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酒泉师范毕业的红军指挥员王铭五
  何端中
  西路军红五军的前身红五军团中，有一位曾是酒泉师范毕业生的指挥员，他就是历任十五军四十四师一三二团团长兼政委、十五军作战科长、十三师三十七团参谋长等职的王铭五。他于1931年参加董振堂、赵博生等领导的“宁都起义”。1933年,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不幸牺牲。
  1936年，当红西路军的五军攻克高台县城后，军长董振堂将军，派人四处打听，寻找这位老部下的亲属。几经努力，终于找到了王铭五的弟弟。董将军怀着沉痛的心情，向他讲述了王铭五在保卫中央苏区的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悲壮经历，并热情款待了他，鼓励他继承哥哥的遗志，为谋求穷人翻身而努力奋斗。王铭五，这位生在祁连山下，长在黑河之滨的青年,是如何到中央苏区，并成为卓越的红军指挥员的？ 王铭五，原名王全福，1908年1月11日，出生于甘肃省高台县正远乡殷家桥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家境优裕,6岁就读私塾，聪颖好学，11岁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堂，学习成绩优异，尤擅长书法绘画，深得老师嘉许。他酷爱阅读古典小说《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经常手不释卷；关羽、张飞、岳飞是他崇尚的偶像;精忠报国、叱咤疆场是他的理想。
  1922年，14岁的王铭五考入省立第九师范学校，也就是现在的酒泉师范学校。酒泉古城，比高台繁华，有一批受“五四”运动精神熏陶的进步知识分子,把民主、科学、进步思潮传播到了这个丝路重镇；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使铭五耳目一新。他接受了这些进步思想,苦苦寻术报国之路。
  192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的帮助下，冯玉祥在绥远举行了著名的“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参加北伐革命。由于和中国共产党的通力合作，冯玉祥率军向西北出击，一路上勇往直前，所向披靡，西北革命形势大好。刚从酒泉师范毕业的王铭五，适逢冯玉祥在兰州、西安等地办军事、政治学校，他不顾父亲劝阻，于1927年1月26日（这天正值农历腊月二十三日），顾不上在家过个团圆年，告别了父老乡亲，毅然离家去西安报考军校，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
  这所军校，由续范亭任校长,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云集,政治空气很浓，许多教官是共产党员，国民联军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也常来学校讲课。政治课讲授马列主义，校园里经常听到《国际歌》声。这一切对王铭五来讲，犹如来到了一个新世界。当时在国民联军中盛传：“听刘伯坚一次讲，胜关三个月饷”。军校学习期间，王铭五接触了许多在国民联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人,受到革命思想熏陶。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平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噩耗传来，在军官学校作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官兵，以实际行动纪念李大钊，积极组织纪念“五一”、“五四”、“五五”（马克思诞辰纪念日）等活动，各种墙报、黑板报、标语、油印小报充满校园。渴望追求革命真理、表现出明显革命倾向、文才出众的积极分子王铭五,被指定担任编辑，成为编辑中屈指可数的党外人士，与共产党员有了更多的接触,进一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
  1927年6月，“徐州会议”召开之后，在冯玉祥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刘伯坚等先后被“礼送”出境，遂使“五原誓师”的精神夭折，也使“国民联军”这样一支诞生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具有民主进步倾向的武装力量，走上了军阀的道路。满怀救国救民壮志的王铭五，面对如此的现实，陷入了深深的苦闷。
  1930年初，蒋、冯、阎中原大战。此时的铭五，已被转到郑州的战地学校，卷入了滚滚硝烟之中。同年8月，郑州战地学校的学生草草结业。铭五被分配到冯玉祥装备精良的十四师，任西北军孙连仲部手枪旅二团中尉连副。后孙连仲为蒋介石所收买，率部移驻山东，被改编为二十六路军。时王铭五为七十四旅三营一连连副。他待人诚恳，且能书善画，长于文笔，深受团、营长官赏识。
  1931年初，蒋介石为达其“剿共”并在战争中消除异己的双重目的，将在山东立足未稳的第二十六路军调往江西“剿共”。第二十六路军官兵到江西后，倍受蒋介石中央军的歧视和排挤。粮饷不足，水土不服，疫病流行，军心浮动，厌战思乡，因而反蒋情绪与日俱增。“这是消除异己！ ”蒋介石的险恶用心，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此时的铭五,也和二十六路军的广大有正义感的官兵一样，积怨满腹。他怀念亲人，怀念故乡，更怀念大革命年代的美好时光和朝夕相处的共产党朋友。他望着宁都城外日渐增多的家乡兄弟们的坟莹，耳边响起了士兵中流传的顺口溜：“出了北门望北坡，新坟更比旧坟多，新坟埋的是北方老大哥，要想回到北方去，大家赶快来倒戈。”1931年，中央军委派王超、袁汉澄（袁血卒）、李肃三人到二十六路军中开展兵运工作,和二十六路军的地下党员接上关系，掌握官兵的思想动态，发现培养积极分子，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壮大党的力量，伺机发动起义。袁汉澄和王铭五是军官学校的老同学，从西安到郑州一直在一起，彼此感情很好，曾共同担任过校内进步墙报、油印小报的编辑。汉澄深知铭五的政治倾向和为人，对他寄于高度的信任和期望。他俩一见面，简单叙谈了分别后的情况,话题转到了二十六路军的前途和命运上。铭五对汉澄十分了解，将苦闷倾吐一尽，表达了改变社会现状的强烈愿望。汉澄就转入正题，按他此行使命与铭五进行了真诚坦率的谈话。党的信任使铭五激动不已，期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当今的天下，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如果党认为我够条件的话，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四万万同胞，一同参加秘密斗争！”铭五倾吐了肺腑之言，又坚定地对汉澄表示：“你说咋办吧，我听你的！ ”于是，经袁汉澄同志介绍，王铭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
  王铭五入党以后，精神抖擞，工作格外起劲。他所在连队，连长比较粗鲁，经常打骂士兵，而铭五则态度和蔼，以礼待人，深受士兵尊重。加之二十六路军中西北人居多，铭五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在士兵中广交朋友，在他周围团结了一批进步士兵。许国珍便是其中一位。
  徐国珍是甘肃天水人，当时在营部当兵，与铭五感情很好。他见铭五生活清苦，连个好铺盖都没有，就送了铭五一条毛毯。惟感到不解的是,铭五是个连副，每月的军脩也很可观,却为什么这样一贫如洗？后来才知道，铭五每月的军饷大都交了党费。有一天，铭五和徐国珍一块上街，看到墙壁上有许多谩骂红军和共产党的漫画，有一幅把红军领导人画成青面獴牙，十分可怕。许国珍悄悄问铭五：“红军真是这样吗? ”铭五见左右无人，压低声音说:“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俄就是苏联，共就是红军，如果红军真是漫画上那样杀人放火，孙中山先生能说他们好吗？能和他们联合吗?”铭五的一番开导，使徐国珍听得入了神。铭五接着说：“红军主张人人平等，谁也不欺负谁，是专门为穷人办事的!”浅显明了的几句话，使徐国珍心里豁然开朗。他猜测王铭五可能就是共产党，此后与铭五的来往就更多了。后来,铭五和其他党员接头、开会时，常有徐国珍给他们望风打掩护。
  铭五不但在士兵中影响好，在军官中间也有一定影响o因他擅长书法，字写得苍劲有力，来求字者很多，铭五是有求必应。当时许多军官的墙上，都挂有他的墨迹。铭五以文会友，在军官中交了许多朋友，一些高级军官也很赏识他的才能。这既为他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又减少了暴露身份的可能性。当时组织上曾考虑到万一起义失败,就准备留下他，在部队长期潜伏，继续从事兵运工作。
  后经中央军委批准，在二十六路军中成立了党的特别支部。王铭五担任特别支部宣传委员，负责起草、收发党内文件和收支党费等项工作。他经常以请客吃饭、打麻将牌为掩护，与特支书记刘振亚、组织委员袁汉澄等共产党员秘密聚会，研究发动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东北沦陷，中华民族的危亡牵动人心，全国掀起了抗日反蒋怒潮。第二十六路军中，广大官兵表现出了很高的抗日热情，发出了“回北方，打日本”的呼声，高级将领也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北上抗日，并立即付诸行动，由董振堂率领七十三旅开路，离开宁都向北挺进。但是，这一行动马上遭到蒋介石的严厉申斥，下令撤回原防“死守宁都”，再有“奢谈抗日者杀勿赦”。这样一来，就更加激化了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的反蒋情绪，发动起义的条件日渐成熟。铭五的工作更加忙碌，经常彻夜伏案疾书，起草党内文件。著名的《特别支部宣传决议》等文件，就出自他之手。铭五还写了一首歌，歌词是：红军来了缎枪吧！每人三块大洋回家吧！红军来了都欢迎。打倒卖国军阀回北方。
  这首歌当时在二十六路军中间广为流传,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1931年11月下旬，党中央调特派员去上海。他到南昌去接头时，南昌地下联络机关已被破坏，变成国民党特务的侦察机关。党组织对二十六路军的政治决议和宣传决议及特支领导人名单都落入敌手。12月5日，蒋介石的南昌行营拍来十万火急的电报：“责令二十六路军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名共匪分子，星夜送行营惩处。”所幸电报落入译电主任、共产党员罗亚平之手，迅速转到二十六路军参谋长、共产党员赵博生手里。此时，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借口养病，离开部队到后方享乐去了，部队由赵博生掌握，对捕人一事有权处理，便以参谋长名义给南昌行营发了 “尊令即办”的电报,特支才免遭破坏。一天早晨,一架国民党飞机来到宁都，投下蒋介石令彻底查清二十六路军中“反动分子”的手令。情况万分紧急，犹豫等于死亡，起义迫在眉睫。经与红军联络，确定在12月14日发动起义。二十六路军中的共产党员，为即将到来的生死搏斗而加倍忙碌起来。
  王铭五的主要任务是稳定身边部队和搞好宣传工作。一切布置停当后，铭五闭门写起了标语。“到红军中去，红军与我们是兄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三省！ ”“拥护中国共产党！ ”“拥护苏维埃政府！ ”等口号跃然纸上。通宵达旦的工作，使铭五双眼布满血丝。现有关档案中保存的为数不多的宁都起义时留下的标语里，还有王铭五的墨迹。
  1931年12月14日，在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的领导下，震惊全国的“宁都起义”爆发了，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一万七千余名官兵集体参加了红军。王铭五在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之后，摘掉青天白日帽徽，撕掉国民党军队的符号，满怀胜利的喜悦，向中央苏区的自由土地进发。
  “宁都起义”胜利后，起义部队被编为红五军团，任命季振同为军团总辑挥，董振堂为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红军又一支坚强的战斗骨干队伍，迎着革命的暴风雨诞生了。中央派来了军团政委萧劲光、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大批优秀的各级政工干部。经过短时间的教育、整顿和改造，部队面貌焕然一新，不久就以崭新的姿态和兄弟部队并肩成斗，活跃在反"围剿”的战场上。
  铭五在起义后，即被任命为红五军团十五军四十四师一三二团团长兼政委，参加了赣州、龙岩、漳州、水口等著名战役。由于铭五作战勇敢，管理部队有条理，待人诚恳，与同志们相处十分融恰，圆满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各项任务，赢得了上级和同志们的交口称赞。宋任穷同志在后来的回忆中，称他是一位“党性强、忠实积极、待人宽厚、工作扎实的好同志”。铭五所参加的水口战役，是一场空前规模的恶仗。战斗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这次战役来说,并不是言过其实；“血流成河”，可以说这次战争的真实写照。有的部队白天打仗，晚上还要在该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有的同志夜间口渴，摸到河沟去喝水，闻到一股血腥味，天亮时才看到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在这次战役中，红五军团的大刀杀出了威风。铭五所在的部队，原属冯玉祥的手枪旅，装备精良，老兵居多，都配有驳壳枪、花机关，大刀片三大件，素以刀术见长，近战著称。起义后，部队经过整训，指战员们士气旺盛，斗志昂扬。铭五在战斗中手持大刀，身先士卒，率领全团勇猛冲杀，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英勇无畏的高贵品质和战斗作风。水口战役之后，铭五被调到军部任作战科长，继而又参加了建宁、黎川、黄狮渡、浒湾、黄陂、草冈台等著名战役，为扩大和保卫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四次“围剿”南征北战。
  1933年6月，红一方面军重新整编，取消军级建制，增强和充实版斗部队。铭五被任命为红五军团十三师三十七团参谋长。同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打响，铭五指挥部队与敌抗击。10月，三十七团在江西乐安与敌作战，铭五命令四连打阻击，掩护全团转移。战斗十分激殂，一个连打了一天只剩下16人,经补充后拉上去再成。天将拂晓，铭五来到四连阵地，叮嘱连长许国珍，务必坚持到下午6点。一切安排妥当时，连里的炊事员已将早饭送到阵地上。许国珍望着铭五因劳累而消瘦的面庞，一再挽留他吃了饭再走。铭五放心不下团部和其它部队，匆忙回团部检查转移情况。途中，敌人的飞机在头顶盘旋，情况十分危险。铭五将个人安危置于度外，大步流星往前赶。当他赶到团部驻地的祠堂门口时，敌机投下的炸弹在他身边爆炸了，铭五倒在了血泊里。年仅25岁的红军指挥员，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位祁连山的儿子，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践行了他的入党誓言，为家乡和母校增添了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