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一、解放前酒泉伊斯兰教概况1、伊斯兰教在酒泉的盛衰及清真寺始建过程伊斯兰教如同佛教一样，在酒泉有悠久的历史。《肃州新志》记载:高台骆驼城“俗传宋时有回回据此城”，还记载:“距肃州城西一百六十里，在关西九十里，有回回三大冢”。说明宋代肃州地区就有穆斯林居住。《明史•西域传》中谓:“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早在元、明两代，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已遍布河西各地。近人高占福在《甘肃回族源流述略》中讲到：“当时（明代）回回人在甘肃者，主要集中在肃、甘两州。”也就是今天的酒泉、张掖地区。清同治以前“肃州回族皆住东关，或策名仕版，或经营商务，安居乐业”（《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1）。以上史料说明，清同治以前，肃州仍然是甘肃回族主要聚居区之一。有史料记载，清同治四年（1865年），酒泉回族不堪忍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歧视，爆发了反清起义，遭到清政府的血腥镇压。以马文禄为首的酒泉回民反清起义曾坚守肃州（酒泉）城达九年之久，足见当时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人数之众多。据老人讲，清同治年间，有三千六百多户，二万余人（其中维族二千多人），分布城乡。清真寺有十三座，分有“回族寺”、“维族寺”，这些清真寺大部分是明清时期修建的。均焚于兵火，早已荡然无存，亦无文字记载。但迄今本地回族老人仍能根据祖辈的传说指出当时一些清真寺的遗址和坟地，足见历史上伊斯兰教在酒泉颇为鼎盛。然而，经过同治年间清廷的残酷血洗，肃州回民基本上绝了根。“现在肃州实无一回羼杂，其甘州、凉州各回，死亡殆尽，亦无遗种。从此关内外花门勾结当可无虞”（左宗棠《奏稿•安插肃州回民片》）。
  由于清政府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不敬天地、不视神祗、另定宗主、自为岁年、党羽众盛、济恶害民”的“左道”（《清实录•世宗实录》），对伊斯兰教采取摧残、鄙视、压抑的政策，教民被查办充军，教坊（寺院）被拆毁，掌教（阿訇）被革除，酒泉亦无例外。使得清同治至辛亥革命爆发前的四十年间，酒泉伊斯兰教由鼎盛走向衰败，宗教活动一度中断。
  光绪年代，甲午战败，割地赔款，“戊戌政变”，清皇室自相残杀，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光绪、慈禧逃难，清王朝摇摇欲坠。故对边陲少数民族的限制稍有松动。一些劫后余生历尽磨难的酒泉回族眷恋故土，冒着“私返原籍”的罪名，装扮成汉族模样陆续从发配地返回故里。《重修金县志稿》中有记载:“清同治十三年，左文襄平回乱后，将肃州回族举人刘翼武等移徙榆中。光绪21年，仍回肃州”。这些肃州回族难民，经衙门批准，就地安置在东关北后街一带，并指定乡约马义财束管，担保不发生违法犯禁之事。信教群众在马兆明家东隔壁院内修了三间西房，门前有卷棚，做为清真寺。门口挂了个“万寿宫”的招牌做掩护。并在寺内设立“万岁牌”，牌位上写的是“皇帝万岁万万岁”，将清真寺粉饰成了“领众焚修，祝延圣寿”的“祠堂”。礼拜时，把牌位拿掉，由赵学海、马兆明、马天德等阿訇轮流主持教务，秘密开展宗教活动，直到清朝末年（1912年）。
  酒泉回族在厄运里挣扎，在灭顶之灾的死亡线上挣扎，所以一天也没有忘记振教兴族的事。在家庭里，长辈向晚辈传授伊斯兰教教义、伊斯兰文化；在一个社区，则由清真寺里的教长向本坊教民做这方面的工作。年年月月，始终不断。
  辛亥革命结束了268年的清朝统治，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孙中山倡导“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信仰自由”，伊斯兰教迎来了一个新时代。清宣统三年（1912年）11月13日，中华民国成立。被清政府发配充军到金县（榆中）等地幸存下来的七十二户老酒泉回民自愿发起，在现酒泉东关北后街（原归化寺台遗址上）兴建清真寺。由老阿訇赵学海、社首张积德、老乡老马义财、马金贵、马玉真、马绪宗、阿訇马天德、马祥等筹划，并成立筹建小组。由马金贵负责带领杨万林、杨万清等骑马先后赴新疆哈密、奇台、迪化（乌鲁木齐）、伊犁、喀什等地化钱粮。后又去兰州、临夏、西宁等地化钱粮，共捐助银子三千两，加上本坊教民的集资，共筹集资金三千二百两银子，不足部分由本坊教民承担。于民国七年（1918年）开始破土动工，经过约五年时间，于民国十二（1923年）竣工。从设计到施工均由西宁木工马呈捷师傅承担。寺院布局合理，结构严谨，古色古香，内建有礼拜大殿，可容纳600多人礼拜，南北讲经堂十间，十八米高的宣礼楼一座，沐浴大小净水房，全系仿古建筑，总面积4800多平方米。落成典礼时，地方显达赠送的匾额有五块，分别是“真一”、“清真无二”、“独一无偶”、“清真为本”、“道寅天房”，悬挂在大殿正梁前后，显得庄严、肃穆。
  2、门宦教派及历届掌教阿訇在世界上，伊斯兰教分为两派:逊尼派和什叶派。传入中国后，由于伊斯兰教传播者对教义研究的见解不同，形成不同的派别，俗称“三大教派四大门宦”。派别问题，通常是教派和门宦并提的，其基本信仰是一致的。无论何派，何门宦，都以《古兰经》为圣典，以“五庄天命”和“六大信仰”为纲领，都互相承认是穆斯林。可以说各教派门宦大同小异。酒泉穆斯林历史上有老教和新教之分。老教，即格底目，称“尊古派”，在教义上属正统的逊尼派，是最早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派，历史上人数是一个多数派。此外还有哲赫忍耶、虎夫耶、嘎的林耶等门宦派系。门宦的特点是:崇敬教主;为门宦创始人、掌教人修建道堂、拱北;有严密而又系统的道统传承制;重视道乘修持。新教又称“新兴教”，或称依黑瓦尼。酒泉伊斯兰新教的传教人是马万福，经名奴海，通称果园哈吉。马万福(1849—1934)是中国伊斯兰教依黑瓦尼教派的创始人，曾去沙特麦加朝觐、留学，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是中国伊斯兰教维新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因受“河湟事件”的牵连，又因宣传新教，遭到临夏各门宦的反对，亦是兰州总督通缉的要犯。遂于民国二年，携眷避难到酒泉，隐身传教一年多，引起酒泉老教不满，于民国四年离酒赴新疆哈密。因宣传新教，又惹怒了哈密王，他向新疆都督杨增新告发，将马果园捕押哈密，拟将“正法”。后经信徒营救，才幸免杀身之祸。民国七年辗转到青海西宁，成为马麒兄弟的上宾，新教始在青海得到很大发展。他倡导“凭经立教”、“尊经革俗”，并提岀十大纲领，俗称“果园十条”：(1)不聚众念《古兰经》；只能一人念，众人听；(2)不高声赞圣；(3)不多做“都哇”(祈祷)；(4)不探望拱北(圣徒墓)；(5)不聚众念讨白(忏悔)；(6)不纪念亡人的日子；(7)不用《古兰经》转“依斯尕退”(替亡人赎罪)；(8)强调天命功课，不强调付功;⑼对教义条款以简便易行为原则；(10)“尔曼里”要自己干，别人代干不行，《古兰经》自己念，别人代念不行。教义简明，信者日多。至此，酒泉伊斯兰教徒大部分信仰了新教。
  酒泉虽有不同教派门宦的信徒，但各教派之间不存在分定的局面,不同传统背景的教派在事实上已融为一体，历史上仅仅发生过在清真寺内讲经辩论的情况。各教派互不干预、互相尊重，同进一个清真寺,同尊一个阿訇，教派观念比较淡薄。清真寺的历届掌教阿訇均实行聘请制，由各教派信徒民主选举，可连选连任。自清光绪二十年酒泉伊斯兰教恢复活动以来，曾有十四届阿訇掌过教。
  历届掌教阿訇排列次序姓名或称谓 籍贯 开学年限 备注赵学海 酒泉 光绪21年（1896 年）一民国三年,（1914年） 自光绪二十年代，清真小寺建成以后，由他们三人轮流掌学马兆明 酒泉 马天德 酒泉 马万福 临夏东乡 1年 1914—1915 年杨阿訇 兰州 2年 1915—1916 年田生真 宁夏海源 8年 1916—1924 年马天德 酒泉 1年 1924—1925 年喜永静 定西内关营 3年 1925—1927 年猫儿眼阿訇 临夏东乡 4年 1927—1931 年杨万俊 酒泉 3年 1931—1934 年巴燕戎阿訇（李阿訇） 青海化隆 2年 1934—1936 年台台阿訇 （柳阿訇） 临夏 4年 1936—1940 年李守信（李哈知） 临夏 4年 1940—1944 年杨万俊 酒泉 5年 1944—1949 年聘请阿訇不仅仅限于本坊或本民族的人。阿訇最重要的条件是品学兼优，在群众中有威望。像马万福（东乡族）是西北著名的大阿訇之一，学识渊博，深孚众望，平易近人，教胞仰慕备至。穆斯林看见他，都远远站定，等着给他说赛俩目（问候平安之意），等他走过去，才紧跟其后。马果园“归真”那天，据说西宁市全城的穆斯林都哭了，都给他送葬。本坊阿訇赵学海，不仅是经、汉两通的大“阿林”（学者），而且还精通中医，医德高尚，四邻各乡找他号脉看病的人络绎不绝，且乐善好施，穷人看病分文不收，晚年辞学从医。此外，杨万俊阿訇在敦煌、肃州、甘州开学多年，经汉两通，是河西地区的大阿訇之一，在回汉群众中很有威望。著名画家张大千曾给他画过画，题过词。
  从光绪18年-民国36年，担任过清真寺学董的有马义财（七乡老）、张积德、何生福、马祥。
  担任过乡老的有:马金贵、马绪宗、马玉真、马玉德、李生荣、高明德、何开基、何生元、何生有、马占良、马德全、方占魁、马兴财、何永清、买进宝、李长泰等。
  民国三十四年，酒泉成立了回教协会，理事长马如龙，理事有马祥、马金科、孙德原、张积德、何发基等人。
  3、清真寺的主要职能及组织形式清真寺和佛教寺庙不同，它处于信教群众或信教民族居民之中，不仅是宗教活动场所，还具有社会职能，成为穆斯林活动的中心和精神支柱。清真寺在回族社区发挥着认识功能，凝聚功能，社会调适功能，联系与组织功能。历史上酒泉清真寺的主要作用是:（1）过宗教生活的场所（对外不开放，对外不传教）；（2）调处教民民事纠纷；（3）培养宗教接班人，接受启蒙教育的学校；（4）协商和决策一坊的群众事务，历史上也曾是动员组织穆斯林群众反压迫、反歧视的战斗指挥部。现在的清真寺，除过宗教生活，培养一定数量的宗教接班人;管理清真寺的宗教收入、开支，管理清真寺财产，操持清真寺的修缮事宜;筹办宗教节日活动，决定阿訇的聘选事项;为穆斯林群众主办婚丧嫁娶和宰牲服务，欢度斋月的筵宴场所。其他作用在解放以后已消失或废除。
  清真寺的组织形式主要采用“学董乡老制”。寺内的阿訇、教长、满拉，各地不一，主要根据教坊的大小来定。酒泉清真寺一般有阿訇1人，二阿訇1-2人，满拉20余人（最多年份），学董1人，乡老4人。学董、乡老是教民们选的，阿訇是聘请的，乡老负责管理寺内的日常事务及财务;阿訇的职责是宣传教门，讲经领拜，为教民在婚、丧等事中主持宗教仪式。二阿訇传习经典，培养宗教接班人，学习费用由教坊居民负担。当时清真寺有男女经学堂各一所，女学设在寺北侧（现区党校院内），男学设在寺南侧（现清真寺南侧草坪），念经的儿童有100多人。
  4、主要宗教活动及节日作为一个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必须信仰《古兰经》中规定的“六大信仰”。“六大信仰”的具体体现是“五功”，是伊斯兰教的总纲。酒泉穆斯林严格履行伊斯兰教的“五大功修”，简称“念、礼、斋、课、朝”。“念”指内心诚信（信主认圣），要念出声。“礼”即作礼拜（拜前必须沐浴），每日五次。“斋”即斋戒，每年封斋一月（见月封，见月开）。“课”即每个教民按个人财富比例向寺院缴纳规定的税收，称“则卡提”。“朝”即指每个穆斯林一生中至少去伊斯兰教圣地——沙特阿拉伯麦加“朝”天房一次。
  解放前，酒泉回族宗教意识浓厚，信仰虔诚，成年人几乎人人进寺礼拜，完成“念、礼、斋、课”“四功”的人很普遍，但完成“朝”的人，因限于经济条件等诸因素寥寥无几，近半个世纪以来仅有四人。第一位是何存智，于民国初年，背着“背夹”，徒步经新疆，越葱岭，过阿富汗等地去麦加朝觐。第二位名叫马志义，俗称尖子山阿訇，于民国19年（1930年），一家四口，毅然骑骡子经西藏、印度，辗转到沙特麦加“朝觐”。途中盘缠用尽，沿路乞讨，约一年半时间才抵达麦加，备尝艰辛。此人一家现定居麦加，曾在麦加大清真寺讲过经，在当地华侨中有一定声望。台湾显贵白崇禧赴麦加时，曾给他祝过寿，题过词，1984年病故，终年96岁。第三、四位是酒泉商会会长张积德、学董何生福两人，于民国36年（1947年）结伴由上海出发，经香港、新加坡，印度，乘运输船抵达麦加，历时半年，两人共花费二十几两黄金。朝过麦加的人称“哈知”，受到教民的尊敬。
  1947年8月朝觐的这批哈吉共72人，绝大部分是甘、青、新、宁四省区去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上层人物蒋介石、张群（行政院长）、王世杰（外交部长）等人在南京曾予以接见。1948年元月归国后，蒋又拨专机两架遣送全体哈吉分飞兰州、迪化，并派包尔汉委员赴沪送行。他们通过优待朝觐哈吉来显示对穆斯林的“德政”，借此进行笼络，以巩固其在西北的统治。
  酒泉一些老教穆斯林有“朝”“拱北”的习俗，其实这也是各门宦具有的显著特点。酒泉历史上“拱北”较多，现保存下来的“拱北”仅有两处，一处是嘉峪关新城乡的野麻湾“拱北”（墓主人不详）。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上“拱北”活动一天，主要是念经赞圣，宰牛、宰羊，设宴聚餐，但必须先念后吃，临走每人送一份油香。另一处是玉门清泉乡的惠回堡“拱北”。据传是唐贞观年间来中国传播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传教士吴矣斯的坟墓，墓顶原为穹窿结构，墓区内设有礼拜寺，有专人看管。此墓系中国伊斯兰教的重要历史文物遗迹，已列为地方级文物保护单位。上拱拜活动的时间不统一，有集体去的，也有单个去的。主要是搞悼念活动，念经、赞圣、祈祷，整个诵念过程充满敬畏和虔诚。无论人数多寡，都要放声念诵，仪式结束后设宴聚餐。上惠回堡“拱北”搞悼念活动的不仅仅是酒泉穆斯林，新疆、宁夏、青海、临夏等地以及过往的中外穆斯林也来朝拜、瞻仰，不分教派门宦。
  主要节日有:（1）“开斋节”亦叫“尔德节”、在伊教历十月一日；（2）古尔邦节，亦叫“宰牲节”、“忠孝节”，伊教历十二月一日；（3）“圣纪”，纪念穆罕默德诞辰，教历三月十二日，相传此日又是他逝世日，故又称“圣忌”。在酒泉的回族穆斯林主要参加开斋节和古尔邦节的庆祝活动。
  此外，酒泉回族穆斯林在每年的旧历“六月六日”和“九月二十三日”过“乜贴节”，家家户户炸油香，上坟诵经、祈祷，悼念清同治年间酒泉回族起义时遇难的朵斯提（教友），祈求和平与安宁。这一节日一直延续到民国十六年以后，随着老一辈人的谢世，逐渐淡化。
  5、与伊斯兰教有关的禁忌习俗酒泉回族穆斯林像其他地区的回族穆斯林一样，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的禁忌习俗，主要有三大类:在饮食方面，禁食猪、狗、驴、骡、猫及一切凶猛禽兽，自死的牲畜、动物的血液，禁止抽烟，喝酒;在信仰方面，禁止崇拜偶像等;在社会行为方面，禁止放高利贷，玩赌等。伊斯兰教规定，凡禁物既不能吃，也不能买卖。
  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从生到死，几乎时时处处都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孩子出生后要请阿訇起“经名”，男孩12岁要行“割礼”。在其他方面，也有许多与其他民族不同的地方，如语言交往、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方面也都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点，其中婚姻丧葬等尤为突出。
  6、寺院的经济来源酒泉清真寺的阿訇、教长、满拉、差役等，人最多的年份总计在20人以上。这些人由寺院供养，他们的费用由本坊的教民承担。
  过去酒泉清真寺的经济来源主要靠：（1）缴纳“天课”。每个教民按教规，根据个人收入的情况自愿向寺院交“则卡提”或“欧什里”（即税收）。民国时期酒泉教民向寺院交纳的“欧什里”一般是粮食，每年约十几担，价值200个银元。（2）收取地租。寺院有耕地20余亩出租给农民耕种，年底收取地租。（3）收取房租费。寺院有房产110余间，每月向房客收取房租费。（4）旅社收入。寺院在西关开办旅社一处，有专人承包管理，年底向寺院交一次旅馆收入。（5）平时教民向寺院散的乜贴（施舍）。以上各项收入总计在千元以上，寺内的各项费用均由此开支，一般还有结余。
  7、参与的主要社会活动酒泉回族穆斯林牢记“爱国是伊玛尼的一部分”，他们对自己生活着的这个国家、这片土地表现出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一种深沉的爱。
  （1）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支援前线”运动。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酒泉穆斯林发扬伊斯兰教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曾成立“酒泉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马如龙，理事有马祥（学董）、何发基、杨万林等。该会的宗旨是宣传抗日救国，动员穆斯林支援前线将士英勇杀敌。阿匍还利用聚礼日（星期五）讲瓦尔兹（演讲）的机会，宣传抗日，动员穆斯林为抗日救国做贡献。有不少穆斯林在该会的动员下捐款、捐物，支援前线，购买救国公债券上千元。穆斯林青年杨发荣、赵蕴壁、王建成等三人自愿参加“抗日青年远征军”，赴缅甸打击日本侵略者，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流过血。抗战胜利后，杨发荣随军回国，后参加解放军空军部队，授衔大尉。（2）成立酒泉“回教教育促进会”。“促进会”成立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首届理事长张积德。该会针对回族子女只学阿文经典，不学汉文的旧传统，倡办回族教育,本着“念经以明根源,读书以待应用”两者并重的精神,积极兴办回族教育，新建回民小学一所（校址系张积德会长捐赠）。校长毛鹏举（汉族）。后改为长城小学。办学经费由教育局资助,不足部分群众自筹。曾动员不少回族子弟入学读书，在当时起过积极的作用，为当地穆斯林培养了一批人才（不少人解放后都当上了国家干部）。当时在“酒泉回民长城小学”读书的回族学生有180多人，该校课程阿文、汉语同时开设，阿文由阿旬何述基授课。“促进会”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
  酒泉回教教育促进会历届理事长排列顺序届别 成立时间 理事长 理 事第一届 民国16—22年 张积德 马玉德、何生福何生有、马祥等第二届 民国22—25年 马寿 张积德、马祥、何发基、杨万林、马如龙等第三届 民国25—27年 马如龙 张积德、马祥、何发基、杨万林等第四届 民国27—28年 张新民 张积德、何发基、马祥、杨万林、马如龙等第五届 民国28—36年 马如龙 张积德、何发基、马祥、杨万林等第六届 民国36—38年 杨绍原 马如龙（副理事长）、马祥、杨万林、张积德、何发基、马永福等9人（3）开展慈善救济活动敬老爱幼，劝人为善是伊斯兰教的优良传统美德，本坊穆斯林在赈济贫民、抚危济困、兴建清真寺等各种公益慈善事业中素来热心。途经酒泉遇到天灾人祸的各族穆斯林，不分籍贯，不分职业，不分社会地位，清真寺一律给予救济。断了盘缠（路费）的给足路费，生病的给予治疗，死亡的由清真寺派人主持埋葬，充分体现了穆斯林之间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
  8、来清真寺参观和礼拜的军政要人1931年冬季，马仲英（国民党陆兵新编36师师长）在新疆军事失利，撤回酒泉历时一年。他在过节或招募部队时来过清真寺。在他“招贤纳士，励精图治，扩充部队”的号召下，许多失意文人和政客及一些进步青年都供职在他的帐下。如曾任县长的何铸九，曾任高等法院院长的苏子信等。一些酒泉回族青年，如朝阳大学毕业的学生张新民，肃州师范毕业的马如龙、何来春等人都随马仲英部队上了新疆（1934年何来春随马仲英去了苏联）。
  1942年8月29日，蒋介石到玉门油矿视察，同行人员有白崇禧（国防部参谋总长），胡宗南，马鸿宾（时任绥西防守副总司令，驻防宁夏中卫一带）等，由甘肃油矿局总经理孙越崎陪同。期间白崇禧（回族、兼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马鸿宾（回族）曾先后来酒泉清真寺参观或礼拜，也出过乜贴。据说白崇禧还题过词，1958年反封建运动中遗失。
  此外，在酒驻防的肃甘警备司令马谦、骑五军军长马呈祥、马步康旅长、国民党42军军长杨德亮皆系伊斯兰教徒，都曾进过清真寺。其中马谦、马步康、马呈祥曾先后给清真寺派遣过四名开学阿訇，意在宣传新教，控制教坊。驻军中杨德亮的口碑最好，此人系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主麻日必来礼拜。在酒泉驻防期间不扰民，在维护社会治安，植树造林等方面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