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酒泉古旧方志考述吴浩军编修地方史志是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追宗怀远、眷恋故土这一民族共同心理的外在体现。自汉至清，特别是宋元以降，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修志工作。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著录，截至1949年，我国历代编修的省、府、州、县、乡、里及卫、所、关、岛志书达8200余种，保存形体包括稿本、刻本、抄本、影印本、铅印本、复制本、缩微胶卷等。
  酒泉、敦煌自西汉武帝时期设郡，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文化积淀十分深厚，其修志的历史也大体与中原同步，在某些历史阶段还呈现出异常繁荣的景象。自东晋十六国时期至民国，今酒泉市辖区有案可稽的志书和具有方志性质的文书约30余种。
  汉晋时期是我国方志的萌芽阶段。经过先秦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一时期出现了与定型方志风貌相近的全国区域性总志和郡国之书、地理书、都邑簿等地理杂著，以及一些地方史书和图经。其中的《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和《畿服经》等被后世志家称为方志之祖。尤其是东晋常環所撰《华阳国志》，因汇历史、地理、人物于一编，初具后世方志的规制，被学者看成是最古的方志。①酒泉市最早具有地方志性质的著作是刘昞的《敦煌实录》。刘昞，字延明，敦煌人，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一位大儒。曾经隐居于酒泉，从事讲学和著述，远近从其受业者，多达数百人。生历西凉、北凉和北魏三朝，都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极大重视。他病逝后，太保崔光于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奏称:“敦煌刘昞，著业凉城，遗文兹在，篇籍之美，颇足可观。”《魏书•刘昞传》还记载刘昞一生“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宋书》卷98《大且渠蒙逊传》又记蒙逊死于宋元嘉十年(433)，第三子酒泉太守茂虔袭位。十四年，表献方物，馈赠《十三州志》10卷、《敦煌实录》10卷、《凉书》10卷。可见当时的北凉政权是把《敦煌实录》等著作作为河西文化的典范作品献于南朝刘宋政权的。
  《敦煌实录》一书精确成书年代不详，最迟成于元嘉十四年(437)。［1］其内容，诸书均无详细记载。汪受宽称此书与唐代实录“从本质上……没有多少区别”，是中国实录的源头。[2]对于这种说法，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早已有所否定[3]。岳纯之则根据《敦煌实录》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的归类，及现存辑佚本19条内容，称《敦煌实录》是一部敦煌地区的郡国之书，主要记载了敦煌地区的历史与人物。［4］张维《陇右方志录》亦有著录：“此书《隋志》、《通志》均入《霸史》，《旧唐志》入《杂传》。今考《太平御览》所引，皆人物、故事，亦州郡传记书也。故录于此。”［5］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也说《敦煌实录》内容“该博”，可以和《华阳国志》并美。而《华阳国志》向来被学者视为综合性地方史志，是方志萌芽时期的雏形。［6］这也就是说，《敦煌实录》是敦煌地区的一部早期方志。
  对于刘昞及其《敦煌实录》的学术贡献，刘知几在《史通》中曾多次论及，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杂述篇》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昞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7］《杂说下篇》又说:“敦煌僻处西域，昆戎之乡也。求诸人物，自古阙载。盖由地居下国，路绝上京，史官注记，所不能及也。既而……刘昞载书，则磊落英才，粲然盈瞩者矣。”［8］《敦煌实录》久已散佚，至清嘉庆年间，武威学者张澍从《太平御览》等史籍中辑岀19条，又据《汉》、《魏》、《晋书》及《十六国春秋》、《魏书》、《隋》、《唐》、《五代》诸史，补若干人（共120人），成《续敦煌实录》五卷，将所辑《敦煌实录》单列一卷，置于卷首。王重民先生评价《续敦煌实录》说:“敦煌为西域之孔道，自与西域交通以来，人文渐盛，世家大族，颇有显于两汉三国之世者。逮晋室南迁，六朝递壇，五凉三秦，建国西夏，诸世族之贤者，或仕中朝，或佐霸主，惜载记丧失，多不可考。介侯是书，征引博洽，言敦煌人物者，宜莫先于是矣。”[9]1985年，西北师范大学李鼎文教授将《续敦煌实录》校点后交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李鼎文在整理过程中，除一般古籍整理的校勘、断句、标点之外，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为此书所征引的屠本《十六国春秋》逐条找出它所根据的原书，并录出原文;一是为张氏的按语订正错误。[10]这些工作为以后研究《敦煌实录》和《续敦煌实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敦煌实录》之外，还有一部《敦煌耆旧记》，大约也是这一时期的著作。《后汉书•郡国志》“敦煌郡”注引《耆旧记》:“国当乾位，地列艮墟。水有县泉之神，山有鸣沙之异。川无蛇虺，泽无兕虎。华戎所交一都会也。”[11]《陇右方志录》误作《耆旧传》。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开始出现“盛世修志”的现象。中央集权的政府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定期呈送图经版籍制度，为方志体例的进一步完善和续修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也是河西经济文化走向极盛的时期，酒泉方志图经的编纂也呈现出异常繁荣的景象。如莫高窟藏经洞所出遗书中带有地方志性质的文书就有17个写卷：(1)沙州图经卷第一S.2593；(2)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⑶沙州都督府图经P.2695；(4)沙州城土境P.2691；(5)沙州地志P.5034；⑹沙州图经S.788；(7)寿昌县地境;⑻沙州伊州地志S.367；⑼瓜沙两郡史事编年并序S.5693；（10）瓜沙两郡史事编年并序P.3721；(11)敦煌录一本S.5448；（12）敦煌水渠P.3560；（13）敦煌名族志P.2625；（14）敦煌名族志P.4010；（15）敦煌汜氏人物传S.1889；（16）莫高窟记P.3720；（17)敦煌古迹二十咏P.3929。
  这17个卷子均具有地理文书的性质，记载和反映了中唐至北宋初年敦煌的山脉河渠、城镇沿革、土产风俗和人物族望等内容，是我国地方志发展体例趋于成熟和定型阶段的产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特别是其中的《沙州都督府图经》，据学者考证，原作于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唐开元及永泰年间又两次重修，是甘肃现存最古的一部地方志，为历来官、私目录均未曾著录，亦未被类书、史书、史注所征引。它保存了中古时代有关敦煌历史、社会、地理、文学、宗教、自然资源，以及中西交通、河流、水渠、泊泽、池堰、古城、学校、殿堂、歌谣、祥瑞、驿站、北凉和西凉史事等多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不仅对中古时代敦煌的历史、社会、地理、文学、宗教、自然资源，以及唐代中西交通等方面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对我国古代方志编纂学方面的研究，亦有很高的价值和意义，使我们看到了唐代“图经”的面貌，了解到它的采辑资料、编写内容和编写方法，很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12]这些写卷除《寿昌县地境》外，都被劫掠至国外。自罗振玉编《鸣沙石室遗书》、《敦煌石室遗书》开始，陆续有学者进行研究整理，并予以刊布流传。1989年12月，兰州大学郑炳林出版《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一书，将这17个卷子悉数收进。这是有关敦煌地理文书首次全面集中的一次整理。唐耕耦、陆宏基也编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辑录敦煌地志17种，图版录文并举，十分便于阅读。后来敦煌研究院李正宇先生又在前人收集、研究和整理的基础上，去其重复，将这些地理文书中明显带有方志性质的归纳为8种，即:《沙州图经》卷一(S.2593)、《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P.2005，P.2695)、《沙州图经》卷五(P.5034)、《沙州志》(S.788)、《沙州伊州志》(S.367)、《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P.2691)、《敦煌录》(S.5448)、《寿昌县地境》(祁子厚藏卷)，将其多年的研究成果汇为一书，成《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1998年11月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岀版。
  关于这些地志的价值和李正宇先生的研究成果，武汉大学陈国灿教授曾作评述:“所收唐五代敦煌地志八种，是研究敦煌历史、地理、人文、风物的基本文献。它的内容，涉及到敦煌学的许多学科门类，诸如古代的敦煌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文学、军防、交通、农业、水利等，因而引起敦煌学界、方志学界和西北史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在敦煌遗书中，成为阅读率和使用率最高的品种之一。它所述之事，所传之人，由于年远时迈，逝之者已渺无影踪，残留者复见而难识；加之写本句残字湖，舛讹错简，承乖导谬，使读者颇难把握理会，至于沟通古今，见此知彼，即使专家，亦颇棘手。因此，又成为敦煌遗书中问题较多、颇难索解的品种之一。”“近80年来，我国、日本、英国、法国曾有不少学者对它进行研究，取得不少成绩。然而，悬而未决的问题也不少。本书著者李正宇先生，长期工作在设在莫高窟的敦煌研究院，着意于敦煌古今历史地理迁变之探究，在精研前辈研究成果的同时，对敦煌地志所记，常辅之以实地考察，力求将文献记载与今时状况互相印证，彼此沟通。既见人所未见，又发人所未发，于敦煌地理创获良多。所撰笺证，既荟萃了前人研究之精华，又贯穿了著者之新见；征古检今，抉隐发微，其深度和广度，在近年来敦煌地志的研究中堪称精品。”[13]虽然此著将这些地理文书统以“乡土志”称之还值得商榷，但毫无疑问，这是整理这组文献的集大成著作，无论是对于瓜沙史地的研究，还是对于旧方志的整理，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除敦煌遗书中这17个具有地理文书性质的卷子外，唐代还曾为我们编写过另一部敦煌地区的早期方志——《敦煌新录》。宋《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觧题》、《通志》、《文献通考》皆载《敦煌新录》一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觧题》云：“《燉煌新录》一卷，有序称‘天成四年沙州传舍集’，而不著名氏，盖当时奉使者。叙张义潮本末及彼土风物甚详。凉武昭王时有刘昞者，著《燉煌实录》二十卷，故此号《新录》。”[14]郑樵《通志》云:“《燉煌新录》一卷，唐李延范撰。”又，浙江省图书馆藏《敦煌新录》一卷，不着撰人，亦无《序》。首云:“天成元年，讲信使张义潮使云中。时，张荣据通州，粮且尽，杀人为粮。又以地势不利，率舟船入缩头湖，作水寨以守。”文中所涉北国要人有懒真(即高庆裔)，余睹(耶律余睹)，张浩，张通〔古〕，蔡松年，仆散忠义，宗盘等，皆金朝显官，名见《金史》；所涉年号又有“正隆元年”(1157)，为金朝完颜亮年号。今据所涉史事论之，乃记“张义潮”出使金朝事。知所谓“天成元年”，既非后唐明宗之“天成”纪年，因为“张荣据通州”为南宋绍兴元年(1131)事，与后唐之“天成元年(926)”相去200余年;亦非金朝辽人金山所建“天成”年号。《元史？耶律留哥传》:太祖十一年(1216)“乞奴走高丽，为金山所杀。金山又自称国王，改元‘天德'”。李兆洛《纪元编》注云：“一作‘天会’，一作‘天成'。(金宣宗)贞佑四年(1216)改，阅一年平。”《高丽国史》迳作“天成”。是年当宋宁宗嘉定二十六年(1216)，后于正隆元年(1157)49年。其年代错乱如此，而出使金朝之“张义潮”，亦非晚唐敦煌之张议潮。
  《宋史？髙宗纪三》载:“绍兴元年(1131)……二月……壬午，水贼张荣入通州……三月…是月金人攻张荣缩头湖水碧，荣击败之，来告?。刘光世以荣知？州。”浙本《敦煌新录》记作“天成元年”，与《宋史》不合；浙本《敦煌新录》之末又载:“初，虏使来请和，李师望欲激怒以来〔求〕功，遂杀之。朝廷征师望，以李〔窦〕滂代之。滂贪残又甚，故北〔定〕边大困。虏凡倾国入寇，纵兵樊掠。至是，遣义潮。义潮在虏，凡九年，以虏中被寇，得亡走，日则胡服，雨则带盎以自庇，得远〔还〕雁门，须眉尽白。呜呼！为使其难哉！”按，李师望为晚唐时人，《资治通鉴》、《新唐书？南蛮传中》及宋郭居仁《蜀鉴？西南夷始末下》均载其欺罔贪残事。《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一“咸通十年冬十月”条载:“初，南诏遣使者杨酋庆来，谢释董成之囚（胡三省注：释董成见上卷七年），定边节度使李师望欲激怒南诏以求功，遂杀酋庆。西州大将恨师望分裂巡属（胡三省注:“谓分四川巡属邛、嶲等州，别立定边军也。事见上九年六月。”）阴遣人致意南诏，使入寇。师望贪残，聚私货以百万计，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师望以计免，朝廷征还。以太府少卿窦滂代之。滂贪残又甚于师望，故蛮寇未至，而定边固已困矣。是月，南诏骠信酋龙倾国入寇，引数万众，击董舂乌部，破之（胡三省注：董舂乌部西川附塞蛮也）。”浙本《敦煌新录》显系袭取《通鉴》之文，而将“李师望欲激怒以求功”误作“李师望欲激怒以来功”，又误“窦滂”为“李滂”，改“定边已困”为“北边大困”。李师望所杀之“虏使”，亦非金朝之使。
  据此，李正宇先生指出：《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通志》、《文献通考》所载《敦煌新录》元代已佚，浙本《敦煌新录》，盖明代书商杂编旧书，妄题为《敦煌新录》以牟利者，必非陈振孙所见之本。[15]宋代是我国方志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统治阶级更加重视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在修志的组织形式、规模和体例的完备性、内容的充实性方面都远远超过了隋唐。宋朝初年，仍沿袭了唐代图经造送制度，规定州县图经每闰年一造送，诸路图经十年一上。南宋时期，地方修志更为普遍，不仅名都重邑皆有图志，就是僻陋之邦，偏小之邑，亦必有记录焉。但酒泉地区自公元1036年西夏王朝一举攻陷瓜、沙、肃三州之后，至公元1225年元太祖铁木真攻肃州，举立沙献城，次年成吉思汗率军攻破沙州之后，一直处在西夏政权的统治之下，肃州则在张氏归义军政权末期的公元911年即被甘州回鹘割去。虽然有这一时期河西地区经济、文化都保持了“与中州无殊”的较高的发展水平的说法，但酒泉却没有一部方志或方志性质的著作传世或见诸文献记载。
  自宋代完成从图经到方志的过渡以后，方志的发展进入繁盛时期。元代方志在前代基础上取得了新的成就，其标志有三:一是纂修了《元一统志》，完成了全国区域志的定型;二是方志体例形式多有创新改易，在资料考证和叙述上也比宋志注重纪实，较少文人意趣；三是对方志理论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统计，元代所修方志约160种。但这些方志经元末动乱已散失不少，再经明末战乱，已所剩无几，至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仅收元志7种。
  酒泉在元代所修方志，目前所能考知的仅有一部。民国时期西北著名方志学家、临洮人张维（号鸿汀）著有《陇右方志录》，该书记载:“《嘉靖陕西通志•风俗》引有《元肃州志》。”又《肃镇华夷志》引有《元志》，高启安认为或即元代所修《肃州志》。［16］这部志书大概在明万历之前已亡佚。
  明朝统治者高度重视方志编修工作，从建国初期的洪武朝开始，即大举修编全国区域总志，先后有《大明志书》、《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寰宇通衢》、《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成书。与此同时，还要求地方呈送图经、方志，以备汇纂。洪武间编类天下州郡地理形势，永乐间诏令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书，三令五申督促编呈方志，使得州县志的编纂在明朝建国之始就十分繁盛。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现存明代方志有973种，远远高于元代。为了统一规划方志体例内容，明成祖朱棣还两次颁发《纂修志书凡例》，对志书中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镇市、土产、贡赋、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的编纂，均作出具体规定。这是现存最早的关于地方志编纂的政府条令。另外，明代方志类型也有新的发展，除总志和府、州、县、镇志外，还创修了通志和关卫志。
  明代酒泉方志目前所知仅有2种:《明肃州新志》、《肃镇华夷志》。
  1、《明肃州新志》，已佚。《陇右方志录》著录:“《嘉靖陕西通志•风俗》引有《肃州新志》。”《肃镇华夷志》卷一《沿革》“肃州卫”条不止一处引有《肃州卫志》，高启安说:“诸材料没有记载，或者即嘉靖所修之《肃州新志》。”[17]2、《肃镇华夷志》，4卷。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肃州兵备道副使张愚创稿，次年张愚升迁他往，稿未竟而事辍;万历四十四年（1617），肃州兵备副使李应魁继踵其事，续成完帙;顺治十四年（1657），肃州监收临沸府通判高弥高重刊。卷一图说（岀舆图20幅）、沿革（疆里、郡名、番夷附）、山川（形胜附）3目；卷二水利（桥梁附）、风俗、物产、户口、城池、军制、马政、屯田、戎器、兵饷、驿传（铺舍附）、公署、学校、坛應、祠祀（寺观附）、古迹、诗歌17目；卷三景致、堡寨、关隘、烽堆、奉使、宦籍6目；卷四人材、节孝、流寓、仙释、灾降5目。此外还有“属夷内附略”，包括种属、族类、住处、风俗、货利5目。总计36目，约20万字。
  此志详记酒泉地区历史、地理、人文等，于明洪武五年（1372）进军河西以迄万历后期二百多年来肃州近事尤为详悉，是一部完整保存于世的酒泉地区最早的志书。书中“西域疆里”、“内地住牧番夷”与“属夷内附”为其重要而颇具特色的篇目。“西域疆里”记述了明代前期自嘉峪关往赴西域的三条道路、沿途所经、里距、居民状况、宗教信仰、风土物产等，可补陈诚、李暹《西域行程记》之所缺，张雨《边政考》、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梁份《秦边纪略》皆予采录，即后世称为《西域土地人物略》者；“内地住牧番夷”与“属夷内附”两篇，详述肃州总镇境内各少数民族的族属、来源、安置、迁徙、生业、风俗以及相处关系等诸多珍贵史料，为研究肃州境内及周边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裕固族及瓜沙诸族的历史、文化提供了他处见不到的资料。李正宇先生评价此书：“备载本镇地理，兼详境内华夷，在我国边郡方志中颇具特色。书名《肃镇华夷志》，文简义赅，颇能括其要约。”[18]《肃镇华夷志》《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有著录，为万历刻本。《缪荃荪方志目》（即缪荃荪于1913年编撰的《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作“《万历肃州志》，四卷，四册。兵备副使李应魁修，顺治十四年重刻本”。《陇右方志录》录作“《万历肃镇志》，四卷，四册。存。顺治重刻本。明万历四十四年兵备副使李应魁修”。
  张维曾考辨其名称和版本:“此志《缪目》有而《平馆志目》不载。别载有《肃镇华夷志》，存卷三一册，不注撰人，而《职官》兵备副使终于李应魁。疑《华夷志》即《肃镇志》，而缪目误题也。”“志为顺治十四年重刻。《平馆》列为万历刻本。盖编目时志已不全，故据李应魁任期定之。与《缪目》异也。”[19]兰州商学院高启安据顺治十四年刻本所保留李应魁撰原序认为，此志原名《肃镇华夷志》，高弥高重刊时作《肃镇志》。志题“华夷”者，"则以内附羌回，惟肃最伙，今虽输款向化，作我藩篱，而笼犬羊于卧榻，揖寇盗于门庭，种类情形正与内地安危相为倚伏。溯源穷委，因以名篇，意良可绎”[20]。“与前后创修的《甘镇志》、《凉镇志》、《西镇志》相比，《肃镇华夷志》关于环肃州周边少数民族的记载不惟占相当篇幅，而且创‘种属’、‘族类’、‘住处’、‘风俗’等目，开方志之特例，其价值与意义非他志所能比拟。因此，名之曰《华夷志》确与事实相副”[21]。现在应正其名，统以《肃镇华夷志》称之。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善本为清顺治十四年刻本，四卷三册。万历刻本《肃镇华夷志》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只有卷三。[22]此志由于只有善本存世，部分图书馆存有缩微胶卷，许多古籍丛书都没有收录，如《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邵国秀编《中国西北稀见方志》，《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及《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续编》，《续修四库全书》等，长期以来鲜为人知，其所保留珍贵史料不能为学界所利用。兰州商学院高启安将它发掘出来，邀敦煌研究院邰惠莉一起校勘、笺注，成《肃镇华夷志校注》，2006年6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高启安还撰有研究专文《〈肃镇华夷志〉文献价值初探》和《〈肃镇华夷志〉的名称及版本考辨》，可参看。
  另有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所出影印本《肃镇志》（以下简称乙本），4卷。封面标有“据清高弥高、李德魁等纂修，清顺治十四年抄本影印”字样，正文卷一“地理志”目下亦有“李德魁纂修”字样。序言落款为“顺治十四年孟秋，整饬陕甘等处兵粮分巡宁夏道、按察司副使高弥高序”。
  此志卷一地理志（沿革、山川、水利、风俗、物产、古迹6目），卷二建置志（公署、学校、坛壝、祠祀、驿传5目），卷三官师志和兵防志（包括军制、马政、关隘、堡寨、烽堠、戎器6目），卷四岁计志（户口、屯田2目）和人物志（乡贤、忠烈、孝行、贞节、科贡、流寓、仙释7目）。约14万字。与《万历肃镇志》（亦即《肃镇华夷志》，以下简称甲本）相较，“不惟体例有较大差异，而且所记范围也不相同。甲本只叙述肃州周边，即明代‘肃州兵备道肃州卫、镇夷守御千户所’地界；乙本所记范围则为明代‘甘州五卫’。而翻检甘州方志，发现乙本《肃镇志》与现存顺治十四年刻本《甘镇志》，除序言落款所题撰人一为高弥高，一为杨春茂以外，其他内容完全一样。如此，乙本《肃镇志》实即《甘镇志》”。[23]清代是我国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仅在数量、品种上，而且在质量上是历代所无法比拟的，出现了许多佳作；同时又是方志学形成的重要时期，产生了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方志学大家和一批方志学论著。清政府三次兴修《大清一统志》，并为编修《一统志》，广泛搜求历代旧志，同时多次诏编新志。雍正年间还规定州县志书每六十年一修。各省府大都设立志局或志馆，由省府长官领衔主修，聘请当地名流学者主纂。由于各级官府的督促要求，各省府州县志书的编纂持续不断，极其繁盛。据统计，传于今世的清代各类方志约6000种。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在8264种方志中，清代方志有5685种，约占70%o清代酒泉方志和具有方志性质的著作目前所知有10种:《乾隆重修肃州新志》、《敦煌随笔》、《敦煌杂钞》、《乾隆敦煌县志》、《乾隆玉门县志》、《道光敦煌县志》、《玉门县志》、《肃志备采录》、《光绪肃州新志》和《安西釆访底本》。
  1、《乾隆重修肃州新志》3。卷，12册。清肃州分巡道黄文炜、军需观察沈青崖纂修，于乾隆二年(1737)成书。全志包括河西总叙1卷、肃州志15卷、高台县志6卷、安西卫志2卷、沙州卫志2卷、柳沟卫志1卷、靖逆卫志1卷、赤金所志1卷、西陲记略1卷。其中州县卫所分志又分星野、建置、疆域、形胜、城池、乡堡、山川、古迹、景致、户口、田赋、经费、杂税、水利、屯田、驿传、桥梁、公署、学校、祠庙、坛壝、风俗、物产、蠲恤、祥异、职官、名宦、军政、边防、人物、选举、烈女、流寓、仙释、诗文、属夷等目，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这些细目有所增删；记略分路程、哈密、巴里坤、土鲁番、准葛尔、西域诸国等目。约33万字。
  该志是现存酒泉旧方志中篇帙最浩繁、内容最丰富、体例最完备、保存最完好的一部州志。其编修上承元明两代，保存了已佚肃州旧志的许多资料，下启晚清民国，树立了方志编修体例的典范。与同时代的《五凉全志》和《甘州府志》相比，内容更为丰富，体例设计更为合理，剪裁尤为得当，详略适宜，主次分明，可谓独具匠心。正如鸿汀先生所言:“郡志率以类目为经，而以各属县事依类隶之。独此志与平凉、凉镇、五凉三志，县、卫各自为册，惟《肃州志》稍详，余皆甚简略，俱依釆访原册入志，无所翦裁。所谓嘉禾沈公者，即沈寓舟青崖，曾修《陕西通志》，以史地学者名。故此志沿革、总叙，视旧志为整厘。”[24]虽亦有疏误，如记山水多今古名并列之类，但瑕不掩瑜。
  尤为难得的是，此志修于雍乾之际，大清王朝刚刚平定准葛尔策旺阿喇布坦之乱，开始着力经营嘉峪关以西的广大地区，于关外设置两厅、四卫、一所，派遣能臣干吏驻节肃州以临制之，故于屯田、兵防极尽详备。东起柳林湖、昌宁湖，西至敦煌、安西，募民给田，开渠筑路，发农器、牛畜，借籽种，以及耕种分余之制，无不详载，保留了清初驻军屯垦、移民实边、经营西域的一手资料，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宝贵的施政经验。
  值得一提的还有，此志的纂修者黄文炜、沈青崖等，不仅是当时经营边疆事务的能臣干吏，更是成就卓著的学者和颇具审美情怀的诗人。他们在军务旁午，转粟飞刍之际，还有余力重修学宫，兴办书院，广施文教德化，还有兴致疏浚泉湖，构建亭台楼阁，吟诗作赋于其间，为我们留下了歌咏酒泉风物的华彩乐章。入选志书的这些碑铭疏记、诗词歌赋与前述事关边疆安定与百姓生计的政治经济资料相得益彰，相映成趣，使这部志书具备了较高的史料价值和人文价值。
  此志修成后，黄文炜因虑及“铅椠数月，粗尔成编，其有项款无从考据者，姑且阙如，不敢凿空杜撰以误后人也”而不欲付梓。但又担心湮没不传，后人益难考据，故“捐俸数百金而授之梓”。［25］乾隆二十七年(1762)，肃州知州徐浩又作了补刻，增《节孝祠碑文》等四篇碑记。所幸历经280多年的水火兵虫之厄，这部志书仍以稿本、抄本及刻本的形态完整保留于世间。至1983年夏，酒泉博物馆刘兴义、李兆平、冯明义等将此志抄本翻拣出来，进行了首次整理，于1984年12月印行，为一些读者和研究者査阅历史资料提供了方便，使这部志书发挥了一定的社会效益。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这次整理也存着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如晋傅玄《秦女休行》诗，原作为杂言体乐府诗，整理者将其更换为《光绪肃州新志》所窜改过的五言诗。《肃州•山川》“清水河”条，原文为“在州北五十里，源出州西北清水泉，流入讨赖河”，整理者改为“在州北十五里”等等。其他繁简过录中一些文字的误识、误用以及打印校对的错误则比比皆是。这个整理本没有公开出版，只是内部印行，流传不广，影响有限;并且原印1000册现已售完，因而亟待进行进一步的整理和公开岀版。
  2、《敦煌杂钞》，2卷，2册。存写本。常钧辑。
  《陇右方志录》:“此书所载多山川、古迹、风土旧事。凡《随笔》所未收者，皆入此书。”1937年，《禹贡》学会据传抄本铅印，列为《边疆丛书》甲集之五。
  3、《敦煌随笔》，2卷，2册。存写本。又名《敦煌杂钞》，清安西副使叶河常钧著。
  《陇右方志录》:“此书作于乾隆七年，所载皆关外安西、敦煌、玉门三县沿革、政事、建置、户口诸事。以均为汉敦煌郡地，故题‘敦煌’。”1937年，《禹贡》学会据传抄本铅印，列为《边疆丛书》甲集之六。
  《陇右方志录》:“此书所载多山川、古迹、风土旧事。凡《随笔》所未收者，皆入此书。”4、《乾隆敦煌县志》，不分卷，一册。存写本。张维《陇右方志录》:“此志全袭《肃州新志•沙州卫》册。惟于沿革末增乾隆二十五年议裁沙州卫，改设敦煌县，隶安西府语。当为改县后摘抄呈送之书。”此志又被《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所收录，与《乾隆重修肃州新志》对照，除鸿汀先生所言，还删去了《文》和《诗》两目。
  5、《乾隆玉门县志》，不分卷，1册。存写本。
  《陇右方志录》:“乾隆二十四年，西域事定，改安西为府，沙州卫为敦煌县，靖逆、赤金二卫为玉门县。此志摘录《肃志•靖逆赤金卫》册，间附新事。“仓戚载有四十一年建筑仓库，去《肃志》之修又四十年矣。而目类史实多仍《肃志》旧文，盖与《敦煌志》同为钞撮呈送之书，非特自修辑也。”6、《道光敦煌县志》，7卷，4册。清敦煌知县苏履吉创修，鸣沙书院主讲、武威举人曾诚纂辑。存道光辛卯（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木刻本。原雕版378块至今保存基本完好，藏敦煌市博物馆。第一册包括卷首序文、纂修姓名、凡例、目录，卷一图考;第二册包括卷二地理志星野、沿革、形胜、疆域、山川、田赋、水利、金厂8目，卷三建置志城池、衙署、书院、义学、驿站、庙宇、塘泛、牧地、校场、监狱、养济院11目，卷四官师志文职、武职、官制、营制、学校、杂流6目；第三册包括卷五人物志名宦、乡贤、科第、仕进、节孝、仙释6目；第四册包括卷六艺文志诏、疏、议、记、诗5目，卷七杂类志风俗、古迹、景致、物产、境外5目。全书约4万字。
  卷首序文4篇，依次为甘肃分巡安肃兵备道盖运长、甘肃安西直隶州知州罗仲玉、敦煌知县苏履吉、纂修者曾诚所作，叙述了修志缘起、纂修经过及雕版印刷的过程。盖运长和曾诚序均言志稿完成后，苏履吉捐俸禄作为雕版费用刊印此志。
  《陇右方志录》著录此志并作了详细的评价:“志题知县德化苏履吉修。履吉故名下士。自序谓延武威元鲁曾君参考旧志，博采成书;盖书出诚手也。视《肃志》为详赡严整。惟《禹贡》‘黑水'，经古今考据，不在县境;县境绝无南注入海之水，人尽知之矣。仍取《括地志》旧说，列黑水于《山川》，以讹传讹，将焉用此？《人物》取《肃志》宋繇、令狐整、王君诸人入之《乡贤》，深明界限;而渊泉、常乐旧地既已分隶安西，复录旧志张奂诸人，近泛滥矣。《杂类》一志，命名已觉难解，而分立风俗、古迹、景致、物产、境外五目，此皆有类可归；自景致外，皆县事之大者，以此为杂，则县志所载，孰有不为杂者？族志无别裁史识，故往往以是为龙蛇之菹，章实斋曾慨乎言之。不谓履吉通人，亦有此失也。”此志由敦煌市张仲、张友仁校注，“共校出错别字及衍文夺字六十五条，写出考证、注释一千一百六十八条，增补敦煌历史人物传略二十八篇，地理史料六条，艺文诗赋三十篇（首[26]1999年由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繁体竖排线装本，仍为4册。7、《玉门县志》，1册，存抄本。分建置沿革、疆域形胜、城垣、水利、田赋、汛防、驿递、山川、古迹、学校、士习、风俗、土产、坛庙、仓廒监狱、职官、科第、营制、义民、节妇等条目，篇幅较短，约5000字。
  该志内容简陋粗疏，条目分类也不够科学，但因是玉门市唯一旧志而弥足珍贵。志后有向达题记:“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抄本《玉门县志》一册，不题编纂年代，其科第所录止于嘉庆甲子，疑成书当在嘉、道之间也。书极简陋，以属关外地志目。请人录一副本，实诸行以及原书误字甚多，随笔点定，不能尽也。卅三年一月十五日，觉明居士识于西川李庄之栗峰精舍。”张令瑄《三陇方志见知录》：“此册仅十二页，分为建置、沿革等十七目，每目多寥寥数条，无编辑人名及时代，科名录至嘉庆甲子（九年），当成编于嘉、道之间，盖汇报簿册也。”1991年版的《玉门市志》将其断句标点后收于“附录”。《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曾收录影印，向达题记后又有题记:“三十三年四月据向达先生藏本录副。一九八0年四月，经查对甘肃省图书馆藏《玉门县志》抄本，系同一录本。谨记。"［27］不缀题记者。底本当为张令瑄所藏张维据向达本抄录本。
  另据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中国方志书目》，该馆藏有《玉门县志》，“乾隆间修，嘉庆间增补，抄本”，编号为“FB.203：84.891”。［28］惜不能亲睹原貌，当与前述向达录本为同一种。
  8、《肃志备采录》，4卷，存写本。清光绪时郭维城著。
  《光绪肃州新志•人物》“郭兴邦”条:“字士龙，更名维城，字士宗。……著有《读左劝惩录》，待梓;拟《州志备釆录》。”《陇右方志录》:“《宣统新通志》著书目录：‘《肃志备釆录》四卷，举人郭维城著。
  9、《光绪肃州新志》，8册，不分卷。存抄本。全书内容分天文、星野、祥异、地理、建置、疆域、形胜、山川、道里、村堡、古迹、祠祀、沿革、城郭、衙署、祠庙、关梁、驿传、风俗、耕牧、物产、学校、名胜、军政、职官、人物、文学、诗词等目，约22万字。
  卷端有1979年的一段抄录记，称“据甘肃省博物馆所藏抄本传抄。博物馆藏本系《陇右方志录补•肃州新志稿》本，卷端及书口均题为《肃州新志》”。“原为十五册，现改装合订为八册”。［29］这段抄录记没有落款，作者不详，当为酒泉地区档案馆抄录复印时所题。此志《陇右方志录》没有著录，是因为《陇右方志录》付梓时(1934年)，鸿汀先生尚未见到，后来录入《陇右方志录补》。关于此志纂修者，卷端又有鸿汀先生作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的题记一篇，作了初步的研究推断:“此志曾见抄本分为十五册，中多条注删窜，似为未定之稿。所载事迹最后为光绪五年，而人物郭维城传云，著肃志备访录，知必在郭书以后。惟拔贡条下有今科丁酉拔贡郭其清语，则似为光绪二十三年所作《甘肃通志》。肃州知州，二十三年为江西吴人寿、湖南何衍庆二人，不知伊谁主修，然别目从无一字及五年以后事，又若可疑。”现在各处所藏抄本在编目时都明确标为“吴人寿、何衍庆修纂”，依据大约就在这里。但仔细玩味，鸿汀先生仅作了一些推测，并未下断语，还留下了疑问。因此，关于此志的纂修者，还需要找到充足的证据，作进一步的研究考证。
  关于此志的体例和特点，鸿汀先生在题记中有较中肯的批评:“肃志自乾隆二年黄文炜撰修，越百四十余年，始有此志。其分类大抵依据黄志，而无户口、田赋、经费、杂税、水利、屯田诸目，盖所见尚非全帙志。于旧志错误，如汉凉州治陇西，沮渠蒙逊都酒泉，皆沿误未改。”“而各目所载时时东涉甘凉，西连新疆，其断限殊不谨严。地理、沿革两目多有重复，尤应删并为一。惟肃志年久失修，此志之作，盖正在丧乱初平，遗民犹有存者，其所纪载，实足以承先待后，若能就此补缀之，则边垂故实不尽散逸，有裨吾省文献，非小补也。”[30]另外，此志所录诗文，甚至包括一些碑铭，编纂者大都依据自已的审美情趣作了窜改，不能保留原貌。如傅玄诗《秦女休行》，“将杂言体的乐府诗改成了后世所习用的五言体……原诗句式参差，‘音节激扬’，读来令人回肠荡气，经这样一改，固然‘整齐’了许多，但‘古质健劲'的汉魏风骨已荡然无存，艺术感染力亦大为削弱。”[31]此志为未定之稿，没有刊刻，仅以稿本及抄本形态存世。1984年，酒泉地区档案馆曾复印数部分赠本地图书馆、档案馆及地方史志办公室存阅，为文史工作者研究利用提供了方便。近年，嘉峪关史志办公室邀请本地几位学者校注此志，已完成初稿，交中华书局编审出版。
  10、《安西采访底本》，1册，不分卷。分星野、建置沿革、疆域、山川、城池、公署、学校、关梁、祠祀、田赋、兵防、水利、驿递13目。1984年，上海书店影印出版《陇右稀见方志三种》，收录此志。其纂修人及成书时间均不详。该书《出版说明》称:此志系杭州刘子亚先生提供的私人藏书。原书为清抄本，封面也有满汉文官印，并有“宣统元年闰二月十四日到”的红色木戳，可知为清末县衙收藏的本子。该志稿类目清晰，于田赋一目尤为详尽，是研究晚清安西县政治和经济状况的珍贵资料，可惜至今未见有学者研究整理。
  民国时期的38年中，时局动荡，战事纷扰，地方志的编修工作时继时断。但由于各地学者的多方努力和民国政府的倡导，曾编纂出1500余种方志，并且由于近代科学的影响和方志学研究的深入，一些方志在体例和内容方面有所创新。
  这一时期酒泉编修方志，现在所能考知的有8种:《甘肃省通志安西县采访录》、《安西县新志》、《创修金塔县志》、《金塔县采访录》、《鼎新县志稿》、《敦煌县乡土志》、《重修敦煌县志》、《酒泉县要览》。
  1、《甘肃省通志安西县采访录》，3册，不分卷。曹馥纂修。记事注明“截至民国十八年止”。封面有“民国十九年三月十日，县长曹馥”的字样，盖有安西县官印。是为甘肃省于民国十八年第三次纂修通志时应上司要求所完成的采访稿。该志稿分舆地、建置、民族、民政、财赋、教育、军政、交通、外交、职官、选举、人物、文艺、金石、纪事、灾异、拾遗等11目。类目依当时省志要求所颁例目而置，有些门类并无内容可填，也照样把条目名称列入，而下面则注明“无”字。如外交目列入“交涉:无”、“通商:无'、“教会:无”。该志至今未见有学者研究整理，尚尘封于安西县档案馆。
  2、《安西县新志》，10卷，11册。存稿本，藏敦煌研究院。谢璧文创修，吴生玉复修，白德清、庄鸿安、池世英续修，张锡祺、崔文成总纂。记事起自清雍正六年，止于民国三十六年。该志稿分天文、舆地、建置、祠祀、学校、兵防、职官、人物、艺文、志余10目，卷首置民国二十四年县长谢璧文、民国三十二年县长吴生玉、民国三十六年县长池世英序各一篇及凡例、纂修姓名、目录。安西县博物馆藏有复印本，封面有“敦煌文物研究所赠”篆文印章，系敦煌研究院所赠。该志至今未见有学者研究整理，尚尘封于敦煌研究院和安西县博物馆。
  3、《创修金塔县志》，10卷，存抄本。赵积寿、刘德芝、王安世等编纂，完稿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全书分舆地、人文、建设、民政、财赋、教育、职官、选举、人物、艺文8目，计6万余字。卷首有曾于民国七年和十一年两任金塔县长的李士璋所作《序》。
  《三陇方志见知录》录有《金塔县志稿》：“十卷，二册，存稿本。民国二十五年县人赵积寿编。”“此稿依新通志稿例目，而人文志则为自创，甚为凌乱。社会经济各目，内容太简。交通志道路应先于关隘。赈恤应接于差徭。人物分类太繁琐，所录诗文每应酬之作，亟应删去。金塔水利，称著于河西，此稿不能详列图表，尤其大失也。”据所述内容当与《创修金塔县志》为同一志稿。
  该志与《鼎新县志稿》由俞兴海、王世雄、桂发荣标点断句并注释翻译后与其他一些有关金塔历史文化的资料合编成题为《修编金塔方志》一书，由金塔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于2006年1月印行。这是这两部旧志第一次以铅印本的形式面世。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次整理在版本的调查和选择、断句标点、注释翻译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容回避的问题。[32]4、《金塔县采访录》，1册，存写本。民国三十年金塔县政府编。《三陇方志见知录》:“金塔县志稿，节至民国二十年。此册按县政府主管各政，分别补入后十年间事，文字亦简洁清晰。惟以后油印县志时，竟未将此录内容合编，殊为大憾。殷望县人能综合成一编，再补充以近事而印行之，则不失为一邑佳志也。”5、《鼎新县志稿》，8卷，4册，存稿本。蔡廷孝著，民国三十五(1946)年完稿。全志分舆地、建置、政事、军政、教育、职官、耆旧、艺文8分志，计54目。张令環《三陇方志见知录》:“此稿记风俗、方言皆详。惟系初创，地理各目，先后失序。城堡、古迹当归建置志，风俗、习惯、饮食、娱乐可列为风俗志，田赋、财政应列为财赋志，职官、人物应分志之。寓贤应附人物后，科目表可附教育志。文庙、祭祀一卷，非专为本县者，应删除之。水利为民生要政，纪事为全志纲领，皆应列为专篇。艺文所录大半无甚意义，当可省去。再于文字间求其精核，当可为一县首创志乘也。令瑄曾以拙见撮录一册，大可读，他年修志，可为参考。”《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曾影印，为民国时期著名方志学家张维所辑录。志稿并不整齐划一，当为未定稿。张令瑄整理稿不知流落何处。
  6、《敦煌县乡土志》，4卷，分上下二册。未刊。北京图书馆存有抄本。
  卷一图考，列疆域总图、城关总图等18幅;卷二历代沿革、疆域、山川、水利、城池、衙署、仓厂、驿站、塘汛、校场、养济院、陵墓、茶子、盐法、贡赋、蠲恤，增釆十条:方言、户口、乡镇、厘税、实业、商务、矿务、巡警、学堂、碑记;卷三人物志，辖名宦、乡贤、科第、节孝、流寓、仙释等目；卷四艺文志，分记、奏疏、诗;附杂类，包括风俗、祥异、官职、名宦封爵、乡员封爵、异族、祠祀、古迹、物产。
  甘肃省图书馆藏有抄本，为卷二至卷四。其目录卡片称:“本书不著纂人姓名及其年代。考卷二‘学堂'目有光绪三十二年邑令黄万春及现任知县陈问淦及儒子谢邦彦，则是书之纂修当在光宣之间。”《三陇方志见知录》:“此志仅见下册，二至四卷。其记事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当为清末、民初应征之书。编排依当时省通志采访例目，而凌乱芜杂殊甚。杂类一目，皆有类可归者。惟所记千佛洞发现经过，阳关、玉门关遗址，以及当时外国人来敦煌活动情形，同治、光绪间兵事经过，又记当地农民所种田地仅二三分至五六分，或少至二厘，甚至有分毫全无，为人难工以维生活者。又记近年洋货、洋布之流入。鸦片烟之种植，及人心之浮动，风俗之变化各节，甚为可贵。以后所编敦煌县志稿，多取材于此。”此志乃民国十八年敦煌任子宜所编。因张令瑄所见非完帙，故据其记事之下限推断为“清末、民初应征之书”。实为民国时期应教育部要求所编乡土史地教科书。
  7、《重修敦煌县志》，民国时期敦煌士绅吕钟修撰。始修于1941年，成书于1946年，存稿本和抄本。此志是吕钟在其《敦煌外史》的基础上，从大量的古籍中钩沉本地史料纂集而成的。全书内容按天文、方舆、民族、交通、建置、河渠、民政、财政、官司、人物、艺文、祥异、编年分编为13分志，卷首置吕钟、慕寿祺、水梓、章朗轩等4篇序及任子宜题词，卷末附《整编敦煌县志办法草案》、《敦煌县政府训令》和《呈赍重修敦煌县志稿清版印文》等3篇有关此志编纂事宜的重要文件。全书约30万字。
  此志稿搜集之详尽，内容之丰富，实为不可多得的敦煌地方文献。张令瑄评价此志“于石窟文化，及玉门、阳关故址考录颇详。惟令瑄所见为未定稿本，文辞似失之冗长。而艺文所收无关地方故实之诗文过多，若定稿时再为订正，当不失为河右佳志。”[33]评论颇为允当。此志修成后没有刊刻，曾先后两次抄写，共七部。第一次是志稿初成时。《整编敦煌县志办法草案》第八条规定：“县志稿本分抄三次计三部，缮写后分抄四部，是为征序及题词求是草。飞草案》是由时任敦煌县教育科长窦景桂签署的。据参与抄写者之一张仲先生回忆，这条规定当时是落实的。第二次抄写是在1960年代初。1960年，甘肃省图书馆来函要求抄送《重修敦煌县志》，时任文教科副科长的张志从吕钟孙吕道子处取回原交吕钟保存的志稿，请尚友三抄写一部送省图书馆。1961年后，鉴于志稿已成孤本，为免散佚，张志提议经县委同意，请尚友三抄写两部，一部留文教科，一部交文化馆保存;原稿留文教科收藏。1985年，敦煌市史志办将其中一部残缺抄本依省图书馆藏抄本补齐后复印80余部供爱好者购买。
  1998年4月，王渊在敦煌市档案馆寻找1960年任子宜所撰《新敦煌县志》时，偶然发现一部稿本，题名为《重修敦煌县志求是草》，有删改，改动处都盖有少卿印章。经张仲辨识鉴定，此稿正是当年他和李尚文参与抄写送张鸿汀、慕少堂、水琴楚校阅稿。王渊遂向敦煌市委、市政府作了汇报，并建议整理出版。［34］后经王渊主持，张仲、张友仁校点，于2002年1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岀版。
  该整理本除将原稿竖排改为横排，繁体字过录为规范简体字等常规整理以外，还以“补遗”的形式增入了许多内容（大多为敦煌遗书中新发现的材料），并在卷首增印图片24幅，已非原貌;令人遗憾的是，整理者限于所处时代及文化背景，又将原稿中所谓“带有浓郁封建迷信色彩和有碍民族政策的语句，适当予以删除或更正”[35]。如此增删更改，这部旧志的面目也就可想而知了；而这也是近年来一些地方古籍整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此外还有以不错为错的例子，如《整理说明》中有“错别字后用（）插入正确的字”一条校点凡例，正文引“史迁被宫刑著《史记》”，在“史”后括注“司马”。按校例，这是整理者不懂“史迁”这一习惯性的称谓，以不误为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至于印刷校对的错误则触目皆是。某些篇目，如所录岳钟琪《建设沙州协镇议》一文，短短400余字，各类错误达八九处之多，到了无法卒读的程度。
  8、《酒泉县要览》，民国酒泉县县志局编，1947年7月完稿。存石印本。分为沿革、疆域、地形、气候、人口、民族、交通、物产、地亩田赋、水利、城镇、古迹与名胜、乡贤事略等13章，约1.5万字。卷端有时任县长王升荣所题《弁言》，叙述编写原委及用途:“本年五月杪，奉省令编纂《酒泉要览》并附‘目录’，限一月蒇事。当经搜集材料，着手审编，以求按期呈备参考，且拟分发各校釆作乡土教材。惟匆促编印，鱼鲁易误，挂漏难免。至统计力求精确，叙述务期切实，则悉遵规定，未敢或违。是所纪载，尚可略供釆风之资，藉作施政之本。爰弁数言，聊以为介。”该《要览》虽未以“乡土志”命名，但按其内容和体例，实际是这一时期酒泉县的一本乡土教材。它类目清晰简洁，文笔优美典雅，虽然篇帙短小，不能全面保存民国时期酒泉县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资料，但作为乡土教材，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此稿以抄本形态存世。近年来，肃州区史志办为续修《肃州区志》曾作断句标点整理，打印流传。
  昔贤经纬万端，洪纤悉寓精心。为求一地文教德化，达长治久安之目的，他们倾注巨大的热情，付岀艰苦的劳动，编修了这些方志，保存了本地大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可靠而有用的资料，创造了多种方志体例和编纂方法，积累了丰富的修志经验，为我们留下了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在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今天，继承这笔文化遗产，挖掘这些地方文化资源，在前人已做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整理，为顺利编纂酒泉市第一部大型综合新志——《酒泉市志》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打下坚实的基础，是本地各级政府史志办公室、文史工作者及研究人员义不容辞的职责。三年多来，笔者不辞辛劳，不计代价，多方调查研究，试图理清这些家底，即旨在引起各方关注，以共同擦亮这些尘封已久的地方文化瑰宝，使之更好地为把酒泉建设成区域经济强市、文化旅游大市、社会和谐之市发挥作用，为全面提升酒泉地方文化品位、把酒泉建设成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创造条件。今将调查研究结果胪列如上，以就正于博雅君子，并与有志者共励共勉。
  注释：①清谢启昆称:“晋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实为后世方志之祖。”（《广西通志•叙例》）清洪亮吉云:“一方之志，始于《越绝》，后有常璩《华阳国志》。”（《新修澄城县志序》，见清乾隆《澄城县志》卷二十，序录十八）清廖寅曰：“唐已前方志存者甚少，惟《三辅黄图》及晋常璩《华阳国志》最古。”（校刊《华阳国志》序）近人傅振伦言：“《越绝》、《华阳》二书，皆为方志之类，率述一地偏霸历史沿革，及掌故、风土、人物。自古志逸，而此遂为地方志之所自昉。”（《中国方志学通论》章十二，《越绝书》与《华阳国志》）李泰棻说:“志即史也。故如《吴越春秋》、《越绝书》以及能传世之百二十国宝书等，皆可称为方志。然最古以志名书者，首推常璩《华阳国志》。”（《方志学》第一章，概论）范文澜亦认为：“东汉会稽郡人赵晔著《吴越春秋》，又有无名氏著《越绝书》。两书专记本地典故，开方志之先例。”（《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246页）参考文献：[1]钱茂伟.中国实录体起源及发展特点述论[J].史学史研究，2004，（2）[2]汪受宽.实录史体起源于敦煌实录说[J].史学史研究，1996，（3）[3]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0.[4] 岳纯之.也说敦煌实录[A].岳纯之.唐代官方史学研究•附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5]张维.陇右方志录[M].北平大北印书局，民国二十三年(1934).118.[6]黄燕生.中国历代方志概述[A].来新夏.中国地方志综览(1949-1987)[M].合肥:黄山书社，1988.[7]刘知几.史通•杂述[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85册7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8]刘知几.史通•杂说[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85册13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9]王重民.阅张介侯先生遗稿记[A].张澍辑，李鼎文校点.续敦煌实录[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131.原载《金陵学报》第10卷第1、2期合刊，1940年5月11日出版.[10]李鼎文.校点说明[A].张澍辑，李鼎文校点.续敦煌实录[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11]范晔.后汉书卷33[M].影印本二十五史[O].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836.[12]周丕显.甘肃地方志略谈[A].周丕显，等.甘肃方志述略[M].长春: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8.[13]陈国灿.李正宇著《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序[J].敦煌研究，1998，(2).164-167.[14]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74册65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5] 李正宇.2006年8月26日致吴浩军信[Z].[16]高启安.《肃镇华夷志》文献价值初探[J].敦煌学辑刊，2005，(2).316-323.[17]高启安.《肃镇华夷志》文献价值初探敦煌学辑刊，2005，(2).316-323.[18]李正宇.肃镇华夷志校注序[A].高启安，邰惠莉.肃镇华夷志校注[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1.[19]张维.陇右方志录[M].北平大北印书局，民国二十三年(1934).28.[20]李应魁.《肃镇华夷志》序[A].李应魁撰，高启安、邰惠莉校注.肃镇华夷志校注[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1.[21]高启安.《肃镇华夷志》的名称及版本考辨[J].待刊.[22] [EB/OL]，http://www.thegreatwall.coni.cn[23]吴浩军.评《肃镇华夷志校注》[J].中国地方志，2007，(待定).[24]张维.陇右方志录[M].北平大北印书局，民国二十三年(1934).29.[25]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序[A].黄文炜，沈青崖.重修肃州新志[M].乾隆二年刻本.[26]张仲，张友仁.后记[A].敦煌县志校注[M].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9.[27]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玉门县志[M]，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28］剑桥大学图书馆.中国方志书目［EB/OL］.http：//www.lib.cam.ac.uk/mulu/fangtit.html，2006—05—22.［29］佚名.抄录记［A］.光绪肃州新志［M］.抄本，民国.［30］张维.题记［A］.光绪肃州新志［M］.抄本，民国.［31］吴浩军.檃括本传，不加藻饰——论傅玄《秦女休行》本事及结构[J］.河西学院学报，2006，(3).［32］吴浩军.评《修编金塔方志》［N］.酒泉日报，2006-05-12、18、24.［33］张令瑄.三陇方志见知录［A］.周丕显，等.甘肃方志述略［M］.长春: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8.［34］王渊.近代以来敦煌人四次撰写自己的历史［A］.王渊.啊，敦煌［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89-90.［35］整理说明［A］.吕钟著，王渊、张友仁、张仲校点.重修敦煌县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2003年7月初稿，2007年1月五稿)

注释：①清谢启昆称:“晋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实为后世方志之祖。”（《广西通志•叙例》）清洪亮吉云:“一方之志，始于《越绝》，后有常璩《华阳国志》。”（《新修澄城县志序》，见清乾隆《澄城县志》卷二十，序录十八）清廖寅曰：“唐已前方志存者甚少，惟《三辅黄图》及晋常璩《华阳国志》最古。”（校刊《华阳国志》序）近人傅振伦言：“《越绝》、《华阳》二书，皆为方志之类，率述一地偏霸历史沿革，及掌故、风土、人物。自古志逸，而此遂为地方志之所自昉。”（《中国方志学通论》章十二，《越绝书》与《华阳国志》）李泰棻说:“志即史也。故如《吴越春秋》、《越绝书》以及能传世之百二十国宝书等，皆可称为方志。然最古以志名书者，首推常璩《华阳国志》。”（《方志学》第一章，概论）范文澜亦认为：“东汉会稽郡人赵晔著《吴越春秋》，又有无名氏著《越绝书》。两书专记本地典故，开方志之先例。”（《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246页）参考文献：[1]钱茂伟.中国实录体起源及发展特点述论[J].史学史研究，2004，（2）[2]汪受宽.实录史体起源于敦煌实录说[J].史学史研究，1996，（3）[3]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0.[4] 岳纯之.也说敦煌实录[A].岳纯之.唐代官方史学研究•附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5]张维.陇右方志录[M].北平大北印书局，民国二十三年(1934).118.[6]黄燕生.中国历代方志概述[A].来新夏.中国地方志综览(1949-1987)[M].合肥:黄山书社，1988.[7]刘知几.史通•杂述[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85册7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8]刘知几.史通•杂说[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85册13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9]王重民.阅张介侯先生遗稿记[A].张澍辑，李鼎文校点.续敦煌实录[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131.原载《金陵学报》第10卷第1、2期合刊，1940年5月11日出版.[10]李鼎文.校点说明[A].张澍辑，李鼎文校点.续敦煌实录[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11]范晔.后汉书卷33[M].影印本二十五史[O].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836.[12]周丕显.甘肃地方志略谈[A].周丕显，等.甘肃方志述略[M].长春: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8.[13]陈国灿.李正宇著《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序[J].敦煌研究，1998，(2).164-167.[14]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74册65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5] 李正宇.2006年8月26日致吴浩军信[Z].[16]高启安.《肃镇华夷志》文献价值初探[J].敦煌学辑刊，2005，(2).316-323.[17]高启安.《肃镇华夷志》文献价值初探敦煌学辑刊，2005，(2).316-323.[18]李正宇.肃镇华夷志校注序[A].高启安，邰惠莉.肃镇华夷志校注[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1.[19]张维.陇右方志录[M].北平大北印书局，民国二十三年(1934).28.[20]李应魁.《肃镇华夷志》序[A].李应魁撰，高启安、邰惠莉校注.肃镇华夷志校注[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1.[21]高启安.《肃镇华夷志》的名称及版本考辨[J].待刊.[22] [EB/OL]，http://www.thegreatwall.coni.cn[23]吴浩军.评《肃镇华夷志校注》[J].中国地方志，2007，(待定).[24]张维.陇右方志录[M].北平大北印书局，民国二十三年(1934).29.[25]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序[A].黄文炜，沈青崖.重修肃州新志[M].乾隆二年刻本.[26]张仲，张友仁.后记[A].敦煌县志校注[M].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9.[27]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玉门县志[M]，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28］剑桥大学图书馆.中国方志书目［EB/OL］.http：//www.lib.cam.ac.uk/mulu/fangtit.html，2006—05—22.［29］佚名.抄录记［A］.光绪肃州新志［M］.抄本，民国.［30］张维.题记［A］.光绪肃州新志［M］.抄本，民国.［31］吴浩军.檃括本传，不加藻饰——论傅玄《秦女休行》本事及结构[J］.河西学院学报，2006，(3).［32］吴浩军.评《修编金塔方志》［N］.酒泉日报，2006-05-12、18、24.［33］张令瑄.三陇方志见知录［A］.周丕显，等.甘肃方志述略［M］.长春: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8.［34］王渊.近代以来敦煌人四次撰写自己的历史［A］.王渊.啊，敦煌［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89-90.［35］整理说明［A］.吕钟著，王渊、张友仁、张仲校点.重修敦煌县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2003年7月初稿，2007年1月五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