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文化教育
  银达乡纪事
  高正刚
  
  1955年金秋时节，我背着行李，兴头板脑地来到银达乡五四永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群众文化工作。
  这是我同年7月从酒师毕业踏上工作岗位后的第一次下乡，一切都感到新鲜好奇。与我同行的还有郭仪和张长青，他们都比我年长，且有丰富的群众文化工作经验。有他们两人作后盾，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文化新兵，心里底气十足，再加上银达人的宽厚与纯朴，很快我就能够得心应手地独立工作了。
  从那时候起，我便同银达乡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分享过银达人翻身得解放的快乐和丰收的喜悦，也一同感受过困难时期忍饥挨饿的惆怅。40多年来，我频频来到银达乡干我该干的事。每当此时，解放初期银达人的生活甘苦、人情风貌总是历历在目，一些我所经历过的人和事仍记忆犹新。
  
  合作社里春潮涌
  1955年8月，正是夏收大忙季节，银达乡到处是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割麦子、挑捆子的人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干活只嫌慢，脸上都挂着开心的笑容。打麦场上欢声笑语，歌声不断。每到夜晚，达子沟庙上（乡政府和五四永丰社总社驻地）更是红火热闹，教室里书声朗朗，此起彼伏；广场上锣鼓喧天，秧歌扭得正欢；小学校的院子里，歌咏队的青年男女把教歌的老师团团围住，歌声阵阵，嘹亮悦耳，响彻云霄。人们似乎不知疲倦，没有忧愁。翻身得解放的银达农民，用歌声尽情地喧泄和表达着他们走上合作化道路，获得丰收后的欢乐喜悦心情，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感恩戴德之情。
  解放前的银达乡，绝大多数土地都被城里大财东肖文余霸占着，达子沟大部分农民都是肖家的佃户，雇农和长工。肖文余平时不在乡里亲自当家,只在每年的端阳、中秋两节，在自家的花园——肖家花园（今银达村13组）大宴宾客。城里的富商巨贾和肖的亲朋好友，在花亭上饮酒赏花，好不快乐，贫困农民则恨得牙根痒痒。真正在银达主事的是肖文余的管家，人称"二地主”、“二掌柜”的，此人无恶不作，鱼肉乡里，强占土地，奸淫妇女，作威作福，罪恶滔天，达子沟的农民恨透了他。
  解放了，银达人扬眉吐气，在党的领导下，减租反霸打土豪，清算地主搞土改。罪大恶极的“二地主”被枪毙，肖文余也被判刑劳改。银达乡沸腾了。人们高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发自内心地喊出“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他们埋葬了屈辱，昂首阔步，奔向新的生活。
  土改后的银达人，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光阴越来越稠，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憧憬，真有点迫不急待。土改刚一结束，他们就自由结合，办起了变工队，互助组，接着又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五四永丰社”。1955年，银达乡完成了初级社向高级社的转变，短短三年时间就走完了农业合作化的全过程，比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整整早了两年。
  集体化的实现，给银达人带来了无限生机，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在合作社里有一股不停息的春潮在涌动，一种无形的力量催促着人们朝前走，扫盲班、识字班应运而生，各种公益事业，文化活动也相继开展起来。
  由于银达乡农业生产合作社起步早、规模大,不仅在全县属首创，而且也是全省有名的大社，很快引起各级的关注，成为省地县的典型与试点。我一来就了解到，这里除常年蹲点的县委工作组外,经常轮流驻点的还有省地机关和各级业务部门的干部，最多的时候有60多人。社里办了伙食团，专供下乡干部就餐。早上起床集体做操，早饭后下社各干各的。然而，不论干什么工作的，大家都必须服从县委工作组和社管会的统一安排，绝不可各行其事，县委宣传部长车宏章和团县委干部黄贤德是县委工作组的主要负责人，他们从1953年起就在银达乡蹲点，搞合作化试点工作，和农民吃住在一起。当时车宏章同志还请求上级批准他在银达落户，以示其服从组织的决心。车、黄二人在达子沟庙的东陪殿里办公，成天有农民出出进进，跟他们说说笑笑，关系显得十分融洽。当时我就住在西陪殿里，他们的一举一动我都历历在目。他们白天下去搞调研，晚上挑灯夜战写材料，忙得不可开交。当时在我的心目中，他们二位都是高不可攀的领导者，尽管他们也同我们一般干部在一起做操，在一个大灶上吃饭，但我还是心存敬畏。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在东陪殿里日夜忙碌，原来正在撰写一篇后来非常著名的文章，就是《银达乡是怎样进行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一文。这篇文章的题目先是叫《银达乡农民业余文化教育收到了成果》，发表在《甘肃日报》上，后来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意见，由作者车宏章和黄贤德作了充实修改，题目改为《银达乡是怎样进行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1955年冬天，毛泽东同志亲自审阅了这篇文章，并亲笔撰写《按语》收入由他审阅编纂的《中国农村的杜会主义高潮》一书。毛泽东在《按语》中对车、黄的文章褒奖有加，指出：“本书谈文化工作的篇幅不多，这一篇算是好的。……”这篇文章使银达乡成了全国著名的文化乡和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先进典型。银达乡的总支书记、总社社长米子清和农民代表王学录，赴京先后受到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58年，朱德委员长签发嘉奖令，奖给银达乡两台“东—75”型拖拉机。这就是银达乡为何成为文化乡的缘起。
  
  新生活遇上了拦路虎
  当时的银达乡，干群关系十分融洽和谐，不管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家庭的炕头院落，干群都能促膝谈心，说出掏心窝子的话。老乡们把干部统称为“同志”，显得十分亲切。因为蹲点干部经常轮换，记不住姓名，乡亲们索性按干部所从事的行当，称作“科学同志”、“畜牧同志”、“林业同志”等。开始他们把我和老郭老张称为“文化同志”，后来知道我姓高，就称作“高文化”。可笑的是他们竟然把县配种站的工作人员称为“配种同志"，一时成为趣话笑谈。银达人纯朴善良，在他们中间工作和生活，时时有一种春风拂面的舒畅感。然而，最令人感动不已的还是银达农民对科学文化锲而不舍的追求和坚持不懈的钻研好学精神。
  一个秋光明媚的早晨，我和乡长丁福有一同去南沟分社了解群众文化学习情况。丁福有个子不高，显得清瘦干练。这个长工出身的乡长，虽然不识字，但人很聪明，是银达乡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组织者和带头人之一。
  在南沟办完公事，丁乡长请我到他家吃早饭。刚进院门，就听见朗朗的读书声。“谁在念书？”我惊奇地问。“我屋里的！” 丁乡长笑着回答，“这人脑子太笨，老师教的字出门就忘光了。笨鸟先飞,她是要比别人多下一些功夫”。丁乡长接着说：“拿惯锹张镢头的粗手，写个字比老牛拉车还吃力，但是不学又不行，新生活遇上拦路虎了！”“新生活遇到了拦路虎！”这话如同醍醐灌顶,深深震撼了我的心灵。丁乡长告诉我，旧社会农民吃够了没文化的苦头，现在翻身做了主人，万事遂顺，但没文化这个坎还在挡道。土改时农民拿到了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有的人连个倒顺都不知道，倒过来贴在墙上；有人连钱都认不得，进城买东西不是叫人蒙骗了就是惹人一顿骂；区政府抽人算公粮，6个算账的人3个就是地主老财的狗腿子或账房先生。后来办互助组合作社，用文化的地方就更多了，就连记个工、算个账，哪一件都得有文化。新生活如蜜如糖，没有文化寸步难行。如果打不败没文化这个拦路虎，咱翻身农民就太没出息了。
  我们正喧得热火，老丁的爱人汪秀珍用红条盘端来了饭。这女人高条个，大手大脚，干活麻利，各种文化活动样样走在前，是远近闻名的学文化模范，毛泽东主席加了《按语》的那篇文章里还专门提到过她。面筋汤荷包蛋，油麻卷子油泼咸菜，我和老丁端起碗来就吃。汪秀珍望着我笑吟吟地说：“高同志，今天这饭咋样?”我连忙说：“好饭，好饭!” “你可不能白吃！” “当然，当然，伙食费粮票按规定照付，放心！” “谁稀罕那个。我是说吃罢饭你得给我办个事！” “好说，好说，只要能办到一定办好!”饭后，汪秀珍找来笔墨，还有一沓早就裁好的纸。“求你写几个字。我说你写，要正楷字，不能了草！”我摆开架势，她说一句我写一张，一气写了近百张，全是家里的物件名称：箱子、桌子、竖柜、门边、犁铧、锄头不一而足，写完又照物粘贴，整整忙活了大半天。
  原来，这就是银达农民创造的“见物识字法”,很灵验，不用人教，常看常写记得牢。此法在银达乡全面推广后，对巩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成果起到了显著作用。这件事使我深深地感受到，处在社会变革中的银达人，渴求掌握文化知识，想尽快脱离精神洪荒的心情是何等的执着与坚定。
  
  我受到了她们的"围攻”
  秋七八月，麦子一上场，农活相对松了些。应广大妇女的要求，社领导决定在全社组织一支大型秧歌队，让我当教练，利用晚上进行排练。扭秧歌是我的拿手好戏，我对当好这个教练充满信心。
  五十年代的秧歌可不象现在有一致的服饰和漂亮的化妆，那时的秧歌队由各种人物造型组合而成，打头的必须是男工女农，各执斧头镰刀，象征工农联盟；还有社会各阶层、各民族的人物造型，形象直观。正面人物妆扮得都很健康漂亮，反面人物，如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地主老财、反革命分子等人物造型，无论是妆扮还是表演，都极尽夸张丑化之能事，引得观众捧腹大笑，就象一组组无声的活报剧，充满浓厚的政治色彩，善恶分明，多姿多彩，在当时的农民教育运动中，起到了极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我本来信心十足地想给他们排一台有特色和新意的秧歌，谁知事与愿违，三天过去了连队伍都没整好。原因很简单，自愿参加秧歌队的人越来越多，每天都以三四十人的速度递增，三天后已超过了 150多人；刚刚排好的次序，很快就被新来的人挤得参差不齐；谁都不愿排到后头，都要往前挤。特别是那些上了年岁的婶子大娘们也跑来凑热闹，而且根本不听指挥，乱嚷嚷地吵成一锅粥，弄得我没有一点辙。万般无奈，我大吼一声：“安静!”这一声还真管用，场子里顿时安静下来。我乘机宣布：“为了保证秧歌队的质量，扭出水平来，40岁以上的就不要参加了，40岁以下的人到那边重新登记，重新编队！” 一语即出，人群里好象鸟窝里捣了一棍，唧唧喳喳吵成一团。婶子大娘们把我围住，指手划脚，唾沫星子乱飞。这个说：“咋了咋了，我们40岁以上的不是人吗？”那个说：是嫌我们老了丑了不好看是咋的？” “这小伙子年轻轻的说话好没道理。不让扭我偏扭，难道进个秧歌队比入社还难？”七嘴八舌，没完没了。正闹得不可开交，达子沟小学的老校长李乃文过来帮我解围，他说:“人家高同志也是为了把秧歌队办好，你们说，这几百人的秧歌咋扭呢？得想个办法。我看大家今天先回去，各分社先登记一下人数，要是大家都想扭秧歌，就请高同志先办个班，把学校和民校的年轻教师先培训培训，然后再按社里的安排分头下去给大家教”。李乃文话音未落，人们就纷纷称赞这是个好主意。我如释负重，打心眼里佩服李校长的高明。
  事后，社里同意了李校长的建议，每星期两个晚上，由我和抽调的老师分头下去教大家扭秧歌。一时间，社社都拉起了秧歌队。他们自娱自乐，互相比赛，年头节下，互相祝贺节日，搞得十分红火热闹。时至今日，银达乡的秧歌社火依然非常普遍和火爆，这是五十年代就形成的老传统。
  
  方大德犁地不细心
  有一天，我收到一篇没有署名的稿子，字写得歪歪扭扭，但意思却明白，是批评北沟分社社员方大德犁地不细心，三犁铧一耙混工分的事。这可是件不容忽视的大事。我把来稿改成一段小快板登在黑板上，记得其中几句是：割罢麦子粮上场，深翻灭茬正紧张。
  翻得深来犁得细，来年才能多打粮。
  方大德犁地不细心，三犁铧一耙混工分。
  这种行为该批评，秋翻灭茬有标准。
  一年庄稼两年务，可不能捏住鼻子把嘴哄。
  这个教训要汲取，精耕细作不放松。
  来年开春就下种，夺取丰收有保证。
  这篇稿子一登，“方大德犁地不细心”的顺口溜就传遍了银达的社社队队，引起了干部群众的普遍关注。经调查方大德犁地不细心是事实，他见黑板报上点了他的名，心里很懊悔，在社员会上作了检讨，并且主动返了工。
  总社领导通过这件事，认识到了小小黑板报的巨大作用，立即布置各队都要办黑板报。不到10天时间就办起了 20多块，都放在村口路沿人多的地方。内容主要是联系实际宣传政策，批评不良倾向，表扬好人好事。一时间各队都要求我们下去为他们办报，又把我们忙得顾不过来。在总社的支持下，我们办了一期黑板报通讯员培训班，还专门请来县委宣传部的张波给学员们讲课。学员们学会了如何写稿，如何写美术字，把各队的黑板报办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后来，中共河北区委决定在所辖的10个乡全面推广银达乡开展黑板报活动的经验。我们先后编写了《银达乡是怎样开展黑板报活动的》经验介绍材料和《怎样办黑板报》等学习资料，以县文化馆的名义印发全县各乡。从那时起,我们下乡总是带着钢板、蜡纸、铁笔，走到哪里就把油印小报办到哪里。直到1958年，我们又把这一作法运用到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中。郭仪在北山芨芨台创办了《工地生活》；我在嘉峪关钢铁厂（小酒钢）办起了《钢铁快报》，在当时都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刘老汉为我们荫好了冰糖西瓜
  我们在银达乡从事群众文化工作，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放幻灯。那时农村没有电，电影也不普及。县电影队下乡放场电影可不容易，驴驮车曳地拉来一大堆机器，拉绳子，崩帐子，扯皮带发电。放幻灯不用电，靠汽灯来采光，而且携带方便，操作简单；幻灯片是用一张张玻璃纸画的连环画，通过幻灯机的放大镜打到银幕上，就成了一幅幅放大了的五彩画面，通过口头讲解让大家看懂内容。群众把幻灯称作“土电影”，我们文化同志又多了个“耍土电影”的名称。我们的幻灯片内容分为故事片、时事政策片、农业科技片、病虫害防治片等。尤其是故事片更受群众喜爱，《天仙配》、《孙悟空大闹天宫》、《金马驹与火龙衣》、《牛郎与织女》、《五女拜寿》，还有现代题材的《擦亮眼睛》、《不能走那条路》、《张莲英入社》、《买卖婚姻害死人》等应有尽有，不下百十部，精美的画面，加上我们生动的讲解，“土电影'’很快征服了观众，每场放映都被围得水泄不通，而且一放就是三四个小时，直到夜深群众还不愿离去。有些老年人因腿脚不灵看不上“土电影”，急得啥似的，见了我们就提意见。
  有一天，我和郭仪进城取新到的幻灯片，路过城北边的一块西瓜地，瓜棚里围了很多人正在吃西瓜。看瓜的刘老汉热情地招呼我们过去，二话没说摘来一个大西瓜，一打两半递给我们说：“耍土电影的文化同志，快吃，今日西瓜开园，碰上了尝个鲜吧！”暑伏天吃红沙瓢西瓜，别提有多舒坦了。刘老汉告诉我们，他这块西瓜有二亩多，是合作化后的第一料西瓜，自打瓜秧开始开花坐瓜，他就没有回过刘家屯庄的老屋，一直守在瓜园里。“听说土电影好看的很!"他话题一转，“再好我也看不上，那都是年轻人的事!”我们不禁一怔，这老汉明明是在拐弯抹角地批评我们。临走时，刘老汉再三叮嘱：“明天一定再来，我给你们把西瓜荫好!”一连几天，我们都到刘老汉的瓜地上买瓜吃。老汉晚上把挑好的西瓜放到瓜田的水墙里，盖上瓜秧荫好，第二天现吃现取，那瓜清凉甘甜，真是一种高级享受。刘老汉如此周到地侍候我们吃瓜，原来他肚子里有个小九九。每天我们吃瓜时，他总是笑眯眯问昨晚放的啥片子，引得我们讲了一个又一个,他总也听不够。过了几天，老汉悄声对我们说：“啥时候把土电影拿来，在我的瓜棚前放一下，也叫咱老刘享受享受！” 一语道破天机，原来是为了这个。透过狡黠，我们感受到的是农民的宽厚与真诚。必须满足他这个合情合理的要求！乘夏收大忙幻灯停放的空当，有天晚上我们把机子悄悄搬到老汉的瓜棚前，为他放了个“专场”，老汉乐不可支,就象我们吃他的沙瓢西瓜一般惬意。第二天，刘老汉给我们预备的西瓜比平时更加甘甜爽口，原来他晚上荫瓜时特意在里面放了冰糖。冰糖凉西瓜，你想想那会是一种多么美的滋味。这个刘老汉，亏他能想得出！我们感动极了。
  麦子刚上场，县里就召开了三干会。干部们都进城了，社里的干部食堂只有我们两三个人吃饭。我和老郭商量，干脆给食堂大师傅放几天假，大热天，不如吃西瓜泡锅盔来得痛快。于是我们和刘老汉说好，让他每天晚上多荫几个西瓜，我们要当饭吃。我们进城买来三个大锅盔，还有二斤冰糖，都放在刘老汉的瓜棚里。一天三顿冰糖西瓜泡锅盔,我们吃得那个开心劲就别提了，我们和刘老汉也自然结下了深深的情谊。
  
  泉湖抒情三绝
  梁军
  一
  塞上斜阳分外骄，泉湖已改旧风骚。
  香池不管沧桑事，碧水犹飘汉武醪。
  
  二
  轻摇画舫任淹留，物是人非几度秋。
  莫道朱颜今已改，祁连最喜雪盈头。
  
  三
  几见泉湖柳吐丝，如烟往事满香池。
  相思最是相逢处，立尽斜阳月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