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开始出现“盛世修志”的现象。中央集权的政府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定期呈送图经版籍制度，为方志体例的进一步完善和续修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也是河西经济文化走向极盛的时期，酒泉方志图经的编纂也呈现出异常繁荣的景象。如莫高窟藏经洞所出遗书中带有地方志性质的文书就有17个写卷：(1)沙州图经卷第一S.2593；(2)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⑶沙州都督府图经P.2695；(4)沙州城土境P.2691；(5)沙州地志P.5034；⑹沙州图经S.788；(7)寿昌县地境;⑻沙州伊州地志S.367；⑼瓜沙两郡史事编年并序S.5693；（10）瓜沙两郡史事编年并序P.3721；(11)敦煌录一本S.5448；（12）敦煌水渠P.3560；（13）敦煌名族志P.2625；（14）敦煌名族志P.4010；（15）敦煌汜氏人物传S.1889；（16）莫高窟记P.3720；（17)敦煌古迹二十咏P.3929。
  这17个卷子均具有地理文书的性质，记载和反映了中唐至北宋初年敦煌的山脉河渠、城镇沿革、土产风俗和人物族望等内容，是我国地方志发展体例趋于成熟和定型阶段的产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特别是其中的《沙州都督府图经》，据学者考证，原作于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唐开元及永泰年间又两次重修，是甘肃现存最古的一部地方志，为历来官、私目录均未曾著录，亦未被类书、史书、史注所征引。它保存了中古时代有关敦煌历史、社会、地理、文学、宗教、自然资源，以及中西交通、河流、水渠、泊泽、池堰、古城、学校、殿堂、歌谣、祥瑞、驿站、北凉和西凉史事等多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不仅对中古时代敦煌的历史、社会、地理、文学、宗教、自然资源，以及唐代中西交通等方面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对我国古代方志编纂学方面的研究，亦有很高的价值和意义，使我们看到了唐代“图经”的面貌，了解到它的采辑资料、编写内容和编写方法，很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12]这些写卷除《寿昌县地境》外，都被劫掠至国外。自罗振玉编《鸣沙石室遗书》、《敦煌石室遗书》开始，陆续有学者进行研究整理，并予以刊布流传。1989年12月，兰州大学郑炳林出版《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一书，将这17个卷子悉数收进。这是有关敦煌地理文书首次全面集中的一次整理。唐耕耦、陆宏基也编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辑录敦煌地志17种，图版录文并举，十分便于阅读。后来敦煌研究院李正宇先生又在前人收集、研究和整理的基础上，去其重复，将这些地理文书中明显带有方志性质的归纳为8种，即:《沙州图经》卷一(S.2593)、《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P.2005，P.2695)、《沙州图经》卷五(P.5034)、《沙州志》(S.788)、《沙州伊州志》(S.367)、《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P.2691)、《敦煌录》(S.5448)、《寿昌县地境》(祁子厚藏卷)，将其多年的研究成果汇为一书，成《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1998年11月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岀版。
  关于这些地志的价值和李正宇先生的研究成果，武汉大学陈国灿教授曾作评述:“所收唐五代敦煌地志八种，是研究敦煌历史、地理、人文、风物的基本文献。它的内容，涉及到敦煌学的许多学科门类，诸如古代的敦煌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文学、军防、交通、农业、水利等，因而引起敦煌学界、方志学界和西北史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在敦煌遗书中，成为阅读率和使用率最高的品种之一。它所述之事，所传之人，由于年远时迈，逝之者已渺无影踪，残留者复见而难识；加之写本句残字湖，舛讹错简，承乖导谬，使读者颇难把握理会，至于沟通古今，见此知彼，即使专家，亦颇棘手。因此，又成为敦煌遗书中问题较多、颇难索解的品种之一。”“近80年来，我国、日本、英国、法国曾有不少学者对它进行研究，取得不少成绩。然而，悬而未决的问题也不少。本书著者李正宇先生，长期工作在设在莫高窟的敦煌研究院，着意于敦煌古今历史地理迁变之探究，在精研前辈研究成果的同时，对敦煌地志所记，常辅之以实地考察，力求将文献记载与今时状况互相印证，彼此沟通。既见人所未见，又发人所未发，于敦煌地理创获良多。所撰笺证，既荟萃了前人研究之精华，又贯穿了著者之新见；征古检今，抉隐发微，其深度和广度，在近年来敦煌地志的研究中堪称精品。”[13]虽然此著将这些地理文书统以“乡土志”称之还值得商榷，但毫无疑问，这是整理这组文献的集大成著作，无论是对于瓜沙史地的研究，还是对于旧方志的整理，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除敦煌遗书中这17个具有地理文书性质的卷子外，唐代还曾为我们编写过另一部敦煌地区的早期方志——《敦煌新录》。宋《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觧题》、《通志》、《文献通考》皆载《敦煌新录》一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觧题》云：“《燉煌新录》一卷，有序称‘天成四年沙州传舍集’，而不著名氏，盖当时奉使者。叙张义潮本末及彼土风物甚详。凉武昭王时有刘昞者，著《燉煌实录》二十卷，故此号《新录》。”[14]郑樵《通志》云:“《燉煌新录》一卷，唐李延范撰。”又，浙江省图书馆藏《敦煌新录》一卷，不着撰人，亦无《序》。首云:“天成元年，讲信使张义潮使云中。时，张荣据通州，粮且尽，杀人为粮。又以地势不利，率舟船入缩头湖，作水寨以守。”文中所涉北国要人有懒真(即高庆裔)，余睹(耶律余睹)，张浩，张通〔古〕，蔡松年，仆散忠义，宗盘等，皆金朝显官，名见《金史》；所涉年号又有“正隆元年”(1157)，为金朝完颜亮年号。今据所涉史事论之，乃记“张义潮”出使金朝事。知所谓“天成元年”，既非后唐明宗之“天成”纪年，因为“张荣据通州”为南宋绍兴元年(1131)事，与后唐之“天成元年(926)”相去200余年;亦非金朝辽人金山所建“天成”年号。《元史？耶律留哥传》:太祖十一年(1216)“乞奴走高丽，为金山所杀。金山又自称国王，改元‘天德'”。李兆洛《纪元编》注云：“一作‘天会’，一作‘天成'。(金宣宗)贞佑四年(1216)改，阅一年平。”《高丽国史》迳作“天成”。是年当宋宁宗嘉定二十六年(1216)，后于正隆元年(1157)49年。其年代错乱如此，而出使金朝之“张义潮”，亦非晚唐敦煌之张议潮。
  《宋史？髙宗纪三》载:“绍兴元年(1131)……二月……壬午，水贼张荣入通州……三月…是月金人攻张荣缩头湖水碧，荣击败之，来告?。刘光世以荣知？州。”浙本《敦煌新录》记作“天成元年”，与《宋史》不合；浙本《敦煌新录》之末又载:“初，虏使来请和，李师望欲激怒以来〔求〕功，遂杀之。朝廷征师望，以李〔窦〕滂代之。滂贪残又甚，故北〔定〕边大困。虏凡倾国入寇，纵兵樊掠。至是，遣义潮。义潮在虏，凡九年，以虏中被寇，得亡走，日则胡服，雨则带盎以自庇，得远〔还〕雁门，须眉尽白。呜呼！为使其难哉！”按，李师望为晚唐时人，《资治通鉴》、《新唐书？南蛮传中》及宋郭居仁《蜀鉴？西南夷始末下》均载其欺罔贪残事。《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一“咸通十年冬十月”条载:“初，南诏遣使者杨酋庆来，谢释董成之囚（胡三省注：释董成见上卷七年），定边节度使李师望欲激怒南诏以求功，遂杀酋庆。西州大将恨师望分裂巡属（胡三省注:“谓分四川巡属邛、嶲等州，别立定边军也。事见上九年六月。”）阴遣人致意南诏，使入寇。师望贪残，聚私货以百万计，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师望以计免，朝廷征还。以太府少卿窦滂代之。滂贪残又甚于师望，故蛮寇未至，而定边固已困矣。是月，南诏骠信酋龙倾国入寇，引数万众，击董舂乌部，破之（胡三省注：董舂乌部西川附塞蛮也）。”浙本《敦煌新录》显系袭取《通鉴》之文，而将“李师望欲激怒以求功”误作“李师望欲激怒以来功”，又误“窦滂”为“李滂”，改“定边已困”为“北边大困”。李师望所杀之“虏使”，亦非金朝之使。
  据此，李正宇先生指出：《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通志》、《文献通考》所载《敦煌新录》元代已佚，浙本《敦煌新录》，盖明代书商杂编旧书，妄题为《敦煌新录》以牟利者，必非陈振孙所见之本。[15]

[12]周丕显.甘肃地方志略谈[A].周丕显，等.甘肃方志述略[M].长春: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8.[13]陈国灿.李正宇著《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序[J].敦煌研究，1998，(2).164-167.[14]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74册65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5] 李正宇.2006年8月26日致吴浩军信[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