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在安西滞留数日后，入新路况仍旧不明，于是,陈鹿雅先生先去敦煌考察。
  从安至敦，过瓜州，宿六工，尖甜水井，抵疙瘩井，沿途所见，除了海市蜃楼，黄羊野驼等瀚海奇观,仍不外是残破凋敝的城池村落。如瓜州城，“原有住户千余家，毁于同治兵燹，仅余缺角一方，遍生驼茨而已”。到六工，“天气暴热，不能续进，拟觅一宿家，所至人皆逃散，殊为可怪”。行至敦煌近郊的新店子，方才看到一点人烟：“此去敦煌四十里，柳林不断，瓜麦满田，农场佳象，实甲关外三县。城郊果园结实累累，车夫扬鞭，击落苹果数枚，味甘不亚高丽产。”这景象使陈鹿雅先生稍稍感到一点欣慰。但这并不能掩盖敦煌农村经济实质上的困迫。
  在敦煌，陈赓雅先生重点考察了农村经济状况、商业、矿务和民风。农村经济状况仍是用墨最多的方面： “全县已耕田地为十一万六千九百四十亩，尚可开垦之荒地约在五万亩以上（缺水戈壁未升在内）。户口有二万三百余户，人数约计二三万；内农民占一千八百五十户，计一万八千人。地主占全农户百分之五十五；自耕农占百分之十；半自耕农占百分之十五;雇佃农占百分之二十。平均占有耕地每人约六七亩,平年产粮，足供民食。年来因运供安西等处之军粮，年约千余石，民食已渐感不敷。
  “农户多于清雍正年间自甘肃各县迁来，每户给地一份，约五十亩至六十亩……。民国元年（1911）,全县共有田地十一万七千一百五十九亩，至今荒芜不耕者，有二千八百十二亩。其荒芜原因：（一）党河水发，冲没三百余亩。（二）绝户，无人耕种。（三）逃户，因兵匪搔扰，差徭繁重，全家避往新疆，近五年络绎不绝。（四）壮年农人，多被拉去当兵，亦为近五年之事。
  敦煌农村经济凋敝，又与甘肃省特殊的拨款制度密切关联。甘省拨款制度始于民国十九年。其原因是,甘省客军林立，供给维艰，迫不得已，始任民种烟，征收罚款，以充军费。各县局之收入，大部分由各军队直接提取,往往超过数额，并且军需万急，刻不容缓。其结果便是，“每届春初，烟未下种，即收烟款,县府未雨绸缪，更不得不预为摊派”。“中上之家，尚可缴纳，穷寒之户，无法应付，只得转向富户、商人，哀求借贷，不说利息几分，只说支土儿两”。“至收烟时，债主麋集田畔，持秤索债，或竟抢收烟浆，以致争斗时闻，词讼迭起”。而“省府所拨军费，按月不断，烟苗未盈寸，亩款已拨尽”，就出现了“月月拨款，日日催征，县长及各区、乡长，无时不为催款忙，农民更无时不为交款急”的情形，以致于“政事废弛，农作失时，农村经济破产”。这种财政拨款制度，放在整个经济史上去考察，恐怕也是极其罕见的。
  关于商业，陈鹿雅先生写道；“敦煌商业，素掌关外交易之牛耳，绥远西来之货品，新疆东运之物产，即多成交于此。商贾先为晋、陕、川省人,近有冀、鲁、豫各帮，中以晋帮最占势力；其次为缠头（维吾尔族）、回族、蒙古、藏族等，熙熙攘攘，互相贸易，商务颇盛。缠头所卖货物，类以南疆出产之棉花•〈皮毛、葡萄干、瓜干、杏干、和田绒毯等为大宗，次开零食店及杂货摊，为数亦不少。内地商人，则以收买棉花、烟土、药材、皮毛等出产，并贩运布、茶、纸烟及日用品为主要营业;批发庄多于门市店，料其商业内容，必较外表更佳。去年马仲英扰新，继以南疆事变，新疆交通虽告阻塞，但货物入出，并未完全断绝。自二十二年九月一日起，至二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止，新疆运敦物产数量，据敦煌特税局唐育卿调查统计如下： （一）棉花三千五百五十担，每担约二百四十斤，每百斤价二十元。（二）大布一百八十担，每担约三百匹，每匹长一丈六尺，宽一尺二寸，只售四角。（三）白葡萄一千担，每百斤价二十元。（四）杏仁六十担，每百斤三十五元。（五）杏干七十担，每百斤二十元。此外尚有大宗皮毛及少数俄货，惜无数字可按。由内地输入新疆者，首推纸烟，次为府茶、草药、烟土、砖茶、千两茶、筒子茶、调和（五香面）等，其价值约当新疆来货十分之六。” 显而易见，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商贸史料。它说明，在中古丝绸之路式微、海上贸易兴起之后，我煌虽然早已失去了国际商贸中心的地位，但延续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仍然是东西部商品流通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关于敦煌的矿产，陈赓雅先生只提到了金矿，余未涉及。大约当时尚未有其他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敦煌有七十二道金沟，均在南山，最近者为清水沟，距城二百六十里，最远者为查科尔泰沟等，距城八百二十里。金厂开自清乾隆五十一年，每年旧历三月一日开场，九月九日封厂，其余时间为冰期，无法淘取。金夫二千名，每夫月征金课三分三厘，年收金课计三百九十六两。清乾嘉时，敦煌商号林立，地方原甚富庶，与金矿的发达不无关系(最盛时淘金人数达五千以上)。民国以来，矿业大衰，原因有二:一是人民多趋于种烟一途，“种烟者多，吸者亦多，愈吸愈懒,愈懒愈贫”;一是兵匪关系，农民负担加重，农村经济日益破产，遂致七十二道金沟全部丰富之金矿无人过问o去年(1933)杨灿任县令,上任伊始，首倡振兴金矿，并且借给矿民口粮，劝往淘金，也不过四五十人，究其原因，仍不外是“军人强收课金”等等。
  除上述农村经济、商业和矿务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大政之外，陈鹿雅先生还不吝笔墨，为我们详细记录了当时敦煌的民风民俗。其中有关四时风俗，与《重修敦煌县志》所载有关内容相类，惟后者更为详尽而已，兹不赘述。但仍有两条为其他史料所未见： ——普通妇女,服装俭朴，未出嫁前垂辫,嫁后梳髻，嫁衣亦少，且无首饰，布衣缠足，身段婀哪，颇有病态之美人姿。年内，有数妓女新自北平来，服装入时，当地朴素风恐特受其影响。（按:十年后，吕钟先生修纂《重修敦煌县志》，其中记载：“甘肃风俗，以河西为最奢;关外三县，以敦煌为最甚。”“男女衣装，年有更易，金钗玉珥，锦衣绣裳，每逢节令，灿烂夺目。”） ----缠头妇女全为天足，头披纱巾，颇类印度装，惟眉目脸庞，较诸印女殊觉清秀而白洁。有能用汉语唱《送郎曲》者，清脆可听。其词略为：一、我送大哥大门外，手（儿）里提着水烟袋。唏哩呼噜吃两袋，眼里眼泪流下来。二、我送大哥大门外，手拉手儿不丢开。我问大哥几时来，今年不来明年来。三、我送大哥黄草坡，黄草坡上黄羊多。一只黄羊两只角，哪有小妹送大哥！闻者有问何许人氏,唱者复带哼带答云：“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瓜，库车的羊高子（维吾尔族呼女子之称）一枝花。”可谓浪漫潇洒，别具风格矣。
  所录唱词虽简短，但从其语音、语汇以及所反映的生活已见出鲜明的时代风貌和地域特色了，其间昔日敦煌“华戎所交一都会”的殷富繁华仍依稀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