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书中不仅记录大西北壮丽的山河和丰富的资源，也记录了当时军阀混战、官贪吏虐、天灾横行、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还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设方案，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研究西北历史的珍贵史料。这些史料在今天开发大西北、实现东西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必定能为本地的建设发展提供良好的历史参照。所以在此特选择其中有关酒泉的内容，略作概述。
  1、自然风光1934年7月30日晨，陈鹿雅先生从清水出发赶赴酒泉，“上半程所见景象，仍嫌过于荒凉；下半程渐见烟村稠密，树林繁秀，尤其县城附近，川渠交错，沃壤千顷”。进入城中，“正街宽坦，两旁插柳，新吐枝叶，嫩绿可爱”。“步出东关，道柳古秀，左顾楼阁层叠，湖水清漪,是即名胜'酒泉'之所在。初见文昌阁、奎星楼以及漱芳亭等院落，蔓草圮垣，颇呈荒凉景象。泉为方池，即在撷芳亭前，清可鉴影，悠然流入后湖”。在如实地描绘了这一幅动人的风景画之后，作者感叹：“昔传泉源喷出水珠，味甘如酒，是殆听景之胜，而非观景之实也。"2、商业、经济状况陈先生在到达酒泉的前一天经过元山子，一路所见“熟荒一望无际”，“生荒更无人辟治”，“长行三四十里，往往渺无人烟”。“迨抵马营，始有耕者，所种麦穗、罂粟，都颇丰美，惟经济枯竭，无法广种”，一幅凋敝破败的景象。
  酒泉的商业，因为媛远和新疆的货物汇聚流通于此，原本十分发达，后来由于旱灾侵袭、社会动荡不安、百姓负担加重、商人旅客裹足不前而一落千丈。“年内地方安谧，交通无阻，虽渐有复苏征象，究以经济枯竭，实难立起沉疳”。
  市面现金缺乏，商号竞相发放纸票，流通市•面，有禁不止；前国民军时代农工借贷所发行的票券，当时还可五折使用，中行等钞票，尚未通用，金融秩序比较混乱。
  3、教育状况陈鹿雅先生认识到教育工作对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重要性，每到一地，都要花气力去全面地考察了解教育状况，到酒泉也不例外。他的总体印象是:“酒泉教育，向不发达，一般民众，又多不使学龄儿童读书，故失学儿童，触目皆是。”县府实施强迫教育，收效较好，在校学生已由先前的五百左右增至五千一百多名，其中女生有四百五十二名。全县有男完全小学五所，女子小学一所，外加初小共一百三十五所。另外还有省立第四师范在校生一百五十七名，其附小有学生三百八十多名。学校经费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基金，有级银六千四百余两，大洋二千四百余元，全部放贷出去，按季收取利息；二是有学田麦租约一千石，“丰年勉可敷用，荒岁即感困难”。经费困难,无法修建校舍，就利用原来的庙宇、会馆等建筑"肖微修整一下充当校舍。教职员约有一百五十多人，每年薪傣，最多者可得小麦十二石，少者四五石。
  关于教育内容，作者在经过清水时，看到堡内设县立小学一所，校门粉墙上左录“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右书“曾子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斗大字体，远可辨识，察其墨迹，多系十数年前之旧写。而于近二三年来，又经重描一次者”。又看见校长悬挂出来的关于暑假的牌示，用古历不用国历。面对这一现状，作者想到学界和政界尊经复古的逆流，“无以应对,默然而归”。4、民族关系边疆民族问题也是作者所关心的。在酒泉，作者注意到了两点:一是新疆发生政变后，凡逃难到酒泉的缠民（维族人），“县府无不乐予接见，宣传中央对缠民之德意，并劝送学龄儿童到校读书”。这些政策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现缠民子弟到校读书者，计二十余人”。二是“蒙民游牧为生，不事农耕，每年食粮，均由酒泉、金塔两县购买”。这样就使奸商有机可乘，“对蒙民格外剥削，故俗有'捣鞋子'之说”。对此，政府采取措施，“一面严禁剥削，重罚违者，一面复与额济纳王子等亲善，借以增加民族感情”。
  5、人民生活作者在整个考察途中，关注最多的，当属各地人民的生活状况。他以一个记者的犀利笔触，为我们描述了西北人民的悲惨生活:“农多弃耕，散之四方”、“丰年民无食粮，惨况如此”、“饥民掘草根,剥树皮，与皮革共熬，勉以果腹。饿殍无人掩埋，乞丐抬游商铺，……种种惨状，不忍罄述！ ”“然农民所以一贫至此，非因性惰地瘠，实以军款杂差，负担太重,早已罗掘一空也！” 路经张掖、临泽、高台，“河渠村树，弥望不断”，但“地多斥卤，河非长流，荒年多于丰年，捐款日重一日，农民入不敷出，日感贫困，致十四五岁之儿女，，尚无衣裤可穿"。为让读者获得感性印象，作者记录了两个场景： ——尝与一赤身男孩谈话，问：“小兄弟，你有几岁？ ”答：“十四岁。”“为什么还不穿衣服？”“我妈不给我匡（穿）。”“要有几岁才得穿？ ”“不知道！"旁一有衣无裤、年龄较小者，忽天真烂漫地自述曰：“我小时候，匡（穿）过一腰叉叉裤。再长两岁，我妈就要给我蒙裆裤了——我妈说。" ——所过村落，村民从未见过汽车，无不空屋来观。尝见数女孩，除足缠布条、发束短线外，余则裸无一丝，且有胸部微起乳晕者，度其芳龄，当达十四五。然如是之女孩，殊少拥挤车前，每多并膝侧坐于阡陌，遥遥倾视。
  到达酒泉后，作者虽然再未花费笔墨详细记录这些情况，仅在清水时提到过一句“醵金祷雨布告,皇皇遍贴街壁;裸体儿女,到处洒灰相戏”，当时的酒泉与张掖、临泽、高台相比，较为富庶。出现这种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民不聊生的情景，可见，民国二十五年春夏，酒泉遭受百年不遇的充饥大旱，“饥民靠政府发放的四量炒面或赊饭”充饥的灾害之惨。
  6、地方政治关于地方政治，作者着墨较多。当时在任的县长是魏允之，作者说他身穿“黑呢学生装，态度谦挚,说话爽朗，毫无官僚气习”，在任将近三年，“努力庶政之兴革，颇多赞誉之者”。除发展教育、重视民族关系外，他还有以下可称道的政绩： （1） 放足运动作者一路行来，“观感所及，尝谓地方穷困，固为可畏，而男多吸烟，女尽缠足（缠足之风，至少尚达百分之八十），尤可痛恨”。各县虽然都在提倡放足，但大都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只有魏县长在认真实行。他所采取的办法是:先让各校教职员在学生中宣传，并由县长、教职员以及各机关职员的家属带头做起；然后扩大深入，分为劝导、检查、罚办三期，每期以二月为限。县长则亲自骑一辆自行车下乡调查督促，全县所属七区六十九村，“足迹未到者只二十村，亲入民宅凡四百七十余户”。经过这样扎实有效的工作，“所有妇女无不尽行解放”。而邻近的高台、临泽、武威等县,缠足恶习，多未革除。
  （2） 种植树木酒泉土地肥沃，又多闲滩空地，非常适宜于种植树木。当时的县府为提倡人民多栽树木，“粗具便饭，将地方植树最有成绩之乡老，请到县府，劝其推己及人，提倡种植，并节取其种植方法印成传单，分发各区乡，限每人至少植活树木一株，多植者奖，违者处罚这有点类似于现在经常举行的“表彰先进暨经验交流大会由于措施得力，成效显著，“计本年植活树木十五万六千零八十株”。
  （3）调查户口酒泉的户口，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精确的调查统计。为做好本县工作，魏县长利用寒假，委托各校学生到各区实地调查，统计出全县共有一万.四千一百九十三户，男性四万四千六百—h—人，女性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有职业者，男占三万五千二百一十五人，女占二万六千五百八十人；无职业者，男为七千五百九十七人，女为一万二千八百二十五人。其余男一千七百九十九人，与女五百九十四人，属流动人口。信仰宗教的，佛教有男二千七百八十九人，女一千六百九十七人；道教男七十一人，女无；耶稣教男四十四人，女无；天主教，男四十六人，女四人。外国居留民，共七人，其中男六人，女一人，都是传教士。
  此外，还有“改屯为民”、“查禁劣货”等，兹不一一赘述。
  在概述了上述政绩之后，陈康雅先生又特别记录了魏允之所面临的困难和无奈:一是各方向县府送礼，每次需现洋三五百元，然后为首的就去向民间摊派。县长如果接受，“自与理法相违；但拒之，对各方反不讨好”。为了能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行政职能，也只好听其自然。二是自己的全副精力不得不拿出百分之三十应付地方势力，百分之三十周族驻军各军官，百分之二十办理公文，其余百分之二十才能用于地方政治。
  最后，在访谈结束时，作者指出：“沿途所见乡民，多带烟容;年轻小伙，虽无烟容，倘与彼谈话，即觉喷出烟味，料其口体，亦已成一鸦片烟窟。地方官吏，苟不尽力设法戒除，则弱种亡国之祸，即渐肇基于是。”“魏县长深以为然，惟未发表意见”，似乎别有顾虑。
  看来，自古及今，在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时代，只要是一个有良知、有作为的官吏，就无不面临这样的两难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