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抗战时期发生在酒泉大漠深处的日本间谍案盛万友今年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一周年。
  抚今追昔，炎黄子孙们永远不会忘记: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羽毛渐丰的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了长达七十年的侵略，成为中华民族最凶恶的敌人。在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法西斯对善良宽厚的中国人民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凶残的杀戮;对中国的物资财富进行了最野蛮的掠夺;对中国古老悠久的文化遗产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抢劫、偷盗、摧残、毁灭。日军铁蹄踏及冀、鲁、晋、察、绥、苏、浙、皖、闽、赣、豫、汀、鄂、粤、桂、黔、滇17省，加上1931年被日军占领的东三省，以及甲午战争后被日军强割去的台湾省，共21个省;沦陷或遭战火涂炭的我国城市达1246个。当时中国28省7个直辖市中，除西藏、新疆外，其余33个省、直辖市，除被日寇占领外，均遭轰炸和袭扰，战火所及区域面积的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90%以上。地处大西北的甘肃，日军地面部队虽未攻及，但从1937年11月到1943年10月，日军共出动轰炸机1441架次，前后狂轰滥炸40多次，战火涉及河东、河西。其中，兰州是轰炸重点。仅1941年8月一个月内，日军就出动飞机196架次，先后24次对兰州、临沸、天水、清水、武威、平凉实施了大规模轰炸，造成我军民重大伤亡和财产损失。酒泉城多次拉响警报，市民一次又一次拖家带口，向北大河滩、北崖头等处疏散，备受惊吓困扰。
  日本侵略者所以把目光投向甘肃、酒泉，其战略意图十分明显。
  一是占领甘肃，切断苏联援华的物资通道，困死中国。因为自越南、泰国、新加坡、缅甸等东南亚国家被日军占领后，美国援华物资通道大部被切断，只能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运送，那是一条极为困难的死亡航线，其运输能力有限。而另一大援助国苏联的援华物资，都要经新疆、甘肃转入内地。兰州是西北政治、经济、军事要地，炸瘫兰州，就能阻止苏联援华物资转入内地抗日前线。
  二是占领河西，特别是占领河西走廊的襟喉之地酒泉。这是河西走廊最险要、最具军事价值的地方，其最窄处只有几十公里，南有巍巍祁连雪山，北有茫茫戈壁大漠。据此战略要地，西面拒苏，东面在中国中原战场的抗日军民背后插一利刃，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彻底扑灭中国人民的抗日烈火。
  为了实现这个罪恶阴谋，早在1937年“9•18”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在策划“华北自治”的同时，就加紧带动“内蒙独立”。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是:绕过未被其占领的中国中原腹地，从内蒙古一线的草原荒漠悄然而入，迂回包围、占领酒泉。这一大片地方人烟稀少，民族关系复杂，军事防卫力量又十分薄弱，军队活动不易被察觉。这也为日后进攻苏联、占领外蒙埋下伏笔。
  1935年7月25日，日本关东军总参谋部推出《对内蒙措施要领》。在这份“绝密”文件中，点明要“使内蒙脱离中央独立”。除继续支持卓特巴扎尔（曾任伪察哈尔保安部队长官，伪察哈尔政府盟长，伪“蒙古政府”政务队长）、李守信（伪蒙古保安队头目，后任伪“察东特别自治区”行政长官、蒙古军总司令）、云王云瑞旺楚克（伪“蒙古自治政府”委员长，伪“蒙古政府”主席）、索王索特那木拉布坦（原锡林郭勒盟盟长，后任伪“蒙古政府副主席”）等几个蒙汉奸为其效命外，特别在该文第四部分提出，“迪鲁瓦胡图克图（原乌里亚苏图将军）在西苏尼附近集结部队，进行屯田，把它作为机动部队，担任关东军所策划的谋略工作。同时，使分散的余部加强对乌兰察布盟、宁夏省等地盘的控制，根据需要，使其尽力向外盟方向活动。”1937年1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制定了《蒙古工作的经过和将来关东军的方针》。该件有三部分内容，其中第一部分“蒙古工作的经过”点明，“关东军进行蒙古工作的目的，在于使多年来呻吟于汉民族压制之下的西部蒙古民族，依靠日满方面，并阻止中国共产党和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外蒙联系起来，以确保满洲国的治安，同时羁糜外蒙，以有助于完成我方对苏作战的准备。”日军大本营从背后占领酒泉，占领河西的计划已成定稿，但深藏不露。
  1938年春，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姑息下，日军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并把侵略的触角伸向了内蒙西端的额里子河。一批经过特殊训练的日本特务，买通蒙古上层败类，由绥远西部秘密潜入额境。一场蓄谋已久的侵略阴谋遂正式开始实施。额里子河草原上演出了一场野火春风斗边城的大剧。
  额里子河，即今天的额济纳旗，是中国北部边城要地，为历代中央政府所重视。《汉书•李广利传》载:“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益友戎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史记•大宛传》也有类似记载。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2年），把守居延的强驾尉路博德率部修筑居延古城。居延是古代额济纳河流域的简称，在古代就非常有名。早在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开一代诗风的初唐诗人陈子昂就曾由长安西行，仗剑经张掖远游至额济纳边关，并留下《题居延古城赠乔十二知之》、《居延海树闻莺同作》等烩炙人口的佳作：边地无芳树，莺声忽听新；间关如有意，愁绝若怀人。明妃失汉宠，蔡女没胡生；坐闻不落泪，况忆古园春。
  王昭君、蔡文姬等许多中原女子凄美哀怨的故事，总和额里子河等边关大漠连在一起。
  唐代开始，将居延泽的称谓改为居延海。吴熙载《通鉴地理今译》卷十九文:“居延泽在甘肃高台县西北，今为二泽二西北白索廓克鄂模、东北日索博鄂模。”蒙古语称为“嘎顺淖尔，索果淖尔”。为什么从汉唐开始，历代中央政府那样重视额里子河的经略？为什么这一片大漠距皇都那么遥远，交通那样不便，自然条件那样恶劣，行程那样艰险，生活条件那样差，许多文人墨客还要跨越千山万水，历尽艰辛，到此处壮游？答案只有一个:额里子河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这里地处大沙漠内缘，东西两边是无边的瀚海巴丹吉林沙漠，北有北山山脉作天然屏障，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古代西北的军事要塞和南北通道。而其西北与哈密、扎布哈朗特（今蒙古国扎布汉省会）成犄角之势。且其境内水草丰盛，可屯驻重兵。大军集结于此，可东援宁夏，南应张掖、酒泉，北接扎布哈朗特，西略北疆重镇哈密，进而保卫南疆。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居延是河西走廊的北大门。北大门固，河西安;北大门失，河西险。河西之险将直接引发内地之险。从居延往东北，到今蒙古国色楞格河、鄂尔泽河上游，古代奴、突厥、柔然、回纥、蒙古等民族均在此设首府。它与居延相距只有六百公里，是一条直通大道;不仅是古代西北通向漠北的必经之地，而且是一条捷径。当年霍去病进攻匈奴，李陵沿弱水出击匈奴，都曾经过居延。公元1226年成吉思汉率蒙古大军攻占酒泉、张掖、武威，也是由此道进入。所以，自汉筑城设都尉以来，都视额为战略要地，屯驻重兵，严加防守。
  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聚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玉靶角弓珠勒骑，汉家将赐霍骡姚。
  从王维的这首《出塞作》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漠北额里子河奇特壮美的自然风光，又可以体味到在那宁静的戈壁草原背后透射出的强烈军事色彩。事实上，汉代中原王朝和匈奴领主之间为争夺这块战略要地，经常刀兵相向，烽火狼烟不断。太初三年，汉修筑居延城，其目的就在于增加军事斗争的筹码。当年汉武帝派李广统领大军伐大宛，就是怕额里子河这个北大门出问题，怕河西走廊易手。他派了18万兵马镇守居延、休屠。休屠城在今甘肃民勤县蔡家堡南，是汉代设置的一个规模较大的县城。在汉与匈奴的长期斗争中，酒泉、武威二郡虽为犄角之势，但相距遥远，战线太长，一旦有事，相互难以接应。在这两郡之间增设休屠城，就可以把住河西的东大门，并把酒泉、武威串连起来，以有效保证西部重镇酒泉郡的安全。
  即便是这样，汉武帝还不放心，于是下令李陵率骑兵五千，教射于酒泉、张掖，相机策应。由于酒泉安危事关重大，贰师将领西行时，只带了驻额部队3万人，其余15万留守居延，以卫酒泉门户。
  日本军政界有一批“中国通”，他们不仅熟知这段历史，还在甲午海战、“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前后派了数批谍报人员，对河西，特别是酒泉一带进行了详细的侦察。日本昭和14年（中华民国十八年），日本军队陆地测量部、参谋本部，绘制印行了多份地图，其中民国制甘肃省十万分之一图百三十九号盐池地图右上方标注:甘肃省高台县、金塔县、酒泉县，乃三县结合部；民国制甘肃省十万分之一图百四十号下河清地图右上方标注：甘肃省高台、酒泉县乃二县结合部；民国制甘肃省十万分之一图百四十一号图上方标注:甘肃省高台县、酒泉县，二县合图；民国制甘肃省十万分之一图百四十二号红沙河地图右上方标注：甘肃省高台县、酒泉县。在四幅图的右侧空白处，用黑体大字标明“军事秘密”，其下括弧内用日文注有详细的说明。这九份地图，等高线清晰，山岳、河流、沙漠、绿洲、城市、集镇、道路、水井、寺庙等都标画得清楚而且准确。看了这批地图，你不得不承认侵略者为了罪恶的大东亚共荣圈确实煞费了苦心。（附:昭和十四年（中华民国十八年）日本隆地测量部、参谋部所绘红沙河地图）。
  日本特务由绥西潜入额里子河后，用贿赂加威逼的手段，和蒙王塔旺加布拉上关系，并很快秘密修建简易军用机场。一批又一批日本人，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或明或暗，不断涌向这块大漠深处的绿洲。
  人们不禁要问:这么多日本间谍在这个时候潜入额里子河干什么呢？只要看一看“七七”事变后中国战场的形势，就会得到明确的答案。
  原来，“七七”事变后，倚仗其明显的军事优势和战争初期的“赫赫战果”，日军大本营在一片欢呼声中狂妄叫嚣“二、三个月打败中国”。尽管在日军的强大攻势面前，战局对中国非常不利，但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特别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成为中国人民抗战的根本方针。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军民团结抗日。8月17日，周恩来迫使蒋介石在庐山会议发表准备抗日的讲话。5月25日，国共达成协议，将陕甘宁边区的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正式成立。10月初，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纷纷奔向抗日前线，开展声势浩大的游击战争，给日军以当头一棒。与此同时，国民党军进行了淞沪抗战，组织了太原、徐州、武汉等保卫战，取得了台儿庄大捷等胜利。虽然蒋介石采取了消极抗战的策略，但在全国人民“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中，在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爱国官兵的浴血奋战下，日军在占领大片中国领土后，战线拉长，兵力不足，其吞天的野心和捉襟见肘的实力形成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争拖住了日本人的腿脚，速战速决变成了持久战。在这种情况下，1938年6月，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控制下的侵略战争智囊团“昭和研究会”在给内阁的咨询报告中，出了一些新点子。其中，《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中讲，“虽然在徐州会战中我军取得了胜利，但是残败的国民党政府还在呼喊抗日，毫无投降之意。从事变以来的经过，中国国内政治情况和列强对国民政府支援的实际情况看来，事变的长期化不可避免。而且世界上的国际形势，越来越险恶，我国的国民负担越来越加重”。面对不妙的形势，研究所出了许多点子。其中的一点是“与其进攻汉口，不如退而采取防御的态势，对中国内地的军事、经济据点采用飞机轰炸或其它更经济的方法，这才是明智的办法”。日军大本营灭亡中国、统治满州的野心是不可能改变的。之后，武汉三镇及大批中国城市又相继陷落。对智囊团提供的“明智办法”，大本营采纳了许多，其中就包括秘密占领额里子河，以实现其夺取酒泉、河西，切断苏联援华通道的计划。
  日本间谍潜入额后，打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旗号，以各种利诱和恫吓诱逼蒙王。同时，多次派飞机到额里子北山一带空投武器弹药和各种军用物资，建立秘密军事基地。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蒙王塔旺加布采取骑墙观望的态度，既不想得罪日本人，又不想得罪国民党政府。封建农奴主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有奶便是娘，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尊严根本就不在他的考虑之中。
  日本人在额里子河的活动情报很快传到国民党高层，军方大为震惊。蒋介石深知，如果额里子河落入日本人手中，酒泉难保，河西难保。中原战场已经十分危急，若河西再被日本人占领，中国军队将会腹背受敌。加之失去唯一的援华通道，那更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加强额里子河防务已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当时由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和马步芳的地方军阀势力明争暗斗，蒙古头人若即若离，加之地域辽阔、地形复杂，不稳定因素极多。如何加强对日防范，清除隐患，面临诸多难题。抗战期间的额里子河，在行政上属于宁夏军阀马鸿逵所营，在军事上属甘肃杨德亮防区，二者协调的难度可想而知。当然骄横一时的西北“四马”，即以青海马步芳、马步青为代表的军阀势力，简称青马;以宁夏马鸿逵、马鸿宾为代表的军阀势力，简称宁马。“七七”事变后，他们不管国家危难，民族死活，仍然贪得无厌地掠夺民脂民膏，而且相互间矛盾重重，争斗不已。当时酒泉驻有青海马步芳第一旅，旅长马步康。国民党政府获悉额里子河谍讯后，命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十七集团军司令马鸿逵派兵抓捕。由于驻酒泉马步康旅由马步芳统领，马步芳与马鸿逵二人素有间隙，马鸿逵下令后，马步康表面上答应派一个骑兵连去额，但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借故推托，数日按兵不动。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命令负责甘肃防空的中央军191师师长杨德亮执行抓捕任务。
  杨德亮，回族，云南昭通人，黄埔三期毕业生，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青少年时代深受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熏陶，为人正派，乐善好施，富于爱国热情。他虽属国民党嫡系，效忠蒋介石，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旗帜鲜明，坚决抗日。因此，接到国民政府的命令后，杨立即派该师57团团长夏禹卿率3个连北行。
  从酒泉到额里子河，黄沙漫漫，戈壁茫茫，没有固定成型的道路，很难找到水源，人称“死亡瀚海”。自古以来，许多军旅商贾行人因迷路、饥渴弃尸其间。过去到额里子河，都是由酒泉到金塔，过鼎新、芨芨、天仓后，向西北行，借宿公婆泉，那儿有水可饮。住宿休整后，再折向东北行。三四百公里的路程，要走两三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其行程十分艰险。夏禹卿部晓行夜宿到达额里子河后，根据杨师长授意，布置好部队，立即到王爷府，做塔旺加布的工作，讲民族大义，痛陈日寇杀人放火、烧杀劫掠的滔天罪行，揭露日寇狡诈狠毒的本质，讲与日本人同流合污的后果，终于说服了这位王爷，答应积极配合行动。
  但是，后来事情的说法，却有不同的“版本”。在参与人员、行动细节、所涉及到的相关政治层面的互动情况，则有不同的记述。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大致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夏禹卿团长到额里子河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奔目标，捉拿日本间谍、蒙奸30多人。其中日本人17人。这些人当时分散在额各处，是按事先掌握的名单一一抓捕的。本来在临时机场还有日本人的一架飞机和12辆汽车，但是在夏到达之前，日本人已得到信息，多数日本间谍已乘飞机、汽车逃跑。被抓间谍奉命押送兰州，交10战区司令部审讯。
  第二种说法：日本派出的12名间谍从察哈尔到额里子河后，情报飞传延安，中共高层极为重视，立即将这一讯息通知了兰州“八办”。原来，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在全国有了合法身份。为了对日作战和国共和谈的方便，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在国统区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当时，西安、南京、武汉、长沙、桂林、重庆、兰州，以及全国各大战区都有了八路军的公开机构。按照国际惯例，驻外机构收集整理情报，乃是一种公开而合法的本职工作。各地的“八办”，不仅为八路军输送粮饷，也是中共中央情报部的分部。兰州八办由中共元老谢觉哉主持，精通俄语的伍修权在此负责与苏军联系。谢觉哉与甘肃省代主席贺耀祖有来往。贺的夫人倪斐君思想进步。经她穿针引线，谢、贺逐渐形成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后，兰州“八办”首先将情况通报国民党政府，又与甘肃省政府进行协调，派共产党员周仁山赴额里子河，担任政府秘书。根据当时敌我斗争形势，周仁山化名姓刘，人称“刘秘书”。“刘秘书”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和很强的工作能力，性格沉着、稳健、勇敢、坚毅。他单人独骑穿戈壁、过沙海，来到额里子河，未敢休息，立即着手工作。他首先和蒙古上层拉上关系，接着与当地军政警界取得联系，和草原牧民广泛接触，发现、培养骨干力量，等待上级的指示。与此同时，日本人也嗅到了不平常的气味。他们加快培植蒙奸、汉奸，加强对刘的监视，并多次策划暗杀之。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刘紧紧依靠群众，沉着应对，并将情报及时送到兰州“八办”和杨德亮处。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其战略野心更加膨胀，经常派飞机到额里子河空投军用物资。草原上表面平静的局面被打破，形势越来越紧张。兰州“八办”和省政府商量，决定对额里子河的日本特务实施抓捕。杨德亮、蒙古王爷、刘秘书等人迅速商定具体的抓捕计划。
  春节的一天，蒙古王爷以蒙古民族礼节盛宴八方宾客、国民党驻额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在额的日本间谍悉数参加。席面上觥筹交错，推杯换盏，猜拳行令，非常热闹。日本人虽然生性狡诈多疑，但在浓郁的年关气氛中，面对丰盛的酒菜，馋涎欲滴，渐渐放松了戒心，兴之所至，手舞足蹈。就在这时，一声暗号，王府内外杀声震天，冰冷的刀枪对准了日本间谍。这伙不可一世的强盗，被突然降临的一幕惊呆了。个别反抗者被当场击毙，其余乖乖当了俘虏。
  关于“刘秘书”，还有一段小插曲：上世纪50年代初，酒泉县嘉峪关乡有个叫许祥的农民，偶尔在《人民画报》上发现，有幅照片上的西藏工委副书记，就是当年的“刘秘书”。当年“刘秘书”在额里子河工作时，许是区警察局巡管。“刘秘书”率众抓捕日本间谍时，他就在现场。
  第三种说法：“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打着各种旗号潜入额里子河，最多时据说有200多人。直到“芦沟桥事变”前的一个月，才引起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警觉。之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急剧升级，日谍活动日益频繁，其战略意图亦渐显露。蒋介石遂命令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马鸿逵派兵捉拿。陆军十五军参谋长兼宁夏省民政厅厅长李瀚园奉命秘密执行抓捕任务。他从兰州出发，只带了几名文职人员和两三支冲锋枪。他把调派抓捕兵员的希望完全放到了驻军酒泉的马步康身上。到酒泉后，即找马步康要求派兵协助。马口头上答应，就是不采取实际行动。李瀚园干着急没有办法，只好住在酒泉回族商会会长张积德的皮毛庄园里。张积德家住酒泉东关北后街，家道殷实，为人豪爽，在酒泉回民中有一定声望。李在张的皮毛庄园日等夜盼，不见马的实际行动。眼看搬兵无望，再等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进也难，退也难。正在这个时候，他忽然打听到自己的同窗好友田志仁在酒泉做生意，遂立即前去拜访。
  田和李都是大革命时期的热血青年，中共党员。在黄埔军校时，李是教官，田是学员。虽有师生之别，但因是同乡，又志同道合，很能谈得来，故关系极好。“四•一二”大屠杀后，二人先后逃往香港、武汉。南昌起义前夕，二人按上级党的指示，积极参与起义行动。后起义失败，战乱中，二人逃脱蒋介石的围捕，各自东西。李瀚园几经周折，经父亲好友马福祥介绍，到马的儿子马鸿逵处做事，并渐被委以重任。而此时的田志仁，彻底与组织失去联系，在动荡不安的逆境中东躲西藏，辗转流浪，最后在酒泉定居，靠做小本生意经商糊口。尽管如此，作为一个革命青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对党组织的那份深情是无法割舍的。他久居酒泉，结识了不少汉、回朋友，其中不乏追求真理、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久别重逢，挚友情深，二人有说不完的话。当李瀚园说明自己的身份、任务和困境后，田立即表示尽全力相助。他很快找了四个有抗日热情和胆识的青年朋友，进行动员，讲明任务要求，大家一听说捉拿小鬼子的事，纷纷表示决心，要求立即行动，以防夜长梦多。李瀚园非常高兴，作了详尽安排，亲自带队，直奔额里子河。
  民国年间，由天仓、芨芨，鼎新三乡组成的鼎新县的县政府就设在鼎新，是去额里子河的必经之道，一般公务北行都要和县府打招呼。李瀚园一行找到县政府，说明任务，要求协助。但由于该县地处偏远，对李瀚园他们，县政府的官员们根本不予理睬，连吃住都不安排。刚出门就受阻，面对茫茫戈壁沙海，变化无常的气候，没有人带路，没有后勤供应，没有相关情报，虽有车，但若迷了路，麻烦就大了。思前想后，李瀚园决定返回酒泉再议。第一次行动以半途而废告终。
  令李瀚园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回事情有了转机。
  当李瀚园再次与马步康联系时，马突然一改上次不阴不阳不冷不热的面孔，显得十分热情，一口答应派人协助。他大约接到了顶头上司的命令，大大方方地派出了一个骑兵连听从李的调遣。几天后，大队人马抵达额里子河外围。行进中，碰到一个牧民打扮的人探头探脑，东张西望。李瀚园派兵将他带来进行盘査。那人交代说他是当地蒙族，是给日本人放哨的。那个蒙古人交代额里子河原来有9个日本人，昨天又来了1个，如今共10个人，有枪，防卫很严密。经过多方面综合分析判断，李瀚园认为此人所供情况基本属实，并拟定安排了新的抓捕计划。为防止泄露，李瀚园安排好人马后，立即派人随蒙古汉子到日谍住处，佯称:春节来临，你们作为驻地周边的朋友，欢迎到寒舍一聚，同庆同贺。日本人一向骄横，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再加上陪同引见的是为他们放哨的人，所以并没有起疑心。待到埋伏区后，一声令下，伏兵一拥而上，没费吹灰之力，10个日本人就糊里糊涂地当了俘虏。在日本人住处，缴获电台、军用地图、枪支等一批间谍物证。
  10名日本间谍先被押到酒泉，关在北关的一个大院内。那个时候，北关又叫北台，一条清澈的小河由西向东流过，河上有一座木桥，关押日本人的院子在河的北岸。
  得悉日本间谍被抓获的消息，为捞取政治油水，马鸿逵、马步芳几乎同时抢着要将其押往彼处。蒋介石直接下命令，让甘肃省主席贺耀祖押到兰州听候处理。当日谍押到兰州后，城乡炸开了锅。饱受日本轰炸之害，被侵华日军残暴行径激怒的兰州人民，纷纷控诉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强烈要求严惩日谍。而日本间谍依然摆出一副“大日本皇军”的派头，认为中国人不敢把他们怎样，满不在乎。等到有一天省政府奉命将其押往安定门枪毙时，才知道大事不妙，武士道精神顿时崩溃，一个个吓得嚎啕大哭。
  虽然这里有三个“版本”，但事件发生的大时间、大地点、大背景、矛盾各方的冲突、斗争脉胳，乃至最后的结果，毕竟是大同小异的。
  在抗战胜利六十一周年之际，我们重提大漠深处的这段往事，是因为被世界上最残暴的屠夫杀戮的我三千五百万同胞的鲜血仍流淌在我们心里，那千百万为民族生存独立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先躯永远告诫我们“勿忘国耻”;更是因为当年加害我们的邻国当权者，至今毫无真心的愧疚之情，几次所谓的“道歉”闪烁其辞、言不由衷;遍布在中国东北各地的毒气弹，至今仍然吞噬着一个又一个中国人的生命;对千千万万个受害者，他们拒绝起码的赔偿;对于几十万饱受蹂躏的“慰安妇”，他们冷若冰石，拒绝承认，拒绝道歉。更有甚者，他们至今把战犯的牌位供奉在“靖国神社”里，年年参拜;他们至今占我钓鱼岛，暗助台独，阻挠我统一大业。2005年9月的一天，两个日本情报专家以旅游为名，在新疆和田市一户居民的屋顶上架起全球卫星定位(GPS)设备，进行非法测量活动，被我国安全部门当场抓获这一切能说明他们认罪了，悔改了吗？这里有一份1945年8月17日日本战败投降时，天皇裕仁发布的“对陆海军人的敕语一，”全文照录于后：“朕往事对美英宣战，阅三年又八月，其间，朕亲爱之军人挺身效命，奋勇战斗于瘴疬不毛之野，炎热犯涛之海，联深嘉之。
  现新有苏联参战，自内外各种形势观之，今后战争之继续徒增祸害，终使帝国有丧失存在的基础之虞。虽然帝国陆海军之斗志尚存壮烈，然未保持维护我光荣之国体，朕现欲与美、英、苏及重庆媒和。对毙命于锋镝，死于疫疬之众多忠勇将士，衷心哀悼，同时深信汝等军人之诚忠遗烈为万古国民之精粹。
  汝等军人，克体朕意，坚持巩固团结，严明出处进止，以期克服千辛万苦，忍所难忍，以遗国家永远之基础。”对此，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说:那段血泪的历史，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酒泉行金行健行罢荒沙古董滩，东边村里问阳关。
  三匝昏鸦迷丝路，十里清渠绕麦田。
  碛上人家春韭嫩，南湖水库鲤鱼鲜。
  主人不管前朝事，单说今年胜去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