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人物春秋
  邵元冲来酒泉
  关维智
  一九三六年六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邵元冲，由秘书高良佐陪同来酒泉视察。回去后由高良佐整理了一本书出版，名为《西北随轺记》。书中记录了当时酒泉的经济、教育及人民生活情况，数字具体，考察全面，实为一些珍贵资料。
  邵元冲是国民党元老，1925年初曾随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去北京共商国事。孙中山临终前研究通过“总理遗嘱”时，他是在病榻现场的人员之一，并在“证明者”项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从河西返回不久，在“西安事变”中被张、杨部队击毙于西安。
  他这次来西北，是应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之邀在陕西祭黄陵后西行的。于5月30日经张掖、高台到酒泉，在上河清堡暂憩，看到名为“福禄寿”药铺门前有几行题字：“洋洋得意各机关，无限人才岂等闲；听得一声尽义务，欢颜立刻变愁颜。"又一首云“大家纷纷说共和，共和毕竟果如何；欺人欺己真堪笑，犹道人间幸福多”。他认为“词句虽俚，亦一种民众心理之表现也。”他沿途所见，“沙滩乱石，荒烟蔓草，境极凄凉，而居民鸠形鹄面，十三、四岁小女子亦却裸体，艰窘可悯之态，尤足萦怀不去。大抵甘省人民生活之惨苦，以河西为甚，而河西尤以武威以西，迹象益著。”下午来到酒泉时，驻军299旅旅长马步康，县长魏荣芝率文武及各界人士在南郊准备了盛大欢迎仪式，但邵元冲从东门入城，下榻禁烟局行馆，仪式未派上用场。
  31日上午，在东校场举行了阅兵典礼及欢迎大会。武人三千，各学校及团体人员数百，并有武术表演。国民党县党部委员汪聚五致欢迎词，邵元冲讲话，详述河西人民之艰苦，及负担严重，要求地方各级党政军应极力发展经济，改善百姓生活，“语极沉痛切实”。会后游泉湖，对左宗棠在酒泉及泉湖的建树各加赞赏，“建楼题书，极盛一时，将军名士，济济沧沧”，而今“荒落如此，讵非意料所及，地方有司，保存发扬之责，其可缓也？”他还游了西南郊的陈家花园和城北的萧家花园。对陈家花园特有好感：“入门见额题'可园'二字，敞轩五楹，花木茂盛，'凝香亭'高建于花丛中，四周遍植芍药，通道两侧牡丹三十余株，亭亭作花，绚灿可观，全园面积广逾十亩，边塞荒郊之境，不易得此也。” 6月1日，他和从人闲步街市，并作一些市场调查。
  据《西北随轺记》载，当时酒泉面积为6820方里，人口为15540 人 （另一调查数据为面积85156方里，人口 14867人）。耕地面积为120280亩，种植小麦6万亩，产量9.5万石（平均亩产1.58石，约合600斤），每石价15—20元。糜子1.7万亩，产量4万石；谷子2.1万亩，5万石；大麦1万亩，1.2万石；还有豆类、高粱、稻子等。鸦片面积不在其内（县长不敢汇报—关注）。但他认为：“大批农民生计，以鸦片售价，为唯一财源。近年鸦片价格低落，生计日窘，加以频年兵匪骚扰及亢旱影响，鬻儿卖女之事，曾见迭出，十四、五岁之少女，最多能卖身价洋8元，又以赋款紧迫，农民恒以高利贷应付，为害尤甚。居民大抵以野菜及树皮充饥，亦甚惨矣。”全县原有大小商号70余家，近因农村破产，购买力减弱，新疆道路阻塞之故，商号倒闭甚多。现调查大商号仅有3家，小商号15家，资本最大者不过万元。而市面上除少数土布、土产及新疆的大布、棉花外，大多为日、俄两国之货，仅布匹类，日货每年30担，每担210元，俄货80担，每担250元。还有毛织类、磁器类、油烛类、食品类等。从市面观察，坐商恒不及摊贩之利，盖人都向摊贩购货，故商号另设摊点于途。“自兰州以西，每见宴席有玉石杯，精良可爱，至此方知为生产于酒泉的夜光杯，每十支约三元左右。此杯应改良技艺，扩充品类，增高产量，亦不失为酒泉的一大特产也。”县治南山北麓煤矿甚多，土民相聚开采，日出煤一、二千斤，矿山出每斗（约35斤）售价160元，运至县城每斗售500元，质量以大黄沟所产为佳。
  邵元冲对酒泉的教育事业肯定有加，他认为“教育较他县为发达，年来进步甚速。城乡共有高初小学127所。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以前因受灾旱影响，致停办者十余处。内女校一处，仅有学生数十人。自二十二年来，所有停闭学校，次第开办者已有八九处，各校学生数量，平均增加三倍以上，而女生增加二十倍以上，现城乡女生共有一千余人（这个数字可能是县长魏荣芝夸成绩而扩大的—关注），近来兴建校舍者，亦相继而起，添置桌椅，增加学级的学校，复居多数。"书中列举的学校数为（高、初小学）一学区（金泉镇）6所，二学区（丰乐乡）25所，三学区（文殊乡、永定乡）43所，四学区（临水乡）26所，五学区（河北乡）27所，共127所，学生6250人（每所学校50人左右）。此外还有民众教育馆一处，图书馆，阅报所各一处，分列博物、图书、杂志、报章等，每日上午七时开放。五省会馆、北关小学、东关小学都设有讲演阅报处，城乡小学均有民众识字、民众问字等设置，强迫一般不识字民众，于每日规定时间，授以普通应用文字，灌输简单生活常识，其教育事业的注重，始为河西各县冠。”同时，表列出教育经费情况，收入项：基金8778元，基金生息2109.12元，学产地租5552.80元，学产房租400元，学产铺租556元，各项捐助400元，共9017.80元；支出项：学校教育6722元，社会教育300元，教育行政2200元，补助各校400元,共9622元，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当时的县财政也是收不够支，危险堪虞：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收正杂各税及摊负32688元，亏空11194元，二十二年亏空最多，为55032元，二十三、二十四年只缺额几千元。缺下怎么办？供奉军饷的数量是不能少的，只好由县府出面向商、农两界派借，教育经费上亏的600元就是摊借补亏的。
  书中有“金塔县长之言” 一节。金塔县长周志拯赶来酒泉迎接邵委员，并想一瞻关外景物，搭车陪同去敦煌，一路向其吐尽苦水：金塔共两区十乡，3484户，21681人，平均每户6人，原有耕地62000亩，因风沙肆虐，现仅有58700亩。如雨水充足，农田可收成七八成，祁连山水不发，仅收三五成。农产品中以小麦、糜、棉花、鸦片为大宗。每年6月15烟土上市，乡民赶集，熙熙攘攘，盛极一时，是一年中最红火的日子。全县财政收入,每亩地摊收1.5元，全年收8万元，而上交烟亩罚金4万元，军队支应1万，其他杂交0.7万，用于地方的就了无几文。而上级摊要的烟亩罚金及军队支应年年增加，所以每亩摊收也增至13.6—32元不等（如按当时酒泉粮价一石10—15元计，种一亩地，一粒不落，还得倒贴），“实属骇人听闻，人民处于重敛之下，以举高利贷、卖儿鬻女以纳公款。区乡闾县，终日忙于催款收粮，无暇顾及政令。”他还考证，金塔寺原为“筋塔寺”，盖因多为少数民族杂居，以放牧为生，以牛羊为食，日久天长，牛羊残骨堆积成塔，故名“筋塔寺”，明万历年间改为“金塔寺”，并为县名。
  邵元冲一行在酒泉住三晚三天，于6月2日在党政军官僚们的陪同下，出嘉峪关西去玉门、安西、敦煌等县视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