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天灾如此，人祸尤剧。也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兵匪骚扰。
  民国十八年六月，驻酒排长吴廷璋率众哗变，西窜至安西,盘踞半年之久，农民除供应粮草杂物外，还要遭受抢劫，凡是稍微丰裕些的人家，匪兵“必借搜枪为名，而行抢略之实”，以致“各村财物，为之一空”。
  民国二十二年(1933),马仲英往返于肃州、新疆三次，集结大队，驻扎半年或三四月不等，给安西人民造成极大的痛苦。(按：马仲英于民国十九年流窜至张掖，民国二十年四月进疆，被盛世才击败,九月退回酒泉，与马步芳达成协议，以酒泉等六县为驻防区，次年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民国二十二年再度进疆)仅以最后一次过境为例，从安西至哈密计程十一站，所需粮草，全从安西驮运。曾动用仓储粮食四百九十石，民间供支粮料二千余石，骆驼七百余只，牛车五百余辆，马三百余匹，驴六百余头，马景二百余匹，羊八百余只，购买各物费用，亦在五千元以上。“以一万五千之人口，供同数军队之粮秣，痛苦如何，不难想象”。
  兵匪不仅征粮纳草，抢劫财物，还要抓兵拉夫。仅以六工村为例，马仲英就曾抓去七十人，后由各家花去二三十元不等，赎回三十二人，其他无钱去赎的全被带往新疆，没有回来。故该村劳动力极为缺乏。
  二是苛捐杂税。陈鹿雅先生举例：譬如种地一户（为六十亩），收粮三十余石，价值三百余元，而每年田赋官款，即达三百余元。罄其地之所出，供应粮款，犹虞不足，况种地尚需资本、人工，不得不鬻卖牲畜、器物，以应款命。这样，就出现了“多种多赔，少种少赔”的怪现象。因此地价奇跌，上等田地的最高价，每顷只值六十元，其中下等田地，即倒贴耕牛、房屋、器具等，也没有人承种，甚至有倒贴少女，或青年孀妇（马仲英任意抓兵拉夫，故关外三县，孀妇甚多），以与承种人为妻之事。田地累人，竟至于此。农民除了逃亡，别无生路。
  鉴于此，陈赓雅先生发出警告:“安西因受风旱天灾之影响，吴、马军事之骚扰,农村经济已告破产，乃复以公款杂捐，层出不穷，农民痛苦，日益加剧，以致整个安西社会，前途日趋没落。苟不迅速设法积极救济，其为边防隐忧，将不堪设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