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难忘的记忆
  王兴文
  我是酒泉中学的退休教师,2008年已满70周岁，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过着“学有所教、劳有所得、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幸福生活。回顾30年前的大半生，我所经历的政治运动和所见所闻至今难以忘记。
  感受解放1938年9月，我出生在金塔县一个农民家中。其时，日寇侵华，国难当头，家遭瘟疫，饥寒交迫。只记得到七、八岁时,家父才送我到柳提校（今金塔南关小学）读书。其间，曾第一次看到过无声电影（可能是抗日战争纪录片），跟群众提着灯笼游行（庆祝抗战胜利）,参加过总理纪念周，读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总理遗嘱，在老师带领下迎接过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将军;也看见当兵的在金塔城郊修碉堡，说是要打仗。直到我上四年级时,才感到了兵荒马乱。一天上午我们正在上课，有一伙头戴大盖帽、身穿黄军装、扎着武装带、挂着盒子炮的军官，闯进学校“号房子”，师生被赶出学校，学校就变成了兵营。回家后我爹对我说，看来天下大乱了,马家队伍败了，共产党来了。还说，爹在冯玉祥、吉鸿昌部队当过兵，见过共产党。红军不欺压老百姓，不用怕。但马家队伍的败兵游勇要杀人放火抢东西，所以要把我送到大庄子乡下的朋友家躲一躲。大庄子二截村离金塔城70多里，附近到处是长满红柳的沙窝。一有风吹草动，大人就叫我们小孩子钻进红柳窝玩耍，他们则锁上门下地摘棉花,没事了再叫我们出来。这样，在大庄子玩耍了近半个月，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我爹把我接回家中，已经是当年的10月份了。
  1949年9月28日，金塔和平解放。“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好处说不完”。这是我回家时在城里听到的第一首新歌。不久,学校重新开学，我又回校上课。学校里除原来的老师外，还来了穿灰军装的新老师。他们教我们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模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学唱“三大纪律，八项主义”;讲解“共产党好”、“劳动光荣”、“工农联盟”、“人民当家作主”等革命道理;组织我们玩“解放台湾”的游戏，带领我们到青山寺、鸳鸯池水库远足。团县委的同志还来学校讲团课，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组建中国少年先锋队。不久，我就光荣地戴上了红领巾，成为首批少年先锋队队员。
  勤工俭学1955年秋，我考入全地区唯一的完全中学酒泉中学。在酒中上高中三年。那时，社会上运动不断，肃反、交心、整风、反右倾等，主要是在教职员工中进行的。我们中学生虽然有时也参加校内批判会和社会活动，但毕竟还是以教学为主，除正常上课外,主要是参加勤工俭学活动。
  酒泉中学具有勤工俭学的优良传统。据说当时的大礼堂和不少校舍，都是原校友参与设计修建的。我们进校后，住宿紧张，新建校舍是当务之急。校长冯卓超号召全校师生课余时间劳动建校。我们从砖窑背砖到学校，为修建校舍备料。特别是从古肃州城东北角拆城砖,抬到学校打地基用,劳动强度很大，有的同学肩膀都压肿了。我自己学习努力，劳动比较积极，被发展加入了共青团。就是这年冬天，叶剑英元帅到我校视察，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要“学好本领,为建设大西北作贡献”。同学们深受鼓舞，刻苦学习，勤工俭学的积极性更加高涨。酒泉中学校园有100多亩园地，学校把这些地分配到高中各班包干种菜，供应学校食堂。我是班上生活委员，组织学生种白菜、萝卜和西红柿，获得丰收。赵谨昌老师指导学校师生修建了几座玻璃温室，冬季生产的蔬菜不仅供应本校，还能支援地区医院食堂。1958年春，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鼓舞下，酒泉中学的勤工俭学掀起了高潮。高一、高二师生有的到黄泥堡开荒，有的去红山挖石膏,有的去盐池挖芒硝。我们高三三个班近百人,在张怀清、秦秉泗、方觉民等老师的带领下到总寨包打土坯。白天劳动，晚上学习，一干就是一个月。4月30日才回校上课，准备迎接高考，直到高考结束毕业生离校。不久，学校又掀起了大办工厂（场）的热潮。张秉公、赵谨昌、崔丁中、秦秉泗、宋学洛、郑逸之等许多老师,带领学生“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先后办起了木工、铁工、化工、玻璃、炼铁等厂（场），甚至利用小汽车引擎改装成了拖拉机。7月14日，朱德副主席在省、地党政领导陪同下来校参观，称赞酒中“勤工俭学好，是全国的榜样”。8月20日，甘肃省委在酒泉召开勤工俭学现场会。《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发表图文，赞扬酒泉中学是“勤工俭学的一面红旗”。来校参观、视察、赠送锦旗的单位和个人络绎不绝。
  酒中勤工俭学学生没有报酬，但学校对部分经济困难的学生发助学金，每月6—10元不等。我也是享受助学金的学生之一。我被西北师范大学地理系录取后，靠打零工半个月收入的30多元去兰州报到上了大学。
  大炼钢铁1958年9月，我开始了大学生活。大一课程除政治、数学、外语、体育等基础课外,还有我非常感兴趣的《普通自然地理》和《普通地质学》等专业基础课。上课不到一个月，伴随着“拔白旗、插红旗、放卫星”的舆论，我们地理系师生就响应“大炼钢铁”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找矿、挖煤、炼焦、炼钢，为完成“1070”贡献力量。我们来到靖远县的井儿川挖窑洞安营扎寨,然后分组跟老师到野外看岩石、认地层、找煤矿。这里煤炭资源相当丰富，许多地方煤层露在外面，加上我们学过点地质,很快就掌握了一些规律。不久，我们被指挥部分配到民工连作技术指挥，与民工同住、同吃、同劳动。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干劲十足，找矿定位、挖洞出杂、下井背煤，啥活都干。我们连住在王家山,煤层更厚,煤质更好，挖出来就能炼焦。大家预先用土坯或石块砌成通风烟道，里面填满柴草,建成土炼焦炉。将块炭层层码在上面，再把末煤堆上炼焦土炉，然后点火。几天后熄灭、冷却，就成了焦炭。出焦后，我们又在老师的指导下找到了铁矿，挖出了一些铁矿石，前后两个多月就回校复课了。不过，回校上课期间，我们又担负过顶班炼钢的任务。就在我们回校前，学校已经在浪沟口的黄河边建起了炼钢土炉，开始日夜炼钢。我们回校后，一边上课一边顶替换班。顶班时，要不时地向炉内加焦炭、废钢铁和烧结铁。鼓风机不停，炉火一片通红。至于出炉时流出来的是什么,我也说不清。
  大办农业1960年，正值我国“天灾人祸”造成的困难时期。当时，我是甘肃师范大学地理系三年级的学生。这年冬天，我们地理系师生响应党的“全民大办农业”的号召，女同学为男同学捐助皮褥子、毛毯、棉鞋等御寒衣物，然后在校内深翻地、挖鱼池;全体男生开赴甘南开荒办农场。尕海草原地高天寒，空气稀薄，条件艰苦。我们住的帐篷四面透风，早晨起床,棉被上结着冰霜;每天早起晚睡，劳动任务重,加上粮食定量低、副食供应少、医疗条件差，因病误工的同学越来越多。我的体质较好，一直能坚持劳动,被评为标兵。党支部也讨论部分同学的入党申请，我是被批准“火线入党”者之一。不少同学得了拉肚子、浮肿等疾病难于治愈。不到两个月，同班的刘文同学（山东人）竟不幸病死在尕海草原。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让师生立即撤离,开荒办农场便不了了之。当时因缺汽油，无交通工具，师生只能带着干粮，背着行李，步行100多里到沸江（碌曲）县城，再乘车返回兰州。天寒、路滑、缺氧、饥饿，半道上我竟两眼一黑倒在路边，不省人事。等清醒过来，已是深夜。我躺在熊熊燃烧的篝火旁，许多同学守候在我的身边。这时我才知道,晕倒在路上的不止我一人，是同样精疲力竭的其他同学连背带抬,把我们送到这里的。回到兰州后,许多同学就住进了师大医院，其他同学也开始了“劳逸结合”的生活。我在医院住了十多天,病情趋于稳定,放寒假后，才回到金塔家中。
  三年困难时期，河西是重灾区，金塔也处在“低标准、瓜菜代”、“抢救人命”的时刻。我回家后自然就成了全家抢救的重点对象。全家吃糠咽菜，省下粮食给我吃;五伯父全家每天省出半碗山羊奶让我“暖胃”、"补身子公社王宗夏书记没有把我记入“另册”，也给我发了一份“康复丸”。这是一种用炒熟的米糠、麦麸与红糖等制成的药丸，据说对治疗浮肿病有效。就这样，在组织的的关怀和家人们的呵护下,经过一个寒假的调养,我终于挺过了难关,春季开学后，又回到学校继续完成学业。
  “文革”动乱1962年10月，我大学毕业，服从组织分配到酒泉中学当了教师。开始几年我上地理课，做带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等工作。1964年参加了大型话剧《年青的一代》的演出（饰肖继业），写了申请书要求入党，生活也十分开心。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人不知所措，几乎打破我做人民教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美梦。
  十年动乱，祸国殃民。随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和对《5・16通知》的学习，批判“三家村”、“打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工作组、军宣队、工宣队先后派进学校。党支部书记陈光明、行政负责人陈世恿、政治课教师刘伯鲤、语文教师张怀清等先后被打成“黑帮”。苏世英、李春章、寇宗元等被判刑劳改。大部分教师被搞得欲教不能，欲罢不忍。运动一开始，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胡说学校党支部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指名道姓地说“出身不好”的教师是“黑五类”、“狗崽子”，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胡说努力工作、靠拢党组织是“伪装积极”;一伙自称是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在学校散布“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混蛋，天生如此”的谬论，鼓吹反动的“血统论”和“唯成份论”;煽动要“刮十二级台风”，“实行红色恐怖”。我这个家庭出身不好的“臭老九”自然难逃厄运。但是,我相信自己，虽然生在旧社会,但长在红旗下，我小学加入先锋队，中学加入共青团并志愿申请入党，高中享受人民助学金，上大学吃公费，是党和人民把我培养成了人民教师，怎么能反党？怎么会与人民为敌？怎么就变成了人民的敌人？我百思不得其解，无法接受这严酷的现实。我决心与命运抗争，努力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并以实际行动努力改造自己,争取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故此，我积极参加夹边沟农场的整地、冬灌劳动,争取在劳动中“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真心实意地跟随中学生“向阳长征队”步行串连,从酒泉步行到石家庄“经风雨,见世面”，沿途拜谒兰州华林坪烈士陵园、革命圣地延安、文水刘胡兰纪念馆、华北革命烈士纪念馆等；响应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多次下乡、下厂、参加生产劳动，“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认真“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大闹革命”、“彻底与削阶级家庭划清界线”……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改变因家庭出身而被歧视、被否定的命运。面对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我感到屈辱和无奈。群众斗群众上纲上线,派性武斗愈斗愈烈。我只得东躲西藏，直到70年代初，“一打三反”、“清查5・16”、“反回潮”、“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仍然使人无所适从。但是,在众多的师生中,有不少善良的人们,不断向我们这些受冲击的老师传达着同情、信任而又无奈的复杂感情。1972年我还被借调到地区文教局，参加全区文物普查工作，度过了一段生活艰苦但心情舒畅、兴趣盎然的学习生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同志力挽狂澜、拨乱反正，推倒“两个估计”，提倡尊师重教，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爹妈摘掉了“帽子”，使我终于放下了“家庭出身”的沉重包袱，精神上得到了彻底解放。我也实现了入党的心愿,晋升为高级职称,走上了学校的领导岗位,被评为甘肃省优秀德育工作者。五弟入伍上军校，家属户口农转非，儿子考上重点大学。我的后半生，掀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