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温家宝在酒泉的足迹
   达红 周鹏飞 刘崇贵 温家宝总理原是个老地质队员。1968年他从北京地质学院（现名中国地质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地点是地处黄土高原的甘肃酒泉。当时的单位叫地质力学队，温家宝是技术员，工作主要从事祁连山山地区域地质调查，也就是填出不同比例尺的地质图以供找矿使用。这是最基础的地质工作，也是最艰苦的一项工作。温家宝从地质技术员干起，常年奔波在野外，用当年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的话讲，就是一年四季穿皮袄，没见过夏天。有关地质部门至今仍在使用的祁连山1:20万比例区调图就是在当年温家宝的参与下 绘制完成的。
   王志恒是当时地质调查队的工程师，由于是地质方面的专家，退休后又被返聘回四勘院（即当年的力学队、地调队），提起当年从事野外地质调查的艰苦和温家宝参与绘制的祁连山1：20万比例区调图，王老的谈兴立时就高涨了起来。他比划着告诉记者，当时队里的区调工作主要集中在祁连山区，很多地方根本没有路，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牝牛和马。夏天进山，雪水融化，一天过三四次河是常有的事。吃的东西只有罐头、木耳、鸡蛋,根本见不到绿色蔬菜，很多同志常常是春夭进山，冬天出山，根本不知道夏天是什么滋味儿。那幅温家宝参与绘制的区调图是难度最大的一幅。就拿祁连山主峰来说，那里人迹罕至，几乎全部是冰川，测绘的艰难可想而知。
   1976年，温家宝由队技术员调任队政治处干事，随后转为政治处负责人。
   许多老同志对温家宝的评价是:有什么想法喜欢拿出来与大家探讨。曾同温家宝在一个办公室共事的张子靖以及曾共事11年的楮腊元在学风方面对如今的温总理有着更细致的描述:在队机关上班时，他总是比别人来得早，走得比别人迟，坐下来就是看书、办公，除了休息时外出活动一下，其余时间都泡在书本里，从来不去别的办公室串门、聊天。
   1977年发生的一件事，让地质力学队的所有同志对温家宝有了新的认识——他不但在业务工作上精益求精，为人也相当有风度，心里总是装着别人。温家宝已由队政治处负责人提升为副队长。恰逢省局下达了部分提升工资的指标，按说温家宝由一般干部提升为队负责人,提升工资指标中肯定有他的一份。当他看到指标有限时，硬是把这个指标慷慨地让给了其他同志。冯俊国是当时力学队的党委书记，回想起这件事，也依然充满了深深的钦佩。他说：“当时在会议上，大家都赞同给温家宝提升一级工资，但他当时就要求把这个指标让给其他的同志,会下他又多次找我谈话，执意要让出指标。这个举动当时在力学队反响很大。" 在四勘院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王有芹的父亲叫王德春，曾任力学二队指导员，1970年去世前任力学队政治处主任，与温家宝十分要好。王德春去世后，王有芹的母亲带着年仅11岁的她来到力学队，当时生活已经无法维持，许多人给王有芹的母亲出主意，让她把当时只有两岁的小儿子送人。温家宝夫妇得知后极力劝阻，并主动提出今后在生活上照顾他们。此后，每当逢年过节，远在山东的王有芹一家都能收到温家宝夫妇给孩子们寄去的新衣服和钱款。1976年，王有芹被招工到地质力学队，来到了温家宝夫妇的身边。在一起工作生活后，温家宝夫人张蓓莉女士从不让王有芹花钱，而让她把工资全部寄往山东老家给母亲贴补家用。在工作上，温家宝对王有芹要求极为严格，经常向王有芹的领导询问她的表现。直到现在，张蓓莉女士还经常打来电话，询问王有芹的生活状况，并且在一次出差时还亲自前往山东文登，看望王有芹的母亲。“没有温总理夫妇对我们一家的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王有芹动情地说。
   1980年，地质力学队在总工王志恒的参与下作了 一个磷矿筛选报告,并成立了生产组对报告进行讨论。温家宝作为省局地矿处负责人参加了这个生产组，并任组长。在工区答辩时，温家宝发现有些问题处理得不是很好，提出了疑问。王志恒对此解释说，这些问题已经请示了局里，局里答复尽量做，实在做不了就算了。作为组长的温家宝当时表态，不论请示了谁，一定要按规程办事。没有生产组组长的批准，这个筛选报告肯定过不了关。随后，报告被返工，并且一返就是半年多时间，在各项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后，这个筛选报告才得以顺利通过，这件事给王志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温家宝总理保存着一个做工精细的小木柜，这是他当时在地质力学队工作期间找工人王殿修制作的。温家宝从酒泉调任兰州后最初没有安排住房，一个人住在办公室里。一次，王殿修要给受工伤的女儿看病，来到兰州。当时，他经济状况不太好，温家宝知道后，执意要王殿修和他吃住在一起。
   甘肃地矿局的退休工程师陈光清，因为工作关系，是当年和温家宝接触较多的一个人。两人一起外出开会、野外考察，经常同吃同住。陈光清回忆说，温家宝当年的生活作风相当朴素，吃、住、行力求简单。温家宝当时是省地质局地矿处副处长，按规定，可以享受宾馆单人房的待遇，但温家宝每次去基层单位考察，尽量住单位招待所，经常婉言谢绝基层单位的高规格安排。
   陈光清认为同温家宝很好相处，温家宝没有领导的架子。因为陈光清比温家宝大几岁，去基层单位别人经常把陈光清当成领导。说到这里，陈光清笑了。他还说，有一次和温家宝出差去天津，住在温家宝的家里，当时温的父亲等人都在。其父亲笑着说:“给温家宝取名的寓意是温暖加吃饱饭”o 当现任甘肃地矿局局长的孙矿生拿出那几大本陈旧的硬皮记录本，就是20世纪70年代人们常用的那种硬纸封面的32开的工作笔记本。它的主人当时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时任力学队技术员的温家宝。孙矿生局长让我看的是温家宝作为专业技术人员作下的专业笔记。里边有图表、有数据、有文字报告，还有报告的时间和地点。或用钢笔、或用铅笔书写的笔记，不仅字体工整、娟秀，而且行行清晰、页页清晰，每本厚达上百页的几个本子翻下来,居然没有发现一处涂抹的痕迹！要知道，这些笔记可是当年温家宝白天钻山沟、爬山头，晚上在帐篷或是在当地农家的土炕上，就着煤油灯微弱的黄光写下的啊！没有一种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这—切真的是无法想象。
   原地质力学队党委书记冯俊国曾于1993年9月底偕老伴前往北京看病。国庆节前夜，温家宝刚刚外出考察回到北京，在处理完政务后，他抽出时间邀请冯俊国到家中做客，并合影留念。冯老还告诉记者，后来一次，温家宝给他打电话，电话刚一接通他就听出了温总理的声音，赶忙说，您是温总理，谁知温总理马上亲切地说，我是家宝，我是家宝，您是冯书记。冯老感慨地说：“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他还能一下子听出我的声音，言语热情得好像从来没有分开过一样。
   2002年9月1日，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在视察甘肃、青海工作期间，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专程驱车来四勘院看望这里豹老同志和在职职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来酒泉不来看看大家，我走了以后你们会说我的。” 最后一个故事是温家宝自己讲的——时间还是2002年9月1日，地点就在酒泉四勘院的会议室。“多年来我一直想着大家。我到北京后搬（工作）了好几个地方，从未想着去看看。可这里就不一样了，有你们在总是有所牵挂的。一到酒泉，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尽快来看看你们，找找自己曾经住过的地方和办公的地点。我和秘书、警卫一块儿寻找水文大院在哪里，一直到最后才问到水文队的旧址。当我爬到一高台处,一眼就认出了水文队的大院，那里有8幢房子，其中一幢就是我住过的地方。我下去沿着小胡同走了很久，找到了原来的住处，但住过的地方已经拆除，记忆中门口那棵杨树也不见了。我站在住过的地方，警卫员说给我照张相，正要准备照时，一位女同志走过来说:这是我家的房子，不能照。没一会儿又说我长得像个市长……”。
   温家宝后边的话被掌声和笑声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