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陈康雅笔下的酒泉 吴浩军
  陈康雅(1905-1995),笔名任安、石英，云南蒙化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新闻工作，任上海《日本研究月刊》、《申报年鉴》编辑，《申报》记者、编辑。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人感于民族前途危机之日迫，始高瞻远瞩，转移目光于边疆方面，于是，'开发西北'呼声，洋溢云表”。在此背景下，陈康雅先生于1934年3月，应中山教育馆之委托，以《申报》记者的名义,从上海出发，赴绥远、山西、内蒙、宁夏、甘肃、青海、新疆、陕西、河南、河北等省考察，于1935年5月返回，历时一年零两个月，行程万余里，足迹遍及华北、西北。
   每到一地，他便详细记录其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历史沿革、名胜古迹、行政区划、交通、建设状况，了解当地的民情风俗、经济条件、物产物价、农业水利、百姓生活、捐税数额等等，并将这些丰富而翔实的第一手材料及时写成文章在《申报》上连载，“期以所得，贡献国人，以资确切认识边疆状况，并促开发计划之早日实现”。这些报导在当时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又应读者要求，整理汇编，以《西北视察记》为书名出版发行。
   书中不仅记录大西北壮丽的山河和丰富的资源，也记录了当时军阀混战、官贪吏虐、天灾横行、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还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设方案，'为我们留下了 一份研究西北历史的珍贵史料。这些史料在今天开发大西北、实现东西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必定能为本地的建设发展提供良好的历史参照。所以在此特选择其中有关酒泉的内容，略作概述。
   1、自然风光 1934年7月30日晨，陈鹿雅先生从清水出发赶赴酒泉，“上半程所见景象，仍嫌过于荒凉；下半程渐见烟村稠密，树林繁秀，尤其县城附近，川渠交错，沃壤千顷”。进入城中，“正街宽坦，两旁插柳，新吐枝叶，嫩绿可爱”。“步出东关，道柳古秀，左顾楼阁层叠，湖水清漪,是即名胜'酒泉'之所在。初见文昌阁、奎星楼以及漱芳亭等院落，蔓草圮垣，颇呈荒凉景象。泉为方池，即在撷芳亭前，清可鉴影，悠然流入后湖”。在如实地描绘了这一幅动人的风景画之后，作者感叹：“昔传泉源喷出水珠，味甘如酒，是殆听景之胜，而非观景之实也。" 2、 商业、经济状况 陈先生在到达酒泉的前一天经过元山子，一路所见“熟荒一望无际”，“生荒更无人辟治”，“长行三四十里，往往渺无人烟”。“迨抵马营，始有耕者，所种麦穗、罂粟，都颇丰美，惟经济枯竭，无法广种”，一幅凋敝破败的景象。
   酒泉的商业，因为媛远和新疆的货物汇聚流通于此，原本十分发达，后来由于旱灾侵袭、社会动荡不安、百姓负担加重、商人旅客裹足不前而一落千丈。“年内地方安谧，交通无阻，虽渐有复苏征象，究以经济枯竭，实难立起沉疳”。
   市面现金缺乏，商号竞相发放纸票，流通市•面，有禁不止；前国民军时代农工借贷所发行的票券，当时还可五折使用，中行等钞票，尚未通用，金融秩序比较混乱。
   3、 教育状况 陈鹿雅先生认识到教育工作对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重要性，每到一地，都要花气力去全面地考察了解教育状况，到酒泉也不例外。他的总体印象是:“酒泉教育，向不发达，一般民众，又多不使学龄儿童读书，故失学儿童，触目皆是。”县府实施强迫教育，收效较好，在校学生已由先前的五百左右增至五千一百多名，其中女生有四百五十二名。全县有男完全小学五所，女子小学一所，外加初小共一百三十五所。另外还有省立第四师范在校生一百五十七名，其附小有学生三百八十多名。学校经费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基金，有级银六千四百余两，大洋二千四百余元，全部放贷出去，按季收取利息；二是有学田麦租约一千石，“丰年勉可敷用，荒岁即感困难”。经费困难,无法修建校舍，就利用原来的庙宇、会馆等建筑"肖微修整一下充当校舍。教职员约有一百五十多人，每年薪傣，最多者可得小麦十二石，少者四五石。
   关于教育内容，作者在经过清水时，看到堡内设县立小学一所，校门粉墙上左录“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右书“曾子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斗大字体，远可辨识，察其墨迹，多系十数年前之旧写。而于近二三年来，又经重描一次者”。又看见校长悬挂出来的关于暑假的牌示，用古历不用国历。面对这一现状，作者想到学界和政界尊经复古的逆流，“无以应对,默然而归”。 4、 民族关系 边疆民族问题也是作者所关心的。在酒泉，作者注意到了两点:一是新疆发生政变后，凡逃难到酒泉的缠民（维族人），“县府无不乐予接见，宣传中央对缠民之德意，并劝送学龄儿童到校读书”。这些政策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现缠民子弟到校读书者，计二十余人”。二是“蒙民游牧为生，不事农耕，每年食粮，均由酒泉、金塔两县购买”。这样就使奸商有机可乘，“对蒙民格外剥削，故俗有'捣鞋子'之说”。对此，政府采取措施，“一面严禁剥削，重罚违者，一面复与额济纳王子等亲善，借以增加民族感情”。
   5、 人民生活 作者在整个考察途中，关注最多的，当属各地人民的生活状况。他以一个记者的犀利笔触，为我们描述了西北人民的悲惨生活:“农多弃耕，散之四方”、“丰年民无食粮，惨况如此”、“饥民掘草根,剥树皮，与皮革共熬，勉以果腹。饿殍无人掩埋，乞丐抬游商铺，……种种惨状，不忍罄述！ ”“然农民所以一贫至此，非因性惰地瘠，实以军款杂差，负担太重,早已罗掘一空也！” 路经张掖、临泽、高台，“河渠村树，弥望不断”，但“地多斥卤，河非长流，荒年多于丰年，捐款日重一日，农民入不敷出，日感贫困，致十四五岁之儿女，，尚无衣裤可穿"。为让读者获得感性印象，作者记录了两个场景： ——尝与一赤身男孩谈话，问：“小兄弟，你有几岁？ ”答：“十四岁。”“为什么还不穿衣服？”“我妈不给我匡（穿）。”“要有几岁才得穿？ ”“不知道！"旁一有衣无裤、年龄较小者，忽天真烂漫地自述曰：“我小时候，匡（穿）过一腰叉叉裤。再长两岁，我妈就要给我蒙裆裤了——我妈说。" ——所过村落，村民从未见过汽车，无不空屋来观。尝见数女孩，除足缠布条、发束短线外，余则裸无一丝，且有胸部微起乳晕者，度其芳龄，当达十四五。然如是之女孩，殊少拥挤车前，每多并膝侧坐于阡陌，遥遥倾视。
   到达酒泉后，作者虽然再未花费笔墨详细记录这些情况，仅在清水时提到过一句“醵金祷雨布告,皇皇遍贴街壁;裸体儿女,到处洒灰相戏”，当时的酒泉与张掖、临泽、高台相比，较为富庶。出现这种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民不聊生的情景，可见，民国二十五年春夏，酒泉遭受百年不遇的充饥大旱，“饥民靠政府发放的四量炒面或赊饭”充饥的灾害之惨。
   6、地方政治 关于地方政治，作者着墨较多。当时在任的县长是魏允之，作者说他身穿“黑呢学生装，态度谦挚,说话爽朗，毫无官僚气习”，在任将近三年，“努力庶政之兴革，颇多赞誉之者”。除发展教育、重视民族关系外，他还有以下可称道的政绩： （1） 放足运动 作者一路行来，“观感所及，尝谓地方穷困，固为可畏，而男多吸烟，女尽缠足（缠足之风，至少尚达百分之八十），尤可痛恨”。各县虽然都在提倡放足，但大都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只有魏县长在认真实行。他所采取的办法是:先让各校教职员在学生中宣传，并由县长、教职员以及各机关职员的家属带头做起；然后扩大深入，分为劝导、检查、罚办三期，每期以二月为限。县长则亲自骑一辆自行车下乡调查督促，全县所属七区六十九村，“足迹未到者只二十村，亲入民宅凡四百七十余户”。经过这样扎实有效的工作，“所有妇女无不尽行解放”。而邻近的高台、临泽、武威等县,缠足恶习，多未革除。
   （2） 种植树木 酒泉土地肥沃，又多闲滩空地，非常适宜于种植树木。当时的县府为提倡人民多栽树木，“粗具便饭，将地方植树最有成绩之乡老，请到县府，劝其推己及人，提倡种植，并节取其种植方法印成传单，分发各区乡，限每人至少植活树木一株，多植者奖，违者处罚这有点类似于现在经常举行的“表彰先进暨经验交流大会由于措施得力，成效显著，“计本年植活树木十五万六千零八十株”。
   （3）调查户口 酒泉的户口，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精确的调查统计。为做好本县工作，魏县长利用寒假，委托各校学生到各区实地调查，统计出全县共有一万.四千一百九十三户，男性四万四千六百—h—人，女性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有职业者，男占三万五千二百一十五人，女占二万六千五百八十人；无职业者，男为七千五百九十七人，女为一万二千八百二十五人。其余男一千七百九十九人，与女五百九十四人，属流动人口。信仰宗教的，佛教有男二千七百八十九人，女一千六百九十七人；道教男七十一人，女无；耶稣教男四十四人，女无；天主教，男四十六人，女四人。外国居留民，共七人，其中男六人，女一人，都是传教士。
   此外，还有“改屯为民”、“查禁劣货”等，兹不一一赘述。
   在概述了上述政绩之后，陈康雅先生又特别记录了魏允之所面临的困难和无奈:一是各方向县府送礼，每次需现洋三五百元，然后为首的就去向民间摊派。县长如果接受，“自与理法相违；但拒之，对各方反不讨好”。为了能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行政职能，也只好听其自然。二是自己的全副精力不得不拿出百分之三十应付地方势力，百分之三十周族驻军各军官，百分之二十办理公文，其余百分之二十才能用于地方政治。
   最后，在访谈结束时，作者指出：“沿途所见乡民，多带烟容;年轻小伙，虽无烟容，倘与彼谈话，即觉喷出烟味，料其口体，亦已成一鸦片烟窟。地方官吏，苟不尽力设法戒除，则弱种亡国之祸，即渐肇基于是。”“魏县长深以为然，惟未发表意见”，似乎别有顾虑。
   看来，自古及今，在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时代，只要是一个有良知、有作为的官吏，就无不面临这样的两难境地。
   在从新疆返回的途中，陈赓雅先生又特别考察论述了酒泉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可以采取的措施。他依据酒泉南山祁连雪峰所蕴藏的丰富的水利资源、友人谈及的民国十七八年甘陕大旱的种种惨状以及采访农民所得的实际情况,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欲解除农民痛苦,积极的须修治水利，消极的尚须取消苛捐，二者均极切要,且不仅•一县如此也。”这两条意见，在解放后均已得到实现。
   一个南方人，来自大都市的记者，途经酒泉，往返停留总共不过四五天，就能将这里的政治、经济、教育、民族、人民生活等问题考察到这个程度，并提出如此切实可行的办法来，除了具有渊博的学识、敏锐的眼光外，那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和那满腔的爱国热情恐怕是其主要动因。
   离开酒泉后，陈赓雅继续西行出嘉峪关至玉门。这一路，他重点考察记录了嘉峪关外的矿产资源，计有金、铜、石棉、煤、石油等。其中金和石棉无人开采，昌马以北照壁山的铜矿则尚未有人探测开采。只有煤，储量较大,加之民间急需，在任意开掘着，产地在祁连山北麓大红沟、小红沟、东沟梁、大黄沟及冰沟一带。其中大黄沟的煤质量较好，其他各处的因含硫磺过多，燃烧时有剌鼻的臭味。此外，作者还详细记录了煤的产量与价格:各处每日产量约二千余斤，冬日农闲时会有所增加。产地煤价，每斗（约重六十斤）约一百八十文，即铜元十八枚;运至县城,途程约一百二十里，只售五六百文。
   在这里，陈赓雅先生特别考察记录了玉门石油的发现和利用情况。产地主要有两处，一是赤金堡东南九十里的石油河，即今之老君庙所在处;一是惠回堡南八十里的白杨河。这两处石油经化验含汽油16.50%,煤油70%,是上等油矿，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开采和利用。只有当地乡民挖坑用勺舀取，装入桶中背上河岸，再由油商（当时有三家）用大车运销各处,仅供村民燃点或涂大车轮轴。而当时的欧亚航空和甘新汽车在酒泉所储用的汽油都是从天津、上海等地运来的外国货，每箱价格高达七十元左右。对此，陈鹿雅先生感叹到：“如此舍己求人,不惜利权外溢，货弃于地，宁不可痛？ ”“此一好大富源，似难再任废置也。”后来玉门油矿的大规模开采，与这些有识见、有责任感的社会贤达的呼吁是分不开的。
   过玉门到安西，一路行来，触目所见,尽是荒烟蔓草，败垣颓墙，一片破败景象。途中因天晚，“风沙迅烈，势难露宿”，拟投古庙寄宿，庙主“隐约见人，翩翩远奔”，如同惊弓之鸟。但在玉门县城（即今之玉门镇），看到了一点相对繁盛的景蒙：“城内民房辐臻”，“男女衣着，尚少破烂”，“妇女体态，亦颇多健秀者”。陈赓雅先生推测原因：“一则同治兵乱，陇西各城焚毁殆尽，此独幸存；二则林木茂密，水渠畅通，近郊土地，不少膏腴，所谓戈壁之精华，始获有此佳象。”到三道沟，“居民三百数十家，汉、回最多”，“商号杂陈包头及新疆之来货，买卖尚属可观”。而安西县城，远不如之,“仅鼓楼附近及东西两街，萃聚人烟，占地约及全城六分之一，荒凉情况可以想见”。
   在安西，陈赓雅先生详细地考察了历史沿革、地理疆域、气候物产、文物古迹、农业水利、金融捐税、教育乃至国民党党务等方面的情况，内容之丰富完备，差不多就是一部简明的《安西县志》了。其中着力最多的是农村经济状况。在这方面，作者不吝笔墨，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数字资料，也为我们描绘了直观生动的画面。
   安西当甘新交通之要冲，土地面积达一万三千二百方里。地旷人稀，物产丰富，在昔堪称关外桃源，内地谋生无路者，往往迁移于此。可是近年来，由于天灾人祸，交相煎迫，农村经济破产，农民日见逃亡。全县农户，在同治兵燹(按：同治四年马文禄率领回民造反，占据肃州，清廷多次派兵进剿，至同治十二年，左宗棠亲自督阵，始平)前，有二千四百余户，民国十年(1921)为九百余户，至作者考察时(1934)只剩六百余户。布隆吉城原有居民七八百户，今仅残余十分之一。“农商负担日增,逃户时有所闻，盖皆不胜捐税之剥削。其不逃亡者，亦十室九空，可谓凋敝已极”。
   农民逃亡最多的二工，在民国十六年(1927)前，有农民五十户，民国二十二年(1933)还有十一户，至作者考察时(1934)已仅剩五户。逃亡者所种的地，完全抛荒，所应负担的粮款，一半摊到别的村，一半由这五户负担。
   最为奇特的是，小湾子有一家姓王的人，其生活状况还算是中等的，也打算逃跑。村长担心会加重没有逃亡者的负担，把他追了回来。他说没有种子、耕牛，村长是大户，就借给了，但他勉强支撑到秋天，连庄稼也没收就星夜潜逃了。“所弃屋宇，完整可居，门户虽已洞开，但内部所设土灶、大瓶、桌、凳以及预为老人制好之棺木等，均属金瓯无恙，惟所卧土炕，已被邻人破作肥料矣”。
   农村经济凋敝、农民大量逃亡的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天灾,一是人祸O 天灾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风沙。作者写道：“安西地近大戈壁……暴风迅烈，自古已然。每当春季，田苗抽芽之时，辄大风飞扬，沙石蔽天，往往三五日不止，打伤田苗，毁坏花果，为害不浅。”这种情况至今并无大的变化。
   二是旱灾。安西的“农田灌溉,泉水和山水各居其半。泉水田地，尚无亢旱之虞；山水田地.若雨雪稀少，渠河涸竭，每致田苗枯槁，赤地千里”。“自十八年(1929)大旱后，安西从未一遇丰年”。这种情况，自解放后，政府大力兴修水利，至七十年代末已有根本改观。
   天灾如此，人祸尤剧。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兵匪骚扰。
   民国十八年六月，驻酒排长吴廷璋率众哗变，西窜至安西,盘踞半年之久，农民除供应粮草杂物外，还要遭受抢劫，凡是稍微丰裕些的人家，匪兵“必借搜枪为名，而行抢略之实”，以致“各村财物，为之一空”。
   民国二十二年(1933),马仲英往返于肃州、新疆三次，集结大队，驻扎半年或三四月不等，给安西人民造成极大的痛苦。(按：马仲英于民国十九年流窜至张掖，民国二十年四月进疆，被盛世才击败,九月退回酒泉，与马步芳达成协议，以酒泉等六县为驻防区，次年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民国二十二年再度进疆)仅以最后一次过境为例，从安西至哈密计程十一站，所需粮草，全从安西驮运。曾动用仓储粮食四百九十石，民间供支粮料二千余石，骆驼七百余只，牛车五百余辆，马三百余匹，驴六百余头，马景二百余匹，羊八百余只，购买各物费用，亦在五千元以上。“以一万五千之人口，供同数军队之粮秣，痛苦如何，不难想象”。
   兵匪不仅征粮纳草，抢劫财物，还要抓兵拉夫。仅以六工村为例，马仲英就曾抓去七十人，后由各家花去二三十元不等，赎回三十二人，其他无钱去赎的全被带往新疆，没有回来。故该村劳动力极为缺乏。
   二是苛捐杂税。陈鹿雅先生举例：譬如种地一户（为六十亩），收粮三十余石，价值三百余元，而每年田赋官款，即达三百余元。罄其地之所出，供应粮款，犹虞不足，况种地尚需资本、人工，不得不鬻卖牲畜、器物，以应款命。这样，就出现了“多种多赔，少种少赔”的怪现象。因此地价奇跌，上等田地的最高价，每顷只值六十元，其中下等田地，即倒贴耕牛、房屋、器具等，也没有人承种，甚至有倒贴少女，或青年孀妇（马仲英任意抓兵拉夫，故关外三县，孀妇甚多），以与承种人为妻之事。田地累人，竟至于此。农民除了逃亡，别无生路。
   鉴于此，陈赓雅先生发出警告:“安西因受风旱天灾之影响，吴、马军事之骚扰,农村经济已告破产，乃复以公款杂捐，层出不穷，农民痛苦，日益加剧，以致整个安西社会，前途日趋没落。苟不迅速设法积极救济，其为边防隐忧，将不堪设想也。” 在安西滞留数日后，入新路况仍旧不明，于是,陈鹿雅先生先去敦煌考察。
   从安至敦，过瓜州，宿六工，尖甜水井，抵疙瘩井，沿途所见，除了海市蜃楼，黄羊野驼等瀚海奇观,仍不外是残破凋敝的城池村落。如瓜州城，“原有住户千余家，毁于同治兵燹，仅余缺角一方，遍生驼茨而已”。到六工，“天气暴热，不能续进，拟觅一宿家，所至人皆逃散，殊为可怪”。行至敦煌近郊的新店子，方才看到一点人烟：“此去敦煌四十里，柳林不断，瓜麦满田，农场佳象，实甲关外三县。城郊果园结实累累，车夫扬鞭，击落苹果数枚，味甘不亚高丽产。”这景象使陈鹿雅先生稍稍感到一点欣慰。但这并不能掩盖敦煌农村经济实质上的困迫。
   在敦煌，陈赓雅先生重点考察了农村经济状况、商业、矿务和民风。 农村经济状况仍是用墨最多的方面： “全县已耕田地为十一万六千九百四十亩，尚可开垦之荒地约在五万亩以上（缺水戈壁未升在内）。户口有二万三百余户，人数约计二三万；内农民占一千八百五十户，计一万八千人。地主占全农户百分之五十五；自耕农占百分之十；半自耕农占百分之十五;雇佃农占百分之二十。平均占有耕地每人约六七亩,平年产粮，足供民食。年来因运供安西等处之军粮，年约千余石，民食已渐感不敷。
   “农户多于清雍正年间自甘肃各县迁来，每户给地一份，约五十亩至六十亩……。民国元年（1911）,全县共有田地十一万七千一百五十九亩，至今荒芜不耕者，有二千八百十二亩。其荒芜原因：（一）党河水发，冲没三百余亩。（二）绝户，无人耕种。（三）逃户，因兵匪搔扰，差徭繁重，全家避往新疆，近五年络绎不绝。（四）壮年农人，多被拉去当兵，亦为近五年之事。
   敦煌农村经济凋敝，又与甘肃省特殊的拨款制度密切关联。甘省拨款制度始于民国十九年。其原因是,甘省客军林立，供给维艰，迫不得已，始任民种烟，征收罚款，以充军费。各县局之收入，大部分由各军队直接提取,往往超过数额，并且军需万急，刻不容缓。其结果便是，“每届春初，烟未下种，即收烟款,县府未雨绸缪，更不得不预为摊派”。“中上之家，尚可缴纳，穷寒之户，无法应付，只得转向富户、商人，哀求借贷，不说利息几分，只说支土儿两”。“至收烟时，债主麋集田畔，持秤索债，或竟抢收烟浆，以致争斗时闻，词讼迭起”。而“省府所拨军费，按月不断，烟苗未盈寸，亩款已拨尽”，就出现了“月月拨款，日日催征，县长及各区、乡长，无时不为催款忙，农民更无时不为交款急”的情形，以致于“政事废弛，农作失时，农村经济破产”。这种财政拨款制度，放在整个经济史上去考察，恐怕也是极其罕见的。
   关于商业，陈鹿雅先生写道； “敦煌商业，素掌关外交易之牛耳，绥远西来之货品，新疆东运之物产，即多成交于此。商贾先为晋、陕、川省人,近有冀、鲁、豫各帮，中以晋帮最占势力；其次为缠头（维吾尔族）、回族、蒙古、藏族等，熙熙攘攘，互相贸易，商务颇盛。缠头所卖货物，类以南疆出产之棉花•〈皮毛、葡萄干、瓜干、杏干、和田绒毯等为大宗，次开零食店及杂货摊，为数亦不少。内地商人，则以收买棉花、烟土、药材、皮毛等出产，并贩运布、茶、纸烟及日用品为主要营业;批发庄多于门市店，料其商业内容，必较外表更佳。去年马仲英扰新，继以南疆事变，新疆交通虽告阻塞，但货物入出，并未完全断绝。自二十二年九月一日起，至二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止，新疆运敦物产数量，据敦煌特税局唐育卿调查统计如下： （一）棉花三千五百五十担，每担约二百四十斤，每百斤价二十元。（二）大布一百八十担，每担约三百匹，每匹长一丈六尺，宽一尺二寸，只售四角。（三）白葡萄一千担，每百斤价二十元。（四）杏仁六十担，每百斤三十五元。（五）杏干七十担，每百斤二十元。此外尚有大宗皮毛及少数俄货，惜无数字可按。由内地输入新疆者，首推纸烟，次为府茶、草药、烟土、砖茶、千两茶、筒子茶、调和（五香面）等，其价值约当新疆来货十分之六。” 显而易见，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商贸史料。它说明，在中古丝绸之路式微、海上贸易兴起之后，我煌虽然早已失去了国际商贸中心的地位，但延续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仍然是东西部商品流通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关于敦煌的矿产，陈赓雅先生只提到了金矿，余未涉及。大约当时尚未有其他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敦煌有七十二道金沟，均在南山，最近者为清水沟，距城二百六十里，最远者为查科尔泰沟等，距城八百二十里。金厂开自清乾隆五十一年，每年旧历三月一日开场，九月九日封厂，其余时间为冰期，无法淘取。金夫二千名，每夫月征金课三分三厘，年收金课计三百九十六两。清乾嘉时，敦煌商号林立，地方原甚富庶，与金矿的发达不无关系(最盛时淘金人数达五千以上)。民国以来，矿业大衰，原因有二:一是人民多趋于种烟一途，“种烟者多，吸者亦多，愈吸愈懒,愈懒愈贫”;一是兵匪关系，农民负担加重，农村经济日益破产，遂致七十二道金沟全部丰富之金矿无人过问o去年(1933)杨灿任县令,上任伊始，首倡振兴金矿，并且借给矿民口粮，劝往淘金，也不过四五十人，究其原因，仍不外是“军人强收课金”等等。
   除上述农村经济、商业和矿务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大政之外，陈鹿雅先生还不吝笔墨，为我们详细记录了当时敦煌的民风民俗。其中有关四时风俗，与《重修敦煌县志》所载有关内容相类，惟后者更为详尽而已，兹不赘述。但仍有两条为其他史料所未见： ——普通妇女,服装俭朴，未出嫁前垂辫,嫁后梳髻，嫁衣亦少，且无首饰，布衣缠足，身段婀哪，颇有病态之美人姿。年内，有数妓女新自北平来，服装入时，当地朴素风恐特受其影响。（按:十年后，吕钟先生修纂《重修敦煌县志》，其中记载：“甘肃风俗，以河西为最奢;关外三县，以敦煌为最甚。”“男女衣装，年有更易，金钗玉珥，锦衣绣裳，每逢节令，灿烂夺目。”） ----缠头妇女全为天足，头披纱巾，颇类印度装，惟眉目脸庞，较诸印女殊觉清秀而白洁。有能用汉语唱《送郎曲》者，清脆可听。其词略为：一、我送大哥大门外，手（儿）里提着水烟袋。唏哩呼噜吃两袋，眼里眼泪流下来。二、我送大哥大门外，手拉手儿不丢开。我问大哥几时来，今年不来明年来。三、我送大哥黄草坡，黄草坡上黄羊多。一只黄羊两只角，哪有小妹送大哥！闻者有问何许人氏,唱者复带哼带答云：“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瓜，库车的羊高子（维吾尔族呼女子之称）一枝花。”可谓浪漫潇洒，别具风格矣。
   所录唱词虽简短，但从其语音、语汇以及所反映的生活已见出鲜明的时代风貌和地域特色了，其间昔日敦煌“华戎所交一都会”的殷富繁华仍依稀可辨。
   综览陈赓雅先生沿途所作的考察以及全书所记载的各项内容，再推之以事理常情，参之以其他史料，验之以近七十年的社会变迁，我们即不能不为他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敏锐的目光、深刻的洞察力，尤其是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所折服，自然，其言之可拳与可资借鉴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酒泉春赋穆明祥又是一年春景好，开河泛碧柳抽条。纤花争向和风绽，小草任凭细雨浇。沙燕低飞寻旧主，早莺高噤弄新潮。
   桃源哪及人间好，建设小康架彩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