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往事钩沉一篇文史稿件刊出后的余音李敬煊编者按：《酒泉文史资料》自创刊以来，曾发表了大量具有一定研究、参考价值的史实性资料，受到了有关专家、学者的重视和好评。而李敬煊先生撰写的《河西警备总部起义纪略》一文传至海外，在台岛原国民党军界高层人士中引起反响，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一本小书，一篇短文，其作用不可小看。它让海峡彼岸的同胞油然而生发出强烈的思乡爱国之情，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巨大威力。感慨之余，我们深感肩上责任之重大：争取人心，凝聚力量，乃是政协文史工作的神圣职责之一。让我们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主题，为完成党和国家的宏伟目标而奋斗。这是我们的希冀和追求，倘能如此，则《酒泉文史资料》功莫大焉。
  1991年元月，由酒泉市政协办公室转来铁路局兰州机车厂给我的一封信，署名为方见生。当时我想从来没有这样一位同事和朋友，他咋会给我写信呢？信中方见生自我介绍他是当年国民党酒泉河西警备总司令部政工处处长方成德的长子，原在兰州机车厂任工程师，已退休，现任兰州市政协委员。因在兰州看到省政协主办的《民主协商报》上刊登有我写的《河西警备总部起义纪略》一文，文中提到当时参加起义的各军、师长及少将以上军官的姓名，其中就有他的父亲——总部政工处长方成德（此文原载于1988年《酒泉文史资料》第一辑，1990年11月17日《民主协商报》予以转载）。方见生看后始知他父亲曾是酒泉解放时河西总部起义人员之一。据他讲小时候知道父亲的情况很少，见报后非常高兴，即向该报社娄总编要了12份，分寄给姐妹、家乡亲友以及海外的长辈和有关人士（他的舅舅吴光朝时任台湾联勤总部中将参谋长，后移居美国，1984年应全国政协邀请曾回国扫墓。还有族人方其壮、方成鹤、方清安三位将军均是台湾军界的老前辈）。他特地来信代兄弟姐妹向我致谢，并希望我能将他父亲的事迹多告诉一些。
  过了几天，我给方见生回信说：我和他父亲是一个大单位的同事，虽然相识，但我在总部（即旧道台衙门，现肃州市场址），而政工处设在酒泉城仓门街，平时很少碰到，工作也不相同，没有什么来往。只是每星期一 “总理纪念周”时相见，彼此点头打招呼而已。
  1949年9月25日，新疆警备总部和酒泉河西警备总部在总司令陶峙岳将军的率领下同时通电起义，酒泉和平解放。河西警备总部下辖的官佐、士兵，由解放军第三军接收，有一部分官佐自愿资遣回家，领取了起义证件和路费，一部分官佐则填表报名参加了解放军二兵团干部大队学习。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后来，干部大队迁到兰州骆驼巷，改为兰州军管会干部大队。不久又迁到徐家湾，改名为第一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研究大队。这样迁移了三个地点，改了三次番号，我始终没有遇到方成德。因为一个大队分成四个中队，驻地也不在一起，队与队之间又不来往，彼此情况不明。方成德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不论在国民党部队或人民解放军中，他们都是早期毕业的黄埔学生，一般军衔都在将军之列，在社会上是有影响的人物。我写《河西警备总部起义纪略》一文，可以使旅居海外和在台湾的人士，能了解酒泉的和平解放，是共产党统战政策的伟大胜利，而进一步认识到当时战争形势，只有起义才是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唯一出路。
  1991年3月的一天上午，我家中突然来了一男一女两位客人。一见面女的问我：“你是李老伯吗？”我惊异地问：“你如何知道我姓李？”她从衣袋里拿出一封信，并自我介绍：她是方见生的姐姐，名叫方华文，是在见到方见生寄去的《民主协商报》后，专程由北京来西北的。在兰州停了两天，先到张掖打听有无她父亲当年的遗事遗迹和熟人（方成德在解放前曾任骑十师副师长驻防张掖，后任九十一军政工处长来到酒泉），结果一无所获，仅在张掖拍了几张照片。昨天到酒泉，住在市水电局招待所。早上问清了住址，才找到这里。
  听了方华文的介绍，我急忙让坐，并询问她的来意。她说：“看了你写的那篇史料，知道父亲曾参加了酒泉起义，全家都很感激你。父亲最后的工作地点在酒泉，希望你能把他在这里的情况给我们说说。把他当年住的地方和办公地点告诉我们，好拍照片留作纪念。”并指着肩背像机的那位先生说是她的丈夫陈××。我看陈先生年约七十有余，身材高大，面无胡须，挺胸而坐，并不显老，大约比方华文长十来岁。明白了她的来意，我从书桌上拣出《酒泉文史资料》第一辑送到她手里，告诉她：《民主协商报》上刊登的史料就是从这本书上转载的。我与方处长虽曾同事一段时间，但因工作不同，平日又少交往，他家住在哪里我也没有拜访过。他的办公地点在仓门街，离总部还有一段路，我也没去联系过。有时参加总部“总理纪念周”活动，遇见时也只彼此打个招呼。因为机构大，人员多，也就谈不上什么往来应酬。至于总部和政工处当年的办公地点，经过40多年的岁月，早已面貌全非。过去的总部，现在已改作旅社和商店（指当时的“八一服务社”）。
  方氏夫妇听了我的一番话，有点失望和遗憾。沉默了一会，起身说：“我们这次来之不易，还想顺便到嘉峪关看看，时间不会长。希望老伯再能好好回忆想一想，能给我们介绍点父亲的情况，我们回头再来拜访。”我将他们送出门，告别而去。
  过了3天，方华文夫妇来到酒泉市老干所二楼书画室找到我。书画室里的老同志们热情接待他们，让坐倒水。我问他们为何回来的这么快？方答说嘉峪关景物单纯，缺乏山水之秀，看过关城，又在长城和市区看了看，拍了些照片，未作逗留，就回来了。我和杨正庄等人商议了一下，邀请大家到阅览室与方氏夫妇一起开了个座谈会。我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方氏夫妇的情况，又将书画室的老同志向他们做了介绍。方华文夫妇将他们的工作情况作了介绍，她是北京36中的离休高级教师，陈先生原任北京水电学院党委副书记，是行政十级的离休老干部。方氏还说，酒泉虽是个小城市，但市容整洁，市上对离退休老干部工作做得很不错。看到老干所为老同志专门设有书画室，给他们提供活动场地，书画室搞得如此红火，墙上挂的、桌上写的书法作品不少，书橱里各种书籍很多，说明领导对老年活动的关心和支持。我在北京也曾参观过几处老干部书画室，人不多，显得冷冷清清。酒泉能办到如此程度，真是不容易。回到书画室后，陈先生为大家照了像，还特意邀请我和方华文合影留念。陈先生从身上取出一百元钱，动情地说：“我来时如果知道酒泉有条件这样好的书画室，可以带些文具来送给你们。现在送上这点菲仪，请你们自购些纸张笔墨吧！”推让多时，盛情难却，我们只好收下。为表谢意，书画室的老同志们商量了一下，把我写就装裱好的一幅小中堂取下赠送给了方氏夫妇。方氏非常高兴，愉快地接受了，并说北京是文化古都，她现在把酒泉的书法作品带去，让北京的大书法家来评价吧！引得全室哄堂大笑。
  临行时大家送方氏夫妇到楼下，在门口又拍了几张照片，才依依惜别。
  第二天上午，方华文夫妇又来到我家，将冲洗好的照片送来，让我转交给书画室的老同志。并说已托水电局的朋友买好了火车票，午后就要启程回兰州。寒喧一阵，我把他们送到门口，互相道别。
  这件事虽已过去八年，但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这是我参与政协文史工作十多年首次遇到的新事。方见生、方华文把我这篇《纪略》文稿传播到海内外方氏家族和亲朋手里，引起了很大反响，使人感触颇深。这是政协文史工作发挥统战作用，广泛宣传扩大影响的具体表现。让我们更加努力地做好这一工作，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