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往事钩沉
  晋商西渡
  郭灿东
  
  “走西口"的山西小调曾经以它的辛酸和悲凉倾倒了无数中国人，以此衍生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难怪文艺界有一种说法——悲剧就是艺术。但是一旦介入它的史实，再探索下去，它就是另一种状况了。
  “走西口"只是山西人迈出的一小步，它只局限于内蒙古，而晋商西渡却是山西人迈出的一大步，他从内蒙到宁夏，再从宁夏到甘肃，而后长驱直入到达新疆，穿过时下通称的欧亚大陆桥，将山西人坚定执着的脚迹踏向有待撰写的异国各地。
  而我要途述的只是晋商西渡的一小部分，他是从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山西人开始的。他叫郭元卿，1898年出生在山西忻州曹张乡代郡村一个农户家中。祖上略有田产，因此在别的乡村孩子拾柴拾粪拍牛屁股的时候，他得以坐在私塾里读《千字文》、《兔园册》。读到15岁时，家里便将他送到忻州城内一家点心铺当学徒。“荆棘非鸾凤所栖，百里岂大贤之路?"郭元卿压根儿就没看上这座点心铺。他向往着奠定了整整一个包头城商业基础的“复盛公"，仰慕着那个开创“复盛公”事业的山西商人乔贵发。“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段故事他太熟悉了，他觉得这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终极。所以在16岁时经本族一位在阎锡山手下当旅长的远房堂兄介绍，到内蒙古包头“三义堂”当学生（那时大字号家的学徒都叫学生）。“三义堂”是山西人的买卖，前清时期就已设立。民国时期的三位大掌柜一位姓王（名字尚未查到），是山西忻州城关人;一位姓关，叫关荣年，是忻州紫岩村人；还有一位姓张，叫张鼎成，是忻州曹家庄人。他们效法古人，义结金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三义堂”生意很大，主要经营百货和皮毛生意，分号一直延伸到甘肃的酒泉和敦煌，货物最远能销售到迪化（乌鲁木齐）。那时交通极为不便，整条线全靠骆驼队运输。“三义堂”从天津及东南各地采购来的货物，用驼队载往酒泉和敦煌分号，然后批发给地方商贩；返回时再将分号收来的山货皮毛运回包头,之后再转卖往天津及东南地区。
  也有长年住在分号替自家商号料理货物的主儿，如由西定襄县张村人郭根甫，他是迪化中药店“永盛生”的二掌柜。“永盛生”的东家叫张永生，他弟弟叫张永昌。张永昌在兰州井尔街（现酒泉路）也开着一家中药店，叫“永盛堂”。他们和郭根甫都是同村人。他们在酒泉虽然没有字号，但郭根甫在酒泉“三义堂”给他们坐庄（当时这种经营方式叫坐庄），天津、兰州的药材由他负责通过“三义堂”转运到迪化“永盛生”，新疆及酒泉收来的药材由他通过“三义堂”转运到兰州“永盛堂”。酒泉靠近祁连山，盛产中药材鹿茸、麝香、雪莲、甘草、羌活、锁阳等，可谓一举两得。
  郭元卿当学生时很能吃苦，打杂一年以后就开始学生意，内容主要是经营管理、辨别皮毛成色及财务运算。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能双手打算盘,办事细心认真，又十分忠诚，深得“三义堂”的大掌柜们器重。
  民国九年，郭元卿回家探亲，娶亲后留在山西“三义堂”做事，数年后又回过一趟家，嗣后就被派往甘肃酒泉分号去坐庄，他们当是骑着骆驼去开发大西北的最后一代晋商。
  酒泉“三义堂”分号的掌柜名叫王星记，是包头“三义堂”王大掌柜的儿子，戴着一副玳瑁边的眼镜，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服，兜里插着支关勒铭大金笔，完全一副海派打扮，与其他山西掌柜们截然不同。酒泉分号柜上还有十几位二掌柜、三掌柜和十多个学生，他们大多数都是山西人。其中也有几位本地人，如王明德、巨庆云、杨荣，他们几位都是本地有财势的人。王明德是酒泉商会的会长，还参加过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巨庆云家是当地有名的大财主，他妻子陆仲英是大字号“万盛永”陆大掌柜的女儿。陆大掌柜陆恒是山西孝义人，他的买卖与“三义堂”也不相上下。陆仲英很有人缘，山西人结婚都请她做伴娘。她有文化，是职业妇女，解放后一直在工商联当干部，还是酒泉市第二、第三届政协委员。还有杨荣，他家财势也很大，是酒泉最大的骆驼户。“三义堂”拉他们入伙,自有一番用意。
  郭元卿到酒泉“三义堂”后，也当上了二掌柜。他的主要任务是鉴别皮毛等级及监督打包和发运，另外还管着几个跑街的（收皮毛的人）。那些二掌柜、三掌柜们相当于现在企业各部门的经理,各自分管一摊。
  郭元卿大约是民国十六年到酒泉的，那时候由各种渠道到甘肃酒泉来做生意的山西人巳经不少。比如散文家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提到清代光绪年间山西临汾县有一个叫田树楷的人从小没见过父亲的面，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在外面经商，一直到他长大，父亲还没有回来。他依稀知道父亲走的是西北一路，因此就到陕西甘肃一带苦苦寻找，整整找了三年，最后在酒泉街头遇到一个山西老人，竟是他从未见过面的父亲。其实他父亲又在酒泉成了家，所生后代与我们很熟，过从甚密。
  还有一位常来我家的大高个子老人，名叫何元庆，是山西忻州豆罗村人。他最早是在宁夏做生意的，曾经还打算开发宁夏的一座盐湖，但后来亏了本，流落到酒泉，学了厨师，公私合营后在酒泉火车站饭馆工作，一直活到89岁才去世。
  酒泉诸如此类情况的山西人很多，从清代到民国，算算也有几千号人吧，都是带着一腔抱负、满脑瓜子的发财梦漂泊到酒泉来的。当然其中也有其它原因流落到这里来的。比如嘉峪关市史志办主任吴生贵的祖上，就是政治避难过来的。象这类人来时境况都很差，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全靠同乡周济。有钱的同乡倒好说，没钱的同乡又靠谁？另外异地来的人常受本地人的歧视，特别是地方官绅们的欺负，所以亟需拉帮结派团绪起来。于是就由一些大字号牵头，准备成立同乡会——山西会馆。当年修建“山西会馆”时山西商人表现出了空前的踊跃，我曾经在一块剥落不清的石碑上辨认到一些大致情况，有的甚至举债捐献，十分感人。“山西会馆”大约是在清代光绪年间落成的，地址临近酒泉城内当年最繁华的北市，是在明代关帝庙的基础上建成的。后来又逐渐扩建，最终占地面积约一万二千平方米，这是当时酒泉最大也最气派的一座建筑物，建造得十分雄伟。大门构造类似大衙门格式，兽头瓯钉，铁叶镶嵌，门厅很阔，两边各有一排栅栏。门前有十数级青石台阶，台阶两边各有一只大石狮子。进了大门是一面巨大的雕龙镂凤的照壁，照壁后坐南向北一座戏台，戏台两边是骑楼，正面石阶上是一座飞檐凌云的牌楼，牌楼正面匾额上有“浩气英风”四个金色大字，背面是“功昭日月”四个大字，当然这是针对关云长而言的。牌楼两边又是一对石狮子，这对石狮子较大门口的小巧一些，但更顽皮精致。它是“昌亨大”在民国十二年敬献的。现在这面牌坊和这对石狮子早都被挪于酒泉公园，只不过牌坊上下左右附设的砖石工艺建筑全没有了。失去了往日的宏伟。
  上了牌坊石阶，又是一处大院落，古树参天,荫翳蔽日。两边是一溜厢房，牌坊两侧各有一座腰门，腰门外又各有一处院落，是用于住宿和贮藏物品的。然后正对牌坊上去一道石阶，坐北朝南又有一座大殿，斗拱飞檐，雕梁画栋，殿内供着关帝。殿前延伸出去一座很大的敞厅，厅内挂满大匾，都是山西人在酒泉的各字号和地方官绅们敬献的。庙中的书法，金石刻工都属一流！关云长是解州人,是山西人的骄傲，关帝庙在“山西会馆”内，自然又给山西人增色不少。当时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这里都有庙会，相传这一天是关老爷磨刀的日子，是“祈雨节”，要唱三天大戏，旨在求雨。民间有“五月十三滴几点，肃州城里买大碗”之谚。
  “山西会馆”在民国后期为了不被官方侵占（1938年就曾被国民党的一个军事机构占据过，用以练兵），同乡会利用它筹办了私立山西建国小学。校长教师大都是山西人，如王道平、张志升、薛坚白等，凡山西同乡子弟都可在此上学。经费来源一靠学费地租（山西会馆在城南有数十亩学地租与当地农民耕种），二靠同乡捐赠，后来逐年发展，名声大噪，成为酒泉条件最好、教学质量最高的一所私立小学校，以至外籍及本地子弟都争相入学。“山西建国小学” 一直延续到解放后，交由人民政府接办，改为“共和二校”。
  “山西会馆”我较熟悉，因我小时候就在那里上学，一直上了五年。记得当时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关帝庙神像两边墙壁上的壁画，画的都是关云长最辉煌的历史，在一片时隐时显的云山海牙之中，升华出一派令人遐思万端的神蕴。殿内还有一把腕口粗的木质大刀和一张硬弓。那时候刚解放，小学内还有大小伙、大姑娘的小学生，有一位很壮实的学生就能拉开那张弓，被同学们看做英雄。大殿两侧又各有一道腰门，进去是一道雕刻得十分精美的走廊，常有大黑蜂在那里筑巢，夏日里一片蜂嗡。走廊两边还各有一座院落，也住着人。走廊一直通往后边的操场，我查资料时，才知道这座操场原来是“春秋楼”，后来毁于兵火。1938年“山西会馆”被国民党军事机构占据后，辟为操场。在走廊尽头，还有一道台阶，这样一来层层加高，从操场围墙看下去，整座“山西会馆”就在众多平房的半空中悬浮着，堪称“巍峨”。可想而知，这座建筑的花费是相当惊人的，也足见晋商在酒泉的财力。在它的外围街面上，还有一些出租的店面和房屋，搂草打兔子，带便又是一笔进项。记得我在“山西会馆”上学时，大殿下边有两座碑，碑上刻满建馆和扩建时捐款人的名字，有前清时代的，有民国年间的，我用手常去摩掌父亲的名字，名字下刻着捐银多少的数字。可惜这两座碑都找不见了，不然倒能提供一个完整的兴建“山西会馆”的资料。
  有了 “山西会馆”，自然来酒泉的山西人就更多了。那时候通常在“山西会馆”内都住着几十号人，有孤寡老人和孩子，有图谋发展的青壮年。他们最初靠会馆接济，年青力壮者每天去发放什字（古代在此发放犯人）等雇主，卖苦力，待一找到合适的谋生去处，就离去了。无以为生的孤寡老人由会馆养着，死了给予安葬。孩子长大后，由会馆给予安置。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酒泉来了一个逃荒的戏班子，叫“全盛班"，唱蒲州梆子。班主叫张心海，是山西万荣县人，演员有30多人，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张西庭，小名拴娃子，演啥象啥,后来唱红了酒泉地区，以至大家给这戏班子改了名，就叫“拴娃子班”。现在的老年人一提起“拴娃子班"，都赞不绝口。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山西万荣县又来了一个蒲州梆子剧团，由筱兰香、狄隆山带领，在酒泉组建“晋新社”。这个班子有40多人，就在“山西会馆"演出，场场爆满，一下又唱红了酒泉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山西侯马人李芳轩等又来酒泉，组建“共和社”剧团，仍唱蒲州梆子，他的拿手好戏是《放饭》、《芦花计》等，又唱红了酒泉城。
  西北五省都以秦腔为主，把秦腔视为地方戏。山西蒲州梆子在酒泉能有这么大的魅力，我想除了演员们的精湛技艺外，与山西商人们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酒泉是座古城，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是广袤恢宏的大戈壁上的一块肥美的绿洲，又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处咽喉要道。东迎华嶽、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是河西重镇之一。长城终点嘉峪关在1965年前一直归它管辖。酒泉城东有座“八卦泉”，泉水清澈甘冽，冬不结冰，酿酒泡茶,都属上品。以前每逢五月端阳节，都有人在此卖杏皮茶。吆喝道：“喝、喝、喝，青龙口里的，八卦泉里的，烧滚的，晾冷的……"孩子们也跟着瞎起哄：“娘娘庙里的，奶奶尿下的……”在《汉书·地理志》上对此泉也有记载，曰：“城下有金泉，其水若酒，故曰酒泉。”唐代大诗人李白也在一首诗中咏道：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杜甫甚至说：道逢曲车流口涎，恨不移封向酒泉。看来酒泉自古以来就是个人见人爱的地方。
  酒泉不仅地理位置重要，而且物产丰富，风景秀丽，是一处耀眼的塞上明珠。早在唐朝、明代,就有波斯、印度及西亚人大量来此经商，使肃州的商业迅速繁荣起来。胡商未德·喀布尔记载当时的盛况道：“肃州是中国西北最重要的市场，离长城口的嘉峪关仅15海里，它的西部是土耳其斯坦干果商、西藏皮货商和蒙古驼毛商的交易场所……东郊是第一个要介绍的重要繁荣市场，街市上并列着土耳其斯坦的商人，陈列着华丽的地毯和土耳其斯坦的布匹，并有堆积如山引人馋涎欲滴的瓜果……”也许鉴于这种原因，它才被晋商所看中。从清代起，就有山西人骑着骆驼来开发大西北，到民国时，在酒泉的山西商人就数以千计了。当时的大字号除了 “三义堂”外，还有“圆义成”、“万盛永”、“永泰恒”、“蔚隆章"、“三盛源"、“元兴祥”、“福泰和"、“聚义涌"、“大义昌"、“二聚合”、“德聚和”、“大恒昌”、“义和成”、“灵德堂”、“继美丰”、“福德隆”、“晋丰恒”及“洋子公司”、“正太公司”、“恒记有限责任公司”等。“恒记有限责任公司”是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的买卖，主要是开发玉门油矿，由山西定襄县张村人郭根甫的侄子郭树人代理。灵武人史子培是国民党中央银行酒泉分行的副行长。金融界在前清时期还有一些山西人开的银号和当铺，曾经财雄一方，民国时期随着国家银行的兴起，渐次没落后只剩两三家当铺。另外还有许多中小型商业字号和小摊点遍布全城及城外各镇。还有一些跑乡的和跑山的流动商贩，他们的商业活动几乎渗透到酒泉各个角落。他们在酒泉扎根后，代代相传，就此定居下来，以至于后来还专买了地皮设置山西仪园，用以安葬去世的山西同乡。
  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拿晋商和徽商作了一个比较，说徽州民风十分重视科举，使一大批很成功的商人在自己和后代的人生取向上左右为难，进退维谷。而山西的社会定位序列却是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读书。山西的商人对自身职业没有太多的精神负担，把商人做纯粹了。此话道出了晋商的特点，但还有一点应该提到，就是山西商人的这种四海为家的人生观，他们一旦出来，就很少有回去者。明清以来到大西北经商的山西人，他们的后代遍布西北各地，前些年我在人迹罕到的新疆边境阿拉山口还碰到过一个。东到日本，西至阿拉伯国家，北到莫斯科，南至香港、加尔各答，山西商人足迹天涯。他们曾骄傲地自称：凡是有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人。
  酒泉“三义堂”坐落在城北门外边，当地人习惯叫北台。五十年代初，城墙和城门都完好无损,城壕里水还有丈把深。出城后两边店铺林立，皮车户和钉马掌打铁的较多，也有一些骆驼户。“三义堂”便在城郊边上，离仙姑庙不远，中间隔着一条大路，通汽车后改为汽路，经嘉峪关、玉门，直达新疆。
  包头“三义堂”负责西路生意的大掌柜是关荣年，每隔一两年他都要到西路分号来巡视一遍。酒泉是个大分号，因此关掌柜来甘肃时多在酒泉“三义堂”住。后来就在酒泉娶了一房小老婆，在城内买了一套房子，一住就是几个月。那时候交通极为不便，从包头到酒泉骑骆驼要走一个多月，“三义堂”的大掌柜隔一两年能来巡视一趟，就很难得了。当然酒泉和敦煌分号的同仁要回一趟家，就更不容易。郭元卿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才回第一趟家的，算算来到酒泉已有12个年头了。他回家是随驼队走的，任务是押货，算是出差兼探亲。其他二掌柜们回家，也是如此。“三义堂”自己没骆驼，运送货物都是雇地方骆驼户的驼队。驼队都有自己的行进线路，俗称北草地，其实在甘肃和宁夏的地面上，有一半都是在大戈壁和沙漠上。
  我曾经向走过这条路的晋商们打听过他们行进的路线，才知道他们走的是一条在地图上找不出来的捷径，他们不是往东走高台、张掖，而是往北走金塔、毛目。在毛目（现在的鼎新）过了额里子河（黑河下游），才沿着古长城往东行进，然后到武威地区的营盘附近，又折向北行，进入宁夏。自始至终，也没有正经路。走过这条路的晋商们说：哪有甚的路，骆驼粪蛋子就是路。看到前边有骆驼粪蛋子，只管跟着走就是了。通常他们行进时，都是先由驼户头儿骑着马或骡子在前边探路，走一程见前边平安无事，就返回来接他们再走，引他们走一程后，就又到前边去探路。地名除了地图上印的外，全是他们依据地形和自然风貌编造的，什么人头山、老虎口、麻黄滩、琐琐窝……这些地名在地图上找不到，全靠口头相传。
  在宁夏和内蒙交界处的巴彦高勒，有一道税卡，凡过往客商的货物，在此处都得上税，一幅骆驼驮子交一疋白洋布。一副骆驰驮子重320斤（老秤）。骆驰这东西很能负重，能驮起自身重量东西，只要它能站起来，就能走得动。在这处税卡上，不知收走了晋商们的多少钱财。光“三义堂” 一年交掉的白洋布，就有几千疋！这儿一边是沙漠，一边是黄河，再没有通道，谁都逃不脱。在这条线路上，沿途都有站，一站十八里，为防土匪打劫，他们每天迟行早宿，一般只走三四站路，行动十分缓慢。每天早上起来，驼工们先去放骆驼，待骆驼吃饱了，才装上驮子起程。然后就周而复始的单调而缓慢地咣当咣当地走。
  咣当、咣当，驼铃的悠扬不知耗去了多少山西商人的一生……说是站，其实大多并无房屋和服务人员，只不过是一个个破旧简陋的骆驼圈或一眼泉水，一处庙宇，因此食物都要自己带足，不然有钱都买不到吃的东西。听郭元卿生前讲，他们每起身前，都要将猪肉连肥带瘦切成丁儿，放上葱姜调料炒成肉臊子，水份炸干，盐放重点，装在牛筋竹简里，每做饭时，用勺子打出一些肉臊子往开水锅里一倒，揪汤面片子，上顿是它，下顿还是它，一直吃一个月，肉臊子也不坏。干粮就是炒面，炒面是主食，汤面片儿算是好的了。行李、帐篷就在骆驼上带着，每天到站将帐篷解下来一支，打开行李各睡各的，不用花店钱。经过的地方大都是少人无烟的去处，路线都是沿着有泉水或河流的地方。路上难免遇到野兽，驼户们都有土铳和十分凶猛的藏獒，用以防身。说起来野兽倒不可怕，可怕的是土匪。驼户们都有经验，到土匪出没的地方，就将驼铃尽行摘去，悄悄穿过。那些骆驼也通人性，一摘去驰铃，便静悄悄的，一声不叫，放轻脚步，快快地走。据郭元卿讲，他回家那年走到北草地王爷庙，就遇上了土匪。土匪老远一打枪，他们都四散躲起来，土匪来了见没人，也不牵骆驼，也不找人，只捡值钱的东西卸下来驮到自己的马上，然后唿哨而去。不过“三义堂"与镖局有约，每年都花钱买镖，镖局与土匪都通着，后来被劫去的大部分货物都被镖局找了回来。郭元卿那次损失了一些东西，原给他父亲买的一件宁夏滩羊皮袍子及给妻女兄弟们买的一些礼物都失去了。但只要人安全，大宗货物没多少损失，就很幸运了。当年在北草地上，不知发生过多少惨案，人被土匪杀了，连个尸首都找不回来，全被狼吃了。我曾经听父亲讲过许多号称“瀚海之舟”的驼队运输货物的故事，它不仅危险，也异常辛苦。夏天毒日头晒得人鼻子发焦，一趟下来，脸上得脱几层皮；北草地的蚊子十分凶悍，把狗都能咬疯了！冬天奇冷，滴水成冰,冻得人直淌眼泪；塞北的风非常凛冽，嗖嗖地象鞭子在抽，人冻急了，就在骆驼身上揪把毛捂到脸上去。最难受的还是驼户们烤裹脚布子。走了一天路，身上再冷，脚底板也出汗。驼户们的裹脚布子都是毛制的，又臭又长，晚上支起帐篷生上火，就一人两条搭在火旁烤起来，气味着实难闻，外面贼冷，又不能开门，只得强忍着，驼户们惯了，无所谓，只苦了他们这些押货的二掌柜们。
  郭元卿这次押货到包头后，在“三义堂”办完事，就搭汽车到大同，然后转乘火车到忻州，再由弟弟们用马车接回代郡村，这一趟就走了两个多月。他12年没回家，按照“三义堂”的探亲规定,应该享受半年的假期，但到家后刚住了一个来月，日本鬼子就打进山西省了，他怕走晚了打起仗来出不了山西省，只得告别亲人再回包头柜上去（当时他们都习惯把“三义堂”称柜上）。那时他年届四十，已经历练得十分成熟，在众多二掌柜中，也称得上是个佼佼者，已能独当一面，所以这次他到柜上后，大掌柜就派他到敦煌分号去主事。
  郭元卿领命后，向老家打封书子，就又押着驼队风餐露宿，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到了酒泉，然后再从酒泉乘大车到敦煌。古诗云：商人重利轻别离。非也！其实多为不得已耳！“三义堂”制定和执行的许多规章制度现在看起来都是十分科学的。就拿工资一项来说吧，它规定总号和各分号人员都不开月资，只以个人职务定等级，年终分红。平常用钱都是在柜上支，年终分红时扣除。这个等级是按照个人资历、工作能力和贡献大小逐年增加的。高级职员和低级职员的工资悬殊很大，有一套严格的考核办法。郭元卿在40年代中期，已经顶到2分红利了，除了全家人一年的用度外，也能分到几百大洋。学生们只管吃用，不开工资，然而一旦熬出头，马上就可以定等级，按等级分红，与财东共享股份。厨师及杂务人员也是随用随支，年终算帐，干得好的，收入往往都很可观。“三义堂”的总体经济效益直接影响到个人收入。这就使得整个“三义堂”上上下下在利益上休戚与共，同舟共济，增加了责任感和凝聚力，也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了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另外分号人员的工资都由总号下拨，分号的日常收入开支只向总号报帐，不管分配。分号人员的职务升迁、等级评定、工资发放、省亲例假等等都牢牢地掌握在总号手中，所以尽管远隔千里万里，也不存在失控问题。大家都在一盘棋上，都在按照规则走一盘棋，从而极大的保证了整个“三义堂”商务活动的正常运作。
  郭元卿这次回家探亲后，20多年再没回去，直到1961年才再次回去。原因除了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外，还有战乱及家庭变故、工作变化等诸多因素。甘肃河西走廊解放初才有客运汽车，1958年才通火车。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说到多少晋商一生都颠簸在漫漫长途中，期间的辛劳和酸楚实在是说不完道不尽的。但他只说出了他们的辛劳和酸楚，而他们遭受到的人生悲剧还远不止这些。如山西忻州人张祺荣，刚来到酒泉是跑山收皮货的，赚了点钱后，就与同乡李续等合伙开了家“洋子公司”，专门经营皮毛和羊肠肠衣，后来生意做大了，肠衣直接出口苏联。他儿子常年住在后山收购羊只和皮毛，不幸却遭了一场塌天大祸，羊只皮毛全被土匪抢光了，儿子也被土匪杀了。还有山西忻州人秦子祥，他是跑长途贩运的，买卖也很大，字号叫“大义昌”，包头也有庄。他在一次从新疆押货到酒泉的途中，遭遇了土匪，土匪趁他们夜间睡熟时砍断了扯帐篷的绳子，帐篷塌下将他们捂在里边，然后赶走了他们的所有车马和驼队，据说仅骆驼就有四百多峰，并砍死砍伤好多人。秦子祥头上也被砍了一刀，差点丧命，损失极为惨重，以致一蹶不振，喏大一个“大义昌"就此消逝。秦子祥后来在酒泉城里拉辆架子车卖煤土（打煤砖的粘土），境况十分狼狈！这样的事例如果搜集起来,还有许多，尤其在马步芳弟兄们肆虐河西时期，商人们受到的侵害就更多。余秋雨先生说：“在宏大的财富积累后面，山西人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人生代价”。此话一点不假！郭元卿到敦煌后不久，他在山西的妻子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两个女儿，由他父母抚养。那时日本鬼子正在山西大肆杀戮，晋绥军、八路军几家都在打仗，遍地烽火，有家难回。妻子患病直到亡故都不能回去，在他来说真是万分痛心的一大憾事。后来他大女儿、二女儿结婚，他也没能回去，直到1961年他回去时，他二女儿才见到她朝思暮想13岁时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的父亲。那时他大女儿早已因病故去多年了，留下一个孤苦零丁的儿子。后来郭元卿又在敦煌成了家，从此天各一方，人各一处。
  “三义堂"在敦煌的分号也是大字号，当时在地方上也很吃得开，掌柜们自然都在绅士之列。那时敦煌的绅士比官还厉害，自清朝丁未年间绅士们领导百姓抗粮后，绅士在老百姓眼里很有威望，往往在地方上说一不二，以至后来凡来敦煌做官的人，都要先拜绅士。地方上大小政务，官员们都要找绅士们商量后，才能定夺。“三义堂”分号的掌柜子们既然在绅士之列，势必就能享受到一定的殊荣。如乡贵过从、名流造访、地方盛会、迎来送往，也算是个头面人物吧。张大千那时到敦煌临摹莫高窟壁画，就与郭元卿多有交往，张大千在敦煌待了两年，每进城都在大绅刘鼎臣家借住，郭元卿家也住的是刘鼎臣的房子。张大千于1943年5月离开敦煌时，乡绅们在刘鼎臣家为他轮流做东辞行，直热闹了四五天才罢。郭元卿很仰慕张大千的敬业精神和才学，张大千给他留下过几幅字画，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时因怕红卫兵抄家惹祸，被他妻子收拾出来都填到炕洞里烧了。不过当时在敦煌的山西掌柜子们在那种氛围中的确享受到了许多优惠政策，这对他们的发展极为有利。
  敦煌的山西人也不少，也有一个山西会馆。我真佩服晋商们无孔不入的机灵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他们大多数都是从山西一个个山野乡村里赤手空拳走出来的穷光蛋，到了外面后，凭着机灵瞄准一个地方，靠勤奋和节俭创立起自己的一份家业。比如山西定襄县智村人刘钧，17岁时只身到敦煌来投奔他表哥付世良，付掌柜借给他点本钱，让他自己去谋生，他便由小货郎担干起，卖点香烟火柴针头线脑的，后来便滚雪球样闹起一个大百货铺子，而且又建起一座四合院大宅子。
  还有山西忻州东张村人李国柱、西张村人任延玉、北胡村人康成贵及殷康成、殷康贵等都是两手空空肩膀上架个脑袋来到酒泉城的，起先卖苦力，跑街跑乡给人家担皮子，后来有了点积蓄，就自巳干起来，跑祁连山、文殊山收皮毛，渐滚渐大，都做起了一份不小的家业。他们的这种品行，很象松根，咬定山石不放松，最终长成一颗参天大树。
  郭元卿在敦煌“三义堂”分号干了 8年多，他待人宽厚，常扶危解困，又善于理财，生意做得很火。解放后在敦煌当过副县长的韩茂就在他们那里当过学生。当时韩茂家很穷，其父是下苦力的，家中七八个孩子，全凭老大老二帮着拉扯。国民党马家军到处抓兵，韩茂、韩寿弟兄俩东逃西躲，无处藏身，韩茂的父亲经人介绍到柜上来求郭元卿，郭元卿就将韩茂留在柜上当学生，又将他哥韩寿介绍到’'圆义成”当学徒，并且时不时接济他家些钱粮。韩茂、韩寿解放后都在敦煌当了干部，他父亲不忘旧恩，在阶级斗争闹得最凶的时候还对人讲：韩茂、韩寿若不是他郭伯伯，早就被国民党抓了兵，还不知是死是活呢！晋商们在外边做生意，一靠信誉，二靠人缘，人缘好，相得益彰，生意亦好。套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很重视形象。《肃州志》上记载，清代酒泉外围有十座大桥，其中有四座就是晋商修的（公济桥、镇朔桥、清水河桥、晋恩桥）。公益事业是手段，它很容易获得当地人的好感，只要赢得人心，何愁扎不稳阵脚。
  另外晋商做生意大都是在千里万里间的货物流通过程中获利的，也就是赚差价，并非构成对当地人的剥削。就是在当地谋生的小商贩，也随行就市，公平交易，绝不贪一时之利，断了自己的财路。我听做厨师的何老二生前说过：山西人卖烧饼，就挣个水分钱。
  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很注重服务态度。如站栏柜的学生，都有一套严格规矩。服装必需整洁，待人注重礼貌，一见顾客到来，马上递烟倒茶，笑脸相迎，尽力兜揽生意。客人走时，要点头哈腰地送客，十分殷勤。顾客若是没有买货，掌柜的一定要问清是什么原因，如果是货不好，货色不全，就要尽快更换添置；如果是学生的过错，就要受到责罚，连续几次，就要被炒鱿鱼。所以山西人的买卖，没有个做不好的。
  世界经济史学者把山西商人与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德国人利希霍芬这样描述山西商人：他们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机能，有发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余秋雨先生把这一切归结为渊源流长的三晋文化，说这大概与三晋文明的深厚蕴藏、表里山河的自然淘冶有关。
  三晋有三性：忍性、韧性、耐性。山西人处事以“中庸”为法，沉着冷静，遇着大事不轻易点头，也不轻易摇头，深谋远虑，从长计议。我想晋商能成功的原因，多半也源于这种品格。
  民国三十二年，包头“三义堂”大掌柜关荣年到酒泉“三义堂”分号坐庄理事，原酒泉分号大掌柜王星记调回包头任职。两年后，关荣年忽患重病，渐渐病骨支离，沉疴难起，自知不久人世，便于民国三十四年五月份写信召郭元卿到酒泉，欲托后事。郭元卿接到信后，交待了敦煌分号事务，便雇了一辆大车，载着全家上酒泉。路上不太平，狼又多，只能晏行早宿，一天走上几十里路程，直走了半个多月才到酒泉。关掌柜躺在病床上，眼巴巴盼着郭元卿，一口气咽不下去，直到郭元卿到来，用手指了指老婆，又指了指北面，才溢然长逝。郭元卿知道他指老婆是托付家事，指北面是托付公事。因为“三义堂”在他家的北面。
  “三义堂”的大掌柜死了，无异倒了台柱子。那时因内地打仗，客货不畅，外蒙独立，失去了大片市场，包头“三义堂”和酒泉“三义堂"分号的生意都已不景气，郭元卿可谓临危受命。他没有逃避，默默地挑起了这副担子，在风雨飘摇中又撑持了 10余年。
  不过东边不亮西边亮，山西人在酒泉的其它商号倒很兴旺。如山西临猗人毛文斋的副食品商号“继美丰”、山西汾城人李在山的百货商号“三盛源”、山西榆次人阎宝延的绸缎铺“福泰和”、山西祁县人范志诚的百货商号“聚义涌”、山西忻州人王树荣开的布匹杂货号“昌记兴”、山西运城人陆家开的酱菜园“新华号"、山西忻州谷村人王子安开的布匹百货商号“晋丰恒”、山西榆次人贾志义开的“谦益祥”茶庄、山西晋南人开的中药店“灵德堂”，特别是一些个体独资开的中小型铺子，生意都做得很火。如忻州人陈文义开的杂货铺、李仁清开的土产铺、王肇祥开的食品铺、常兴成开的酱园铺、卢本斋开的副食品铺、韩复礼开的百货铺、杜锡福开的染坊、任容三开的京货铺、董正华的小字号“董正华记”、庚子庄的“庚子庄诊所”以及何老二何老七弟兄俩跑乡的流动小买卖等都很能赚钱。任容三后来还打入四川成都开了家字号，解放前又回到酒泉。他于80年代中期去世，在病中我去看过他，他虽卧床不起，但脑子仍很清楚，给我讲了许多山西人的故事。
  1947年春，包头“三义堂”鉴于现状，认为远在酒泉和敦煌的分号已没必要从属“三义堂”。事实上因为战乱，包头的货长期发不过来，酒泉和敦煌的皮毛山货也运不过去，即使运过去也销不出去，早已没了生意来往。而酒泉和敦煌分号的开销及人员工资，还要包头“三义堂"来承担，"三义堂"还要这两个分号有什么用呢？另外，通货膨胀，国币严重贬值，全国经济大萧条，包头“三义堂”连年亏损，自顾不暇，所以就由王大掌柜的儿子王星记到酒泉来处理这件事。结果敦煌的分号关闭了，酒泉的分号改为“兴盛西”货栈，经营方式也由长途贩运批发改变为货物转运，经济上自负盈亏，不再依附“三义堂”。
  这一决策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英明的，王星记不愧为儒商，他在温文尔雅中不失尊严地剥离了一个大累赘，又给漂泊在外的同仁们设计了另一条大有希望的生路。这对两家都有好处。就“兴盛西”而言，它丢掉了一个已无生气的吃大锅饭的烂摊子，而建起了一个适于自身发展和当地需要的既有效率又有效益的新班子。
  当时也有干脆辞职，另起炉灶的二掌柜。如刘恭，还有“三义堂”派在迪化坐庄的周秉清。他们将退职金另行投资，刘恭开了一家压面房，兼卖劈柴杂货；周秉清与人合资开了家旅社，生意都很不错。
  其实这种局面也是早晚要形成的事，那时在丝绸之路上承当主要运输工具的骆驼已在逐渐告别它往日的辉煌，除了北草地还有驼户们的生意外，在兰州至新疆的简易公路上，汽车轮子已开始无情地将他们抛入历史。说到此处，不得不谈一下酒泉汽车运输业的情况，因为它与“三义堂”的衰落，息息相关。在兰州至新疆的古丝绸之路上，于1941年修成了能通汽车的简易公路，主要用以运输苏联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物资。在这条简易公路上跑得最多的是中国用羊毛向苏联兑换来的老毛子车，载重两吨半，老百姓都叫它“羊毛车”。也有一些国民党官办企业用来从玉门油矿拉油的汽车，但大都是官方的车，民间利用率很低。1946年时，山西忻州南关人杜全成花五百五十两黄金从上海买来大道奇车5辆，在酒泉成立“正太公司”，地址就在酒泉北大街，开始跑私人营运。他的车大，载重5吨，一辆顶两辆“羊毛车”。次年他又从上海买回两辆K8万国车，一辆顶三辆“羊毛车”。于是酒泉在兰新线上就有了正式的私营货运车。随后又有河北和本地人投资汽车运输业，使这一行业迅速发展起来。杜全成是大手笔，他的“正太公司"带汽车修理厂和货栈，对客商实行一条龙服务，司机和管账先生都是山西人。他的管账先生张明亮和司机肖佑与我们家很熟，肖佑一直与我们家有来往，他于2002年秋去世。
  “精明会抓住机会”。精明的山西人杜全成就抓住了机会。几年中间，他赚足了钱。
  酒泉一有汽车运输，一直靠骆驼运输的“三义堂”自然就结束了历史使命。
  新成立的“兴盛西”在这段时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兴盛时期。它使同行们刮目相看，占尽了风光。
  “兴盛西” 一开始便积极地派人到新疆、宁夏、内蒙、陕西、兰州等各大商埠去联系业务，他们利用“三义堂"以往的信誉和影响，迅速地建立起自己的商业网络，把重点放在新疆和兰州。他们实行的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汽车、骆驼都用。转运兰州、陕西和新疆的货物靠汽车，走宁夏后套和内蒙的货物仍然靠骆驼。
  “兴盛西"货栈承接的货物很杂，有布疋棉花、瓷器药材、干果烟草、日用百货……生意好的时候，几座大库房从下到上码得满满的，还放不下，只好堆在院子里和廊檐底下。客房也常满着，茅房夜壶架上的虎子摆下几层，住着押货、接货、发货、联系业务和常年在此坐庄的客人。西北角处有一座很大的伙房，通常能开百十号人的饭。主厨的大师傅姓何，大家都叫他何老二，是忻州郊区人。他的蒸肉丸子刀削面是绝活，两手能搓十几根莜面鱼儿，要削起刀削面来，只见两把刀在头顶上嗖嗖嗖的，溜薄的面片下雪样纷纷扬扬飘向锅里。还有一位红案厨师姓刘，叫刘继富，是毛目（鼎新）人，其余还有一位白案师傅和几名下手。遇到年头节下大请客忙不过来，还要临时请厨师。客人也很杂，有京津富贾，有内地官商，有川陕豪客，有陇上巨商，还有内蒙、宁夏、青海、新疆等地过往的少数民族商人。我记得幼年时常在柜上看到伊斯兰教官商做奶妈子时的情景：铺着毛皮褥子的大客房炕上跪着一两排头缠白布的大胡子男人，虔诚地起落匍伏，口中念念有词。然而“兴盛西”这短暂的兴盛时期很快就结束了。首先是酒泉解放后建立了国营汽车运输公司，它四通八达，货物运输更为快捷方便，无论公私货主，都愿意把货物交由他们运输；另外“兴盛西”以往的客商，特别是官商和半官商资本家，差不多都有些历史问题，挨整的挨整，逃跑的逃跑，歇业的歇业，倒闭的倒闭，货源锐减，“兴盛西”货栈自然就走下波道了。他们没法与国营运输公司竞争，于是在声望上一落千丈，再不复有往日的影响和地位。而他们的大本营包头“三义堂”，比他们垮的还快，几个大掌柜都已相继故去，由于政治和历史条件等原因，后继无人，再加资金短缺、经营不善，早已是一派门庭冷落车马稀的光景了。“三义堂”只剩下名誉上的东家，暂由王大掌柜的儿子王星记掌管，王星记在包头应付不下去了，就到酒泉“兴盛西"来讨些光阴。那时候交通也方便了，坐汽车几天就到，所以他几乎每年都要来一趟。后来“兴盛西”货栈散了摊子又转营兴盛西旅社，他还来讨钱，直至公私合营后方才做罢。他来柜上,衣食住行都要“兴盛西”负担，对当时惨淡经营的“兴盛西”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他最后一次来酒泉（1955年），住了半年多时间。看来"三义堂”这位唯一的儒商，在那种大形势下，也是小和尚遇着剃头匠——法（发）尽了！“兴盛西"在解放后基本上没有多少生意了，全靠要帐和转卖客人的货物维持生计。那时一些客商，特别是官商的货都已无主来领，听说在这些人中还有被枪毙的。运费自然没有着落，等一两年不见人来，江山易主，就卖他的先打发日子再说。从1949年冬天至1954年夏天，他们就是这样度过来的。
  “兴盛西”的二掌柜们见大势不妙，都打起各自的主意，最干脆的就是辞职回家，如忻州窑上村人刘巨就是这样做的。他下手较早，所以得了一笔丰厚的盘缠回老家了。后来柜上没钱了，再有辞职的，也就只好简单打发了。
  在“兴盛西”走下坡道之前，郭元卿的妻子就曾动员他辞职早做打算，她希望郭元卿拿到辞职费后开座小店铺，象刘恭和周兼清一样，满可以养家糊口了，但郭元卿不听，他要对“三义堂”负责到底。后来他妻子又劝过他几次，他见局面不行，越不忍撒手不管，他的这种愚忠和义气使他家里后来吃尽了苦头，但也赢得了同仁们的信任和尊重。“三义堂”是有这个门风的，它曾以此产生凝聚力，在千万里的商业活动中，每个人都忠实地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不容有一丝私心杂念。郭元卿秉承此风，不仅忠于事，而且还忠于人。前边提到"三义堂”大掌柜关荣年临终前曾托付遗孀与郭元卿，关掌柜遗孀去世时已是1953年，“兴盛西”已在吃老本了，但郭元卿还举债为其大办丧事，棺材是上好柏木的，和尚道士轮班做水陆法事，纸扎摆下半条街，请了三班子响工吹吹打打，他领着“兴盛西”的同仁们披麻戴孝，极尽哀悼之能事，直闹腾了七日七夜才完事。
  关掌柜的子女们，无论大老婆生的小老婆生的，包头来的新疆来的，都说没有钱花，赖在柜上要盘缠，郭元卿都一一打发。
  终于风雨飘摇的“兴盛西”货栈在1954年夏天倒闭了。将房产抵了欠税，剩下一些不太值钱的货物各自分了些，暂以变卖度日。郭元卿也不例外，也分了些货底子，分到的东西内有瓷器、鹿角、镜子、茶叶等，每天摆到他家门前的空地上待卖。从此“兴盛西”的同仁们就绝了进项。郭元卿到此时真可谓“欲哭无泪"，除了听他妻子整天唠叨埋怨外，一筹莫展。昔日的大掌柜摆起了地摊儿，煞是狼狈！说起来瓷器鹿角都是好东西，在现在来讲也都很值钱的，但那时不行，刚解放国民经济还没上去，老百姓手头没钱，吃饭时打破个粗瓷碗，找个锔碗匠补几个疤子就对付用了，谁还舍得买细瓷？鹿角熬胶是贵重药材，吃了大补，但那时人口少，野生动物多，这东西根本不值钱。于是天天像古代人行军扎寨一样，把这东西枝枝叉叉摆下一大圈，看着它发呆。
  然而郭元卿还是念念不忘他的“兴盛西”，他还想东山再起。散了伙的一帮山西同仁们在此间年深日久，儿女成群，混到如此光景，也不愿回老家去，于是没过多时便又聚到了一起。另外几位本地掌柜子们，除了已故去的王明德外，巨庆云和杨荣都一力鼓动他再起旧业。那时工商联也做工作叫他们再干，工商联的原则是不让字号们散。经过一段时间酝酿考察，他们便决计在西关外国营运输公司汽车站旁边开处旅社，还以“兴盛西”命名，叫“兴盛西旅社”。
  他们的这个主意在当时来说还是很有见地的。那时汽车运输业正兴旺，刚解放政通人和，人口货物流动量迅速增大，汽车站客、货运都在一起，在它旁边开座旅店，生意可想而知。
  当然资金还得大家凑，另外又借了一笔债。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干过大买卖的字号，生意小了也看不上眼，因此家家都几乎倾其所有。尤其郭元卿，他是领头的，就更加不遗余力。
  与此同时，“兴盛西旅社”也在紧锣密鼓的施建。郭元卿整天泡在工地上，几天才回一趟家，熬得形容枯槁，满嘴火泡，工程直进行了年把天气才完工。这是整个“兴盛西”的希望，大家都眼睁睁地巴望它快点落成，快点营业，幻想着“兴盛西”再度辉煌。
  “兴盛西旅社”刚开始兴建，几家倒闭或准备转产的山西人商号也跟着闻风而动。这个项目太好了，谁抓着谁赚钱。于是忽隆隆一下上了好几家,有忻州岩峰村杜春林和任俊升两家合开的“西峰旅社”，有忻州西张村人冯海友开的“西关旅社”，有忻州令归村人付世良开的“春来饭馆"。附近还有几家当地人开的旅社和饭馆，如“同兴公"字号倒闭后开的“同兴公旅社”，规模更大，还带停车场。
  杜春林的父亲原是大字号“圆义成”的财东杜福年，“圆义成”在酒泉和敦煌都有买卖，经营百货茶庄。1948年，“圆义成”在酒泉的字号遭了火灾，被烧得净光，杜福年一病不起，呜呼哀哉，于是家道中落，大儿子杜西林于解放前去了台湾，酒泉就剩杜春林守庄。付世良呢，原来他的字号在敦煌，叫“同春茂”，也是一家大买卖，不幸解放前也遭了一场火灾，烧个净打光。晋商命运多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遇到无妄之灾。这类事例如果统计起来，也能写一本厚厚的书呢。“兴盛西旅社”由于建得早，地盘还不错，杜春林和任俊升的“西峰旅社”下手迟了，没买着好地皮，正好座落在江西仪园的坟地上。建房时挖地基，一挖一具尸首，毗牙裂嘴地在墙根下立了一排。他们在旅社后院盖了几间房居住，夜间十分渗人。有次从井中打水时，竟打上一个骷髅头来，这一下两家女人们说啥也不在这地方住了，便都回了老家。
  “兴盛西旅社”是1955年夏天建成的，不久便开始营业，有三十多座客房，后边还有一大块空地，准备以后建停车场。果然他们的预见得到了印证，甫一开张，生意就很好，客房经常住得满满的，后院还停着不少驴马车辆。盼了整整一年的同仁们终于看到希望，他们的脸上出现了笑容，虽然营业收入多数用来还债，但每月每人可以支取一些生活费了。在包头的“三义堂"听到消息后，马上派王星记来收份子。说起包头“三义堂”来收份子，也在情理之中，1947年酒泉“三义堂”分号改为“兴盛西”时，所有不动产还是包头“三义堂”的，那时候就讲好转产后“兴盛西”按每年盈利比例要给包头“三义堂”交份子。虽然“兴盛西”货栈后来把房产抵了税，但这房产权还是“三义堂”的，当时“三义堂”鉴于那种形势，没来追究，现在人还在，号没改，“三义堂"来收份子钱，谁还能说不应该？王星记来住在“兴盛西旅社”，大家仍尊称他为王东家。还有以前跑回山西老家的刘巨也闻讯而来，想看看能否再捞些油水。在我的记忆中好象还有一个什么东家，也在“兴盛西旅社”住着，开销全由柜上支付。
  这年初冬，杜春林的“西峰旅社”和冯海友的“西关旅社”以及付世良的“春来饭馆”都相继开业，附近还有几家小旅店也陆续开业，这行当一下子饱和了，僧多粥少，众多旅社即刻竞争起来。班车一到，一窝蜂挤进站去揽客，半夜里都提着马灯去站上接客。住宿费也一降再降。掌柜们纾尊降贵，还抢着给旅客免费扛行李卷儿。可真热闹！这样过了几个月，中国商业史上的一次大革命就骤然来临，“公私合营”运动在1956年元月份席卷了整个中国。紧接着1958年又都改造为国营,成了大一统，私营商业在中国大陆上完全消失了。
  郭元卿成了国营企业职工，连人带旅社一起归饮食服务公司管辖。他的工资级别还是不低的，一月能开62元人民币。他妻子买台缝纫机在城关镇被服厂干活，一家7口人也就衣食无忧了。其他掌柜们也大都如此。王星记、刘巨，还有那位什么东家见“兴盛西”再没油水可捞了，“兴盛西”在历史的潮流中彻底淹没了，也就死了心，各自打票回家，以后再没有来过。历史是无情的，郭元卿虽然不忍心，但也没办法。
  “兴盛西”的掌柜子们如此，那些学生们的情况如何呢？他们应该说是幸运的，由于年青，与“兴盛西"没有多少瓜葛，所以在解放后不久，都各奔前程，参加了革命工作。“兴盛西”培养了他们的文化和专业知识，给他们创造了一定的工作条件。如任俊达，他是轻工局的会计师。
  而那些杂务人员呢，他们原本就是靠劳动和手艺谋生的，就更不成问题。刘继富到酒泉师范去做饭，几个下手到集体食堂或饭馆去工作，扛包拉货的都到了搬运社，每月自有一份工资，并不比在字号家差。那位叫何老二的厨师年岁已大，没再工作，也没回老家，由儿女们养着，直活到90多岁才去世。
  时至今日，酒泉“兴盛西"的老人们全部都已过世，子女们年岁也都不小，许多都已退休，由于各有各的工作，各有各的生活范围，很少来往。如作者本人，青年时期离开酒泉，在外地工作，1975年后又调回离酒泉20多公里外的嘉峪关，所以与父辈的后代们就更少联络了。但每到酒泉后总要去泉湖公园看看那对石狮子和那面牌坊。时过境迁,当年的“兴盛西”和“山西会馆”都已荡然无存，只有这对石狮子和这面牌坊还留在人间，但它们也只有在我们这些知情人中才会留有一些山西人的故事。如没人说出，它们也只是一道摆设在公园里的风景而已了。
  作者简介
  郭灿东，男，1945年生于甘肃酒泉，祖籍山西忻州曹张乡代郡村，属晋商后代。小学在酒泉共和二校（原山西会馆）就读，中学在山西忻定二中寄读，后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原在兰州铁路局嘉峪关水电段工作，于1998年退休。现为嘉峪关市政协委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曾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二百余万字。代表作有长篇历史小说《黄巢》及中篇小说《世俗的敦煌》、《巴格达窃贼》和短篇小说《第十六座墓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