不欲去者，十人不移，额文则合，色貌忧惨，其村一岁，必有灾障。故俗至今，常以为候。” ［18］ 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感通（上）》：“至元魏太武大延元年，流化将讫，便事西返。行及凉州番禾郡，望御谷而遥礼之。人莫有晓者，乃问其故。达云：'此崖当有像现。若灵相圆备，则世乐时康;如其有阙，则世乱民苦……尔后八十七年，至正光初，忽大风雨，雷震山裂，挺出石像。举身丈八，形像端严，惟无有首。登即选石命工，雕镌别头，安讫还落，因遂任之。魏道陵迟，其言验矣。逮周元年，治凉州城东七里涧忽有光现，彻照幽显。观者异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岩安之，宛然符会。仪容雕缺四十余年，身首异所二百余里。相好还备，太平斯在。保定元年，置为瑞像寺焉。乃有灯光流照，钟声飞向，相续不断，莫测其由。建复初年，像有频落。大冢宰及齐王躬往看之，乃令安处，夜落如故。乃经数十更以余物为头，终坠于地。后周灭佛法，仅得四年，邻国殄丧。”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十五《佛德篇》:“凉州西番禾县瑞石像者，元魏太延中，沙门刘萨河行至番禾东北，望神御谷而礼曰：'此上中有佛像出，若相不具，国乱人苦。'经八十七载，正光年初，风雨震山，像出，长三丈许。唯无其首，登即命造。随安随落，魏道陵落。隋初还复，立瑞像寺。炀帝西征，过之，改为感通寺。今图写，多依量矣准。”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元魏凉州山开出像者，太武大延元年，有离石沙门刘萨诃者……能事将讫，西行。至凉州西一百七十里番禾郡界东北，望御谷山遥礼，人莫测其然也。诃曰：'此山当有像出，灵相具者，则世乐时平；如其有缺，则世乱人苦。’经八十七载，至正光元年，因大风雨，雷震山岩，挺出石像。高一丈八尺，形相端严，唯无有首。登即选石命工，安讫还落。魏道陵迟，其言验矣。至周元年，凉州城东七里涧，石忽出光，照烛幽显。观者异之，乃像首也。奉安像身，宛然符合。神仪雕缺，四十余年；身首异处，二百余里。相好昔亏，一时还备。时有灯光流照，钟声飞响，皆莫委其来也。周保定元年，立为瑞像寺。建德将废，首又自落。武帝令齐王往验，乃安首像项，以兵守之。及明，还落如故。遂有废法、国灭之征接焉。”《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口口口□阳僧刘萨何，天生神异，动莫能测。将往天竺观佛遗迹，行至于此，北面顶礼。弟子怪而问口口口口口……□少即是口乱之象。言讫而过。至后魏正光元年，相去八十有六年，猎师李师仁趁鹿于此山，忽见一寺俨然化口口口口□……口师仁稽首作礼，举头不见其僧。窃念常游于兹口，未曾有如是。遂垒石为记，将拟验之。行未越口，忽□雷震……□□魏末丧乱，生人涂炭，萨何之言，至是验焉。师仁于时怀果走诣所部，言终出奈，奈化为石。于是□□叹此希有之……口之东七里涧，夜有神光，照烛见像口，众疑必是御山灵相。捧戴于肩，相去数尺，飞而暗合，无复差殊。于是四众悲欣，千里……周保定元年，敕使宇文俭检覆灵验不虚，便敕凉、甘、肃三州力役三千人造寺，至三年功毕。口僧七十人，置屯三……口削逾明，至今犹然。至周建德三年废三教，敕使将欲毁像，像乃放光溢庭，使人惶怖。具状奏闻，唯兹一所 □凉州。行至寺，放火焚烧。应时大雪，翳空而下，祥风缭绕，扑灭其焰。口梁毁栋，今亦见存。”《刘萨诃和尚因缘记》：“道安法师碑记云：’魏时刘萨河，仗锡西游。至番禾，望御容谷曰：和尚受记,后乃瑞像现。果如其言。 [19]参阅孙修身、党寿山《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考释》。载《敦煌研究》创刊号（1983年，总第3期）第102—107页。 [20]《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凉，都会万里，口通征税之口，往来口时之所填委，戎夷杂处，戕害为常，不有神奇之变，宁革顽篱之口。” [21]敦煌遗书P.3570、P.2680、P.3727《刘萨诃和尚因缘记》：“莫高窟亦和尚受记，因成千龛者也。”敦煌遗书S.3929V《唐沙州龙兴寺上座沙门俗姓马氏香号德胜宕泉创修功德记》:“萨诃受记，引锡成泉。”敦煌遗书P.3302VBC维大唐长兴元年癸巳岁廿四日河西都僧统和尚依宕泉灵迹之地建龛一所上梁文》：“古有三危圣迹，萨诃引锡，因此资鸿基。” [22]参见史苇湘《刘萨诃与敦煌莫高窟》：“若以公元366年为创建之始，慧达到敦煌时，莫高窟已经创建40年了。当时岩壁上开窟不多，今日尚存的第268.272.275一组洞窟，应是刘萨诃在河西、敦煌活动时期凿成的。”“看来他是继沙门继乐傅、法良之后在莫高窟最有影响的一位僧人。” [23] 陈祚龙《刘萨诃研究——敦煌佛教文献解析之一》：“北魏延和三年（434）抵番禾，预言当地八十七年后，将有瑞像出现°太延元年（435）,往来秦州、凉州间。殆于次年（436）,乃行转游肃州酒泉，西出沙砺，旋卒。俗寿竟达九十有二，亦属罕见之'凡夫'也。” [24] 《续高僧传》卷二五：“达行至肃州酒泉县城西七里石涧中死。其骨并碎，如葵子大，可穿之。今在城西古寺中塑像手上。寺有碑云：'吾非大圣，游化为业° 《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下：“（萨诃）行出肃州酒泉郭西沙砺而卒。形骨小细，状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绳连。故今彼俗有灾障者，就砺觅之，得之凶亡，不得吉丧。有人觅既不得，就左侧观世音像上取之，至夜便失，明旦寻之，还在像手°故土俗以此尚之° ”《刘萨诃和尚因缘记》：“（萨诃）以正始九年十月廿六日，却至秦州敷化。返西州，游至酒泉迁化，于今塔见在。焚身之所，有舍利，至心求者皆得，形色数般。”《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二“酒泉县”条:“刘师祠，在县南。师姓刘，字萨诃。沮渠时西求仙，回至此死，骨化为珠，血化为丹。门人因立庙于此，至今人诚心者谒之，往往获珠丹焉。” [25] 据前注所引佛典和史籍，尚丽新《敦煌本〈刘萨诃因缘记〉解读》说：“刘萨诃和尚迁化于酒泉，诸家记载一致。”只有一个例外：明代郭子章《明州阿育王山志》记载，在乌石墺底的塔中埋有刘萨诃的遗骨。但此志既为后出之书，则不足为据。 [26] 《肃镇华夷志•古迹》：“手迹崖：城西二里周家寺后沙崖上有手印，人以为古迹奇异,，俗妄言乃佛见讨来河水盛，恐没其城，以手推崖，脚登河崖，故水不能淹城。”《重修肃州新志•肃州•古迹》:“手迹崖：城西二里周家寺后沙崖上有手印，人以为古迹。俗传佛见讨来河水盛，恐没城，以手推崖，脚登河岸，故水不能淹城云° ” [27] 《肃镇华夷志•祠祀》:“西峰宝寺：城西三里。据《神僧传》云：昔蒙逊时，有僧人名慧远，游居武威，一旦云，肃州人有水难，吾当速救。于是，寅时起身，巳时至肃，正见讨来河水势侵城，用手一指，水即回波，后圆寂于此，遂建浮屠，以藏其骨，人遂以手助崖为右迹,后人因此遂充拓为寺。而西峰今将平矣。有重修碑记云。”《重修肃州新志•肃州•祠庙》：“西峰宝寺：在肃城西三里，今名西古寺。《神僧传》云：沮渠蒙逊时，僧慧达居武成，忽一日云：酒泉人有水厄，吾当往救。寅时发，巳时至郡，正见讨来河侵城，以手挥之，水退。随圆寂，瘗骨于此。后世遂拓为寺。天顺间，僧公澄修之。正德十一年，毁于回虏。嘉靖十二年，僧相至又鼎新之。太常寺卿赵玉芝、学官陈杰，皆有碑记其事。赵碑今号透灵碑云。”《西峰宝刹碑记》：“前署教海峰以□愿言用扬宗教，予是爰筑爰修，乃兴乃理，俾山门振辉，佛日增耀。迨宏治癸丑，而师乃圆寂，瘗口□□□□□◎赤鼠游城，民口灾害，而佛之后殿化为灰烬……僧园朗口口口口宗模体师之行范，仍而休之，一新其址。” [28] 参见刘兴义《〈重修西峰宝刹碑记〉考察记》，载《酒泉文史资料》第一辑，政协酒泉市委员会1988年5月印行，第100—101页。 [29] 参见刘兴义《〈重修西峰宝刹碑记〉考察记》，载《酒泉文史资料》第一辑，政协酒泉市委员会1988年5月印行，第100—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