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日本兽医专家佐佐木芳吉一家在酒泉
  于峰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用武力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日本军国主义者除大量往东北派遣侵华军队外,还向东北移民上百万，当时称其为“拓荒团”。拓荒团的大部分成员是农民，但也有一部分手工业工人和为农业服务的技术人员。兽医专家佐佐木芳吉大约就在那时携全家来到中国，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安了家。
  1945年8月15日，东北光复后，日军战俘和拓荒团大部分成员先后被遣返日本。由于佐佐木芳吉是技术专家, 故未被遣返回国,而是留在了中国东北，为中国人民服务。
  据《庄则栋与佐佐木敦子》一书的作者之一佐佐木敦子回忆，新中国成立后，她父亲佐佐木芳吉曾在上世纪50年代初向有关部门提出过归国的要求，但那时我国正处在-135-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建设的时期，急需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于是,政府有关部门劝佐佐木芳吉继续留在中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佐佐木芳吉愉快地答应了。
  其后，为支援大西北建设，佐佐木芳吉被调往甘肃，在兰州畜牧兽医研究所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作为全国重要牧区的甘肃省，在兰州市小西湖建立了畜牧兽医研究所。然而,时过不久,有人说，兽医研究所设在兰州大城市,真是活见鬼。于是，1952年在畜牧业比较发达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酒泉专区分别成立了畜牧兽医工作站，将兰州兽医研究所的部分科技人员调往这两个站工作。首批到酒泉站来的有站长高某，副站长胡锦，解放前西北兽医学院毕业的兽医专家杨茂春等。1957年初佐佐木芳吉被派到酒泉站工作。
  酒泉解放初期，由政府出面组织了两个畜牧兽医防治所。第一兽防所由赵天文领导，第二兽防所由我的祖父于洪龄领导。1956年，两个兽防所转为国营,业务上归专区兽医站领导，因此,我祖父和佐佐木芳吉、杨茂春等人成了同事。
  佐佐木芳吉一家8口人。夫人佐佐木百合在我记忆中是个心慈面善的家庭主妇。她没有工作，成天料理家务。他们共有6个子女:佐佐木美智子（长女）、佐佐木纮（长子）、佐佐木敦子（次女）、佐佐木隆（敦子的大弟）、佐佐木茂（敦子的二弟）、佐佐木进（敦子最小的弟弟）。
  他们一家来到酒泉后，没有在市区租房，住在专区兽医站的大会议室内。兽医站是新建的一院西式建筑，与周围古老的明清建筑相比，真乃鹤立鸡群。兽医站坐落在酒泉城南城门外的左侧，北靠护城河，每逢春夏季节,鸟语花香,空气清新,环境十分优雅。
  据我的祖父讲，佐佐木芳吉是日籍专家，生活上享受专家待遇，在酒泉工作区间,月工资270元。这在解放前的酒泉可算是个天文数字,相当于其他行业人员平均工资的7至8倍。由于工资待遇高，他们一家虽然人口众多,但生活还是比较富裕的，子女们穿戴很是讲究。
  他们在酒泉安家后，佐佐木纮转入酒泉中学上学，佐佐木敦子和佐佐木隆转入专署街小学上学。佐佐木茂和佐佐木进尚未到入学年龄，在家玩耍。
  那时，我也在专署街小学上学。佐佐木隆转来后，不但和我是同班,而且是同桌。由于父辈是同事，我们又是同学,所以往来比较密切。星期天和节假日，不是他上我家，就是我在他家，玩得十分开心。
  其实，佐佐木芳吉一家也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佐佐木芳吉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了那场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灾难和痛苦的战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和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据他女儿佐佐木敦子回忆，他经常教育自己的子女，不论到何时何地,都不能反对中国。
  佐佐木芳吉不愧为医术精湛的兽医专家，我曾亲眼见过他和杨茂春为一匹马开膛剥肚做手术。手术后，那匹马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他和杨茂春大夫还亲自深入牧区防治牲畜传染的门蹄疫，在酒泉兽医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兽医站当时养着儿十只家兔，那是他们进行病理学和药物学研究用的。
  1958年，佐佐木芳吉一家随专区兽医站集体迁往张掖。1962年,佐佐木芳吉因患癌症病逝。这位日本专家把青春和半生精力奉献给了中国，奉献给了贫穷落后的甘肃酒泉，用他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中日友好之歌。他去世后，一家人迁往兰州。后来，佐佐木纮和佐佐木敦子毕业后都在兰州参加了工作，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们一家人可能会永远留在中国。然而，在文革中,有人诬陷佐佐木敦子是日本间谍,无奈之下,他们一家返回了日本。
  佐佐木芳吉的6个子女大多出生在中国，并在中国成长、上学,他们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特别是佐佐木敦子,对中国尤其是酒泉的感情比兄妹们更胜一筹。敦子回日本后，找到了一份待遇优厚、令人羡慕的工作。但这并未给她带来多少愉悦,他的心依然留在中国。正所谓,身在曹营心在汉。每当她听说有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的消息时，总要抽空去看望他们，并用那浓重的甘肃河西走廊方言与他们交谈。敦子回到日本后，始终未嫁，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和我国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结为连理。之后，她移居北京，加入中国籍，成为中国的洋媳妇。
  敦子和庄则栋的这段跨国婚恋，情真意切，周折连连，知道内情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1995年10月9日，是酒泉中学建校60周年纪念日，酒中举行了隆重的校庆。敦子之兄佐佐木纮闻讯后，为母校华诞发来了贺电，并捐赠了一笔助学款项。
  通过多方了解，我于1995年12月初打听到了幼时的同学佐佐木隆的地址，随即给他去了一封信,不成想，只过了半个月，便收到他的回信。信中，佐佐木隆的激动、兴奋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第一句话就说：“真没有想到能与酒泉的同学取得联系。” 佐佐木隆在信中告诉我,他们于1967年回到日本，当时他母亲已86岁，住在老家日本海边的岛根县,一家人都不愿搬迁到混凝土砌成、喧闹而无自然风光的东京。在老家，母亲由他的大姐佐佐木美智子负责照料。
  因为他们兄弟几人都是中国通,并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都从事着中日友好方面的工作。有的从事日中翻译，有的从事日中贸易，工作都很出色。
  佐佐木隆在信中说，他在1993年曾到酒泉来过一趟：“除对鼓楼有点记忆之外，根本辨别不出方向，更不要说是寻找旧居了。”他的长女悠子正在北京大学读汉语。不难看出，悠子以后的出路仍是子承父业,继续从事日中友好工作。
  佐佐木隆给我的最后来信是在1998年春节，那时我已退休。退休后，仍未闲下来，还在为生计四处奔波,因此，失去了许多次通信的机会。我和佐佐木一家人，虽然身处异国，但彼此的心灵是相通的。幼年时代的美好记忆始终在心中翻滚着浪花。特别是其父佐佐木芳吉当年为酒泉人民服务的功绩,更会被历史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