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合作社里春潮涌
  1955年8月，正是夏收大忙季节，银达乡到处是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割麦子、挑捆子的人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干活只嫌慢，脸上都挂着开心的笑容。打麦场上欢声笑语，歌声不断。每到夜晚，达子沟庙上（乡政府和五四永丰社总社驻地）更是红火热闹，教室里书声朗朗，此起彼伏；广场上锣鼓喧天，秧歌扭得正欢；小学校的院子里，歌咏队的青年男女把教歌的老师团团围住，歌声阵阵，嘹亮悦耳，响彻云霄。人们似乎不知疲倦，没有忧愁。翻身得解放的银达农民，用歌声尽情地喧泄和表达着他们走上合作化道路，获得丰收后的欢乐喜悦心情，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感恩戴德之情。
  解放前的银达乡，绝大多数土地都被城里大财东肖文余霸占着，达子沟大部分农民都是肖家的佃户，雇农和长工。肖文余平时不在乡里亲自当家,只在每年的端阳、中秋两节，在自家的花园——肖家花园（今银达村13组）大宴宾客。城里的富商巨贾和肖的亲朋好友，在花亭上饮酒赏花，好不快乐，贫困农民则恨得牙根痒痒。真正在银达主事的是肖文余的管家，人称"二地主”、“二掌柜”的，此人无恶不作，鱼肉乡里，强占土地，奸淫妇女，作威作福，罪恶滔天，达子沟的农民恨透了他。
  解放了，银达人扬眉吐气，在党的领导下，减租反霸打土豪，清算地主搞土改。罪大恶极的“二地主”被枪毙，肖文余也被判刑劳改。银达乡沸腾了。人们高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发自内心地喊出“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他们埋葬了屈辱，昂首阔步，奔向新的生活。
  土改后的银达人，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光阴越来越稠，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憧憬，真有点迫不急待。土改刚一结束，他们就自由结合，办起了变工队，互助组，接着又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五四永丰社”。1955年，银达乡完成了初级社向高级社的转变，短短三年时间就走完了农业合作化的全过程，比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整整早了两年。
  集体化的实现，给银达人带来了无限生机，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在合作社里有一股不停息的春潮在涌动，一种无形的力量催促着人们朝前走，扫盲班、识字班应运而生，各种公益事业，文化活动也相继开展起来。
  由于银达乡农业生产合作社起步早、规模大,不仅在全县属首创，而且也是全省有名的大社，很快引起各级的关注，成为省地县的典型与试点。我一来就了解到，这里除常年蹲点的县委工作组外,经常轮流驻点的还有省地机关和各级业务部门的干部，最多的时候有60多人。社里办了伙食团，专供下乡干部就餐。早上起床集体做操，早饭后下社各干各的。然而，不论干什么工作的，大家都必须服从县委工作组和社管会的统一安排，绝不可各行其事，县委宣传部长车宏章和团县委干部黄贤德是县委工作组的主要负责人，他们从1953年起就在银达乡蹲点，搞合作化试点工作，和农民吃住在一起。当时车宏章同志还请求上级批准他在银达落户，以示其服从组织的决心。车、黄二人在达子沟庙的东陪殿里办公，成天有农民出出进进，跟他们说说笑笑，关系显得十分融洽。当时我就住在西陪殿里，他们的一举一动我都历历在目。他们白天下去搞调研，晚上挑灯夜战写材料，忙得不可开交。当时在我的心目中，他们二位都是高不可攀的领导者，尽管他们也同我们一般干部在一起做操，在一个大灶上吃饭，但我还是心存敬畏。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在东陪殿里日夜忙碌，原来正在撰写一篇后来非常著名的文章，就是《银达乡是怎样进行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一文。这篇文章的题目先是叫《银达乡农民业余文化教育收到了成果》，发表在《甘肃日报》上，后来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意见，由作者车宏章和黄贤德作了充实修改，题目改为《银达乡是怎样进行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1955年冬天，毛泽东同志亲自审阅了这篇文章，并亲笔撰写《按语》收入由他审阅编纂的《中国农村的杜会主义高潮》一书。毛泽东在《按语》中对车、黄的文章褒奖有加，指出：“本书谈文化工作的篇幅不多，这一篇算是好的。……”这篇文章使银达乡成了全国著名的文化乡和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先进典型。银达乡的总支书记、总社社长米子清和农民代表王学录，赴京先后受到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58年，朱德委员长签发嘉奖令，奖给银达乡两台“东—75”型拖拉机。这就是银达乡为何成为文化乡的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