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津沪青年上海支教青正在酒泉徐保康1956年3月12日，一列满载着上海知识青年的列车从上海北站出发，沿着沪宁路、津浦路、陇海路，向北，向西，向着陇原大地奔驰。
  这批知识青年，就是当年响应党的号召，自愿报名到甘肃参加文教建设的支边战士，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列车上共有多少上海知青，具体数字不详，但均按区编队。我们杨浦区编为十一中队，静安区为第七中队，东昌区为十五中队。当时车速较慢，沿途停的站也较多，于3月16日才抵达兰州。因为都乘的是卧铺，又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背着行李下车时，一点都不疲倦。我们中队被安排在靠近一只船小学附近的一间大房子里。麦草铺地，便是我们的临时床位了。
  当天下午，兰州市教育部门有关领导，为了款待我们，就在一个空旷的场地上，用石头支起了几口大锅，烧了四锅红烧肉，请我们吃饭，主食是花卷和金银饭（小米加大米）。不知是胃口不好，还是其它原因，好多人没有吃。我因为看到做菜的大师傅衣着不干净，就只要了一个花卷，没有吃菜。
  在兰州住了一夜，次日便换乘火车继续西行。列车到达武威，有一部分上海知青在此下车，和我曾在一个自学小组的同学张巧英也在其中。这使我若有所失，但又无可奈何。我送她下车时，她一手抹着泪，一手握着我的手，颇有点依依不舍。我当时很木然，只是以后和她保持了一段较长的通信联系。
  列车继续西进。1956年3月，兰新路铁轨只铺到张掖。我们下车后，住在张掖师范，学校师生很热情，他们用面盆给我们端菜送饭，招待很周到。住了一宿，第二天上午八时许，我们三百多人，便分乘数辆军用敞篷大卡车，沿着甘新公路再向西行进。汽车颠簸了六七个小时，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酒泉。我们十一中队和第七中队的汽车，一直开进了酒泉中学，当时学校门口还有好多师生夹道欢迎。
  学校把我们二百多人分成4个数学班，取名为“酒泉师资速成班”（东昌区第十五中队在酒泉师范，分为3个教学班）。
  我在四班学习，班主任是周生泉老师，校长是冯卓超。学校开设的课程有：语音知识、语文教学法、数学教学法、体育教学法、政治、历史、地理、音乐八门。
  在生活上，校方对上海知青也特别照顾，专门为我们另设锅灶，每天中午都可吃到大米饭。3月的天气，酒泉没有绿色蔬菜，学校为了让我们吃好，午餐还经常供应榨菜炒肉和木耳炒肉等菜肴。
  我们到酒泉后，生活环境和条件与上海相比差别很大：一个是锦绣江南，一个是茫茫戈壁；一个是繁华都市，一个是边塞古郡；一个是在家有人呵护，一个是在外举目无亲。当时，部分同学开始想家，好多女知青经常待在宿舍里哭鼻子。而部分男知青则三五成群，走东串西，空发牢骚。说什么甘肃教育厅在上海动员我们时，把甘肃说得如何好如何好，而眼前的酒泉却并非如此。因此，一段时间纪律较乱，但最终还是安下心来。因为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既来之，则安之。况且，我们这批上海知青，毕竟是在新中国阳光普照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为了配合学校的思想教育，团组织也在我们中间开展工作，记得酒中团总支，还在我们中间发展了团员。思想工作的加强，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正因为甘肃贫穷落后，才需要我们来支援。支援教育，就显得特别重要，光荣感和责任感，逐渐在大家心中树立，从而使大家安定了学习情绪，到当年7月，我们顺利完成了学习任务。
  结业分配时，酒中的二百多名上海知青，大多数留在酒泉，一部份分到了金塔。酒师的3个班，也有一部分留在酒泉，其余分到了敦煌、高台等县。我和徐久芸、王彩珍、陆全安、奚瑞卿一行5人，由段国政用牛车拉着我们的行李，接到了酒泉冯候乡候家沟小学（现西峰乡沙子坝学校）。
  这是一所完全小学，校长是段国政。至此，我便涉足教坛，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当时校舍简陋，条件艰苦。晚间备课、批改作业用煤油灯照明，伙食以面食为主。但经过一段时间，我们5个上海人也逐渐习惯了当地生活。
  在教学上，由于自己的实践、摸索和领导及老教师的指点帮助，课堂教学、作业批改以及对儿童教育的方式方法，也逐渐掌握。但好景不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令我终生难忘。
  1957年的暑假和寒假，酒泉城乡近千名中小学教师，集中在地干校（现酒泉职中和军分区址），开展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反右派斗争。我先作为一名战士，声色俱厉地批斗别人，尔后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推进了 “包围圈”，成了众矢之的。群众的指责声、吼叫声不容我申辩，我经历了一场暴风雨的洗礼。反右学习班结束后，因我不够上线标准，县文教科长张庚尧把我叫去谈话，又让我回到学校。与此同时，我们好多上海老师不同程度地遭此厄运，蒙受了不白之冤（1962年全部甄别平反）。
  回到候家沟小学，我认真反思，觉得自己一身清白，没有任何反党言论，但又不敢“翻案”，整天沉默寡言，小心翼翼地在这所农村小学继续我的教学生涯。后来又经历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师生同灶吃饭，我的饭量大增。1958年大炼钢铁，我为了争取积极，从远处用担子向炉窑挑矿石，压肿了肩头，也从不叫苦。其他几位上海老师也都受到了同样的磨炼。
  1959年3月，我被调到了石油新村小学。不久，奚瑞卿也调进了县城，在东关一校任教，因爱人在贵阳工作，1965年冬天，他便去了妻子那边。再后来，陆全安因足球踢得好，被嘉峪关三九公司“挖”走了。至此，候家沟小学只剩下徐久芸和王彩珍两个上海伴侣。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过冲击，吃过不少苦头，“文革”结束后才调进了县城。徐久芸在实验小学任校长，王彩珍在北关小学任教，后被评为小学高级教师。1996年夫妻双双退休，因子女户口在上海，他们也到上海安度晚年去了。
  当时，新村小学校长盛大文，接着是韩福祥，后来是吴文光。我一进学校，接的是上海教师庄兰宝的班，她已被调到酒泉行署当打字员，不久便弃职返沪。该校另外几个上海人是王志英、陆龙山和翁培元。王志英当时是教导主任，因爱人在外地工作，1960年她即随夫而去。陆龙山也在同年寒假回家探亲，一去就杳无音讯。三年自然灾害中，酒泉走了不少上海老师。在饥饿的威胁面前，我和翁培元两个上海人却毅然留在新村小学，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1962年秋天，新村小学交给部队，于是我又被调到县城东关第二小学（简称东关二校）任教，翁培元同时被调往县第一中学（现市一中）当会计。
  东关二校校长朱萍波也是我们一起来的上海人，她丈夫是武汉某厂的工人，1967年厂方解决夫妻分居问题，被调往武汉。另一名同乡叫陈国兴，1966年回上海探亲再未返校。
  几经辗转，我又被调换了几个学校，1985年秋季最终被安置到共和街小学。在此之前，由于领导的关怀，我的家属和两个孩子的户口，也从江苏农村落户酒泉。从此，我在酒泉便深深地扎下了根。一个偶然的机遇，我于1987年秋天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成了一位民主党派人士，并先后担任了民进酒泉市委员会秘书长、副主委，后又被推荐为酒泉市七届政协委员，为酒泉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振兴、参政议政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共和街小学也有3位上海老师，她们是吴中题、殷宏英和丁家宜，均已先后退休。据悉，截止1998年，所有当年从上海来酒支教支边人员，已全部退休。但所剩不多，共约40余人，其中终生从教者30多人。
  我们这些上海教师是一个坚强的群体，数十年如一日，扎根戈壁，开花结果，一直坚守在教育战线这片热土上。有人把我们比作红烛、春蚕，孜孜不倦，呕心沥血，为酒泉的基础教育，为托起明天的太阳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四十多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可谓弹指一挥间，而在人的一生中，却是漫长的岁月。我们在生活上有过酸甜苦辣，在工作上经历过坎坎坷坷，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信念：坚信党的领导，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因而也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肯定。现在二十几位上海教师退休前几乎都被评为小学高级教师，绝大多数当了学校领导，不少老师还荣获了酒泉地、市的嘉奖，其中还有8人次获得了甘肃省支边积极分子、省优秀教师、省三八红旗手、省优秀班主任、省园丁奖的殊荣。
  在酒泉市离退休教育工作者协会为庆祝沪籍教师来酒支教四十二周年的聚会上，原酒泉地区教委主任赵林高度赞扬我们：“一生执教，人品如山；克勤克俭，两袖清风；情怀似水，任劳任怨。”我们这批同龄人，1956年从上海来到酒泉，在师资速成班结业后，除个别人分到机关单位，其余都当了教师。后来，由于诸多原因，有十几位调离了教师队伍，有的离职返沪。而坚持在教育战线的，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酒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尽职终身，无怨无悔。
  1956年从上海来酒支教支边直至退休的仅有40余人。
  酒泉市教育系统及其它单位的有：教研室陆坚心（主任科员）；在各学校担任领导职务和被评为小学高级教师职称的有沈福寿、孙中元、金品清、方小云、朱金珍、陈丽君、陆梅君，傅莉莉、徐久芸、徐保康、殷宏英、丁家宜、吴中题、胡章芳、陈樵诗、陆启娴、傅仁根、徐曼琴、罗维琴、汪海音、王彩珍、吴全珍、卢月华、唐秀坤、郝桂秀、杨秀娟、张秀英；泉湖中学沙志明（中学高级教师），粮食局蒋华辛，就业服务局卢金芳，城关镇曾园珠。
  酒泉地区机关及其它单位的有：教委王泰生（副处级调研员），酒师附小高级教师顾月珍、查芳芳，地区驻上海办事处章关寅（原副主任），酒泉宾馆翁培元（原客房部主任），新华书店周荣华（原经理），地区工商银行黄宗琪（原总经济师），拖修厂张茂芁，汽车大修厂杨惠英。
  在嘉峪关工作退休的有：市旅游局贾丽娟，水泥厂邱媛芳，嘉峪关小学史秀珍（高级教师，原教导主任）。
  以上40多人，扎根边疆四十余年，情系酒泉人民，献身党的教育事业和其它工作，可谓鞠躬尽瘁，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徐保康，原共和街小学高级教师，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