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战斗后,上级给孔庆云记了特等功,给刘华林记了大功,给我记了二等功。由于我年纪小,当时在整个骑兵团一度名气很大,几乎人人都知道3连的通讯员段生茂是个小英雄,新任团长王三新则亲切的称我为“我们的少年英雄”。
追剿乌斯满的战斗经过,后来被载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和《戈壁凯歌——西北大剿匪》等文献书籍,电影工作者还以此为题材拍摄了故事片《沙漠追匪记》在全国上映。
活捉乌斯满后,当地还有一些残匪没有肃清,这些人隐藏在哈萨克牧民中间,鼓动重新叛乱,伺机制造事端。我们的部队经过短暂休整后,又投入了二次剿匪战斗。
1952年,酒泉军分区的两名干部在长草沟被杀害。听说这两个人死得很惨,被掏了心、扒了肺、割了生殖器。酒泉军地双方立即展开调查,结果证实,长草沟的残匪的确鼓动当地哈萨克牧民发动了重新叛乱,他们裹胁哈萨克群众,扶老携幼,日夜兼程逃往南山和青海柴达木一带。长草沟附近驻有驼兵团的一个排,叛匪出逃时把驼兵排的骆驼也赶走了。驼兵排随后追至马海,又遭到埋伏在这里的土匪袭击,死伤数人。我连奉命追剿,在戈壁荒漠中奔波了数日,只收容了部分老弱妇孺和散落的牛羊牲畜。那些受土匪蒙蔽出逃的哈萨克牧民,后来大部分又陆续回到了原地,其中个别有罪恶的都受到了相应惩处。2004年,我陪同省人大常委李善平到阿克塞县视察,午间在一户哈萨克牧民家里吃饭,喧谈中得知,那家的男主人正是当年长草沟叛逃的残匪之一,曾被人民政府依法判刑13年。攀谈中,回忆起当年的往事,我和那个已经变得极其衰老的哈萨克牧人都感慨颇多。
当时的情况那真叫艰苦。我们剿匪部队一连好几个月都在茫茫戈壁荒漠中奔走,人和马都疲惫至极,顾不上洗脸,人人蓬头垢面,只看见两只眼睛在动。战友们说,灰尘是老天爷为我们擦的护肤霜,一旦洗净,又白又亮。那只不过是我们的战士在特殊的环境下自我安慰、苦中作乐罢了。无论是烈日炎炎的正午,还是刮风下雨的夜晚,部队始终没有停止过追剿敌人的步伐。白天人不离枪、马不离鞍,无休止地奔跑;夜晚头枕马鞍、怀抱枪支、裹上皮大衣随便就地一躺,还不能睡得太死,一有动静就要马上出发…… 时间一长,人人身上虱子成堆,连马靴里都是。偶尔遇上白天宿营,我们就把内衣、马靴脱下来放到石头上砸,一砸一片血.. 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在他67岁时作过一首诗,题目叫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我觉得这首诗堪称是我们那段军旅生活的真实写照。战士心目中的“轮台”,不就是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吗?后来,每当我听到蒋大为演唱的《骏马奔驰保边疆》时,当年的那种豪情壮志就禁不住油然而生。没当过骑兵的人,决不可能有这种体会和感受。
在那段时间内,新疆剿匪部队的一排人马在大戈壁上失踪,我所在的部队奉命帮助寻找。我们深入到冷湖、柴达木一带,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旷野中四处搜寻。由于队伍远离驻地且行踪不定,给养供应不上,没有吃的,只能就地猎取野牛、野羊充饥,真是历尽了艰辛。经数日搜寻,我们只在一个小河沟的坡坎处找到了一名战士的遗体,其余的人没一点踪迹。那一带野狼成群,夜里围着我们的宿营地嗥叫不止。根据情况判断,那一排新疆骑兵已无生还的可能,我们只好草草掩埋了那个战士的遗体后撤回。
1954年,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石油部的一个勘探队深入到青海芒崖一带勘探石油,因为那里渺无人烟,且经常有土匪出没,我们奉命前往担负保卫任务,在芒崖驻守了半年。期间,虽然没有发生战斗,但那里的条件十分艰苦,是一片名副其实的不毛之地,我们所处的环境可想而知。
那一年,我们连改为西北军区独立骑兵第3团第5连,我被上级选调到团里当了一名文书,部队驻敦煌西云观,是当地的一个道教场所。同年,全国人民慰问团组织西安易俗社赴敦煌慰问演出,我有幸见到了孟娥云、肖若兰、肖玉玲等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
1956年,上级任命我为骑兵团特务连通讯排排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