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活捉匪首
  根据原来的军事部署，我所在的3军骑兵大队和驼兵团合并为一个团（战后，我团成为西北军区独立骑兵第3团，李文彭为团长,安骏为政委），担负起主要的攻击战斗任务,27团因为是步兵，则被分配担任运输和驻剿任务。为了配合这次军事进剿行动，酒泉地区动员了7个县的干部,组建了50多个骆驼大队，给部队运送给养、弹药。
  1951年2月14日，3军骑兵团在敦煌集结完毕，15日由3军军长黄新廷亲自带领，悄悄向南湖运动,准备进山。在南湖，剿匪部队分为东西两路，东路由李文彭带领骑兵大队，派来推福担任向导,经五个泉子、后塘,奔袭海子;西路由安骏指挥驼兵团，经大鄂博图向海子运动。时值严冬，茫茫戈壁荒漠,到处是冰天雪地，我们身穿皮大衣,头戴皮帽子，仍然冷得受不了，人人都在咬牙坚持着。由于天气恶劣，部队行进十分困难，穿越一条15公里的山沟就花费了整整一夜的时间。我们骑兵大队行军速度相对快些，仅用一天时间就到达了指定地点，而驼兵团从南湖到大鄂博图走了整整两天。2月19日拂晓，两路部队在突击位置会合。部队首先活捉了敌人的哨兵，然后在俘虏的带领下，悄无声息地摸掉了数个帐篷，终于接近了乌斯满部落的宿营地。
  就在距离我们大约2华里的山包下，是一个小湖滩，中间隔着一道冰河，两岸平坦地带，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很多颜色不一的帐篷。听说大名鼎鼎的乌斯满就藏在这里，我们的心情都非常兴奋。我们采用了侦察兵常用的战术,3人一组向分散的帐篷摸去，1人担任警戒，1人开门揭帘，另外1人进帐篷收缴枪支解除对方武装。我骑兵大队的行动十分顺利，到天亮的时候，已经解决了大约50多顶帐篷,里面的人在熟睡中全部被缴械做了俘虏。
  这时天已大亮，群山沉静在飘渺的晨雾中尚未完全醒来。忽然传来几声沉闷的枪响，原来是加纳布里最先听到了动静，他以为是蒙古人寻机偷袭哈萨克人，于是仓惶开枪。枪声一起，驼兵团的重机枪和追击炮一齐开火，压制住对方的火力，驼兵和骑兵同时展开攻击，向指定的目标前进。帐篷里的哈萨克人听到枪声顿时乱作一团，蜂拥而出，或骑马，或徒步，夺路四处狂奔。剿匪部队穷追不舍，一直持续到当天下午3点左右，共俘虏、收容了2500多人，经过仔细甄别，这些人中间没有乌斯满。剿匪部队将俘虏或收容的人员陆续押解、转移出山。那个加纳布里被活捉后态度死硬，在押解途中试图夺取解放军战士的枪支进行反抗,被当场击毙。
  剿匪部队紧急分析了乌斯满可能逃走的路线:马海方向已经有青海骑兵第2团守卫;昆仑山方向有近400公里的亚巴尔戈壁，唯一的通道已经被我驼兵团2连先期占领无法通过;惟有向西北安南坝方向逃走的可能行最大。
  黄新廷军长当即决定，由我们骑兵大队率先追击。
  李文彭带领骑兵大队两个连及一部电台追击了数公里，抓获了一个名叫沙发阿里的掉队土匪，此人供出乌斯满骑着白马就在前面不远处。得知这一消息，我们全体战士群情振奋,忘却了连日行军作战的疲劳,首长一声令下，个个奋勇争先，拍马追了上去。
  我的坐骑黑马关键时刻一点也不甘落后，跑得又快又稳，加上我年小体轻,一度竟跑到了队伍的最前头。
  部队追击了几个小时后，跟随乌斯满奔逃的最后约50人陆续掉队做了俘虏,唯有乌斯满仍然沿着海子南岸向安南坝方向狂奔。又追了一阵，我们渐渐人困马乏，与乌斯满的距离越拉越大，眼看就要被他甩掉。就在这时，我和文化教员孔庆云、炊事员刘华林急中生智,拍马跃上海子冰面，抄捷径向南岸的乌斯满追去，这样一来，双方的距离马上就缩短了不少。我连战士宋兴、黄银娃、朱生仓等人也紧随其后追了上来。虽然我们的战马四蹄上都有带钉的铁掌，可以起到较好的防滑作用，但海子冰面实在是太光滑了，马踩上去小心翼翼,不敢放开来跑。尽管如此，我的坐骑黑马还是始终保持着一马当先的位置。这时,我身后的两名战士连人带马滑倒在冰面上。乌斯满边跑边向我们开枪射击，子弹不时地擦着我的头皮飞过,但我仍然毫不犹豫地拼命追赶。近了，更近了，我已经看清了乌斯满肥胖的身材和那张生满横肉的脸，当时那种兴奋豪迈的心情，今天真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但是，就在我快要接近乌斯满的时候，乌斯满回马一枪,子弹擦着黑马前蹄下的冰面呼啸而过,黑马受惊跃起,蹄下打滑,紧接着就重重地倒在了冰面 ±0我从马背上被摔了出去,虽然没有受伤，但却摔得很重,一时头昏眼花，难以站立起来。此时，乌斯满又接连开了两枪，炊事员刘华林和另一名战士的马也先后被击倒，我方追兵只剩下文化教员孔庆云一个人。孔庆云没有放弃,继续紧紧追赶乌斯满。乌斯满在拍马狂奔中频频侧身射击。也许是乌斯满气数已尽,这个曾经是神枪手的“巴图尔”，竟然屡射不中。他见追兵只有一个人,竟然翻身下马，把叉子枪支在地上射击，第一枪提前量太多，打在孔庆云马前蹄的冰上，第二枪只射穿了孔庆云的裤管。这时孔庆云已经策马上岸，来到了乌斯满的近前。
  事后，孔庆云向我们讲述了当时那段惊心动魄的场面： “乌匪见势不妙，急忙从地上爬起来，双手紧握叉子枪，恶狠狠地向我的双眼戳来，我本能地将头一偏，一股枪叉戳伤了我的面颊。我强忍剧痛，一把抓住了乌匪的枪管死死不放，乌匪拼命把我往马下拽，我趁下跌的惯力把自己的枪搂在怀里,狠命地夺过了乌匪的枪,然后一跃而起，乌匪此时狂怒至极，像个凶神恶煞,气急败坏地将我仰面朝天摔倒在地，趁势骑在我身上。我试图把乌匪翻在身下，但体重100多公斤的乌匪，犹如一头野牛死死地压住我。在动弹不得的情况下，我赶忙把手中的枪甩了出去。此时，乌匪突然从靴筒里拔出一柄带鞘的匕首，我急中生智，趁其脱去刀鞘的空当，一把抓住乌匪右手的中指和食指狠狠的向后撅,使其无法脱去刀鞘；我更加用力地向后撅他的两根手指，乌匪负痛，匕首被甩了出去……” 后面的情景是这样的： 就在万分危急的关头，炊事员刘华林飞马赶到。刘华林的马被乌斯满打伤后，他急忙换乘了另一匹马,但这匹马性子烈,他刚骑上去，马就脱缰飞奔而去,速度之快竟使刘华林没有来得及接过战友递给他的枪。赤手空拳的刘华林赶到后，从地上捡起乌斯满的叉子枪，向乌斯满的后背狠狠地一枪捅去，乌斯满像野兽一样惨叫一声倒在了一边。孔庆云、刘华林和随后赶到的战友，七手八脚地把乌斯满捆了起来。
  活捉匪首乌斯满的经过大致就是这样。
  我当时被摔晕后，经战友们救起，又换乘了一匹战马随后赶了上去。假如不是中间出现那个小插曲，首先同乌斯满只身搏斗的很可能就是我。我的坐骑黑马经历了那次变故，虽然暂时不能负重，但始终没有离开过部队，回到驻地后，在我的悉心照料下很快得到康复，又同我一起投入了新的战斗。
  乌斯满被活捉后,从其身上搜出新疆警备司令部印章一枚、委任状数张。剿匪部队将乌斯满捆在骆驼背上押回海子，随后又押至敦煌。
  新华社于1951年2月23日发布消息：“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某部，「本月19日在青海柴达木盆地以北、甘青两省交界的海子，一举生擒为西北各族人民痛恨入骨的美帝国主义武装特务乌斯满匪首。” 海子一战，全歼乌斯满、哈巴斯、加纳布里、沙拉黑坦、木沙巴等5个部落，俘虏乌斯满、哈巴斯以下263人，毙加纳布里以下39人,俘虏叛匪家属110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119支，短枪8支，冲锋枪1支，各种子弹6874发，马5710匹，骆驼533峰，牛20头，羊8300只，并威慑、争取了其他3个部落向解放军投降。
  1953年3月14日,乌斯满被押解到迪化。1951年4月29日，新疆各界召开万余人参加的乌斯满公审大会，王震讲话后,审判长包尔汉、副审判长饶正锡分别以维、汉两种语言宣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3、4、5、7、9、10、17条之规定,判处血债累累、罪恶滔天的反革命匪首乌斯满死刑，当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乌斯满被活捉后，海子一带的哈萨克牧民纷纷外逃，藏匿于深山荒漠之中，期间经人民政府耐心说服教育，大部分集中于安南坝和敦煌附近,50年代中期陆续返回新疆。
  乌斯满的儿子谢尔德曼在海子战斗中逃脱，他带领乌斯满手下残存的数人向新疆逃窜。剿匪部队派骑兵随后追赶,我也参加了这次追剿行动。我们追了10多天后，只在途中见到被残匪烧毁的3辆军车残骸，听说谢尔德曼已过了星星峡，只好奉命返回。
  谢尔德曼于1951年5月逃到新疆奇台一带，鼓动当地已归附政府的几个哈萨克部落重新叛乱，遭到解放军剿匪部队和当地政府民兵痛击后,流窜到自己的老家阿山青河、富蕴一带，又鼓动胡尔曼部落重新叛乱，一度围攻青河、焚烧粮仓、啸聚山林，颇有乃父深山为匪的气势，解放军屡次围剿，均无法将其全歼。1952年9月15日，谢尔德曼在阿山专署的多次劝说下到承化向人民政府投降。随后，新疆方面派专人到甘肃敦煌将谢尔德曼的家属接回，并安排谢尔德曼在阿勒泰专区畜牧科任副科长，后调任伊犁州畜牧局任副局长直到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