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高尔泰在酒泉
  吴浩军 高尔泰，中国当代著名美学家、画家、教授。1957年因发表《论美》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劳教。1962年起，先后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兰州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工作。因所著《美是自由的象征》一书曾被国家科委授予“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称号。现旅居美国。
   1935年10月，高尔泰出生于江苏南部的鱼米之乡高淳县。他的父亲高竹园，是教育家、美术家，母亲郑默先，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们办了一家私立淳南学校，培养了不少人才。
   高尔泰先在吕凤子先生在丹阳创办的私立正则艺专学习。在那里学了三年画，同时也读了不少书。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后，他被分到江苏师范学院美术系，又学了两年画。在此期间，他对哲学产生了兴趣，读了很多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和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哲学著作，开始将艺术、文学和哲学联系起来思索。 1955年，高尔泰被分配到兰州十中任教,每周上16节美术课，批阅16个班的作业。教学之余,他写诗作画。他的诗在《上海文艺》上发表，表现出一个20多岁的青年对于新生活的礼赞；他的画在展览会上得了奖，引起了领导和美术界的注意。同时，他还在继续着过去的思考，并将思考的结果用文字记录下来，一年后就有了他的第一篇论文——《论美》。在这篇并不成熟的文章里，他提出“美是一种感受”，“美是主观的”的观点，表现出非凡的理论见底和胆识。
   文章写出来后，他很得意，用有格稿纸工工整整地抄了两份。一分投寄到北京《新建设》月刊社，一伤拿去给时任西北师范学院院长的徐褐夫先生看。1957年2月，文章刊出，编者加了按语，接着《文艺报》、《哲学研究》、《学术论坛》、《学术月刊》等报刊即相继发表文章，展开批评。高尔泰又写第二篇论文《论美感的绝对性》，刊于《新建设》七月号，进行答辨。这时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高尔泰因“顽固对抗”，被从严处理：开除公职，押送至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这时高尔泰年仅20岁，虽然以思想获罪，但已在20世纪的中国美学史上刻下了任是什么力量也无法抹去的印痕。 在夹边沟劳教农场，他同来自甘肃各地的被定为“极右”的其他右派一样，每天都面对着饥饿和死亡，度过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日子。所幸到1958年底，因为要举办“甘肃省十年建设成就展览”，省里有人想起了他有画巨幅画的经历和本领，调他回兰州画画，使他躲过了 “59”劫难,拣回了一条命，成为“夹边沟”的幸存者之一。
   他刚回到兰州时，那浮肿的双腿连工作台都爬不上去，需要别人把他扶上去。1959年10月1日，展览会正式开幕了。高尔泰的画得到了好评。省公安厅决定解除他的劳教处分，让他到靖远的省公安厅机关农场去劳动。仍和其他劳改释放犯编在一个队里。一年以后，他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也被摘掉了。
   高尔泰从劳改农场出来，没有地方去，靠打零工糊口。在这种情况下，他试着给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著名画家常书鸿写了一封长信，要求到敦煌莫高窟工作。常书鸿早就喜欢高尔泰的画，而当时敦煌又正在筹备莫高窟建窟1600年的纪念活动，迫切需要真才实学的人。这样，经过常书鸿的联系争取，高尔泰如愿以偿。
   1962年6月，高尔泰被调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安排到研究部美术组工作。他的任务主要是从美术史的角度，临摹和研究敦煌的壁画。
   初到莫高窟，面对那参天的老树和冷冽的宕泉河，高尔泰感到如入仙境。那古代艺术的魅力，使他欣喜若狂;林荫之下的幽静和淡雅，使他如梦如醉。他主动要求去住到莫高窟下寺——三清官中，那里因传说吊死过人,没有人愿意去住。房间在树林之中，很阴凉，也很安静。白天他在洞窟里临摹壁画，夜晚则在满地的月影中聆听泉水的潺浚和铁马的叮当。这一切，同不久以前那种紧张剧烈的痛苦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高尔泰产生了 一种梦幻般的印象。
   在敦煌研究古代文化，第一手的原始材料极其丰宫，而且可以不受外界的干扰。这时，高尔泰除了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每月都把工资的大部分寄给母亲和姐姐，他自己则埋头于古代艺术的研究中。白天他在千壁画林中或临摹或端详；夜晚，则静静地在灯影下索解着难懂的佛经。这，就是他梦想的安静生活。
   在这里，他遇上了他的第一个妻子李茨林。李茨林当时是敦煌中学的学生，父亲是敦煌医院的院长，前来莫高窟出诊，李茨林跟来游玩，他们认识并相爱，于1966年3月举行了婚礼。敦煌研究所副所长兼党支部书记李承仙还答应安排李茨林到莫高窟做讲解员，先临时，后转正。
   但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常书鸿和他的妻子李承仙双双被打倒，高尔泰也因他那不安分的灵魂还在继续着对历史和现实、艺术和哲学的思考而在劫难逃。
   听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动员报告回来，高尔泰便连夜把所有的文稿笔记翻拣一遍,挑出最要紧的，包在衣服里，让李茨林带到娘家去，在那边住一段时间，待形势明朗了再回来。紧接着揪斗、抄家就开始了。几个月后，李茨林回来看他，告诉他，那些文稿笔记，因妹妹茨恩害怕，趁她不在全部烧了，高尔泰感到痛心，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又无可奈何。
   莫高窟的革命群众分成了 “革联”和“革总”两派，都想从昔日的当权派那里，获得不利于对方的材料，于是对常书鸿和李承仙争相批斗，轮流抄家。家里的地面被挖得孔连孔，顶棚撕得七零八落。有些事不说要打，说了对方也要打，身上旧伤没好，又加上许多新伤。常书鸿满口的牙，被打得一个不剩。高尔泰常常陪着他们挨批斗，但说话不方便，就瞅空送去所写的诗或一些游戏性，的文字来安慰他们。
   1969年春天，敦煌文物研究所宣布了对高尔泰的处分决定，维持1966年工作组的原判，工资降三级，没再戴帽子，算是解放了。这时，酒泉地区革委会要筹办“农业学大寨展览，”从敦煌文物研究所抽调了几个人去画画，高尔泰也在其中。
   展览会上，大都是从境内各县各单位临时抽调来的人，互相都不认识，高尔泰同大家一样加班加点，排队买饭，睡通铺房，没有受到歧视。这一年，他的妻子被下放到东方红公社（郭家堡乡）向阳大队（七号村）四小队劳动，带着两岁的女儿高林，还有身孕,很是艰难。他又想创造条件，把妻子、女儿从下放地办出来，于是拼命工作，很受大家欢迎。
   展览准备就绪后，除了当讲解员的和一个画画的，抽调来的人都要回原单位去。从敦煌文物研究所来的，还有何山和孙纪元。他们都想留下来。上头让高尔泰和何山各画一幅画，画出来后由工农兵群众裁判，谁画得好留谁。何山选了一幅《民族大团结》，高尔泰拿到的是《潭家湾全景图》。于是，何山在地区革委会礼堂，高尔泰在地区招待所会议室，两人各占一方，鸣锣开战。
   谭家湾是金塔县的一个大队，当时为西北农业学大寨的样板。为画好画，高尔泰去潭家湾住了几天，画了许多速写作为创作的素材。为了完成任务，他白天黑夜加班加点地干。天气热，他就脱去外套，只穿一件短裤工作，使许多前来看热闹的人大为惊奇。《谭家湾全景图》完成的第二天，酒泉地区农业学大寨展览会开幕了。
   展览开幕日，正逢“三级干部大会”开幕，参观人潮汹涌。谁都没有想到，居然是潭家湾全景图最受欢迎，观众沿着有车辙的大路一路看过去，就像看连环画，兴味极浓烈。加上画面事物小而逼真，又是熟悉的生活，以前没在画上见过，更有一分惊喜。潭家湾大队支书、九大代表杨柱基也来参加三级干部会,看了说好极了。
   这样，高尔泰如愿以尝，留了下来，并且拿到了妻子和女儿“农转非”的准迁证。这时，高尔泰接到了妻子病危的电报，赶到时，李茨林已病死了，年仅25岁，腹中胎儿,8个多月。高尔泰赶到后，也只能就地埋葬，然后抱着女儿回到酒泉。
   展览会结束后，他被安排到酒泉地区五七干校劳动，但行政、工资、户口、粮食关系，都还在敦煌文物研究所。
   干校里的生活同样艰难。孩子太小，他不得不常把她带到工地，让她在附近地里自玩。有时风大，或者路远，她就得留在家里。有时他去给别豹单位画宣传画，为了不让孩子打扰，就将她放在高高的窗台上，孩子就只能战战兢兢地坐着，一动也不敢动。营养不足，没有玩具糖果，没有元伴，更无儿童读物可看。为了弥补，高尔泰就在工余给她讲故事，并把自己编的童话画成连环画。几年下来竟也画了 6厚本、20Q多幅彩色连环画。打倒“四人帮”以后，这些画册有的还公开出版了。这些连环画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善一定会战胜强大得多的恶。那里所有的动物都分为两类，吃草的和吃肉的。前者代表善，后者代表恶。而胜利却总是属于前者,表现出对于善的由衷向往。
   所幸那时毛主席的标准像供不应求。特别是礼堂、门厅用的那种特大号，根本买不到。干校应外单位的要求，常常打发高尔泰去画放大的标准像。这些单位既有党政机关、学校、厂矿企业、农场，也有驻军部队，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自治县。这样，高尔泰就从这个单位转到那个单位,除了领工资，难得回干校。
   这是高尔泰感到十分惬意的一段时间。一方面,出去画毛主席像，.各单位都要招待吃住,他可以省下每个月的20多元饭钱30斤粮票，等于每个月增加了半倍工资；一方面出差在外，不用参加政治学习和集体劳动，有了一点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能继续自己对艺术、哲学和社会二人生的思考，并且住在招待所里，可以将思考的结果形成文字，不用担心有人看到后打小报告。高尔泰在平反后发表的一些文章就是那时候写的。这无意中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准备了 一份小小的献礼。
   从1972年到1975年，高尔泰画了 30多幅毛主席像。这些画像大部分已难觅踪迹，只在一些单位和私人手中还有少量留存。现在仍然悬挂在迎宾馆（原酒泉地区招待所）大堂的那幅《迎客松》,就是高尔泰离开酒泉前画的最后一幅画。
   1978年春，全国“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兰州大学新上任的哲学系主任韩学本在校长辛安亭的支持下，克服种种障碍将高尔泰调到兰大哲学系，主持美学专业。
   在兰大期间，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要编《中国美学史》，将高尔泰借调去工作了一段时间。1984年，高尔泰调到四川师范学院，离开甘肃。至此，高尔泰在甘肃待了整整30年,其中在酒泉前后将近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