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津沪青年天津支边青年在酒泉李缵涛1955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的经济建设也逐步开始。但各条战线普遍缺少人才，尤其是地处河西走廊的酒泉地区各县，由于经济文化落后，人才更加缺乏。为此，中共酒泉地委报请甘肃省委，经中央组织部、教育部批准，到天津市招收一批干部。
  这次招干工作，有地委组织部组织科副科长宋演成负责。酒泉县委组织部部长刘生元，干部科科长袁有恒及临泽、高台、肃南、玉门、安西、敦煌、肃北、金塔县委组织部各派一人参加。当年3月从酒泉出发，到达天津后，天津市委组织部和教育局领导热情接待，并将招收任务下达到各学校。招收人员配合各学校对学生进行宣传动员，对西北地区的经济文化，特别是甘肃河西走廊的自然环境、生活条件，如实地向全体学生作了介绍。学生们认为参加大西北建设是一项光荣的历史任务，纷纷报名参加。我们招收的对象是初中应届毕业生。凡本人自愿报名，家庭同意，不分性别、民族一律招收。各校老师加班加点，建立学生档案，从一中到四十七中（二十五中全系女生），共招收970人。最后，经天津市委同意，从职业中学培训的打字员中，再招收30名，总计1000人。其中男582人，女418人，共产党员3人，共青团员373 人。党团员占了总人数的37.6%。
  酒泉干部招收团从天津包了专列，5月底列车到了甘肃武威，因兰新铁路正在向西铺轨，在那里住了3天。当时，中共武威地委组织部获悉此事后，要求给他们留下一部分人。经招收团研究同意，给武威留了三个中学的111人，其余899人坐汽车于6月10日到达酒泉，暂住酒泉地区干校（现酒泉军分区址）等候分配。11日清晨，大家集中开会，由地委组织部宋演成宣布分配名单。有的学生一听被分到边远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县后，情绪不安，个别女同志失声痛哭。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才陆续接受了分配。到临泽、高台、肃南、玉门、安西、敦煌、肃北、阿克塞、金塔9县的约500人，当即由各县带队人领走。其余399人留在了酒泉，其中有131人分到地委、行署机关和地区花纱布公司（后改为百货贸易公司）、医药公司、供销合作办事处等11个单位。分配到酒泉县的268 人中，80多人分到县委、政府各部门及公检法、新闻、城关镇等单位，其余188人，分到五金、贸易、百货三大公司及供销社、粮食科所属系统（包括粮食公司、油脂公司、面粉厂）。每月实习工资100个工资分，即32.08元。半年实习期满后定为行政26级，月工资39.16元，除去伙食及零花钱，每月节余近20元，有的还可以给家里寄点钱。1956年国家机关工资改革，天津支边青年的工资大部分为行政25级，月工资45.90元，对表现特别突出的，定为行政24级，月工资52.92元。
  当时，居住条件差，办公室、宿舍都是平房，晚上点煤油罩子灯，冬天生火炉取暖，用水到井上去提。留在党政机关的同志经常下乡，交通不便，生活艰苦，加上酒泉气候干燥，冬春风多，夏天雨少，他们很不适应。但大多数同志还是坚持了下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锻炼，大家对酒泉的生活基本习惯了，业务也熟悉了，对组织交给的任务都能很好地完成。有些同志，从原来害怕下乡到积极要求下乡。下乡后，能和广大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和基层干部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些从天津来的同志，一般都爱好体育活动，爱跳舞唱歌。平日下班后，或者星期天、节假日，机关里歌声不断，业余文化生活很活跃。为此，县委机关团支部在政府礼堂（今北大街行署家属楼址），晚上经常举办舞会，组织男女青年跳舞、唱歌，对各单位开展文娱活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文艺骨干。如县委秘书室的杨玉玲（回族，女）除了唱歌、跳舞外，还会唱京剧和评剧。1956年“五四”青年节联欢会上，她在祁连剧院扮演薛平贵，银行干部王乐婵扮演王宝钏，二人合演京剧折子戏《五典坡》。后在工人俱乐部上演《二进宫》，她扮演杨波。她还利用各种场合，清唱京剧《望江亭》、《捉放曹》、《甘露寺》等选段，唱评剧中的《小女婿》、《刘巧儿》等选段，很受大家欢迎。1956年国庆节，天津青年和当地青年一起在百货公司礼堂举行大合唱。大家热情洋溢地歌颂建国7年来的伟大成就，搞得红火热闹。
  李金成从天津来酒泉先分到县粮食科，后调到县财政科。他擅长音乐，会拉手风琴，经常在晚会上担任伴奏。1966年2月，县上成立文化工作队，他成了乐队的一名成员，在下乡演出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同年7月，文化工作队停办，他又调到县造纸厂，先后担任实业公司书记、工会主席和党办主任，工作认真负责。八十年代初，业余时间他被许多歌舞厅聘请去伴奏。1997年退休后，他不仅担任酒泉教协童心合唱团的乐器伴奏，还举办了多期家庭手风琴培训班，为社会培养了不少音乐人才。
  根据天津知青在体育方面的特长，县委机关以天津同志为骨干，组织了篮球队。队员有张进军（原名杏春）、李凤莲、陶林云、杨隆声、孙光辉、尚洪全、薄连和、祁国光、王正明等，本地干部参加的有县委宣传部部长周志和，干事张贵华、杨学正，合作部干事黄显德、王福安，秘书室干事薛正邦，组织部干事袁有恒等，县法院书记员张俊才当裁判。他们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先后和百货贸易公司、公路段、军分区、酒中、七一剧院篮球队多次进行友谊比赛，影响较大。县委机关还开展排球、康乐球、乒乓球活动，活跃了文体生活。
  县粮食科篮球队、百货贸易公司经战队，也经常开展比赛活动。主力队员张树仁、祁国光、赵仁庆、郝增仁等都是天津支边青年。其中祁国光参加甘肃省篮球比赛时，被省体工队看准，调省队打球，后来担任国家青年队教练，多次参加国内、国际篮球比赛。酒泉地区公安处篮球队的王少鹏，也多次参加省上篮球比赛。分配在县粮食系统的天津青年74人，其中男同志比较多。这个系统的球类比赛活动开展得非常活跃。他们和当地干部、工人一起进行各种球类比赛，其中乒乓球打得出色的有高子玉、宁心田、张佩瑾等。
  酒泉的足球队，由城关镇的霍振选、五金公司的徐温发、邢律田和上海籍教师陶文忠、陆龙山、杨保康等组成，他们先后3次参加省级足球比赛，其中徐温发是全省有名的一流守门员；霍振选被省体委看准，调到省队踢球，后任足球教练达7年之久。
  这些天津来的同志，大部分都从党政机关下到基层，亲自参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经历了党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1957年的机关整风及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规模空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等。在这些社会运动中，人人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受到了严格地锻炼和考验。大家都积极主动地做好本职工作，努力完成任务。各部门的领导，对天津来的同志，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放手，支持他（她）们做好本职工作。如1958年选送县团委的孟晋泰带职去武威农大学习；地委领导支持董玉梅去兰州上工业大学，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大多数天津同志，政治上靠拢组织，积极主动学习党的基础知识。到1975年底，分配在党政机关的同志大多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不少同志担任了部门的领导，有的后来成了县（处）级领导干部。段长征在地、市委组织部门工作28年，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又如欧有兰，由于精通会计业务，1974年后任县财政局副局长、局长，工作非常出色，在1981年4月召开的九届一次人代会上当选为酒泉县副县长。《甘肃日报》头版头条新闻刊出后，《天津日报》予以转载，她的事迹在天津人民中传为佳话。杨恩玉，1981年5月到县工商局担任局长，在加速市场建设，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1995年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丰相来酒泉后被分配到县广播站工作，在经费少、人员少、无编辑、无记者、稿源少的情况下，积极创新，搞了许多自办节目，因积劳成病，1981年患了心脏病，后来发展到半个身子麻木，左臂左腿无力。但他谢绝组织照顾，仍带病坚持编辑工作长达10年，于1990年元月去世，年仅53岁。杨占江，1955年至1969年期间，先后在县公安局、县委秘书室工作。由于他勤奋好学，爱岗敬业，1969年组织派他筹建酒泉氮肥厂，并任厂长。他从筹建厂房、安装机器、锅炉、管道，到试车生产，一切都从头学起，很快成为工业战线上的行家里手。后来氮肥厂停产下马后，他又调任河西化工厂厂长，1980年获得经济师职称，1984年去北京化工部学习，因考试成绩优异，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联合颁发给他“厂长合格证”，担任了全国化工协会理事。王克强于1983年11月到城建局任局长后，在城市规划、道路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成绩突出，后调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已退休。
  45年过去了，酒泉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些成绩中，也渗透着天津支边知青的汗水和心血。
  酒泉的天津青年，1959年后，由于工作环境、生活条件、家庭婚姻等原因，先后有80多人返回天津。1956年酒泉专区撤销，成立张掖专区，1961年酒金两县合分，后又与嘉峪关市合分，干部分流近百人。因工作需要调省上及外地区的约有20多人,如今因病与世长辞者9人。据1986年“赴酒泉天津同学录”记载，现仍有105人，分布在地、市74个单位。其中担任过地级以上领导职务的有金学有、李葆锋、李瑞甫、黄欣录、孟淑玲5人；担任过县处级领导职务的有段长征、何淑敏、欧有兰、孙华臣、董玉梅、张进军、刘金刚、宋瑞堂、方英、杨占江、张革俗、郭绍廉、徐克江、王克强、杨恩玉、王绍芳、张世铭、薛洪章、王文德、阎风德、郭志存等21人。这105人中，男47人，女58人，男的均已年过花甲，女的也已55岁以上，目前均已退休。但他们在安度晚年的同时，仍关心着酒泉的各项建设事业，不时献计献策，发挥自己的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