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人物春秋耿占鳌在营尔农场许永珍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耿占鳌，1952年10月来到酒泉，任酒泉专署检察院副检察长，1957年后先后任酒泉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县长、酒泉市委（地级）农村工作部部长。1959年他被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名遭受错误批斗后，下放到营尔农场筹建处任副场长。那时的营尔滩极为荒凉，除生长一些红柳、杂草外，就是漫无边际的黄土滩，坑坑凹凹，起伏不平，没有道路，没有人烟。建场初期，只修建了几间土木结构的简易平房为办公室，下放劳动的干部多住在临时搭建的草房和挖的地窝子里。加之当时各种物资奇缺，粮食供应紧张，人们生活是极为困难的。在那艰苦的环境条件下，老革命耿占鳌表现岀的崇高思想和工作作风，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1960年3月20日，我们被下放营尔农场劳动锻炼的近百名机关干部，由大卡车送往营尔荒滩，投入到垦荒造田的繁重劳动之中。下放干部被安排在农场一、二站，编为小队，集体住宿，搭建有临时食堂，上下工排队，实行“军事化”管理。距我们不远的三站，主要是因生活困难四处流浪的人员，他们被收容迁送到农场，暂时安置在那里生活、劳动，其中多为青少年。
  我在干部队劳动了约40天，又被派往三站。临走时耿占鳌副场长给我交代任务：去后管理、带领那里的青少年劳动，要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有病的要及时让医生检查治疗。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当天就来到了三站。
  5月4日，我带领青少年队的38名队员，到一站帮助抱运修建新站房的土块，正好耿副场长也在。他面带笑容，大步流星地来到青少年中看望他们，并关切地对我说：“劳动休息中间和饭后休息时间，要教孩子们唱歌、识字，要关心他们，活跃他们的文化生活。”我遵命而行，尽快与市一中学校农场的负责人王鸿鼎老师联系，得到他的热情支持，派了两个女同学按时到三站来给青少年教唱歌曲。学的第一首歌是《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先后教会歌曲10多首，荒漠的戈壁上从此响起了孩子们欢快的歌声。我制做了一块小黑板，给他们教字。干什么活，见到什么物件，就教什么字。许多不识字的孩子，很快都学会了百十来个字。由于耿副场长的热情关心和各方面的照顾，三站的青少年生活得还好，没有一个因疾病而身亡。这年秋末，他们先后被迁送回家。
  5月初的一天夜晚浇水时，三斗渠决堤倒坝，滚滚大水向三站住地冲去。在这紧急关头，耿占鳌带领数十名下放干部去堵截流水。赶到堵水地段，人已跑的气喘吁吁，连话也说不出来。大家不顾疲劳，在耿的指挥下，奋力挖土筑坝，终于将水堵截分流到滩里，保住了三站未被水淹。在紧张的堵水过程中，他的手表掉进了水里。那时候，有手表的人是极少的，大家都为他婉惜。而他却笑呵呵地说：“没啥可惜的！三站200多人的住地没淹掉就是大好事，损失一块手表算不了什么。”8月中旬的一天夜晚，秋雨连绵下个不停，我带领17名青年到六斗渠地段浇灌田禾、菜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更半夜，耿副场长肩扛铁锨，带着场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冒雨前来检查浇水情况。他来到跟前，大声呼喊：“农工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希望你们克服困难，坚持把地浇好。”他的喊声在空旷的夜空里荡漾，极大的鼓舞了大家的情绪和干劲。天快亮时，地浇完了，我和青年李世和被雨淋得落汤鸡似的最后回到站上。第二天，我头痛发高烧，全身无力，只好休息服药。数日后，病变为副伤寒。耿副场长得知后，来站看望安慰。回场后又派场医来给我诊治，还让管理员送来小米。我心里热呼呼的。病症逐日好转，十多天后身体康复又上工参加劳动了。
  10月中旬，场部财会人员让我从银行提取现金一万多元，到边湾奶牛场，给营尔农场在那里搞副业的农工发放工资。工资发完后，短款66元。回场后，我立即向耿副场长作了汇报。他沉思了一会说：“短款由你如数赔上，再不给处分。要吸取教训，经管钱物是万万马虎不得的。”对此处理，我心悦诚服。
  10月份，在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对下放干部也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口粮标准由原来每人每日的一市斤降到了四市两。繁重的劳动半月后，大部分干部出现干瘦、浮肿症状，病势越来越重，情景凄惨。耿副场长立即决定暂停生产劳动，让大家休息治病。不久，全市性的抢救人命工作开始，下放干部趁此回单位休养。在留场干部会议上，耿副场长理直气壮地提出：留场干部的口粮标准要提高，营养品、肉食也要供给，他们承担着艰巨任务，不能因饥饿瘦弱引起疾病后再调治，这样就退了。他的意见得到场长同意，与会同志深受感动。
  1961年元月，场长高习文、副场长耿占鳌奉命将农场工作移交冯毓儒、张海接替，他们被调回市政府复职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任酒泉县委副书记的耿占鳌，又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名被批判斗争，于1967年9月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即原营尔农场）劳动。当年他已54岁，但精神饱满，心情乐观，同大家一道平田整地，拉架子车送粪，干劲十足。夏收割麦时，他更是行家里手，他割得趟宽、茬低、穗净，成了大家的榜样。还会搓葽子、拧草绳，赶着二牛抬扛犁地翻茬，样样农活都会。
  在此期间，我也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在饲养班当班长。不久，耿占鳌也被调正到饲养班来干活，我们俩又到了一起。我让他去喂猪放羊，他愉快地接受。每天身背水壶，手持羊鞭,赶着羊群到草滩放牧。哪里草旺，他就将羊群赶到哪里。他还经常注意羊只病态疫情，有的羊病了，及时请兽医诊治或以土法处理，有的羊生了口疮,就用盐水洗或给抹药膏。他放的羊群，个个膘肥体壮。在喂猪期间，也是尽职尽责，从不马虎，认真做好各项工作。劳动之余，他和棋友下棋娱乐，甚至和附近的放羊娃一起玩“赶老牛”、"狼吃娃娃”等游戏，给孩子们讲董存瑞、刘胡兰等革命英雄故事。干校劳动期间，他豁达乐观，干活踏实，是干校学员的好榜样。
  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变化，“五七”干校劳动的学员，陆续返回了各自的工作单位。1972年,耿占鳌也离开了干校（营尔农场），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