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除敦煌遗书中这17个具有地理文书性质的卷子外，唐代还曾为我们编写过另一部敦煌地区的早期方志——《敦煌新录》。宋《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觧题》、《通志》、《文献通考》皆载《敦煌新录》一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觧题》云：“《燉煌新录》一卷，有序称‘天成四年沙州传舍集’，而不著名氏，盖当时奉使者。叙张义潮本末及彼土风物甚详。凉武昭王时有刘昞者，著《燉煌实录》二十卷，故此号《新录》。”[14]郑樵《通志》云:“《燉煌新录》一卷，唐李延范撰。”又，浙江省图书馆藏《敦煌新录》一卷，不着撰人，亦无《序》。首云:“天成元年，讲信使张义潮使云中。时，张荣据通州，粮且尽，杀人为粮。又以地势不利，率舟船入缩头湖，作水寨以守。”文中所涉北国要人有懒真(即高庆裔)，余睹(耶律余睹)，张浩，张通〔古〕，蔡松年，仆散忠义，宗盘等，皆金朝显官，名见《金史》；所涉年号又有“正隆元年”(1157)，为金朝完颜亮年号。今据所涉史事论之，乃记“张义潮”出使金朝事。知所谓“天成元年”，既非后唐明宗之“天成”纪年，因为“张荣据通州”为南宋绍兴元年(1131)事，与后唐之“天成元年(926)”相去200余年;亦非金朝辽人金山所建“天成”年号。《元史？耶律留哥传》:太祖十一年(1216)“乞奴走高丽，为金山所杀。金山又自称国王，改元‘天德'”。李兆洛《纪元编》注云：“一作‘天会’，一作‘天成'。(金宣宗)贞佑四年(1216)改，阅一年平。”《高丽国史》迳作“天成”。是年当宋宁宗嘉定二十六年(1216)，后于正隆元年(1157)49年。其年代错乱如此，而出使金朝之“张义潮”，亦非晚唐敦煌之张议潮。
  《宋史？髙宗纪三》载:“绍兴元年(1131)……二月……壬午，水贼张荣入通州……三月…是月金人攻张荣缩头湖水碧，荣击败之，来告?。刘光世以荣知？州。”浙本《敦煌新录》记作“天成元年”，与《宋史》不合；浙本《敦煌新录》之末又载:“初，虏使来请和，李师望欲激怒以来〔求〕功，遂杀之。朝廷征师望，以李〔窦〕滂代之。滂贪残又甚，故北〔定〕边大困。虏凡倾国入寇，纵兵樊掠。至是，遣义潮。义潮在虏，凡九年，以虏中被寇，得亡走，日则胡服，雨则带盎以自庇，得远〔还〕雁门，须眉尽白。呜呼！为使其难哉！”按，李师望为晚唐时人，《资治通鉴》、《新唐书？南蛮传中》及宋郭居仁《蜀鉴？西南夷始末下》均载其欺罔贪残事。《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一“咸通十年冬十月”条载:“初，南诏遣使者杨酋庆来，谢释董成之囚（胡三省注：释董成见上卷七年），定边节度使李师望欲激怒南诏以求功，遂杀酋庆。西州大将恨师望分裂巡属（胡三省注:“谓分四川巡属邛、嶲等州，别立定边军也。事见上九年六月。”）阴遣人致意南诏，使入寇。师望贪残，聚私货以百万计，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师望以计免，朝廷征还。以太府少卿窦滂代之。滂贪残又甚于师望，故蛮寇未至，而定边固已困矣。是月，南诏骠信酋龙倾国入寇，引数万众，击董舂乌部，破之（胡三省注：董舂乌部西川附塞蛮也）。”浙本《敦煌新录》显系袭取《通鉴》之文，而将“李师望欲激怒以求功”误作“李师望欲激怒以来功”，又误“窦滂”为“李滂”，改“定边已困”为“北边大困”。李师望所杀之“虏使”，亦非金朝之使。
  据此，李正宇先生指出：《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通志》、《文献通考》所载《敦煌新录》元代已佚，浙本《敦煌新录》，盖明代书商杂编旧书，妄题为《敦煌新录》以牟利者，必非陈振孙所见之本。[15]宋代是我国方志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统治阶级更加重视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在修志的组织形式、规模和体例的完备性、内容的充实性方面都远远超过了隋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